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道德的人去做官

流传于中国民间故事中的司马光，是勇于砸缸的少年；大众常识性认识中的司马光，是《资治通鉴》的作者，也是站在王安石对立面的“保守派”；历史上真实的司马光，则是一个生活和仕途都非常顺利的官二代，也是道德标准极高的理想主义者。他生活在北宋政治最好的时代，也亲身参与和见证了它的迅速衰落。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赵冬梅的新著《宽容与执拗：迂夫司马光和北宋政治》，展现了司马光的完整生命历程，也贯穿了司马光时代的北宋政治的兴衰变迁。

赵冬梅教授是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曾出版有《大宋之变：1063—1086》《文武之间：北宋武选官研究》《法度与人心：帝制时期人与制度的互动》《人间烟火：掩埋在历史里的日常与人生》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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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容与执拗：迂夫司马光和北宋政治》

她是专业的历史研究者，也是积极的公共传播者，在各视频平台开设账号，分享历史知识、个人见解，哪怕会遭遇没由来的攻击。她相信，“知识是应当被分享的”。在一场北京的新书发布会上，一位小读者专门从天津赶来，告诉赵冬梅，在她的书里看到了司马光作为一个宽厚长者的形象，那是之前没有看到过的。这令她大为感动。

北宋在她眼中，达到了传统帝制时期儒家政治的最好水平，是一个最接近儒家理想的时代。在政治文化上，它有纠错机制，宽容公平。尽管它存在的时间很短，但之后的历朝历代，再也没有达到同样的高度。

近日，南风窗对赵冬梅教授进行了专访。

南风窗：司马光是你的研究重心之一，这次你的新作《宽容与执拗：迂夫司马光和北宋政治》围绕他展开，我也看到你自称“司马温公门下走狗”，不吝于表达对司马光的喜爱，他为什么打动你？

赵冬梅：这里可能存在某种程度的误解。我花了很多时间读司马光，研究他的生平，写他的传记，但事实上想写的是司马光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政治文化，司马光是一个线索人物。我选了司马光，而没有选王安石，也因为既有研究大部分集中于王安石，关于司马光更多是标签式的认识，并不深入。我希望在学术标准和学术积累之上，通过自己的写作尽量为大家展示一个接近真实的司马光。

南风窗：可以感受到，你在对司马光的书写当中倾注了很多感情，我也看到一些评论，认为你对司马光流露出来的偏爱，会影响历史书写所需要的公允，对此你怎么回应？

赵冬梅：我知道有可能发生这种质疑，不过我甘愿冒着被误解的风险来写作。当我们借助材料深入贴近历史人物，一定要有理解之同情，这种表述就有可能触犯读者对公允的认识。写作过程中，我提醒自己，做到从材料出发，我不能说，也绝不肯说，我一定是客观的，任何表达都带有主观色彩，哪怕是严肃的历史学者，也是如此。我倒觉得那些对此毫无警觉、一味标榜客观的，读者要小心。

历史过去沉睡在黑暗里，只有当一个观察者把他的目光打上去观察，真相才呈现出来。所以，历史本身就带有观察者的视角，读者也应该注意到自己在阅读的过程中，有主观视角，这些都无法避免。我们对此保持察觉，就会更接近客观现实。

南风窗：司马光给我的强烈印象是，他是个很早熟的人，《宋史》里写他7岁就像成人一样，你的新书也写，他在17岁时写的《功名论》，展现了思想上的惊人早熟。但同时，他的一生很顺，在实际事务当中历练不足，对政治的复杂性认识也不够，有幼稚的一面。你如何看待司马光身上这种早熟和幼稚并存的特质？它在文士集团中是否具有代表性？

赵冬梅：司马光的成长过程确实太顺利，他一直受到他的父亲司马池和恩师庞籍的哺育。特别是庞籍，位列宰相，很早就把他引入高层政治，在庞籍儿子死后，又把他作为政治接班人培养。这使他对国家的政治、自己的责任有清晰的认识，有强烈的使命感。但另一方面，他的成长过程没有经历多少实际事务的考验，他没有做过地方和部门的一把手，缺乏经验，尽管他在做行政工作时也很努力。

司马光是一个优秀的批评者，适合站在旁边观察，提出意见，让他来做御史中丞，做谏官，是非常出色的。但当他做宰相，我们看到一个很大的麻烦，他遇到的是宋朝历史上最复杂的政治局面，而他的历练、能力、决断力、行动力、组织力都不够；并且，他想要的政策转型和政治转向，这两大任务之间存在巨大的内在冲突，而他自己对此似乎完全缺乏认知。这样的司马光放到宋朝的政治实务中去，就是一个灾难。

另外，司马光是官二代，他的父辈那一代人总体来讲是能干的。他们的历练来自宋夏战争，范仲淹、韩琦、庞籍是在战场上真刀真枪打出来的，富弼虽然没有上战场，但是在外交一线。此外，他们经历了庆历新政的挫败，再度回到朝堂后，都更加成熟。

而司马光代际的这群官二代，包括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吕夷简的儿子吕公著，表现出另一种共性。我感觉他们很厚道，他们对于父辈时代宽容的政治风气始终有追求，他们希望存大体，保持团结的局面。在政治斗争中，司马光不行，吕公著也不行（尽管吕公著的父亲吕夷简是以治术著称的），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从中年到晚年也越来越宽容，他们对于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和复杂性的认识都不够。

当然，这里可能也涉及政治书写，但是毫无疑问，他们都不够狠，当形势发生变化，或许在心性上可以保持父辈的状态，但在作为上要调整。一个善良的人，或者对政治抱持着善的追求的人，怎样才能度过严苛，并在之后恢复宽容，这本身也是带有冲突性的命题。

