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荐读 | 一·二八事变期间英国对日本的遏制与纵容

一、英、日上海租界护侨与一·二八事变爆发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商务参事官横竹平太郎向外相币原喜重郎抱怨，上海各界抵制日货运动给日商造成了巨大损失。1931年10月11日，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奉命就“排日运动”向国民政府提出抗议。同日，上海日侨在日本海军陆战队保护下，集合数千人游行示威，闯入中国商店，击伤中国孩童，撕毁标语，肆意辱骂。他们主张“利用现在的机会，效仿采取满洲同样的强硬态度，打击排日运动。”面对日侨的挑衅，上海各界民众极为激愤。10月18日，上海租界西部爆发抗日游行，“这场运动持续了数小时之久。公共租界工部局2名日籍巡警遭到殴打，警务处3名英籍警督动用预备队才将2人救出”，“日本海军陆战队开动装甲车并架设机枪，才强行结束这场抗日游行”。

上海是英国大宗商品销售与金融资本投资中心，有大量的英侨和英资企业落户于上海公共租界。上海的紧张局势令英国政府十分担忧公共租界的安全。10月22日，英国驻华公使蓝浦生（M.W.Lampson）携手美国驻华公使詹森（N.T.Johnson）向国民政府代理外交部长顾维钧提出警告：“上海工部局警方同中国抗日民众之间在租界发生冲突的风险很大，中国政府应采取强有力的措施约束本国国民在上海租界及其附近地区的抗日活动。”英国驻上海总领事白利南（J.F.Brenan）认为英国需要各国驻沪防军（海军）协助工部局共同守卫公共租界的秩序不受中国抗日运动的冲击。在10月18日的抗日游行事件中，“日本海军陆战队与工部局警务处之间的合作是令人满意的”，日本也乐意全力协助工部局做好租界秩序的维护工作。

在白利南的推动下，公共租界工部局与法租界公董局决定展开防务合作，成立由各国驻沪防军及万国商团组成的护侨协防委员会。协防委员会委员由驻沪之英、美、法、意、日各国防军指挥官，以及工部局总董、万国商团团长和警务处处长组成。12月18日，协防委员会制定了上海租界《列强驻沪部队与本地部队（万国商团）在紧急情况下采取联合行动的协议条款》（简称《协防计划》）。该计划对上海租界整体防区与责任驻军进行了划分，并设置了“紧急状态”的启动机制。

根据《协防计划》的规定，法租界由法国驻沪防军单独设防，公共租界划分为A、B、C、D四大防区。A防区由日本海军陆战队负责驻防，B防区由万国商团负责驻防，C防区由美国海军陆战队负责驻防，D防区以英国驻沪防军为主，意大利海军陆战队协防。然而，《协防计划》关于A防区的划分超越了租界范围，拓展到虹口公园突出阵地沿淞沪铁路线的一片狭长地带，这块狭长地带属于中国防区。A防区之所以越界，是因为上海公共租界的安全隐患主要来自这片区域，“万一租界及其附近地带发生或将发生严重的骚乱，工部局能够采取有效行动维护公共租界秩序，制止租界和沪西地区出现敌对军事行动”。根据《协防计划》，租界协防委员会实际上赋予了日军越出租界线的权力，日本海军陆战队可以在“紧急状态”下武装占领一片面积广阔的非租界中国领土，以防止中国民众突破租界线，威胁公共租界安全。

协防委员会有关租界防区的划分显然侵犯了中国的领土主权，而且在一·二八事变爆发前，英国和工部局并没有将《协防计划》的防区与驻军情况向中国政府通报。换言之，《协防计划》一旦在“紧急状态”启动，日军将进入中国领土，而中国守军将认为日军采取了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的军事行动。对此，日本海军自然心知肚明，并有意利用《协防计划》挑起事端。1932年1月初，日本海军陆战队已计划“奇袭北站附近的排日团体的根据地，并将其占领予以封锁，借此消灭排日运动的根据地”。1月18日，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武官田中隆吉少佐等人精心策划了“日僧事件”。1月21日，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村井仓松针对“日僧事件”向上海市市长吴铁城提出四项无理要求：道歉、惩罚、赔偿、镇压抗日组织。同时，日本海军第一遣外舰队司令盐泽幸一少将公然对外宣称：中国当局如若不遵循日总领事村井仓松的全部要求，日本海军必将采取严厉的武力措施予以惩戒。1月27日，村井仓松向吴铁城递送解决“日僧事件”的最后通牒。村井仓松强调，如果四项要求未能得到中国当局的满意答复，日本海军于1月28日18时起，在上海地区开展护侨军事行动。

面对日军的武力威胁，早在1931年10月8日，蒋介石就曾指示上海当局：“日本军队如果至华界挑衅，我军应预定一防御线，集中配备，俟其进攻，即行抵抗。”京沪卫戍部队第十九路军也积极整军备战，做好了武装自卫，抵御侵略的准备。1932年1月23日，第十九路军“决心死守上海”，“各国侨民均一律保护，惟持武器向我攻击之日人与日军，出于正当防卫时始与之抵抗”。此时，十九路军与日本海军陆战队在租界附近“形成互相敌视的状态”。1月27日，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向蒋介石报告，中日军队在上海“随时有发生冲突之虞”。1月28日，蒋介石、汪精卫召开中央政治会议及中央常务会议，决定对上海日领事的无理要求，“委曲接受，以避免事变，如仍来侵扰，当决积极抵抗”。在国民政府的授意下，吴铁城于1月28日13时45分答复村井仓松，接受日方四项要求。村井仓松当即表示满意。至此，上海“日僧事件”已“圆满解决”，中日在上海爆发军事冲突的危机得到暂时缓解。

然而，协防委员会在1月27日召开了由各国陆海军代表参加的会议，会议决定：“工部局应在日本驻防军采取任何明确行动前，宣布戒严。”参加会议的日本代表同意在任何预定行动24小时前通知协防委员会主席佛黎明。28日上午7时半，日本代表正式通知佛黎明，日本驻防军准备采取护侨行动。随即，佛黎明召开协防委员会会议，“决定向工部局正式建议于本日下午4时宣布戒严”。同日，工部局“董事一致赞成宣告戒严”。要求万国商团与英、美、法、日等国驻沪防军按计划进驻各自防区阵地，“公共租界所有易受攻击的地点，将于本日下午4时配备必要的武装力量”。

1月28日下午4时，租界《协防计划》的“紧急状态”机制正式启动，上海公共租界开始戒严。23时5分，盐泽幸一致函吴铁城，要求“中国方面将闸北所有中国军队及其敌对设施从速撤退”。23时10分，日本海军陆战队数十人占领附近的天通庵车站。日本海军陆战队的挑衅行动，直接导致第十九路军认为日本海军在“日僧事件”解决后依旧发动了军事侵略行动，于是立即予以抵抗。由于《协防计划》的启动并未通知中国政府，加之日本海军陆战队有意扩大事态，中日冲突规模迅速升级。遭到军事抵抗的日军乘机扩大侵略，在装甲车的掩护下向不属于《协防计划》A防区划定阵地的闸北地带发起了进攻，一·二八事变正式爆发。

1月29日天将晓，蒋介石获知中日冲突后颇感意外，他在日记中写道：“昨日对上海日领要求已承认，彼亦满足，傍晚表示撤兵。及至午夜，彼海军司令忽提要我方让出闸北，乃即冲突，及至今晓战事未息。余决心迁移政府于洛阳，与之决战……否则随时受其威胁，必作城下之盟也。林（森）、汪（精卫）皆赞同余之决心。”显然，日军出尔反尔，进攻闸北，使蒋介石判断日军的侵略不限于上海一隅。他指出：“倭寇必欲再侵略我东南乎，我亦惟有与之决一死战而已。”

