未来十年，经济发展、地缘政治风险和军事冲突、新兴科技和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将持续影响中美关系。美国国内的政治极化和社会撕裂等内部矛盾越来越多地影响其外交政策，不但加速升级了大国博弈竞争，而且削弱了美国对盟友的控制力，一些盟友甚至开始质疑美国的信誉和领导力。这主要归因于特朗普所代表的右翼民粹主义。从他三次获得总统候选人提名和国内最新民调来看，他的基本盘仍然强大，民粹主义仍在高涨，且有强烈的外溢效应。中国对此应该保持警惕。这也是中国面临的世界之变和时代之变的一个缩影。
英国《经济学人》10月封面文章认为，无论今年美国大选结果如何，特朗普式的政策都已获胜，美国政策很可能会进一步“特朗普化”（详见《英刊：无论谁赢得大选，美国政策特朗普化已成定局》）。该刊认为，美国现在的选民似乎更欢迎极端，哈里斯有意无意借鉴了很多特朗普的政策，两人在对华议题和中东问题的处理手法也大同小异。针对这些问题，中美聚焦北京编辑部邀请国内专家学者进行调查。
调查涉及的四个问题
（一）对“未来美国外交政策特朗普化”观点持“同意”、“中立”还是“不同意”立场?
（二）理由是什么? 这种局面对我们有何影响，或者我们该如何应对?
（三）不论未来美国总统是谁，您认为美国对中国会进一步施压或强化竞争与限制的是哪些领域?
（四）不论未来美国总统是谁，您认为两国最有可能加强合作的是哪些领域？
大多数学者认为，从国内因素和历史角度来看，“特朗普化”的现象或趋势的确存在，对中美关系的稳定和合作带来负面影响；也有中国学者对“特朗普化”的提法持“中立”态度。在政党更替的背景下，美国政策是否真的“特朗普化”尚需进一步观察。“不同意”该观点的学者认为，美国对外政策是国内不同部门及势力综合作用的结果，对华政策亦受多种因素驱动；美国外交政策“民粹化”更为准确。以下是调查结果及部分观点和建议。
美国外交政策是否“特朗普化”？中国该如何应对？
吴心伯：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
美国外交越来越被国内政治所驱动，越来越单边主义，越来越利己。中国应该坚持多边主义，在全球化与全球治理问题上加强与全球南方、欧洲、日本等行为者的协调与合作。
安刚：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特约专家、《世界知识》杂志编辑
美国政治的保守化是历史性趋势，无论特朗普还是哈里斯上台，都是奔赴方向，只不过激烈程度有别。这将使中国面临一个更加险恶的美国对华政策和更加不利的全球贸易环境。我们的应对应是突出战略定力，一方面做好自己的事，一方面经营好周边和发展中世界以及对俄罗斯和欧洲的关系，同时尽量保持中美关系稳定可控。
赵明昊：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中国论坛特约专家
特朗普如有第二任期，其权力将会更为巩固。对中国的冲击主要体现在新一轮的贸易战。同时，持“击败中国”观点的共和党鹰派势力的影响力恐怕也会更大。需要重新审视美国的民粹主义主流化的趋势。
贺文萍：
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
特朗普印记已经深深嵌入美国社会、文化及媒体等各领域。这种局面不利于中美关系转暖。
周文星：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中美关系开始生变的开端要追溯至2012年前后，但两国关系实质性恶化的标志是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底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并在其剩余任期内将中美关系推向建交以来的最低谷。即使是拜登政府上台后，也只能在很大程度上继承特朗普设定的对华战略竞争框架，甚至在某些议题上采取比共和党更为激进的政策举措。如果哈里斯今年当选，新一届民主党政府势必沿用拜登政府，亦即特朗普遗留下的政策框架，进一步推进特朗普化了的美国对华政策。美国对华政策的特朗普化，势必进一步恶化中美关系，对于应对地区紧张局势、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产生负面的连带效应。
达巍：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国际关系学系教授
从美国国内政策看，有这个趋势，都是民粹主义的做法，但是具体做法不同，分别带有“左翼民粹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外交政策有一些特朗普化，主要是对国际领导地位、自由贸易的后撤，但是民主党要“国际主义”得多，所以有很多不同。另外，从4至5年的时间段看，未必会一直这样下去。
