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地带的文化遗产：重建的“过程”至关重要 | 留声机

文化遗产犹如历史的回声。在法国学者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著名的概念“记忆之场”中，空间与记忆相关，它得以形塑一个民族的身份认同与历史叙事。

文化遗产亦是纷争的导火索，这些遗产关系着对于自我边界的判断、精神的依托以及历史的归属。圣索菲亚教堂/清真寺随着空间的易主在君士坦丁堡与伊斯坦布尔之间转换；耶路撒冷的圣殿山迄今仍是犹太人与阿拉伯人彼此怨恨的核心象征……

悖论于是出现：文化遗产作为一种珍贵的物质性遗存铭刻着人类的历史记忆，它们本是最应该被留存下来的；然而对其归属权的军事争夺又使之变得脆弱、易于毁灭。

因此，第三方在文保工作上发挥着特殊作用，许多国际机构深度参与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修复工作。“和平实验室”邀请了具有相关在地项目经历人士，分享一手的见闻与心得。

11月3日，世界银行高级城市发展专家贾铮、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吕晓宇、世界银行经济顾问王昕息通过线上/线下圆桌会议的形式，探讨冲突地区文化遗产的精神价值和长期收益、文化遗产保护与人道援助之间的冲突或协同效应、文化遗产保护的紧急行动和长期保护策略等议题。

在此特别感谢“海外高校校友会中心”为这次活动提供场地，“政治学评介”提供直播支持。

圆桌会议现场，从左至右分别为

昕息（主持）、贾铮（线上）和晓宇。

摄影 | Katy

冲突地带的文化遗产

——关于保护与重建的探讨

 昕息：

在这次讨论中，我们选择了一个交叉的切入点，探讨文化遗产保护在冲突地区的角色。贾老师的背景更注重城市规划和城市更新，而我的关注点更多地集中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研究。在我的项目中，我关注如何通过文化遗产的改造和更新，为冲突地区带来更多的旅游和文化资产。

尽管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切入，但我们的共同兴趣在于冲突地区，特别是中东等受关注的地区。这也是我们三位一同讨论的背景和契机。

“人们在谈论文化遗产时，经常会讲到它来自哪段历史，它是哪一部分人所拥有的文化遗产，它有什么样的叙事。”

 贾铮：

在过去的十几年甚至20年里，冲突、暴力和脆弱国家数量在全球范围内呈上升趋势，尤其在最近15年保持上升。这导致了大量的难民产生，全球难民数量不断增加，去年达到约3500万。除了逃往其他国家的难民，还有很多人被迫在自己的国家内部进行迁移。

冲突和暴力也对国际粮食安全造成了影响，如乌克兰战争引发的粮食危机。一些本已经济困难的国家，如也门和撒哈拉地区的国家，由于冲突而陷入更多困境，粮食危机进一步加剧。

在文化遗产和身份认同方面，一些地区可能在表面上看起来繁荣，但实际上非常脆弱。小规模的暴力问题，如部落之间的冲突、传统与现代文明的冲突，都可能迅速演变成更大规模的问题。

从世界银行的角度来讲，应对脆弱暴力冲突的首要策略，是预防暴力升级。在这个过程中，还要尽量减少地区性全球性的溢出效应。世界银行集团作为全球最大的多边发展银行和联合国系统的成员之一，机构设计和政策可能和联合国的一些直属机构不太一样。世行一般不做紧急暴力的直接协调，但大量参与紧急援助和恢复建设，包括战后重建和发展。这里要强调以人为本的重建工作，还有综合的发展。

回到文化遗产这个话题。文化遗产牵涉到一个比较根本的问题——身份认同。身份认同是多元且动态变化的。集体身份认同与个人身份认同有时候不尽相同，这更增加了复杂性，而认识到这一点对于冲突地区常常尤为重要。人们在谈论文化遗产时，经常会讲到它来自哪段历史，它是哪一部分人所拥有的文化遗产，它有什么样的叙事等等。

