栏目说明
『留声机』栏目刻录、剪辑、回放和平实验室举办过的讲座、圆桌等活动。这里既有嘉宾主体性的声音，也有编者对内容的重述与剪辑。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交叠，扣成延展的话语链条。
“我现在更加坚定自己的评估，以色列没有与哈马斯谈判的任何提议与倡议。事实上，目前根本不存在实质性的谈判。” 国际社群组织（ICO）中东事务主任格申·巴斯金（Gershon Baskin）4月22日在自己网站上这样写道。
巴斯金博士在3月29日和平实验室主办的线上讲座“末日之后：巴以谈判的出路”中也提到：“以色列此次战争的目标是肢解哈马斯的军事能力，肢解哈马斯再次掌权加沙的能力，同时保证以色列俘虏回归。”
“这些目标是自相矛盾的，如果想让以色列俘虏回归，杀死哈马斯领导人、摧毁加沙只会适得其反。”巴斯金说，“以色列相信军事压力将释放人质，我相信军事压力会杀死人质。”
巴以谈判再次跳进死胡同。在此，我们邀请您重新进入当代史，在不久的过去里寻找和谈与和解的潜在路径。
巴斯金在此次线上讲座中谈到十几年前自己与哈马斯方面搭建后方沟通渠道（back channeling）的经历，其中既有反复的拉扯与漫长的等待，也有沟通的决心和对共情的信念。以下是他的口述。
格申·巴斯金
图源 | 纽约时报
“我会穷尽一切可能挽救那个生命”
1988年巴勒斯坦大起义进行到第4个月的时候，我创建了一个以色列巴勒斯坦联合公共政策智库——以色列巴勒斯坦研究和信息中心（IPCRI）。我担任 IPCRI 联合主任24年，在此期间，我们召集了2000多个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工作组，致力于处理有关以色列巴勒斯坦关系的各种问题，涉及安全、经济、旅游、文物、农业等等。
这当然使我与约旦河西岸及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民众、巴勒斯坦领导人和权力机构建立了联系，但我仍然没有与哈马斯接触，也从未见过哈马斯的任何人。2005年，当我在瑞士组织一场关于耶路撒冷未来的会议时，情况开始发生变化。我的妻子打电话给我，告诉我她的表兄弟萨松·努里尔（Sasson Nuriel）失踪了。
他在耶路撒冷郊外有一家工厂，家人们知道他和一名巴勒斯坦工人去了拉姆安拉。那里有家巴勒斯坦工厂关门了，机器正在出售。他去看了工厂，但没有回家，他失踪了。家里人请我利用与巴勒斯坦人的联系打听萨松的下落。我给在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联合主任打了电话，请他去趟拉姆安拉，问问巴勒斯坦警方。他去了，但一无所获。我赶回耶路撒冷，哈马斯在他们的一个网站上发布了萨松的视频。他遭受了虐待。他是伊拉克犹太人，会说阿拉伯语。他用阿拉伯语说，哈马斯要求以色列释放政治犯以换取他的生命。
几天后，以色列安全人员在路边发现了他的尸体。他被屠刀杀死，非常残忍。他的葬礼在耶路撒冷举行，大概有1000人参加，其中大多数不认识他。在萨松的坟墓前，我对自己发誓，如果再发生这样的事情，有人请求我的帮助，我会穷尽一切可能挽救那个生命。
“我们几乎没有达成任何共识”
几个月后，我在开罗参加了世界银行关于地中海经济发展的会议。我是那里唯一的以色列人。会议第一天，我一个来自加沙的朋友跟我说：“格申，我想给你介绍一个人。这位是穆罕默德·米克达德（Mohammed Miqdad），他是我的学生，现在是加沙伊斯兰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是哈马斯的成员。他之所以从加沙来到开罗，是因为觉得这里可能会有以色列人。”他以前从未见过以色列人，我也从未见过哈马斯的任何人。在接下来的两天里，我们聊了整整6个小时，但几乎没有达成任何共识。