一·二八事变爆发后，英国政府意识到日本海军陆战队企图利用《协防计划》有意扩大侵略。白利南向蓝浦生指出，“日军基层兵士极为好斗”，不断挑起摩擦，逼迫中国守军反抗。为了及时遏止日军在上海的军事行动，英国政府积极采取外交措施。1月29日，英国驻日大使林德利（F.O.Lindley）携手美国驻日大使福布斯（W.C.Forbes）紧急向日本外相芳泽谦吉提出严正的口头抗议，要求日本军方在上海保持最大限度克制。芳泽谦吉辩解称：日本海军在执行《协防计划》时遭到中国军队无端袭击，伤亡50余人。既然英美两国要求日军保持克制，不得脱离工部局的行动指导、不得挑衅中国守军，日方也要求英美两国阻止中国守军对日本海军陆战队的攻击，不令日军官兵徒遭伤害。为表达日方不激化上海矛盾的诚意，日本外务省同意将上海冲突“本地化解决”，防止事态扩大。

与此同时，英国驻南京代公使馆参赞应歌兰（E.M.B.Ingram）面见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罗文干。应歌兰向罗文干指出，日军是根据租界《协防计划》进驻指定防区，而《协防计划》是由英方主导制定的租界临时性护侨方案，绝无授权日军长期侵占中国领土之意。英方希望中国政府应允工部局请求，暂令第十九路军后撤，为日本海军陆战队腾出A防区的驻守阵地。罗文干向应歌兰指出，吴铁城市长已在通牒期限内答应了日方的四项要求，但日海军盐泽幸一却在28日23时20分向上海当局发出通告，要求撤除租界外中国军队的执勤岗哨。因此，中国政府认为，无论何种性质的《协防计划》，英国政府都不能无理苛求中国守军接受如此羞辱的要求。中国军队行使天然的国防自卫权，实施防御性军事行动是合理合法的，“列强不要指望中国军队放弃自卫权”。应歌兰提醒罗文干说，目前能够有效缓解上海冲突的方法是中日两军充分沟通，化解误会，及时停火。罗文干对应歌兰表示，只要有第三方势力居中调停，不预设任何羞辱性条件，中方愿意与日方达成停火协议，确保公共租界和租界侨民的事实安全。在得到中日两国外交当局的首肯后，白利南与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克宁翰（E.S.Cunningham）于1月29日晚对中日军事冲突进行调停，双方达成了暂时停火协议。

二、阻止日军在租界跨防区巡逻  

根据《协防计划》的规定，日军负责A防区的防务，但在一·二八事变爆发后，日军却以护侨为名擅自跨防区驻扎、巡逻。在双方停火期间，日军利用租界有利地形袭击中国军队，在租界内虐杀中国平民。面对日军在租界内的违法行为，美国海军陆战队、意大利海军陆战队、万国商团和工部局警务处先后向协防委员会提交了控告书，指责日本海军陆战队跨区巡逻，肆意射杀中国平民，危害租界安全。

1932年1月30日，工部局警务处发现日军在槟榔路上虐杀两名无辜中国平民。1月31日，万国商团装甲车巡逻队发现六名日本陆战队员在劳勃生路射杀一名中国青年。为此，万国商团责令日本海军陆战队员撤回虹口日军防区，但遭到日军拒绝。2月1日，意大利陆战队巴乔（G.B.Capaci）上校在报告书中称，在槟榔路和劳勃生路附近目睹一名中国儿童遭到越界巡逻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员杀害。日方军官给巴乔的解释是这名中国儿童妨碍了日军巡逻队的巡逻秩序。巴乔对日方的野蛮行径深感愤怒，他责问协防委员会：“如果日军妨碍意军巡逻队的巡逻秩序，意海军是否可以参照日方射杀中国儿童的做法，肆意将日军官兵射杀。”同时，美国海军陆战队胡克（R.S.Hooker）上校在报告书中强调，日军越界在戈登路桥美军哨所处私设路障，加盖机枪阵地，擅自展开武装巡逻，使该哨所完全暴露在日军火力打击范围之内。日军装甲车每天数次至美军指挥部巡逻，日方车载步兵和机枪手在经过美军指挥部附近时屡屡调转枪口，对准美方官兵。日军的种种挑衅行为表明，其意图独霸公共租界的治权。

日军公然违反《协防计划》跨防区巡逻，令协防委员会深感震惊。1月30日，协防委员会主席、英国驻沪防军指挥官佛黎明主持会议，讨论日军违反《协防计划》问题。佛黎明指出，目前租界的安全局势十分严峻，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因素是日本海军陆战队以护侨为名，不遵守《协防计划》所划定的防区，擅自突破防区间的界线，寻找并占据有利地形向中国守军发动袭击。中国军队指挥官已明确通告租界协防委员会，“如果日方继续利用租界不同防区肆意出击，中方将依据事实，认定中立国家和万国商团在暗中协助日军开展对华军事行动，公共租界已自动放弃中立地位，中国军队将被迫向租界发起反击”。为了维护公共租界的中立地位，避免中国军队和民众损害列强侨民和侨资企业的安全，协防委员会决定向日军提出联名抗议书，“就日军违反原定协防计划，在其他驻防区进行驻扎、巡逻，并可能导致严重后果的行为提出抗议”。

2月2日，协防委员会起草了联名抗议书，其主要内容：（1）日本海军陆战队在非日军防区内驻扎；（2）日本海军陆战队在非日军防区内开展武装巡逻；（3）日本海军陆战队在非日军防区内对中国平民实施野蛮虐杀。抗议书由协防委员会主席、英国驻沪防军指挥官佛黎明、工部局总董麦克诺登、英国海军驻上海高级联络官诺里斯（C.H.Knowles）上校、美国海军陆战队第四团团长胡克上校、意大利海军陆战队巴乔上校、万国商团团长汤慕思（N.W.B.B.Thoms）上校、工部局警务处处长贾尔德（F.W.Gerrard）等人联合署名。协防委员会委托英国驻上海总领事白利南代表各中立国军事当局、工部局警务处和万国商团向村井仓松递交联名抗议书，并要求其转交盐泽幸一。抗议书特别强调：“协防委员会反对日本海军陆战队跨越防区，抗议日军在租界虐杀中国平民。日军的野蛮行为将导致中国政府和民众普遍产生极端排外的民族情绪，进而动摇他们尊重公共租界中立地位的态度。”

然而，盐泽幸一对联名抗议书置之不理，日军继续在租界内跨防区巡逻，并利用租界的有利地形袭击中国守军。协防委员会不得不再度委托白利南向村井仓松递交联名抗议书，并要求其转交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官野村吉三郎中将。协防委员会在联名抗议书中强调：在制定《协防计划》时，各国驻沪防军一致同意将上海公共租界及其邻近地区划分为数个防区，各防区指挥官应负责协助工部局警务处在本防区范围内维护法律与秩序，保护租界内各国侨民生命和财产安全，各军在本防区内驻扎，不得随意跨区行动。《协防计划》还明确规定：“任何指挥官在采取独立行动之前，必须履行及时通告协防委员会主席的义务。任何关涉租界全域安全的行动，必须经协防委员会确认批准。”协防委员会提请野村吉三郎注意，1931年11月27日日本驻沪海军陆战队指挥官柴山昌生曾明确承诺“谨遵《协防计划》章程，采取严格规范军事行动”。因此，协防委员会认为，日本海军陆战队无视协防委员会在租界内的领导地位，违反了《协防计划》规定的告知义务与报批义务，对租界的中立地位造成严重损害，危及租界内列强各国侨民的集体安全。协防委员会向野村吉三郎强调，从启动“紧急状态”以来，各防区内没有出现过任何损害日本侨民、侨资企业生命财产的严重情势。英美等国驻沪防军和万国商团配合工部局警务处有效履行了各自防区内的治安责任。日本海军跨防区驻扎、巡逻无任何必要，更不具备合法依据。倘若日本海军当局继续纵容陆战队员跨防区巡逻，虐杀无辜中国平民，协防委员会无法保证各防区官兵与民众能够保持冷静与克制，公共租界极有可能爆发大规模的混乱，租界的中立地位将彻底瓦解。届时，各国外交机构、驻沪防军及工部局都将丧失对侨民安全事务的保障能力。协防委员会恳请日方权衡利弊，停止上述违法行为。

