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大将擅长指挥大兵团作战，军事谋划和决断能力高超，其指挥战绩在人民军队的一众将帅中尤为突出。“专才”往往也有着自己的短板，在为人处世的技巧方面，粟司令或许存在些许欠缺。这一特点伴随大将一生，即便1958年遭到批判降职后，仍然没有明显的“改善”。但“一以贯之”的真性情，又何尝不是一种珍贵的优点呢？
其实单纯从脾气来看，粟裕为人很温和，工作中基本不对下属发火。但大将骨子里有股犟劲：解放战争期间他就多次与军委互发电报，“辩论”1948年是否出兵过长江牵制蒋军的问题，最终竟将毛主席都说服了，改变原有的过江决策。粟裕之“犟”，可见一斑。1958年他因为极端个人主义问题遭受错误批判，被免去总参谋长职务，此后长时间在军事科学院工作，相当于脱离了军队中枢。虽然受到打击，但生涯中的变故却很难改变粟裕的品性。
进入七十年代，我国政坛发生几次变化，关键节点上粟裕有过两次惊人之举，都不是常人能做出的。第一次是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全国掀起批林热潮。粟裕所在的军事科学院也不例外，被要求组织会议，从军事角度进行批判。粟裕提前看了议程，感到非常不合理：根据上级安排，会上要重点批一下“短促突击”战术。
粟裕却不同意。他认为战术本身没有好坏，而是要看在什么条件下运用。之所以“短促突击”在1971年被单独点了出来，是因为红军时期林帅曾写文章支持过这一“洋理论”，当时中央红军里很多同志是不太赞成的，引发过争议。粟裕摇了摇头，若政治因素取代了战术合理性，为了批判而批判，是他不能认同的。粟裕虽然政治立场很坚定，但却一字一句地告诉秘书：不能人死了，连军事战术也跟着错了吧？这个会议我不发言了。
第二件事发生在1977年。华国锋同志此前有重大贡献，并担任了中共中央主席、军委主席等要职。毛主席生前便指定他为“接班人”，十分信任并看好华国锋；伟人去世后在叶帅等人的辅助下，华国锋同志声望很高。唯独军队层面，因为华国锋战争年代资历较浅，宣传部门一直在想方设法树立他的军内权威，此事也涉及到了军事科学院。
军科主要就是研究军事的，对于战史、军史有很高的发言权。粟裕已担任军科第一政委，他接到相关部门的要求，安排一篇“从历史角度肯定华国锋军队领袖地位”的文章。当时华主席已经是党政军“一把手”，但粟裕却不同意搞这样的材料。粟裕对工作人员讲：不能写这种文章，军队的老同志会信服吗？树立不了权威的。过去十年，我们的教训还少吗？在粟裕的逆风坚持下，此事最终作罢。
上面这两件事，粟裕的做法在时代背景下都有一定风险，但他并不在乎，坚持是实事求是地处理具体问题，很难得。而“实事求是”，正是毛主席思想里最核心的内容之一。1994年12月，也就是粟裕大将病逝十年之后，终于获得了平反，组织摘掉粟裕头上的“极端个人主义”帽子，一代“战神”恢复了应有的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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