会议结束时，我向米克达德教授提议，我们应该继续交流，应该尝试建立一个对话小组，他带上他的一些同事，我也找到一些愿意与哈马斯人交谈的以色列人。他同意了。我告诉他，我会找到一个同意接待我们的国家，因为我们不能在以色列或加沙举行这些会谈。我找到了四个愿意提供支持的国家：挪威、土耳其、瑞士、俄罗斯。
俄罗斯最急于接待我们，他们让我拿到巴勒斯坦参与者的护照，以便准备签证。我打电话给米克达德教授，他说会把护照复印件寄给我。但两个星期过去了，我没有收到任何文件。
我打电话给米克达德教授，他告诉我，出问题了。我去了加沙伊斯兰大学，他和他的同事告诉我，只有在哈马斯领导人同意的情况下，他们才能参加会谈。我们坐上米克达德教授的车，前往总理办公室，与伊斯梅尔·哈尼亚（Ismail Haniyeh）的顾问艾哈迈德·优素福博士（Ahmed Youssef）谈了两个小时，优素福最后说他将参加会谈。太好了，总理顾问也会加入。我回到家，相信这次对话将要发生。
但计划还是夭折了。当时在叙利亚的哈马斯领导层否决了会谈的提议。在此期间，我邀请米克达德教授参加我在伊斯坦布尔与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共同组织的会议——那是他第一次参与我们的活动。
“我们必须做点什么”
2006年6月25日清晨，八名巴勒斯坦突击队员通过隧道，来到凯雷姆沙洛姆（Kerem Shalom）边上的一处以军基地前。他们向一辆坦克发射了一枚火箭推进榴弹，坦克着火了。两名试图从坦克中出来的士兵遭到枪杀。一名巴勒斯坦突击队员爬上坦克，在坦克内投掷了一枚手榴弹，手榴弹爆炸了。他们又抓了一名士兵作为俘虏，把他拽到加沙。大约一个小时后，以色列才发觉他们的一名士兵失踪了——吉拉德·沙利特（Gilad Shalit）被扣为人质带入加沙。以色列人认为哈马斯会试图将这名士兵运送到加沙以外的地方，便立即发动了袭击加沙的军事行动，轰炸了桥梁、过境点和发电厂。
一周后，7月1日那天，米克达德教授打电话给我：“格申，我们必须做点什么。”我问他：“我们能做什么？”他说：“我们试着打开一个沟通渠道。”他去了总理办公室，总理办公室给我打了电话。
当天晚些时候，我组织了当时哈马斯的发言人加齐·哈马德（Ghazi Hamad）与吉拉德的父亲通话。第二天，这位士兵的家人来到耶路撒冷，第一次见到我。我告诉他们，我会和他们同在，直到吉拉德回家。
加齐·哈马德
图源 | 纽约时报
我知道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与以色列总理奥尔默特（Ehud Olmert）的沟通渠道。他认识我，不过我们政治意见不合，彼此看不上眼。但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我得尽己所能。于是我打电话给总理的女儿达娜（Dana Olmert），问她是否愿意把哈马斯传递给我的消息转达给她父亲。她同意了。哈马斯希望停火，而我想要哈马斯提供吉拉德活着的证明。我告诉总理，哈马斯愿意提供吉拉德活着的证明，以换取350名妇女和青少年囚犯的释放。总理说我们知道吉拉德还活着，我们不与恐怖分子谈判，我们不会为了情报付出代价，我们要求哈马斯和阿巴斯总统负责。
就这样来来回回。我试图说服哈马斯降低条件。我去了拉姆安拉，去了阿巴斯总统的办公室，阿巴斯的顾问和哈马斯的一位领导人通了电话。哈马斯同意，如果以方释放15名妇女和青少年囚犯，他们就提供吉拉德的影像。