与此同时，英国积极联合美国、法国、意大利共同向日本施压。1月31日，白利南向蓝浦生报告，日本海军陆战队和便衣队在未经工部局同意的情况下，非法充当上海租界警察，擅闯租界其他防区展开武装巡逻，伤害中国平民。白利南忧虑日军的违法行为，将招致中国政府对公共租界中立地位的质疑，坚定中国军队进攻租界的决心。因此，英国政府需要及时联合美国等列强共同部署一支足够强大的军事力量，使佛黎明与协防委员会有能力牢牢掌控租界治安，阻止日军非法跨区巡逻，维护租界中立地位，保障英国侨民的事实安全。国联秘书长德拉蒙德（J.E.Drummond）也提醒英国外交部应适时修正之前对日本绥靖的外交政策。德拉蒙德认为，日本海军此次在上海地区滥用《协防计划》，挑衅中国守军导致军事冲突，并且毫无停火诚意。英国政府应积极联合美国在上海实施联合行动，否则不仅会纵容日本军部的侵略行为，严重削弱英国在华地位，而且在不久的将来，英国不得不采取比现在更为被动的对日施压政策。2月2日，英国外交大臣西蒙（J.A.Simon）电令林德利向日本外务省提出交涉，责令日本海军陆战队终止跨防区驻扎、巡逻。同时，西蒙还电令英国驻美国大使林赛（R.Lindsay）、驻法国大使泰瑞尔（B.W.Tyrrell）和驻意大利大使格雷厄姆（R.W.Graham），要求三人分别代表英国政府向所在国政府提出要求，敦促他们的外交官员配合林德利，同步向日本政府施加压力。

面对协防委员会的两次联名抗议，以及英美各国的外交施压，日本驻沪海军当局不得不采取退让政策。2月3日，野村吉三郎命令日本海军陆战队从租界其他防区撤离，并承诺在A防区内竭尽全力整顿军纪，尽可能减少使用不必要的暴力手段。同时，工部局警务处恢复了在A防区远离前线地带的治安执勤。至此，协防委员会成功中止了日本海军陆战队跨防区驻扎、巡逻，阻止了日本海军继续利用公共租界其他防区的有利地形袭击中国守军，挫败了日军在公共租界扩张权力的企图，维护了公共租界的中立地位。

三、防止日军将租界“战地化”

中立原则是上海公共租界长期免于战火的重要基础。然而，停泊在租界水域的日本军舰公然向中国守军开炮，利用租界的有利防御地形向中国守军射击，变相把租界变成了战地。一·二八事变前，日本海军在上海驻扎了20余艘大小军舰。日海军在租界水域系泊军舰，对第十九路军阵地实施火力压制，而第十九路军在上海北站附近也构筑了榴弹炮阵地与斯托克斯堑壕迫击炮阵地，准备对日军予以炮火还击。为了避免租界遭到中国军队炮击，英国政府不得不联合美、法、意等国阻止日军将公共租界“战地化”。

1932年1月30日下午，英国驻日大使林德利敦促芳泽谦吉以最严肃的态度关注日本海军破坏租界中立原则的行为。林德利指出，中国政府尊重租界中立地位，未将租界划入中日冲突范围。然而，停泊在租界水域的日本军舰炮击中国阵地，英国政府非常担忧第十九路军会以此为由炮击租界。为此，“大英帝国强烈要求日本政府务必严格约束驻沪海军，停止一切将租界演化为战地的行为”。同日，美国驻日大使福布斯、法国驻日大使玛德（A.D.Martel）和意大利驻日外交代表也奉命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要求日本及时纠正严重危害公共租界中立地位与外国侨民安全的错误行为。芳泽谦吉表示完全理解英国对租界中立地位与侨民安全问题的焦虑情绪，重申日本政府始终秉持不危及外国侨民生命财产安全的立场。芳泽谦吉表示外务省唯一的工作目标就是竭力推进上海地区早日恢复和平常态，绝不允许公共租界“战地化”，并承诺会尽快与日本海军当局磋商，及时向上海方面发出适当指令。

为了阻止中国军队在租界对面构筑炮火阵地，1月31日上午，应歌兰会同美国驻华公使詹森和法国驻华公使韦礼德（H.A.Wilden）一道约见罗文干，强烈反对中国守军构筑威胁租界中立地位和侨民事实安全的火炮阵地。罗文干则提请应歌兰等人注意：依据村井仓松声明，日本海军陆战队是遵照租界《协防计划》开展军事行动的，既然工部局可以非法授权日军占领中国领土，那么中国政府是否也可以不必尊重公共租界的中立地位；日本海军可以利用公共租界掩护其舰艇与战机向中国军队实施火力压制，将租界作为进攻中国军队的基地，为何英美盟邦不允许中国守军构筑火炮阵地，实施火力还击。

面对中国政府的反驳，白利南向蓝浦生和英国外交部发出警告：“被日军用作军事前进基地的公共租界将成为中国军队的攻击标靶。不管英国政府愿意与否，英国都将被中国政府视作日本侵略上海的政治帮凶，从而不再顾及公共租界的国际中立地位，发动危害英国侨民安全的行动。”英国外交部常务副大臣范西塔特（R. Vansittart）认为：“日方曾做出过确保租界中立地位与侨民事实安全的政治承诺。但日本海军的行为已令上述政治承诺形同虚设。”范西塔特要求林德利立刻向日方明确宣告：“英国政府必须再次敦促日本政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迅速纠正日本海军在上海租界的非法行动，遵守政治承诺，勿使租界沦为战地。”

1月31日下午，林德利、福布斯、玛德及意大利驻日代办就日海军滥用租界中立地位向日本外务省提出第二次强烈抗议。对此，芳泽谦吉辩称：（1）日本政府不存在将上海租界“战地化”的意图，愿意在上海与列强各国密切合作，实现上海停战。（2）租界“战地化”的罪魁祸首是中国政府。据日方情报显示，蒋介石在上海周围临战部署了两个主力师，并下令从河南调派陆军增援。蒋介石向上海增兵，将令上海租界沦为战地。（3）日本军舰炮轰位于闸北的中国阵地，并未伤及租界丝毫，而中国守军的炮口是瞄准公共租界的。因此，日方认为欧美列强当务之急是阻止中国军队增援，敦促第十九路军拆除火炮阵地，撤退至榴弹炮射程以外。否则，租界各国侨民都将面临中国炮兵的威胁。他还强调：日本政府为了维护日本侨民与侨资企业的生命财产安全，履行保卫公共租界中立地位与外国侨民事实安全的职责，拟议从本土动员陆军增援上海，协助日本海军护侨。如果英美各国能立即采取措施敦促中国军队停止向上海增兵，规劝第十九路军撤退，日本政府可以重新考虑是否动员陆军。

面对芳泽谦吉的威胁，林德利等人在当即表示强烈反对的同时，决定规劝蒋介石暂停向上海调兵。2月1日，应歌兰和詹森共同向罗文干提出交涉，敦促中方务必暂停调兵，并郑重声明英美两国政府将严肃对待中国军队针对上海方向的一切军事行动。然而，罗文干坚决拒绝了詹森和应歌兰的要求。同日，上海市市长吴铁城致函工部局总董麦克诺登，就公共租界被日军作为攻击中国军队基地一事提出正式抗议。对此，应歌兰致电英国外交部声称：美英两国已然尽力让中国政府认识到控制增兵上海的必要性，但由于中国军队在上海取得了一定战果，其军事当局被难得的胜利冲昏了头脑。现在唯一能够阻止租界沦为战地的办法，是请林德利、福布斯等人在东京方面施加最大限度的外交压力，期盼日本政府收回向上海增派陆军的命令。

