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互联网和媒体记者披露了山西、陕西、河南、辽宁、山东等地频频发生职责部门和官员对各类事故事件不报、迟报、缓报、瞒报、谎报的“怪”事，这需要很大的勇气，也会遭遇各种麻烦，但《中国青年报》当年力挺这些媒体人，认为他们如实的报道与中央大力倡导的说真话讲实话的号召完全一致。
下面是《中国青年报》的相关文章：
官员假话背后是百姓的劫难
秦晓鹰/文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13年01月15日
近日，在山西、陕西、河南、辽宁、山东等地，频频发生职责部门和官员对各类事故事件不报、迟报、缓报、瞒报、谎报的“怪”事。很多真相浮出水面，多亏了互联网或媒体记者的披露。这种不作为的丑行恶行，不仅与中央大力倡导的说真话讲实话的号召完全背道而驰，而且也引来了社会舆论一波又一波的强烈批评。
当人们随着新闻报道，关注河南兰考一位农村妇女在孤残儿童遇难中的责任时，却在电视屏幕上无意中看到了当地民政部门办公楼墙上的一则标语——“为党中央分忧”。联想该部门的所作所为，简直就是莫大的讽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那些引起众怒，也让各级政府十分尴尬和窘迫的怪事？
笔者以为，关键在于人们（特别是公职人员）多年以来形成的不愿、不想、不敢、不能说真话的顽疾。导致社会上假话横行、真话难行的根源，说穿了就是说真话的舆论环境受到了“权力场”和“金钱场”的影响，其中以严重的“权力辐射”为甚。造成阻碍言论畅通，真话实话无法上下通达的，就是在官场和一些官员头脑中挥之不去的“不良政绩观”。
维护和保住个人利益，在官场早已成了求官、谋官、作官、保官、升官的“连续剧”。官职的大小，官阶的高低，是如今不少党政公职人员自我评判和社会评价的惟一尺度，是其人生价值是否实现的最主要的标准，也是其能否保持生命活力、生存质量甚至生活乐趣的最大动力。在这样的心态和不断强化的心理暗示下，公职人员非常明白，任何工作上的庇漏和失职，都会成为升迁路上的绊脚石，成为被同事攻讦和算计的把柄。因此，对上不说真话，对下阻遏真话，邀功诿过，遇到矛盾绕着走躲着走，出了问题竭尽全力（包括使用重金）加以掩盖。让大事化小，让小事化无，几乎已经成了公职人员的习惯思维和习惯动作。
尽管各级政府的大门上都端端正正地写着“为人民服务”，但天天在那里喝茶看报开会写文件的公务员们却都心知肚明：“人民”并不能给其“票子”“位子”“车子”“房子”，这一切都是上级领导给的。只要守住摊不出事，只要报喜不报忧，糊弄得“上面”高了兴，哪管身后洪水滔天？试想，具有如此心态，还有真话生存的空间吗？
还记得民国之初，那位袁世凯大总统是怎么被一份份劝其称帝的假报纸所欺骗的吗？还记得在国民经济已濒临崩溃边缘的“十年动乱”时，那些标榜人民的报纸和广播电视是怎样宣传“形势大好，不是小好”，又是怎样天天高歌“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的？
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所有谎言的背后都只有一个后果，那就是国运的衰败；所有假话的背后都只有一个真实，那就是百姓的劫难。国外有一则十分辛辣的笑话，说是在一次撒谎大奖赛中，参赛资格上规定，政客不得参赛。因为若允许政客加入赛事，旁人只好望尘莫及。笔者以为，政治家与政客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愿不愿听真话，敢不敢讲真话。因为只有真话才是国之脉动，民之心声。听不到真话，等于医生听不到脉搏，又何谈对症下药？
当然，不说真话的公职人员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假话之所以能够“茁壮成长”，是因为有其丰厚的精神土壤。排斥真活、激活假话的“土壤”，就是不良的文化传统和眼下制假造假的社会风气，就是一切真话赖以生存的道德基础正在发生剧烈地摇摆！
真话的道德基础是什么？是诚信。在健康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说真话讲实情的基础又是什么？是包括公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法治公信在内的全社会的信用体系。而如今，我们时常看到的，不是“真”在驱逐“假”，而是“假”在冲击“真”：假药、假酒、假车、假证、假唱、假币、假情、假义、假食品、假名牌、假大夫、假公仆、假学历、假文凭、假数字、假业绩、假评比、假招标、假考察、假处罚……总之，在我们周围，“假”已成灾成祸，昔日区区不言的假货，已经成为地地道道的“假祸”，是真正的祸水横流！如今，恐怕没有哪个中国人敢拍着胸脯说，自己从未有过受骗上当的经历。试想，如果让这种社会氛围长期存在，荣与耻还有界限吗？真与假还会分明吗？
习近平总书记不止一次地强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也不止一次地要求各地领导人要讲真话，道实情。由此可以明白，实干的基础是实情，摸清实情的前提，是要听得到真话讲得出真话。真话连着百姓心，连着真正的民情国情和世情，也是国家走向政治昌明社会进步的必须！一个堂堂正正的政治家，并不需要亦真亦幻的“贾雨村言”，也不应欣赏那种“女娲补天已荒唐，又向荒唐演大荒”的晦涩隐语。他所希望呼吸到的是在自由新鲜的社会空气中，弥散的时代气息；他所希望感受到的，是具有健全人格的公众充分舒展的创新精神。而这一切都凝聚于真话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