在比较多文化的语境下，尤其在脆弱暴力冲突地区，文化遗产问题会变得更加复杂和敏感。

阿卡土耳其浴场

图源 | WHS

以世界文化遗产地，以色列北部阿卡古城的保护为例。以色列北部阿卡地区是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地。这一地区从古罗马帝国时期开始就成为文化交汇点，承载着众多文明的痕迹。它见证了罗马帝国在地中海东岸的统治，伊斯兰教的兴起和扩张，以及十字军东征的历史战役。作为一个重要的港口城市，阿卡在历史上一直具有战略地位，不仅为商业活动提供了繁荣机会，还是许多文化、宗教遗产的承载者。

在阿卡地区，除了石质建筑的考古和保护工作外，还有一些独特的文遗保护挑战，比如罗马时期的马赛克、水下考古、多时期同空间的多重文化遗产的保护、以及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保护和展示立场。虽然该地区有丰富多样的文化和历史遗迹，但在文物保护和宣传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和偏向，比如在强调十字军东征遗迹的同时，对阿拉伯文化的保护与宣传力度不尽相同，呈现出多元文化和历史叙事的复杂性。

在阿卡的历史中，曾发生阿拉伯人和多民族多宗教的人口构成变迁。如今古城内阿拉伯人的比例虽然较高，但其实绝大部分不是20世纪上半叶原来居民的后裔。其背后涉及复杂的冲突与历史变迁，包括难民问题以及地区人口迁徙。这样的复杂历史背景需要更多细致的了解和尊重，因为文化传承和叙事中存在着多样性和复杂性。

“文化遗产所代表的，事实上就是一种超越——超越现阶段战争所突出的宗教、身份、政治冲突之上的，更加长期和永恒的部分。”

 晓宇：

在冲突地区工作时，文化遗产并非一开始就是我的关注点。与此同时，在我抵达之前，一些来自中国浙江和福建的商人、文物贩子、保护者以及考古学家已经活跃在这片区域。他们有着丰富的地区性知识和人际关系资源。

在完成了国际冲突相关的访谈工作后，人们常常建议前往当地的文化遗产参观。在这些冲突地区，文化遗产旅游似乎成为了唯一仍然存在的旅游形式。在叙利亚和乌克兰等地的旅行中，我发现了这一现象。这些文化遗产路线似乎得到了保护，除非涉及军事战略，否则不会被切割。

在这种环境中，以旅客身份进入冲突地区似乎是相对合法和安全的。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新的发现，因为在这些地区，以其他身份进入可能会面临麻烦。

这些地方的情况与战前国际游客云集的场景截然不同。在冲突地区，文化遗产重新成为当地人的空间。这让我思考：到底文化遗产属于谁？冲突将国际游客挤出，从某种意义上，当地人重新获得了空间的掌控权。

有些过度旅游化的地区在冲突中反而回归当地人，成为新的社会生活空间。这些地方展现出脆弱性和资源有限性，但也成为当地人重新定位社区、建立生活空间的地方。因此，我后期的访谈对象大多是在这些空间中找到的，因为选择在冲突地区探访文化遗产的人是非常特殊的，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有着共同的话题。

对于文化遗产的重要性或价值问题，丘吉尔在二战时期已经非常明确地阐述了。有人问他为何不减少艺术支出，丘吉尔的回答是：“我们到底是为什么而战呢？”因此，文化遗产所代表的价值正是人们在战争中捍卫的价值之一。

叙利亚冲突中被摧毁的倭马亚清真寺

图源 | Al Arabiya

叙利亚的倭玛亚清真寺就展现出了某种历史的复杂性。这座清真寺曾经是阿拉姆人崇拜雷神的场所，后来成为教堂，再后来变成清真寺。在这个地方，罗马时期的教堂基石仍然存在，这让我意识到叙利亚历史的多元性。

与年轻的叙利亚人交谈时，他们谈到冲突之前从未在意对方的宗教身份，这使我明白冲突的实质并非单一的宗教或民族冲突。在之前他们甚至都不知道这种亲密朋友之间，你们家到底是什么教派，或者你们家到底是属于什么样的宗教信仰等等。所以无论是他们谈话所代表的，还是说文化遗产所代表的，事实上就是一种超越——现阶段战争突出的那种宗教式的，身份、政治的这种冲突之上的更加长期和永恒的部分。而这一部分恰恰就是多元的和杂糅的。

这座清真寺所代表的多样历史成为和解的核心，重建后的和解需要共同认可和妥协，依赖着这种更为久远的遗产。我相信文化遗产和更综合的文化构成了摆脱战争阴影的重要一环。

“我们采用了‘以人为本’和‘以地为本’结合的方式，结合当地特点来规划项目，避免单方面援助所引发的社会隔阂。”