2月2日，英、美、法、意四国领事向中日双方提出停战方案。该方案虽然获得中方同意，却遭到日方的拒绝。2月4日，日军增援部队抵达上海后，立即向闸北、江湾、八字桥发起总攻。2月5日，日本陆军第二十四混成旅团相继抵达上海，并在租界登陆。其间，上海市政府向公共租界工部局发表声明，指责“日军以租界为根据地攻击第十九路军”“日军武装连续多日通过租界开赴沪西及其他地方”，特此“向工部局提出严重抗议”，要求工部局“严加制止”。此外，中国政府还要求英国立刻采取措施，制止日本陆军漠视租界中立地位的不法行动。英国驻沪领事当局与协防委员会不得利用租界为日军提供特殊关照与庇护。罗文干向蓝浦生强调：中国军政高层对日本陆军利用公共租界码头登陆表示严重关切与极大愤慨。倘若因英国纵容日本陆军而导致租界本身遭受任何意外损害，一切后果将归因于英国政府与协防委员会的姑息政策。

面对中国方面的严正抗议，蓝浦生认为如果白利南继续纵容日本陆军非法将租界用作运兵的前进基地，中国政府必将质疑公共租界的中立地位，租界极有可能因此遭到第十九路军的火力报复。英国外交大臣西蒙指示蓝浦生，为了避免租界沦为战地，保护租界侨民，维持租界中立地位，蓝浦生应明确答复罗文干：“英国外交当局将明确警告日本政府，除防御目的外，绝不准许日本陆军将公共租界用作进攻中国守军的前进基地。”同时，美国国务卿史汀生也通过日本驻美大使出渊胜次向日方声明：“美国政府严正抗议日本将上海公共租界用作进攻行动的军事基地。”

在英美两国的坚决反对下，日本海军当局最终作出让步。2月9日晨，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野村吉三郎向协防委员会主席佛黎明保证：“日本海军愿竭力协助英美外交当局和协防委员会，禁止日本军舰在租界水域向中国守军开火。”同时，他也表示，海军将领不能指挥陆军第九师团与第二十四混成旅团的行动，日本陆军在公共租界登陆完全由陆军中将植田谦吉负责指挥。海军省将会同军令部向参谋本部提出建议，要求陆军停止在租界内登陆。

然而，就在2月9日当天，日军约有“5000余名陆军官兵在公共租界内日商大阪码头（杨树浦码头）登岸，潜赴吴淞、闸北参加作战”。次日，吴铁城向白利南、克宁翰递交了免责声明：倘若英美外交当局未能制止日本陆军在公共租界非法运兵，中国军队“在反击凭借租界作战之日军时，各国侨民生命财产之损害，中国政府概不负任何责任”。希望英美两国敦促协防委员会立刻制止日本陆军的不法行动。白利南当即向吴铁城表示“英国驻沪当局愿在万般困难的情况下尽最大努力保持对中日双方客观的中立态度”，不会在租界中立问题上为日本陆军提供特殊关照与庇护。同时，白利南强调，英国政府永远保留追究相关责任方对侨民造成事实损害的责任。

在中国政府的再三抗议下，蓝浦生要求重光葵代表日方做出公开承诺，担保日本陆军不再通过租界码头向闸北前线运送兵力。2月12日、13日，重光葵分别向蓝浦生和詹森承诺，日本陆军将会在公共租界以外区域择地登陆。然而，2月14日，日本陆军第九师团主力不顾日本外务省的承诺，约5000名官兵携带火炮在租界日商大连汽船株式会社黄浦码头和杨树浦码头登陆。蓝浦生向西蒙抱怨说：“公共租界中立地位已遭遇极其严重的挑战，并成为上海冲突中的关键矛盾。”“中国各界对公共租界已产生了一种全新的、非常强烈地不满情绪”，中国军队极可能像吴铁城在“免责声明”中提到的那样，对租界内之日军进行炮击。届时，租界侨民被误伤就很难避免。果然，2月16日晚，中国守军在轰击租界虹口码头时，因弹道误差导致两名英国皇家海军水兵被炸身亡。2月17日，西蒙指示蓝浦生即刻向中日当局提出强烈抗议，强调大英帝国对寓沪侨民的安全问题担忧到了极点。

收到西蒙指令后，蓝浦生紧急约见重光葵，以激烈的言辞、强烈的口吻，严厉斥责了日本政府在约束陆军问题上的严重失职。蓝浦生强调：日军将租界变成战地，导致皇家海军两名水兵无辜遇难，日本政府必须承担最直接的政治责任。重光葵对英国水兵阵亡一事深感惶恐，当即代表日本外务省向蓝浦生表示遗憾，并立即向内阁陈述该案对英日关系造成的重大影响。2月18日，白利南就英国皇家海军水兵遇难一案向村井仓松递交了外交问责书。白利南表示，英方在2月14日就日本陆军滥用租界中立地位向日方提出抗议交涉，但由于日军的固执，最终导致英军水兵无辜伤亡。因此要求村井仓松高度重视英国水兵遇难案，务必紧急向东京禀报该案，转达大英帝国的问责：“日本政府绝不能回避对大英侨民造成惨重损害的政治责任！”

村井仓松收到问责书后，重光葵与野村吉三郎一同约见佛黎明，野村吉三郎向佛黎明表示：在收到白利南外交问责书后，他立即向日本海军省及军令部发送了电报，代表日本驻沪海军证明佛黎明和蓝浦生在英兵遇难案发生前，都曾抗议日本陆军使用公共租界码头登陆运兵，他和重光葵对英方的抗议内容表示认同。但由于日本陆军的专断独行，最终导致英国水兵无辜遇难。

与此同时，蓝浦生电令应歌兰就水兵案向罗文干提出抗议。应歌兰强调：2月16日至17日夜间，约有6枚炮弹落在上海公共租界英属虹口码头。其中有一枚炮弹在英国怡和洋行轮船旁爆炸，导致两名在码头执勤的英国皇家海军“萨福克”号巡洋舰水兵身受重伤、不治而亡。英属虹口码头浮桥设施亦因此遭到严重损失。英方从案发现场弹道溯源的结果可以断定这些炮弹源自中国守军，他们在攻击界内日本陆军时出现失误落在英国臣民身上。鉴于此，大英帝国不得不郑重地要求中国政府命令第十九路军防止此类轰击租界事件再度发生。应歌兰还向罗文干特别申明：虽然英国当局坚定反对日本陆军非法使用公共租界从事与防卫无关的军事行动，但因中日军事行动对英国侨民造成的各项损害，英国政府将保留追究相关责任方的权利，大英帝国不会接受任何前置“免责声明”。

面对英美各国的抗议，植田谦吉积极调整部署，准备对中国军队发起总攻。2月18日晚，村井仓松和植田谦吉就水兵案分别向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和第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递交了一份“撤军通牒”。通牒要求中国军队立即停止一切敌对行动，在2月19日上午7时之前撤离第一阵地，至2月20日17时之前，必须全部撤至租界20英里以外之地。其时，第五军已完全抵达上海，士气高昂，对于植田谦吉的无理要求，蔡廷锴予以断然拒绝。20日上午7时，植田谦吉向日军下达了总攻击令，日海陆军向中国守军发动全线攻击，中国守军则予以顽强抵抗。中国军队数枚炮弹凌空掠过英国总领事馆，落在日属黄浦码头。租界再次面临沦为战地的危险。

鉴于中国军队反击租界日军的坚定立场，英国再次联合美、法、意对日本进行“联合施压”。2月19日，英、美、法、意四国驻华武官前往第十九路军总指挥部，明确向蔡廷锴表示四国政府已决心对日进行“联合施压”，要求第十九路军在此期间确保不再炮击租界。中方虽然勉强同意，但拒绝承担炮击租界的责任。2月20日，外交部部长罗文干正式就英国皇家海军水兵遇难答复英国。他对于英军水兵不幸遇难表示同情，但拒绝承担相应的政治负责。他强调在误伤英兵事件发生前，中国外交部和上海市政府多次就日军非法滥用租界中立地位向英国外交当局与租界协防委员会提出抗议。租界英国侨民生命财产的损害，是英国与协防委员会纵容日本陆军滥用租界的必然结果。英国应尽快协同其他中立友好国家推进对日“联合施压”，约束日本陆海军侵略中国的不法行动，避免不幸事件再次发生。