孙成昊：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耶鲁大学法学院蔡中曾中国中心访问学者
不同意该观点的理由主要有二，一是美国的政策不仅仅受总统个人影响，还受国会、行政部门以及利益集团、智库等多方面影响。虽然特朗普的言辞和行为方式在国内外产生巨大影响，但特朗普的所思所想、行事作风并没有定义美国外交政策。例如，拜登政府在气候变化、对外多边主义以及对盟友关系的处理上，与特朗普时期有显著差异。二是尽管美国在对华政策、贸易等问题上存在一定程度的政策连续性，但这些并不能简单归结为“特朗普化”。美国在战略竞争框架内调整对华政策受多种因素驱动，其中包括国家安全、经济竞争、意识形态等。例如，美国对华政策转向始于奥巴马任期后半段，不是特朗普执政后才独有。
中国可以从两方面做工作。一方面，继续加强与美国的多议题、多层次、多渠道交流，双方需要就双边关心的议题沟通，也需要在经济、技术、气候变化等全球性议题上保持对话与合作。除了确保官方交流渠道畅通外，还需要通过智库、学术界、商界等渠道推动对话，尽量保持政策可持续性，减少美方对华施压政策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在全球多边组织和平台上发挥积极作用，继续推动国际规则制定和完善，通过加强与其他国家和组织的合作，避免被美国所推行的战略竞争框架所局限，也避免全球陷入两个体系之争的僵局。
王栋：
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主任、国际关系学院长聘正教授
特朗普作为美国政坛中一个政治素人，在任四年彻底打破了美国政坛长久以来确立的两党共识，以其夸张言行和极化主张撕裂着美国社会和美国政治，虽然在竞选连任中惨淡收场，但随着美国国内国际局势的变动，如今大有卷土重来之势。特朗普的确深刻地塑造了美国的外交政策，即使拜登上台也在某种程度上延续着特朗普确立的外交政策方向。
但是，如果将特朗普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塑造称之为“特朗普化”则失之轻率。首先，美国对外政策许多内容并不是因为特朗普才存在，而是具有美式霸权衰落和国家利益优先的基本逻辑，将其归功于特朗普，则过于夸大了特朗普的功劳；其次，特朗普的外交政策重在“安内”，主要目的是回报自己的支持者，因此带有很强的“民粹主义”特性；最后，特朗普即使再次上台，大概率仍然会加剧外交政策的民粹倾向，特朗普通过煽动美国民众、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污蔑移民抢占美国人的工作，以及因此对华大打科技战、贸易战、舆论战等，都旨在尽可能通过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收益回馈自己的基本盘，进而巩固自己的民粹主义权力。总之，与其说未来美国外交政策特朗普化，不如说美国外交政策的民粹化。
未来四年中美关系挑战与机遇
无论美国外交政策是否“特朗普化”，美国对华全面战略打压与围堵的大方向暂时不会变。从中国学者们的投票来看，无论明年谁入主白宫，美国仍会优先加大在科技、人工智能领域对中国的打压和限制。
（一）未来美国最有可能对中国进一步施压或强化竞争的领域：
专家学者们普遍认为两国经贸关系预计也不会得到改善。对于特朗普而言，他上台后的对华贸易政策可能比第一任期更强硬。对于哈里斯而言，她若上台，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也会继续推动更多针对中国投资与贸易的限制。
就未来4年中美关系最有可能强化合作的领域，学者们选择集中在“禁毒”、“核安全”和“犯罪与腐败”及“环境保护”四个领域。其中，持续管控芬太尼贸易是拜登对华接触与对话的优先议题，如果哈里斯上台，未来四年这方面的合作力度只会加大。对于特朗普而言，他在竞选期间就承诺解决“芬太尼危机”，并将此同社区治安与犯罪联系在一起。他若再次执政，芬太尼贸易也将是他对华政策关切的主要议题。
（二）未来美国最有可能与中国加强合作的领域：
俄乌冲突持续推高了美俄核对抗和核军备的热度，并促使美国高度关注中国的核政策。无论是哈里斯，还是特朗普，核问题都是中美绕不开的话题，虽然双方不太可能达成新的协议，但可以通过对话管控“核冲突”风险（详见《对话哈佛学者：美俄核博弈与中美关系机遇》），这也是负责任大国应尽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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