 贾铮：

我也深有感触，文化遗产在冲突地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促进了超越短期冲突的融合。在黎巴嫩和伊拉克，我参与了世界银行与多国政府投资的城市基础设施重建和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我们也在黎巴嫩和约旦开展了城市基础设施与社会融合紧急恢复项目。这是在2014年到2018年叙利亚战争期间，由多国捐助共同投资，由世行管理的一系列项目。在当地原本经济就不景气、基础设施有待改善的情况下，突然涌入数以百万计的叙利亚的难民，如此引发了有限资源和就业机会的争夺和社会矛盾。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采用了“以人为本”和“以地为本”结合的方式，结合当地特点来规划项目，避免单方面援助所引发的社会隔阂。有一些传统的人道主义援助的项目，是以人为中心的。难民来了，我们安排怎么能把援助资金发给难民，我们怎么来建设难民营，怎么来提供教育卫生，怎么来提供水、食品、药品、帐篷，怎么建立当地秩序和接纳国的关系等等，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角度。但后来慢慢发现这样有时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难民营和当地社会的隔阂。

近10年的研究发现，其实在难民接收国，大约70%的难民其实和当地的社会（尤其是城市）是融合的，他们散布在这个城市的居民之间，当然难民经常在一些大大小小的地区比较聚集地生活，但如今世界上大部分难民不集中在难民营。

于是在冲突地区，我们引入了一种“以地为本”的方法，针对难民涌入带来的资源争夺和基础设施问题。这一方法着眼于综合性投资，包括基础设施与服务、教育、卫生、文化艺术等多方面，以使当地居民和难民都能获益，且投资的效果更加长期可持续，也可降低社会矛盾及可能加剧的冲突风险。

爆炸后的贝鲁特港

图源 | Anwar Amro / AFP

另一个例子是2020年开始由多个捐助国成立、由世行领导管理的黎巴嫩投资基金，针对黎巴嫩多重危机尤其是贝鲁特大爆炸设计和投资的一系列紧急援助项目。我们首先进行了DNA（damage and need assessment）评估，来确定受损程度及修复需求。这包括多学科综合评估，确定资金需求，重点关注交通、小商业、环境和文化产业。特别是修复市中心受到巨大破坏的历史住宅和曾经繁荣的文化产业。我们强调在项目中不仅仅是完成具体的物质建设，更重要的是培养当地人才和机构，使其具备长期进行恢复的能力，实现在国际援助结束后能够实现自主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具体到伊拉克的项目经验，该国历经多次战争和恐怖主义袭击，特别是伊斯兰国的占领，社会经济、基础设施、文化遗产等等都遭到了巨大破坏。项目在综合评估和DNA分析结果的基础上进行设计。投资总额为7亿5千万美元，跨越8个不同部门和专业领域，重点关注了较早解放的7个省份。我负责的重点在4个受创最为严重的省份进行地方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的重建，以促进当地基础设施和民生的复苏。

在文化遗产方面，虽然最初计划进行大规模的重建，但由于多方原因，目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导着文化遗产修复的工作，特别是在摩苏尔。

在项目实施中，我们强调了多利益相关方合作平台的建立，将当地政府、国际机构、私营部门、非政府机构以及地方社区团体纳入一个平台，共同制定项目的机构设计和过程设计。在冲突地区，这种多方合作尤为重要，因为政府可能在一些地方不具备有效的治理能力。我们在黎巴嫩和伊拉克都成功建立了这样的合作平台，以推动改革、恢复和重建的框架。

总体而言，我们认为在冲突地区进行项目设计和实施时，重建的过程非常重要。因此，建立公平公开的沟通机制，促使各方共同参与讨论，并共同制定项目的方向、目标与实施计划至关重要。比如在伊拉克和黎巴嫩项目中，我们通过建立多方参与的改革、恢复与重建框架平台等机制，尽管过程艰难曲折，还是取得了积极的效果。

“我常常面临一个问题，即如何平衡人道主义需求和文化遗产保护之间的矛盾。”