然而，2月23日晨，中日双方在租界附近再次爆发炮战。炮弹从英国总领事馆和礼查饭店上空掠过，至少有四枚炮弹出现偏差，误伤了意大利海军“利比亚”号巡洋舰。虽然未造成意海军人员伤亡，但蓝浦生向英国外交部指出，从事实上看，即使日本陆军不再滥用租界作为前进基地，只要日军舰艇系泊在租界码头，各中立国侨民仍旧无法摆脱中国炮兵的误伤威胁。蓝浦生希望林德利能够在东京继续领衔列强“联合施压”，以期促使日本海军舰艇悉数从租界码头驶离租界水域。应蓝浦生请求，林德利约见了日本军令部负责作战部署的丰田副武少将，告以：“如果在沪日军旗舰能够离开租界码头另寻泊位，将大大缓解租界各国侨民的焦虑心态。”

面对英美各国的“联合施压”，日本内阁对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加强了约束。2月23日上午，日本贵族元老、前内阁首相、立宪政友会总裁西园寺公望派机要秘书约见林德利，表示东京急于从上海脱身，但陆军省和参谋本部考虑到日军在华军事威望问题，要求继续增兵上海。林德利表示希望日本陆军不再派遣任何增援部队，但如果日本内阁能确保约束新增陆军在公共租界之外登陆，不再利用租界作为进攻基地，英国政府也将持默许态度。2月23日下午，日方答复林德利，参谋本部和军令部一致承诺：日本陆海军将联合担保不再将公共租界用作进攻中国的前进基地，后续增援部队不再选择租界码头登陆。至此，英国以默许日军继续增援为代价，迫使日军放弃利用租界作为进攻中国军队的前进基地。次日，日本内阁决定抽调第十一师团和第十四师团继续增援上海，并在租界外寻求适当地点登陆。3月1日，日军从上海战线后方登陆，迫使中国军队不得不退守第二防线。

四、从遏制到纵容的“中立区”方案

为了根除公共租界的安全隐患，英国政府在极力维持租界中立地位的同时，积极推进上海“中立区”的构建，即在交战双方之间建立一片临时性的缓冲地带，协助中日军队在前线脱离接触，为淞沪停战谈判创造条件。为了切实推进“中立区”计划，英国政府对日本在上海的军事侵略采取了由“遏制”到“纵容”的转变过程。

1932年1月30日，国民政府外交部次长徐谟向应歌兰提交照会：中国政府决定迁都洛阳，在淞沪地区对日进行长期抗战。应歌兰对此深感焦虑，并告知徐谟英国正在设法倡导构建上海“中立区”，恳请中国政府务必保持冷静，不令上海局势恶化到列强难以介入的失控境地。1月31日，应歌兰专程拜会行政院副院长宋子文，代表大英帝国声明：“迁都-决战”实为一种戏剧性的夸张姿态。蒋介石如果有意博得列强同情，依赖国际社会干预中日争端，就必须令中国军队在淞沪地区保持充分克制，以利于英方推进上海“中立区”计划，维护列强寓沪侨民的各项权益。

1月31日上午，白利南偕同克宁翰邀请村井仓松与吴铁城、蒋光鼐进行会谈。白利南代表英国政府首次提出了“中立区”计划方案：（1）中日两军同步撤退，日本海军陆战队撤回至《协防计划》A防区阵地之内，第十九路军从当前阵地后退至装配步枪（汉阳造/仿德国1888式委员会步枪）极限射程（约1800米）之外。（2）日本海军陆战队撤离后，淞沪铁路线以东地区划为“中立区”，由第三方中立国家的驻沪防军承担巡查监管责任；铁路线以西地区则由中国警察接管。当日下午，各方继续就“中立区”方案进行会谈。佛黎明认为，方案中规定的“中立区”面积过小，“在如此狭窄的距离，无疑会发生来自双方的狙击事件，并将责任推诿给中立部队”。协防委员会建议“日军整体撤回至公共租界界线以内，将A防区租界之外的区域交由列强中立部队接管”。随后，白利南根据协防委员会的意见，提出第二版“中立区”方案，即日军退回租界之内，A防区租界之外的中国领土交由中立国接管。然而，第二版方案遭到日方代表盐泽幸一和村井仓松的拒绝。他们认为：“A防区租界外区域的安全隐患非常严重，为了维护侨民及侨资企业的安全，日本政府不可能允许日本总领事馆和海军陆战队把本国护侨责任悉数委托给中立国家的驻沪防军。”他们重申：日本外务省和海军当局在原则上支持“中立区”计划，“承诺日本海军陆战队仅保留A防区阵地，保证不再向中国守军进攻”。同时，他们对“中立区”方案提出修改意见，要求“第十九路军务必大幅度后撤”，给第三方中立部队留出足够的驻防空间，以解决“中立区”面积过小的问题。日方的主张，当即遭到蒋光鼐、吴铁城的严词拒绝。

虽然中日双方代表存在分歧，但在白利南的调停下，双方约定：村井仓松先将第二版“中立区”方案向东京汇报，尽力征得日本内阁的理解与接受。之后，再由蒋光鼐代表第十九路军向国民政府寻求更多的让步。在此期间，中日两军严格约束前线官兵暂时停战。然而，白利南对国民政府能否让步抱消极态度，他向英国外交部指出，应请林德利大使向芳泽谦吉施压，敦促日方尽快对第二版方案作出积极回应。此外，美国维护公共租界中立地位的态度也非常坚定。1月31日，白宫命令美海军亚洲舰队总司令泰勒上将（A.M.M.Taylor）即刻搭乘旗舰“休斯顿”号，亲率舰队所有处在战备状态的巡洋舰和驱逐舰从马尼拉出发，火速增援上海，协助克宁翰总领事共同推进上海“中立区”方案的落实。同时，史汀生电令克宁翰对外声明，美国国务院已授权总领事参加上海“中立区”计划，会同白利南展开“中立区”计划方案的修订落实。美国政府恳请各方势力积极为上海“中立区”计划贡献政治力量，以便早日根除各国寓沪侨民的安全隐患。

面对英美两国政府的外交、军事施压，芳泽谦吉于2月1日下午约见林德利与福布斯大使，代表日本内阁表态正式接受“中立区”计划，支持盐泽幸一与村井仓松所能接受的一切“中立区”方案。芳泽谦吉强调，外务省并不存在对第二版方案的阻挠态度。但在淞沪停战协定达成之前，日本海军坚决反对在A防区内进行任何后撤行动，因为“此举有损日海军军威，万难接受此般‘不名誉’的建议”。对此，林德利向英国外交部和英国驻华公使指出，日本海军态度十分强硬，英方必须考虑日本海军拒绝撤离A防区租界外阵地，另外寻求扩大“中立区”的有效办法。

面对日本海军的强硬态度，英国驻日大使馆武官提出了第三版“中立区”修订方案：（1）日本海军陆战队驻留整个A防区，以确保该地区内部形势的基本稳定，约束日本寓沪侨民的过激举动。（2）“中立区”内第三方部队的巡逻警戒线应横跨淞沪铁路线两侧，距离日海军A防区前沿阵地大致3英里。（3）第十九路军以中立部队巡逻警戒线为起点，向外后撤25英里。林德利确信日本政府会乐于接受该方案，但要求中国守军后撤25英里的建议过于苛刻。

