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荐读 | 再论九一八事变后国联调查团进入东北前的调查及交涉

内容摘要 国联调查团抵达中国后，广泛调研了涉及中日关系的上海、汉口、南京、北平等地，在进入东北之前除与国民政府代表进行多次会谈以外，还注意在地方民众中展开调研。在此过程中，国民政府向调查团提出了解决中日冲突的中方提案。国联调查团对于中方提案的交涉及修改，目的在于为将来的调查报告及国联大会提供一个可以讨论的基础。厘清九一八事变的历史背景及国际法责任是调查团重点调查的议题。调查团进入东北之前围绕调停方案与中日双方的交涉，为国联报告书的出台及国联决议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 国联调查团 李顿 顾维钧 九一八事变

一、国民政府的接待准备及调查团到沪

九一八事变后，国联决定派遣李顿调查团来华调查，了解日本侵华的真相，为解决中日冲突提供一份实地调查报告。调查团自法国启程后，经过大西洋先到美国，再到日本，计划在上海登陆，开启中国调查之旅。李顿一行曾在过境美国时表示无意干预中日上海冲突。2月18日，李顿等到达夏威夷，日本驻夏威夷总领事岩手向其探询对于“一·二八事变”的态度。李顿告以，当调查团要去东北调查之际，中日两国却在上海发生激烈战事，此类情况并非调查团所希望看到，希望中日上海停战交涉早日成功。可以确认的是，在抵达日本之前，李顿调查团并未明确要参与调停上海的战事，而是要探明中日间发生冲突的法律根源。岩手在总结汇报时称，李顿表示调查团“具有调查日支之间所产生的任何国际性重要问题的权限”，主要任务在于“竭力用最妥善的方法，促成将来日支两国间确立和平关系”。

调查团抵达日本横滨之际，日本国内舆论对调查团表达了欢迎之意。有日本报纸表示，“调查团的派遣是日本向国际联盟提议的，其访日自然最受日本国民的欢迎”，有报纸建议调查团“在知晓支那之前，先理解日本国民，正确了解日本对支那的要求为何”，并称日本有可能存在失误，但不应该包庇，希望调查团代表“想尽一切办法自由调查，向世界表明真相”。芳泽谦吉在会见李顿时高调称“只希望贵委员诸位可以公平地从事调查。除此之外，当事方似乎应该竭力避免提出任何要求或干涉”，并希望调查团“不必拘泥于理论，按照现实的状态实行调查”。芳泽在此次会见中正式表达了对九一八事变爆发原因的看法，将全部责任推给中国。辩称九一八事变的根本原因是“过去数年间国民政府推行所谓‘革命外交’，采取以暴力对抗外国而单方面改变条约的态度”，直接原因在于“张学良在与南方妥协前同日本是亲善关系，妥协后受革命外交的鼓动，开始夺取日本的权益，结果导致了种种事件的发生”。“一·二八”事变则系“上海的日本居留民受到排日运动的困扰”，十九路军首先开枪挑衅，引起冲突。在宴请国联代表团时，芳泽发表讲话，宣讲中国国内政治动荡，“其内政的不统一给远东的国际关系造成了重大威胁”，国民党的革命外交实为过激排外的手段，认为中国东北是日本通过所谓的“流血牺牲”夺来的，而中国“迫害百万以上之我国侨民”“违反条约铺设满铁并行线，乃置满铁于死地”，推脱发动事变的责任，强调对东北无领土野心。

调查团广泛听取了日本政界及工商界的意见，在离别演讲时，李顿称“只听一边的意见是无法获得解决的”，调查团需要“调查、研究双方，努力促成根本解决，所以不得不调查两国的历史”，请日本相信“国际联盟是爱好和平的，无论任何时候都将给诸位提供帮助”，请日本各位等待调查结果。

国联调查团过境日本期间，“一·二八”淞沪抗战正在进行，调查团“曾与日本政府中人，对于日本以武力干涉上海事件之起因、动机及结果，作数次讨论”。此种讨论显然限于事实了解之层面，并未显示出是否要介入的意向。中国驻日使馆向国内通报调查团在日言行时表示，该团对报界称“调查团代表国联仅对国联负责”，“按照十二月十日决议案，调查团权限范围广泛，在其调查报告范围内，一任调查团之决定”，建议中国应及早选定派随调查团的人选。

调查团即将离日来华，1932年3月10日下午，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致电顾维钧，传达国民政府令，任命其为“参与国际联合会调查委员会中华民国代表”。同日，外交部将参与接待和陪同调查团的其他国内代表人员通知顾维钧，“陆军部派上校部附张汶”“海军部派上校科长郑礼庆”作为陆海军代表，铁道部调派技术监督顾德庆一同参加，外交部并加派参事张歆海、秘书陆士寅共同到上海。为了帮助顾维钧整理文件，东北外交研究委员会同时派王守一等6名人员到沪。