奥尔默特再次拒绝了这一提议。我又去到加沙的哈马斯办公室，向加齐·哈马德提议，哈马斯这边提供一封吉拉德的手写信，但不换取任何东西。
“为什么不换取任何东西？”他问。我说：“因为这将为谈判打开大门。”他喜欢这个主意。他叫我先别走。我去了一家餐馆，在那坐了3个小时，而他去传递信息。3个小时后，他回来找我，说他们可以提供一封信。我以为那天自己会带着信离开加沙，但那只是妄想。天快黑了，我决定不在加沙过夜，便回到了耶路撒冷。之后我每天给加齐打电话。“信到哪了？” “信会来的。”大约2周后，我得知在叙利亚的哈马斯领导人截下了这封信，信不会来了。
我又去找士兵的父亲诺姆·沙利特（Noam Shalit）。我建议他给哈马斯领导人哈立德·马沙尔（Khaled Mashal）写一封信，一封不谈政治的信，一位父亲写给另一位父亲的信——我是一名父亲，你也是，告诉我儿子的情况；他还活着吗？受伤了吗？你对他的释放有什么要求？
他写了一封信，我们翻译成阿拉伯语。我找到哈马斯驻叙利亚办事处的传真、电子邮件和电话号码，把这封信寄了出去，并确认他们已经收到。第二天，一个星期六的早晨，加齐·哈马德电话告诉我，一封信被送给埃及驻加沙代表的办公室。这封信花了一天时间才确认收到。信被传送到以色列，以色列人证实上面是吉拉德的笔迹。现在我们有了他活着的证据，也有了沟通渠道存在的证明。
“吉拉德·沙利特被带回了家”
那时，以色列也在和黎巴嫩打仗。黎巴嫩边境发生了跨界袭击，两名以色列士兵被绑架到黎巴嫩，其他几人被杀。以色列在黎巴嫩和加沙都处于战争状态，没有任何停火谈判。
吉拉德被俘50天后，总理奥尔默特任命情报部门一人负责此事。我和他见了几次面，最后他跟我说：“格申，我们希望你现在脱手，因为埃及人要接手谈判。”我觉得挺好，埃及人将介入哈马斯和以色列的谈判，我希望这能成功。
到2006年12月，埃及人继续谈判。他们提了一套方案，但2007年1月，法塔赫和哈马斯之间的战斗在加沙爆发。埃及人停止了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谈判，并将所有注意力集中在法塔赫和哈马斯的关系上。2007年6月，哈马斯接管加沙，埃及人离开了加沙，谈判也结束了。
吉拉德·沙利特获释，画面右侧是他的父亲诺姆·沙利特
图源 | 以色列国防部
长话短说，我重拾原来的工作。我们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才让以色列方面相信他们可以使用我的后方直接沟通渠道。2011年5月，我的后方渠道得到了官方认可，当时我直接与负责吉拉德案的摩萨德官员合作。我与加齐·哈马德保持直接的沟通谈判，直到2011年7月底，正式谈判移至开罗，他们谈成了。2011年10月，吉拉德·沙利特被带回了家。
最终达成的协议与埃及人在2006年12月提出的协议相同——为了吉拉德得到释放，以色列释放1000余名囚犯。在第一批释放的477人中，有300多人是杀害以色列人的囚犯，其中四人杀害了我妻子的表亲。但这就是达成的交易。
事后我们知道，在交易中获释的人里有叶海亚·辛瓦尔（Yahya Sinwar），他是今天哈马斯和加沙的领导人，也是去年10月7日袭击事件的发动者。
文案 | Hadi、谢怡萱
排版 | 李潇
END
和平实验室PeaceLab
和平实验室“PeaceLab”是中国青年学者及实践者发起的旨在推动一线和平与冲突研究的机构。该机构推广和平教育、设立冲突地区的人道救援及和平建设项目。机构设有北大-牛津对话系列，邀请两校学者和政策实践者，进行主题性的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