 晓宇：

接下来我想分享一下我对伊拉克的兴趣，特别是对摩苏尔的向往。这座城市以其以地为原则的城市建设和社区参与的理念而吸引了我，尽管在伊斯兰国与伊拉克政府军的交战中受到了严重破坏。

在项目中，我常常面临一个问题，即如何平衡人道主义需求和文化遗产保护之间的矛盾。有人可能会质疑为什么不先救人，而是选择优先进行文化遗产保护。这是一个在相关项目中常见的挑战，因此我在实地工作中经常被问到这个问题。我们试图通过以地为原则，类似于国家强调与发展相结合的方式来解决这种复杂的问题。

在这里，我想分享一个经典案例，即塔利班炸毁阿富汗巴米扬大佛的故事。我并非要为塔利班进行辩护，只是简单地呈现事实。

塔利班摧毁大佛后，塔利班代表事实上与美国政府及其他相关捐赠方进行了沟通，这些捐赠方是从事国际发展和援助工作的。他们问塔利班为什么选择炸毁大佛，塔利班事实上与很多国际发展援助方进行了交流，希望获得更多人道主义援助的资金，因为当时阿富汗刚经历了自然灾害等问题，儿童营养不良成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导火索是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代表团与塔利班的对话。代表团提到有一笔钱可以用于维护大佛，但塔利班代表建议将这笔钱的一部分用于救助儿童。然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这笔钱只能用于修复大佛。这一决定触怒了塔利班的宗教势力，整个过程不是简单地拍脑袋就炸了大佛，而是经过几个月的辩论和讨论。

在激烈的辩论之后，塔利班最终决定以宗教崇拜的名义解释他们的行为，认为修复大佛是对偶像崇拜的支持。如果塔利班内部了解国际发展机构的运作方式，可能就不会因为这个事情而生气。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并非负责人道主义救援，这笔资金也无法挪用到人道主义救援方面。

2002年的巴米扬大佛遗址

图源 | Sgt. Ken Scar Date

这里反映出一种张力和复杂性，塔利班对国际发展体系不熟悉或不了解，当时国际发展体系也缺乏更加综合性的协调方式，将文保、城市建设和人道主义需求结合在一起，实现当地的综合重建。

伊斯兰国并非完全以宗教信仰为驱动，举一个近期的例子。在叙利亚，他们抓走馆长并折磨他的原因是为了找到真正文物的藏匿地点，真正的珍宝实际上被藏在一个地库里。视频上展示的伊斯兰国分子破坏古迹的行为实际上是对最没有价值的文物进行的，最有价值的文物被保留或出售。

即便是最为极端的宗教组织，在对待文物时也涉及复杂的利益计算和经济考虑。在这种复杂的场景中，如何进行有效的协商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对于一个极端性的宗教组织占据文化遗产阵地的情况，是否存在协商的空间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通过仅仅指责他们野蛮、不懂文明可能是一种失效的沟通方式。即便面对极端团体，在文化遗产和文化议题上仍然存在协商和讨论的空间。因此，我们需要更复杂和综合的方式来处理文化遗产保护的问题。

 昕息：

我参与了世界银行在缅甸仰光的文物保护项目。在冲突频发地区，特别是在文化遗产保护议题上，存在着多方利益的张力和现实问题，如资金匮乏和政治议题的优先级矛盾。

在冲突频发地区，文物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资金整体而言非常有限。缅甸的情况是一个例证，尽管当时正处于相对短暂的和平稳定期，整个文物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依然面临严重的资金匮乏。国际上提供资金的主要来源包括发展性金融机构、多边组织、双边组织以及一些民间基金会和高净值个人。尽管有这些资金来源，但整体来说，文物保护领域的资金依然相对匮乏。

在缅甸项目中，我们的目标是保护一些在英国殖民地时期留下的破败建筑以及原有的一些具有历史价值的建筑。然而，面对缅甸政权更迭的复杂过程，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着一些困境。其中一个困境来自于意识层面，对于一些殖民时期的建筑，政府可能并不认同或没有足够的意识。虽然缅甸在当时完成了军政府向民主政体的转型，并进行了民主选举，但对于保护殖民时期建筑的身份认同仍然存在问题。