2月2日上午，白利南就第三版“中立区”方案征询吴铁城意见，当即遭到吴铁城的拒绝。吴铁城向白利南表示：“中国守军宁死也不愿接受此番羞辱。”当日下午，应歌兰在南京约见宋子文时强调：“大英帝国严重不满上海当局对第三版‘中立区’方案的否定态度”“当大英帝国领衔列强殚精竭虑拯救上海之时，上海当局竟然对‘中立区’方案持如此抵触态度，这在伦敦看来简直是难以想象的事情”。他建议宋子文立即协调国民政府外交与军政当局召开联席会议，围绕第三版方案展开充分讨论。当晚，在宋子文的协调下，中方对第三版方案进行了讨论，认为中国守军的撤退距离过大，但考虑到日后该地区将由中国警方接管，这对中国国格的折损不算特别严重，因而可以勉强认同第三版“中立区”修订方案。

为了配合第三版“中立区”方案的推行，英国联合美、法、意三国提出上海停战五项提议，并于东京时间2月2日18时同时向中日两国政府递交照会。提议内容为：（1）中日双方应立即停止一切暴力行为。（2）中日两军不得再为进一步敌对行动开展国防动员与军事准备。（3）中日两军全体指战员要从前线冲突阵地同步后撤，脱离接触。（4）构建“中立区”，彻底断绝中日战斗人员再度接触的可能性，保护公共租界中立地位与外国侨民事实安全。“中立区”由中立国联合监管，英美等国领事负责“中立区”方案的实施。（5）在接受上述要求后，中日两国应立即进行淞沪停战谈判。在中立国观察员的协助下，本着《非战公约》精神，无条件彻底解决中日之间一切悬案。

英美等国的提议，获得顾维钧、罗文干、宋子文等人的赞成，因为“五项提议”明确规定中日双方在英美等国的介入下，根据《非战公约》和国联决议，通过谈判“解决一切悬案”，也就包括东北问题在内的一切中日冲突。芳泽谦吉对“五项提议”中的前4项表示完全接受，但明确拒绝接受第5项内容，因为“上海冲突起因于抵制日货运动，与满洲问题本身并无直接关系。况且国际联盟已派出满洲问题调查团，在调查团抵达之前并不适合讨论满洲问题”。林德利等人表示，前4项提议最有价值，日方如能接受，则护侨目标即可实现，租界中立地位亦能确保。然而，2月4日在日本军部的胁迫下，犬养内阁拒绝接受“五项提议”，坚持向上海增派陆军师团。

2月6日，罗文干和京沪卫戍总司令官陈铭枢向蓝浦生郑重表示，鉴于日本大举增兵上海，中国政府和军队若依旧屈从列强旨意，勉强接受第三版“中立区”方案，主动撤军20—30英里，必令四万万国民同胞联想起三十年前仓皇出逃的清王朝与丧权辱国的庚子赔款。因此，中方决定放弃对第三版方案的既定承诺，其责任应由日方承担。蓝浦生表示英国政府能够理解中方的诉求，并希望中国政府不要放弃争取淞沪地区停战的外交努力，应坚定地同国际社会一道推动上海“中立区”方案的落实。

2月7日，在蓝浦生的劝说下，中方在第三版方案的基础上提出了第四版方案：（1）日本海、陆军不得在租界外部署，日本武装部队（含陆军、海军陆战队和便衣枪手）都撤回至公共租界以内，日军飞机不得出现在非工部局管辖的中国领土与领空之内。（2）中国军队愿意全线后撤防御阵地，具体撤退距离由吴铁城市长协同第十九路军蒋光鼐、蔡廷锴等人商酌。（3）第三方“友军”驻扎的“中立区”面积应小于中国守军所撤离的区域，具体面积由吴铁城领衔上海市民政、军事当局共同商酌。（4）淞沪局势彻底稳定后，第三方“友军”须将“中立区”全部交由中国警方接管。

2月9日，佛黎明将中方提出的第四版方案交予野村吉三郎。日本海军当局经讨论提出两个补充条件：（1）同意将日本武装部队撤回至公共租界以内，但必须保留租界外虹口公园阵地；（2）中国守军至少需要撤退到小口径榴弹炮极限射程之外（即5000码，约4.6公里）。佛黎明对日本海军的答复表示满意。然而，2月10日，野村吉三郎向佛黎明表示歉意：日本陆军坚持要求中国军队的撤退距离必须不低于20英里（约32公里）。对此，佛黎明极为气馁地向野村指出：“如果中方能够在日军大举增援情形下接受20英里的撤退距离，那么中日双方早在第三版方案就达成了共识。”11日，野村约见佛黎明表示，只要中国守军撤退20英里，日本陆军承诺在寓沪日侨安全得到保证的前提下将主动撤离上海，希望中国政府能够接受此番诚意，尽快推进“中立区”计划的落实。然而，由于第五军增援上海，负责上海和谈的外交委员会委员宋子文、顾维钧、郭泰祺、吴铁城等人的态度也变得强硬，认为这是一个“抑我就日之案，我方绝无考虑接受之余地”。

在“中立区”计划陷入僵局之时，林德利率先向英国政府建议，既然列强不能阻止日军增兵，不如坐视日军在上海取得决定性胜利，只要日本取得胜利后同意构建淞沪“中立区”，公共租界的中立地位与外国侨民的事实安全亦将得到有效保障。2月9日，白利南在林德利的建议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新的设想。他向蓝浦生和英国外交部分析了中日上海冲突的三种结局：第一种是中国军队取得胜利，侵入公共租界；第二种是中日在租界附近陷入对峙拉锯状态；第三种是日军取得胜利，中国军队被迫退出上海，列强介入冲突，成功推进“中立区”方案。他强调，只有出现第三种结局，公共租界安全才能得到完全保障。因此，在“中立区”计划陷入僵局，四国“停战提议”被日本拒绝的情形下，为了确保公共租界中立地位不受损害，保障租界侨民的安全，英国政府应该推动第三种结局的出现。白利南坦言，他并不想竭尽全力地去拯救中国，因为中国如今的危局与惨状，很大程度上是自身愚昧所致。他提醒英国同仁注意，不要忘记近年来所有外国在华侨民，尤其是英国侨民，都曾遭受中国极端民族主义的侵害。因此，他主张：“若日本政府能够避免干预租界工部局和协防委员会事务，保障各中立国侨民与侨资企业的权益，我们应该乐见日本独自解决其与中国之间在上海的冲突。”同时，白利南强调，英国政府在推动第三种结局出现的底线是日方不得在租界水域违规部署参战军舰，不得非法将公共租界用作对华作战的前进基地。

白利南的建议不仅得到佛黎明与克宁翰的支持，也得到英国外交部常务副大臣范西塔特的支持。2月10日，范西塔特建议外交大臣采纳白利南的上海护侨政策。他强调：英国外交部首要任务是确保公共租界的中立地位和寓沪侨民的事实安全。在没有绝对必要的情形下，应不再阻止日方的军事行动。当然，为了防止中国的报复，伦敦方面必须尽一切努力防止日本破坏公共租界的中立地位，坚守白利南提出的政策底线。同日，林德利致电西蒙声称：在日军彻底击溃上海中国守军、恢复其军威之前，绝无可能阻止日本军部的增兵政策。因此，除了采纳白利南的主张，英国别无选择。当前局势下，英国外交部的任务是制止日本将公共租界用作进攻中国守军的基地，维护租界中立地位与外国侨民事实安全，避免租界沦为中日冲突的战地。自此，英国政府对日本在上海的军事侵略开始由“遏制”转向“纵容”，日本乘机大举增兵上海。2月22日，日方向蓝浦生表示“淞沪战场的形势正按日军的计划缓慢而有序地推进”，在中国军队撤退距离达到日方的要求后，日本政府和军部将兑现构建上海“中立区”的承诺，“希望蓝浦生继续充任中日上海冲突斡旋的‘中间人’”。蓝浦生当即表示“乐意接受松冈洋右的诚挚请求”。可见，英国政府已完全接受白利南的建议，坐等中国守军败退上海。