中方在商议如何接待调查团之际，3月11日下午，调查团一行登轮离日，乘坐大来洋行“亚丹姆士总统号”客轮从神户航往中国上海。3月14日下午到达上海。其预定路线是从上海到南京，停留约10日，然后赴辽宁。

国联调查团一行在乘船前往上海时，南京外交部尚未完成接待调查团的准备工作。3月14日，外交部建议上海各团体尽量招待调查团较长日程，最好能让调查团于3月20日以后到南京，以便外交部有充分准备的时间。但事实上此种希望调查团在上海停留较长时间的设想与中国的整体外交方针不符合，针对东北的紧急形势，国民政府很快意识到调查团到东北的时间愈早愈好。

3月14日下午7点20分，李顿一行抵达上海浦东码头。顾维钧于15日下午与李顿进行了会谈。会谈中李顿提出，调查团职责在调查满洲情形，但“若上海方面两军相持，随时可以接触，则该团自未便北上”，因此“该团对于沪案愿意援助解决”，但未知如何援助。对于李顿的建议，顾维钧予以赞同，“辽沪两案须并案办理，上海方面固须停止敌对行为，满洲方面亦有此必要，况沪案因辽案发生，自难分离”。李顿虽然提出解决沪案但不赞同与九一八事变同时解决，认为“两案性质究属不同，并案办理恐有困难”。经过讨论后，顾维钧提出：第一步，先解决沪案军事部分，第二步解决九一八事变军事部分，第三步将“上海安全问题及辽案其他问题同时解决”。李顿对于三步走的解决办法大致赞同，但指出“该团无权办理沪案，仅可向国联报告，国联如有嘱托，自当遵办”。事实证明，“调查团并未奉命继续领团委员会之工作，或对于上海最近事件作一特别研究”。

初次商谈，李顿还对中国内政提出了期望。李顿称调查团来华，“一为调查报告；二为努力调解，使双方可开谈判”，如果日本经疏通后愿磋商而中国继续四分五裂，政局时常摇动，“则虽订妥善办法仍不能实行”，希望中国“设法有巩固之政府”，并请顾维钧转达国民政府当局。李顿甚至表示，“国联对华亦极愿为种种物资上之援助，如款项、如专门人才、如警察人才等等”，而且不需要报酬。顾维钧随即表示，中国各界极表欢迎，将介绍调查团接见政府及各界领袖，使调查团了解中国方面的宗旨及意愿。当日下午，李顿会见英美法意等国驻华外交官时，提出如果中日认可而且能够得到国联行政院同意，调查团可以加入上海停战谈判。

在李顿调查团登陆上海之际，国民党中执委第303次会议提出了对国联调查团的宣传要点9条。第一点就是要强调中国国民革命的目的在于“求中国之自由平等”与“排外不同”，要求以此宗旨解释“（民国）十三年本党改组以来及十五年国民革命军北伐以来之对外方针及事实”。第二点宣传主张是中国对东北主张领土主权“不能让步”，至于经济上之开发“欢迎国际投资”。其余各点顺次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方案。对于“一·二八”事变应注意驳斥无理要求如“扩张租界”“二十公里内不准驻扎军队”“吴淞永久不设军备”等等；说明中日问题就是世界问题，陈述日本军阀“对内压抑人民”对外破坏和平及“数十年来对于中国种种侵略事实”；宣讲中国人民“本来无排外观念”“最近三十年来抵制日货等等事实皆由日本侵略中国而起”；宣讲中国的统一和强大有益于东亚及世界和平而日本则相反；说明中国尊重条约而日本破坏条约；反驳日本以所谓“人口过剩物料不足供给不能不向外开发之谬妄”；陈述中国“剿共之事实经过”。

3月16日，调查团秘书长哈斯（Robert Hass）向顾维钧表示，调查团内部正在讨论淞沪事变和九一八事变的解决顺序，李顿爵士希望先设法解决上海问题，而其余委员则建议应先“早日专事沈案”。据哈斯本人谈，“日本舆论对于沪辽两案看法不同”“沪案以商业受损财政难支，深感困难”，“关于辽案则举国一致，不肯松动，即使撤兵以后仍须组织特别警队前往换防”，日本有意将伪满视为其保护国或“组织统治区”之意。

3月18日，李顿与顾维钧再次商谈各事项，讨论了三点。一是李顿提出日本极为重视圆桌会议，如中方反对，日本恐将“借口保侨驻兵租界”；顾维钧则指出中国国内人民反对圆桌会议，“讨论尚非其时”“初步只可由中外商界代表自行交换意见”。二是李顿认为日本重视东北超过上海，日方诋毁中国违背条约。对于此点，顾维钧表示日方所指皆有详细说帖，将送代表团参考公断，并请代表团注意日本有意建设东北傀儡政府。针对伪满，李顿则表示“调查团只蔑视此项政府，不致因其已成事实而影响该团之意见”，但如果将来发现“东省人民确是反对旧政府而欢迎新政府，则此项事实亦不能蔑视”。