另一个现实问题是资金的困扰。在与仰光类似的市财政局开会时，我们提供了一部分捐助和一部分低息长期贷款，但仍然有0.5%左右的利率。然而，仰光的财政部门表示，他们的财政的1/3来自于世界银行和日本国际援助机构，即所谓的“一卡”机构。他们的资金剩下的2/3只能来自于自身的财政收入或税收，面临巨大的财政挑战。他们需要在有限的财政资源中权衡各个部门的需求，决定将资金投入到哪个项目更为重要。

在这个项目中，我们暂时决定等待仰光完成2020年大选，制定下一年度的公共财政预算，然后再看是否有足够的资金来偿还贷款，并推进项目。尽管后来缅甸发生了政变，但这个例子强调了在冲突或政治不稳定的国家，特别是在面临资金矛盾的情况下，开展工作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既要解决本国政治治理的问题，又要面对尖锐的资金矛盾。因此，我们在这些地方开展工作不仅更加困难，同时也更加突显了在这些地方实施更全面、系统化的工作开展方式的重要性。

Q1：刚刚老师有说到在不同的叙事下，有不同的可能性。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怎么决定什么被优先保护？这样的界定是怎么去做的，是不是一定要在某个叙事底下去做？

 贾铮：

很难给出一个单一的、适用于所有情境的答案或方法。作为专业从业者，我们的总体原则是尽可能保持客观性和包容性。在冲突背景下的叙事中，短期冲突、政治状况、以及资金限制等等可能会对文化遗产保护产生影响。但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仍尽可能展示文化的多样性与原真性。

我们强调过程非常重要。这需要多方参与、社区参与，以及建立一个透明公开的交流平台。我们需要确保有一个设计良好、有引导、有反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框架中讨论优先事项、设计与实施计划。在冲突地区，尤其是在国际组织的经验中，我们经常主张由当地人主导或者积极参与的决策过程。国际组织可以提供技术与资金支持、过程设计与监督，但最终决策权与受益者应归属于当地社区。

另一重要因素是有效的反馈机制和投诉机制的设立。这确保了决策的公开与公正性，也为社会提供了参与、表达意见和投诉的渠道。我们强调这一过程是公开透明的，要与多利益相关方进行广泛的讨论。最终，本土参与和当地社区的主观能动性对于确保长期的重建与发展至关重要。通过让决策归属于本地人和社区，我们能够创造更有广泛支持、更可持续、更广泛受益的文化保护决策。

 晓宇：

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因为它涉及到政治性和代表性的层面。在文化遗产保护或政治中，我们都会遇到类似的问题。比如说，如果一个地区有90%是某一主体民族，而10%是少数民族，我们在选代表的时候就会面临一些挑战。

有些人可能会主张按照多数人的原则，也就是按照90%和10%的比例来分配代表名额。但也有人会提出，我们应该按照不同派别来决定，以便在代表中达到一种制衡。

我个人的倾向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更倾向于保护少数派的权益。我支持采用名额制度，将代表名额更多地倾斜给少数派，这样才能更好地保护他们的利益。当然，这并不是一个普遍适用的解决方案，因为每个情况都有其独特性。

另外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是外部介入，尤其是来自海外的资金或机构。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应该更加重视当地的决策和大多数人的意见。如果外部介入过于强调某个特定的教派，那么就需要更仔细地考虑当地的拥有权和意见。

Q2：贾老师，您提到在政府失能的地区，会通过国际机构、大型私营机构和当地社区团体共同组成一个文物保护机构。通常有哪些群体参与？是商业部门还是当地村民？对于那些不愿意参与的人，您会采取哪些说服工作，让他们融入这个文物保护过程中？

 贾铮：

首先，我想解释一下，我们参与重建这个平台时，文化遗产只是整体大盘子中的一小部分。尽管我们不断强调其重要性，但它在资金量和整体考虑中可能并不占据主导地位。

这里所说的多方平台通常是一个多部门、综合性的平台，而不仅仅专注于文化遗产。有时我们会设立一些分平台，根据不同的部门设立更深入、更细化的平台，比如文化分平台。在这个过程中，涉及的当地组织或机构可能非常多样化，因为每个地方的情况都不同，机构设立方式、能力水平和所处的语境也不一样。

最近我们在黎巴嫩进行的项目中，发现当地一些长期致力于文化遗产保护的非营利机构非常活跃。他们与当地居民联系紧密，同时还有一些学术界的专家参与其中。因此，他们在历史文化、技术层面的了解，以及与当地居民的连接方面，有很多优势，能够直接参与到多方讨论的过程中。