五、抵制日本的“白鸟计划”

在英国提出上海“中立区”计划后，日本试图将“中立区”计划进一步扩大到中国内地五大条约港口城市，由此提出了“白鸟计划”。1932年2月9日，《日本广告商报》（Japan Advertiser）刊发了对日本外务省情报司司长白鸟敏夫的专访。白鸟敏夫声称，鉴于上海侨民危机的加深，日本政府考虑在中国境内实施全新的护侨政策，即“在上海、广州、汉口、青岛和天津五大中国条约港口城市及其周边地区设立永久性的去军事化中立区”，以保护列强在中国条约港口的侨民权益。该计划由白鸟敏夫提出，因而被列强驻日外交使团称为“白鸟计划”。白鸟敏夫强调：日本政府所提出的“白鸟计划”得益于英国构建上海“中立区”计划的启发。日本政府特别希望携手英美友邦，共同把上海建成列强在华租界护侨的典范，将“大上海市变为中国第一个去军事化中立港口”。

2月10日，法国驻日大使玛德应林德利之请，向芳泽谦吉了解“白鸟计划”。芳泽谦吉直言不讳地告诉玛德：“他长期以来始终不赞成币原喜重郎的对华政策，因而策划推动了‘白鸟计划’。”他强调“原计划在‘日僧事件’妥善解决后正式向列强友邦提出‘白鸟计划’”，使之成为日本在华租界护侨的长效机制，目的是“确保中国与列强之间的交往始终处于令人满意的状态”，不再因中国军阀更迭和民众运动反复导致列强在华租界护侨出现危情。

日本外务省将英国“中立区”概念衍生为“白鸟计划”，引起了列强驻日外交使团的密切关注。英国之所以提出上海“中立区”计划是出于维护上海公共租界的中立地位，避免租界沦为中日冲突的战地，维护寓沪侨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中立区”计划本质上是一项临时的、局部的、不图谋行政权的护侨方案，淞沪停战后将“中立区”的治权归还给中国警方，而不是变相扩大公共租界的版图，将“中立区”异化成为工部局管辖的新拓租界。然而，日本所谓的“白鸟计划”则试图在中国内地五大条约港口城市设立永久性的去军事化中立区。这是无视《九国公约》，破坏中国领土和主权完整的行为。

“白鸟计划”一经披露，立即遭到中国政府、英国驻华外交当局、英国在华侨资企业代表和美国政府的一致反对。2月9日，罗文干代表国民政府发表声明，谴责日方拟议在中国主要港口构建“去军事化中立区”之提议，明确指出该提议对中国而言是灾难性的，是逼迫中国再次接受类似三十年前《辛丑条约》一般的历史耻辱，无论如何都不是当今中国政府所能接受的丧权辱国政策，“国府决不订此条约”。罗文干向国际社会郑重声明，若列强协助或纵容日本“白鸟计划”，必将遭到全中国人的反对，最终将破坏列强在华租界的安全与稳定，损害各国在华侨民与侨资企业的既得权益。

2月17日，中国国际联盟同志会主席熊希龄致函蓝浦生，强烈谴责日本“白鸟计划”的荒谬。熊希龄认为，日本外务省当中的激进分子为了配合军部的扩张政策，提出“白鸟计划”禁止中国军队进入条约港口城市20英里范围之内，将“国联及非战、九国各条约破坏无余”。熊希龄向蓝浦生指出：“中国军队（包括蒋介石中央军、粤系第十九路军等）迄今为止何曾出现过故意伤害外国侨民及侨资企业生命财产的恶性行为？”鉴于日本“白鸟计划”师出于英国“中立区”计划，中国国联同志会有责任向英国发出友好警告：“中国政府和人民已达到了所能忍耐屈辱的极限地步。”如果日方坚持提出“白鸟计划”，中国人民定会“为维持公约与生存作正当防卫”。届时，包括英国在内的任何列强都会为另一场“义和团运动”的爆发埋下自食因果的恶种。一旦“第二次义和团运动”爆发，“中国民众爱国、卫国的狂热激情将难以平复”，“列强在华侨民与侨资企业生命和财产损失的恐怖程度必将远甚于1900年”。因此，熊希龄真诚“希望英国外交当局不会被日本‘白鸟计划’的野心所误导”。

英国驻华外交当局与英侨资企业也对“白鸟计划”持否定态度。蓝浦生首先向英国外交部指出：“无论从政治、军事抑或是财政的角度来看，都是弊大于利……除非列强打算集体恢复对中国的军事独裁政策，否则英国驻华公使馆认为‘白鸟计划’根本不值得讨论”，英国政府对该计划应该“完全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不过，蓝浦生也向西蒙承认，对于英国而言，“上海‘中立区’概念被日本政府外延滥用”，十分不利于英国外交当局推进上海“中立区”计划，不利于英国保护寓沪英侨的安全。由于日本标榜“白鸟计划”受到英国“中立区”计划的启发与鼓励，很容易招致中国军民对大英帝国的连带愤慨，从而损害英国在华侨民与侨资企业的利益。因此，蓝浦生认为英国政府应明确批判“白鸟计划”，绝不能对该计划抱有任何暧昧的好感。

作为英国在华侨资企业的代表，太古洋行与立德洋行也向英国外交部提出了反对意见：（1）“中国政府将‘白鸟计划’视作对中国主权领土的进一步侵犯与干涉”。英国若领衔列强通过国际联盟配合日本推进该计划，“中国条约口岸必将在未来成为中国和列强在华侨民之间持续摩擦、冲突的根源”，极不利于英国在华侨资企业的发展。（2）“除日本以外，英国政府、美国政府或任何其他列强国家都不愿意在中国境内永久性驻扎一支规模足够庞大的军队，以长期维持中国条约港口的秩序”，其后果最终将造成中国条约港口主要由日本人监管、由日军实际掌控。英国侨资企业在中国条约港口的一切经营活动都将受制于日方的监管、审批，极不利于英侨企业在市场环境中的自由扩张。

与蓝浦生相同，美国驻华公使詹森对“‘白鸟计划’深感诧异”。他致电史汀生，明确指出该计划“与《九国公约》严重相悖”，请求美国国务院给予高度关注，及时出面施压，打破日本外务省的企图。如果美国政府协助日本施行“白鸟计划”，“美国在华侨民的处境将立时陷入极其危险的境地”。“白鸟计划”将导致“另一场类似于义和团运动，使列强在华侨民面临新的灾难”。因此，詹森建议“美国政府尽快发表坚定维护《九国公约》原则的外交声明”，阻止“白鸟计划”的推进落实，“避免美国侨民被动卷入日本捏造的政治灾难当中”，保护美国侨民免遭“1900年那般严重混乱下的巨大损失”。2月9日，美国政府明确声明：“对于日本政府所提议各中国主要口岸不得有军事设备及须改为中立区一节将加以拒绝。”美方认为此举“破坏中国领土、行政之完整”，“为维持九国公约、非战公约之尊严，决表示反对是项提议”。

在英美列强的联合反对下，日本外务省不得不暂时搁置“白鸟计划”。2月26日，芳泽谦吉委托日本驻国联代表松平恒雄在日内瓦声明，日本政府从未承认过“白鸟计划”，所谓“白鸟计划”肯定是“一项违反《九国公约》规定的政策”，白鸟敏夫的讲话是“没有充分法理依据的”。松平恒雄强调，所谓“白鸟计划”毕竟只是白鸟敏夫“私人观点”，无论是外相芳泽谦吉本人，抑或是日本外务省官方发言人，皆从未在公开场合正式发表过所谓的“白鸟计划”，因此该计划“丝毫不能代表日本政府的准确观点和正确意图”，望英国政府及其他欧美列强不要对日本政府产生任何误解。至此，日本政府“已准备放弃日本之中立区计划”，其企图在中国五大港口城市设立永久性“去军事化中立区”的梦想破产。