顾维钧还与调查团内其他国家的委员进行了个别交流，希望争取他们的支持。顾维钧告诉美国委员麦考益少将，希望美方认识到日本不但没有撤军，而且积极进行扶植伪满，这已经违反了国联决议，如果任凭日本继续肆意妄为，将增加调查团完成任务的困难，希望代表团可以设法制止并早日北上调查，以便在5月1日国联大会之前拿出初步报告书。麦考益表示，“一旦沪上停战协定告成，即行启程”，未启程前将“观察中国一般情形，征集各界意见”，麦考益表示，日本希望代表团先到武汉然后北上，目的应在于拖延北上行程，但他也指出对于调查团本身任务而言，鉴于武汉地点位于长江流域腹地，位置重要，调查团可以前往借以了解实际情形。

在与德国委员希尼会谈时，对于调查团拟“由京绕汉赴平”行程，希尼认为“日人方面现正倡言中国系无组织的国家及中政府已不复行使职权等说，假使调查团不往重要点一观真相，而迳往东省，则将来研究东省问题时，日本必指该团尚未明了此项问题之背景”。

在与意大利委员会谈时，告以中国希望“调查团早往东省，先办撤兵，再谈其他悬案”，意大利代表马柯迪表示，“东案与沪案情形不同，就沪案而论，日本舆论有反对本国在沪扩大军事行动者，且因上海华军曾尽力抵抗，在各国自较易发言”，而东北方面，日本借口条约，力争保侨为理由，很难仿照上海先谈判后撤兵。马柯迪表示他个人认为“上海既有撤兵协定，东省自不妨试行仿办，假使中国方面能自动取消抵制日货，借以表示好意，则进行自较易”。

3月22日上午9点，国联调查团在顾维钧带领下视察上海中日战场。在真如暨南大学礼堂及图书馆，校内张贴有反对调查团来华调查的标语，图书馆内一片狼藉。日本军官向调查团诬称是中国军人抢劫时所致。李顿质问日本军官，“一·二八”事变当夜，何故向居民区投掷炸弹，在场的日本海军司令“答复语多支吾”。在闸北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损害巨大，日本辩称馆内书籍已经被搬运出去。《中央日报》对于调查团此次视察进行了详细报道，“淞沪战区遗痕宛然，宝山路一带满目瓦片无人烟”“吴淞镇房屋全毁较闸北更惨”。

此时调查团内部有意先解决上海中日冲突，再启程赴东北，此种倾向符合日本的外交利益。中国希望调查团尽快北上，在内地停留时间不宜过长。张学良等在等待调查团北上时提出“日本设计在用上海事件移转各国对东北视线，兼以压迫我中央政府，俾允所求”，计谋未遂之后，“遂又极力使上海事件与东北问题分离，假退让作交换地步，各国自身商务受痛，自然乐为仲连使上海早归平静”，“吾人迁就解决，似正中日人分开东北问题之奸计”。

3月19日，驻国联代表颜惠庆向德拉蒙德提出质问，认为代表团的首要任务在于调查东北问题并提交报告，而调查团滞留上海“违背了相关各国对李顿团长所期待的任务”，希望调查团早日北上。3月24日《大陆报》刊发了一条宋子文致颜惠庆的电文，向国联抗议国联调查团居留上海不离去。顾维钧向李顿解释，宋子文并未向颜惠庆发电，只是南京政府确有电文致中国驻国联代表团“谓满洲变化甚速，故愿调查团早日前去”。《大陆报》的电文误会，反映了中国朝野希望调查团尽早北上的愿望。在中方的促使下，调查团收到了国联行政院秘书长艾文诺的通知，“国际联合会秘书长且通知本调查团，谓中国政府曾表示反对足使调查团因研究上海战事情形而致延期前往满洲之任何建议”。

3月26日，调查团离开上海前往南京。如何评价李顿调查团在上海的调研及交涉，李顿报告书曾有过一个比较客观的总结。李顿在正式公布的报告书中强调，“我等并未以调查团之名义，正式查究上海事件，是以对于有关系之争点，不表示意见”，只是记录调查团所了解的“一·二八”事变的经过情形。但报告书给与“一·二八”淞沪抗战对于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局势的影响有极高的评价，事实上是在赞扬中国军队于上海进行的抵抗行为。报告书认为，“上海事件自大有影响于满洲之情势”，东北军不战而退，“不特使日本海陆军相信中国军队战斗力之极为薄弱，且使全中国人民亦大为沮丧”，但中国十九路军及警卫第87、88师的奋勇抗战，使得日本“原有之三千日本海军加以三师团与一混成旅之补充，血战六星期，始得将中国军队击退”，中国人民“抵抗精神增加”，使得东北仍在抵抗之散漫军队“增加勇气”，“马占山亦因是而再起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