总的原则是确保能够有真正代表当地社区的团体有效地参与。这可能是当地政府机构、基层社区组织、或者一些非营利机构的代表。在这类参与过程中，国际机构会更多地作为一个总体协调和组织方，而当地政府或基层团体经常能够更有效且直接地组织当地居民，通过社区参与过程整合出优先事项，并反馈到整个项目设计中。在国际经验中，一些大学或智库有时也会起到积极的技术支持或补充作用。

在复杂的地方，我们还需要留意当地组织的倾向性和目的性，确保包容性和利益平衡。这需要我们多加注意，进行需要的尽职调查，和更有针对性的机构或者过程设计，以确保当地的代表真正反映社区的声音。

Q3：如果将古代文物建筑视为可以被塑造和续写的语言，对于类似于巴米扬大佛这样受损的建筑，应该保留其原貌，还是保留其反映的历史叙事性呢？

 晓宇：

我曾与文物贩子进行过一段有趣的对话，他在解释自己的工作时表现出一种强烈的道德感。他说自己的工作是在保护即将失落或被毁的文物，甚至将其比作是“责任保护”。他指责我们国际关系的从业者没有履行“责任保护”，这种逻辑实在巧妙，让我当时难以找到有效的反驳理由。

另外，关于类似巴米扬大佛这样的文物修复问题，在理想的情况下，我觉得可以设置一些解释性的标识，逐步展示文物遗产发生变化的原因。如果最终进行修复，可以解释之前被毁的原因，这样可以在最理想的情况下完成整个记忆的还原。

有趣的是，如今巴米扬大佛已经被塔利班保护并成为旅游路线的一部分。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已经与2001年的行为进行了一种切割，这似乎表明他们在进步或反思之前的行径，不论是出于经济原因还是其他原因。这种情况下，至少巴米扬大佛现在作为一个遗产和旅游资源受到了关注，成为了重点保护的对象。

最理想的状态是能够还原文物的记忆，告诉后来的人这个空间发生了什么。即便现在的状态可能与几十年前不同，但完整的记忆对于文化遗产是至关重要的。在中国旅游中，我们常常看到一些建筑被重建，但中间的历史却成了空白，只能通过本地的历史和常识去理解。因此，保留完整的记忆最好由民间去做，将整个历史记录下来。

Q4：作为一个门外汉，我突然想到，如果我们追求文物的叙事感，可能需要保护到一定的程度才更有故事性。在文物保护方面，如何平衡保护的程度，既能让人感受到文物的需求，又能保护好文物的核心部分？特别是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如何分配资源是一个考虑的问题。比如，如果有100个人和一个大佛，而只有这100个人记得这座大佛，那么在救援时是否应该先救人而非大佛，以确保有人记得这个文物的存在？

 晓宇：

我看好像刚才也有网上的朋友留言，问如果非要在生命和遗产之间进行选择，该怎么选。如果你问我，我当然会选择生命，毫无疑问。因为我觉得之后（文物）肯定会有修复或者重新进行保护的可能，但是人命一旦没了就没了。

但是我觉得这种矛盾多少是人为制造的，事实上可能不存在这样的矛盾。甚至于如果真的你把我放在处境里面说，我现在只能去要一笔文保的钱，但我现在需要去救命，我先把这个钱要了，然后再进行各种操作的方式，去救人命。我觉得文保机构也应该能够理解在那样的一个迫切的人道主义的需求之下，我需要去做那样的一个选择，或者是一个艰难的决定，我觉得到了最后还是有人文的精神存在。

其实在大部分的场景之中，并没有这么直接或是完全二元对立的矛盾，但这样的矛盾可能会被激化。比如在塔利班这个案例中就是被激化了，所有的焦点都变成大佛了。其实这个矛盾本身不在大佛，矛盾的本身在于当地的掌权者和国际机构国际发展机构之间的沟通和协调问题，跟大佛实际上是无关的，但所有的矛盾点被转移到了文化遗产上面。所以我觉得可能未来的一个工作重点是避免这样矛盾问题的焦点的转移。

* 本次活动中，嘉宾仅发表个人观点，不代表所在机构。

文案 | 力文

编辑 | Hadi

排版 | 派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