虽然“白鸟计划”遭遇挫折，但日本政府依旧力图在整个上海建立永久性的“去军事化中立区”。3月2日，日本政府提出淞沪停战谈判的4项先决条件：（1）中国当局应首先承诺将其军队从上海冲突前线撤退至“指定距离”，日方才适时宣布停止敌对行动。（2）在停止敌对行动期间，日本和中国将举行淞沪停战谈判会议，并邀请上海租界主要利益关切国家外交代表出席，共同讨论上海及其周边地区永久和平的“去军事化中立区”问题，以构建保护上海公共租界、法租界中立地位与各国寓沪侨民、侨资企业权益的长效机制。（3）日本军队在确定中国军队撤退至“指定距离”后，撤回到上海及吴淞地区前沿阵地。在淞沪停战谈判会议确定上海地区彻底恢复和平常态后，再从上海及吴淞前沿阵地撤回公共租界。（4）中日任意一方违反上述各项先决条件，则另一方将被自动赋予采取一切自主行动的合理权力。

显然，“日方先决条件”违背了此前日本军队在第四版“中立区”方案中作出的承诺，即日本陆军承诺在中国军队撤退20英里、寓沪日侨安全隐患得到根除的前提下自觉撤军，主动远离上海。3月4日，林德利对芳泽谦吉表达强烈不满，他说英国政府认为：“当中国军队后撤，上海地区军事停火，日本军队也将随之从前线撤离。第三方国际中立力量将在中日两军的撤离区域内建立上海‘中立区’，这是各方拟议召开淞沪停战谈判会议的谅解前提。”现在日方坚持“在上海未达成‘永久和平协定’之前，日本陆、海军地面部队将一直驻扎在前线阵地，拒绝撤回上海租界”。对此，林德利质问芳泽谦吉：倘若日本军队坚持在“淞沪停战协定”达成之前驻留前线阵地，淞沪停战谈判会议怎能如期召开？芳泽谦吉表示“日本政府认为日军有必要在淞沪停战谈判会议召开并取得一定进展之前坚守前线阵地”。为此，林德利失望地向西蒙表示，“芳泽谦吉相较以往的处事态度变得更为固执了”，日本政府在“暂不撤军”与“达成上海永久性去军事化中立区”问题上态度坚决。蓝浦生向西蒙表示“中国军队现已事实后退了远超20英里的距离”，日本依旧坚持“暂不撤军”的先决条件“既不合逻辑，也不合情理”。

3月4日，国联大会通过关于上海停战的有关决议，并邀请美国政府一道规劝日本上海派遣军撤退，并敦促中日两国在欧美列强的协助下尽快启动淞沪停战谈判。与此同时，美国舰队宣布将在环太平洋地区开展为期两个月实弹演习。3月5日，罗文干向应歌兰递交了中国政府关于日本先决条件的正式答复，并声明：“中国政府将重新拥有在上海方向自由行使军事行动的权利”。在国际联盟公开发表敦促日本及时撤军的政治呼吁、美国舰队集结亚太地区开展实弹演练，以及中国政府扬言调动中央军反扑上海的情形下，日本决定在上海作出让步。3月8日，重光葵向蓝浦生表示，日本驻华外交当局与上海派遣军皆认为当务之急应尽快达成淞沪全面停战协定。上海派遣军已做好撤回上海租界的准备工作，但碍于现有兵力规模，不得不暂时分流部分官兵驻扎于吴淞地区日资工厂内，诚请列强与中国当局理解。当晚，芳泽谦吉约见林德利，表示：“除非条件不合理，否则中国方面一直拒绝停战和谈的邀请，拒绝同日方外交当局对话接触，会使得外务省在处理与日本军部之间关系问题上变得愈发困难”。3月10日，中国政府正式答复蓝浦生，同意进行淞沪停战谈判。

3月14日，中日双方代表郭泰祺、重光葵在英国驻上海领事馆举行非正式会谈，英国公使蓝普森、美国公使詹森、法国公使韦理德和意大利代办齐亚诺出席会谈。在国际社会的调停下，双方达成了停战撤军的三原则：中国军队暂时留驻现在位置，直至签订协定时为止；日本军队撤退至公共租界及虹口越界筑路地带，一如1月28日事变前的状态，但考虑到所能容纳的日军人数问题，部分日军可暂驻于上述区域的毗连地带；由中立国人士组成的联合委员会证明双方的撤军。同日，芳泽谦吉约见林德利，他代表日本政府“向英国外交当局大力协助中日上海争端的和解深表谢意”，“日本政府在得到中方承诺不会追击后撤日军的基础上，将以最快速度将上海派遣军地面部队撤至公共租界辖域附近”，并陆续安排陆军撤回日本本土。次日，日本陆军省下达撤军军令，陆军第十一师团与混成第二十四旅团将在最短时间内登船撤离上海。至此，日本企图通过淞沪停战谈判在上海实现“白鸟计划”的目标落空。

结 语

以往学界在讨论英国与一·二八事变的关系时，主要侧重从殖民利益和国际体系分析英国在一·二八事变中的立场转变，以及英国外交当局对中日冲突的调停。而对英国在华租界护侨的目标及其与一·二八事变爆发的关系未能论及，对英国在维护租界中立地位和租界侨民利益的过程中对日本侵华的抵制与妥协论述不够全面，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英国在事变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通过对英国外交部档案的梳理，我们不难得出以下结论。

一·二八事变的爆发与英国租界护侨有着密切的关系。为了防止中国民众冲击租界，英国主导租界协防委员会制定《协防计划》，划分驻军防区，使日本海军陆战队有机可乘，出兵占领租界外围的中国领土。《协防计划》的防区划分与越界驻军不仅侵犯了中国的领土主权，而且直接导致中国守军与日军发生军事冲突，引发了一·二八事变。一·二八事变爆发后，英国虽然积极采取外交措施，调停中日冲突，但未能阻止中日冲突的扩大。一方面是因为日军有意利用《协防计划》制造事端，扩大侵略，镇压中国抗日运动；另一方面是因为在委曲求全解决“日僧事件”后，日军仍然侵入中国领土，使国民政府在事变之初认定日本有意侵略中国的东南地区，因而决定迁都，决心对日军作长期抵抗。

在中日上海冲突中，英国政府对中国抱有一定的同情，也在道义上予以了一定的支持。然而，英国政府首要目标是维护上海租界的中立地位，确保租界侨民和侨资企业的安全，避免租界沦为中日冲突的战地。因此，在事变之初，英国政府侧重于对日本施压，联合美、法、意等国极力阻止日军在租界内跨防区巡逻，反对日本陆军增援上海，在租界水域攻击中国军队，以防止日军把租界变成进攻中国军队的基地。在最初的调停方案中，也有同情和支持中国的举措。然而，在遭到日本政府的强硬拒绝后，英国政府为了确保租界的安全，转而接受林德利和白利南的建议，默许日本大规模增援上海，坐视甚至推动日军尽快击退中国守军，逼迫中国政府接受其主导的“中立区”方案，并通过《淞沪停战协定》为上海公共租界建立起了有效的保护机制。

毫无疑问，面对日本在上海的侵略，英国朝野已经感受到日本对其远东利益的挑战，其海军部和上海英侨坚决反对将租界治权拱手让于日本，认为“放弃上海即意味着放弃大英帝国在中国的一切！”“一旦大英帝国显露出‘政治投降’式的卑微姿态，将对大英帝国在中国、日本、印度乃至整个东方世界的地位带来灾难性影响。”因此，英国修正了九一八事变后对日“绥靖”的政策，积极联合美国极力打破日本利用“白鸟计划”将“中立区”方案衍生至中国五大条约港口城市的企图，逼迫日军在淞沪停战之后撤回租界，使日军恢复到一·二八事变之前的状态。英国在维护租界中立地位和租界侨民利益的过程中对日本侵华的抵制与妥协，充分展现了其对中日上海冲突的复杂面相与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

原文载于《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24年第1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