司马光偏重道德，有道德洁癖，但他也不能代表文士整体。在他之外，王安石、曾布、章惇，这些人的政治手腕更强硬，在解决宋朝国家所面临的财政问题上，也更有办法。

南风窗：北宋的政治设计，有没有注意把批评者和做实际事务的人区分开，不仅在制度上，而且在人的选任上？

赵冬梅：北宋的前中期，曾经出现过专人专任的情况。比如财政官员，只在财政系统中提拔。宋朝的财政官员，地方有转运使、转运判官、江淮六路发运使，到中央是三司，这是一个系统。但是到仁宗朝，甚至更早一点，财政官员的专业化程度和对专业化的高需求，被职位所代表的等级地位取代。

三司使类似国家的财政部长，按道理应该从底下提拔，转运使、江淮六路发运使做足了年头，积累了经验，再到中央来做三司的副使、判官，经过职位迭任，最后被选拔为国家财政部长，如果是这样运作，还比较合理。但是后来三司使成为一个升迁的梯级，为了往上走去做宰相、枢密，从而进入中央领导集体。结果，这样一个关系到国家运转的重要部门的职位，变成了中转站，官员在这踩一脚，嘣一下就上去了，没人会好好做事。随着要升迁的官员越来越多，慢慢地，整个官僚体制也就变味了。这个规律在中国历史上，一遍又一遍地重演。

南风窗：司马光的身份多样，做过谏官、行政官员，也是文学家、历史学家，他写历史的时候是旁观者，做谏官的时候可以批评，但当他去做实际事务就不一样了，没有当初那样宽容。他自己对身份的变化有没有感知，是怎么取舍的？

赵冬梅：司马光做谏官时是一个优秀的官员，但是我不认为他做宰相就不再宽容。其实这里有一个逻辑上的调转。做宰相的司马光仍然赞同宽容、相信宽容，并且也努力宽容，只是他在相位，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可以主导，政治的运作是一件极其复杂的事情，是多种力量碰撞的产物。

司马光的特点是一以贯之。他一直相信秩序，他的思想不具备任何革命性。在这一点上，他比王安石更有代表性，那个时代大多数的统治精英是像司马光那样认为的。他理想的朝堂应该是宽容的、鼓励批评的。哪怕他当了宰相，也仍然鼓励批评，只不过这个时候做不到了，从逻辑上就做不到。

在司马光的理想中，首先应该有一个仁慈、英明、神武，有判断力和决断力的皇帝，作为最高决策者，也是官员不同派别之间的仲裁者。皇帝底下不同的政治派别、不同的意见之间，在朝堂之上可以相互碰撞、相互竞争、相互讨论。在讨论结束之后，皇帝做出一个符合朝廷整体和长远利益的决策，然后就往前走了。这个理想，他年轻的时候笃信，到了晚年也没有背离，但是在他晚年，并不存在这样一个能够有效行使皇权，拥有仁、明、武三德的人物。小皇帝不行，刚刚开始摄政的太皇太后高氏也没有这个能力。

最初高氏倚重的就是司马光。所以在逻辑上存在两个司马光，一个是作为太皇太后外脑的司马光，还有一个是在朝堂之上作为多元政治之一元的司马光。当作为太皇太后外脑的司马光作判断的时候，可以推想，他会认为作为多元之一元的司马光说得对。但是事实上司马光无法左右朝堂。在这我要再次强调一点，政治是一个特别现实的事情，我们不要把人抽象化，也不要把朝代国家抽象化，当然也不能把那个时代的朝堂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抽象化。

我们在他的文集里看到，他在当宰相之前，跟太皇太后之间，不管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交流都非常频密，可他当了宰相之后，跟太皇太后的交流就被一帘隔开，太皇太后垂了一道帘子，而他在帘子的外头，他是和其他宰相们一起去见太皇太后的。那也就意味着，他放弃了对太皇太后的引导。

冀小斌教授在他的英文著作《Politics and Conservatism in Northern Song China》里，指出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太皇太后虽然非常坚定，但她没有政治经验，需要被教导，司马光最初在教她，可司马光当了宰相就放弃教她，接下来谁在影响太皇太后？谏官。我们在材料里面可以看到，“台谏官”帮她预测，接下来要跟谁谈什么事，要怎么问、怎么跟对方说话，然后太皇太后就这么问的，一步一步地把宰相驳倒。

南风窗：谏官不再满足于站在旁边，走进了场内，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赵冬梅：谏官是观察者、监督者和批评者，但并不是政治的外人。谏官有一大特色，他们往往是中生代的政治家，相对年轻，又由于他们是批评者的角色，我们可以想象得到批评者大概是什么状态，其实让他们做也未必做得好。批评者的目标不是宽容，批评者是要被宽容。在批评者调教下的太皇太后，被调动起了对权力的欲望、掌控的能力，所以也未必是司马光放弃了继续深刻影响太皇太后。

司马光曾对自己这时候的处境有一个真实描述。我在《大宋之变》和《宽容与执拗：迂夫司马光和北宋政治》里都讲过，司马光给范纯仁和他家乡子侄的信里，都提到他当时在心理上是“如黄叶在烈风”，摇摇欲坠。他其实很不笃定，身体状况又不好，不知道哪天就会去世，他会非常急迫地把他认为重要的事情赶紧解决掉。

但司马光也有认知偏差，他对于王安石15年的政策措施，没有持续跟进。英文里有个词叫update，我觉得这很重要，要不断地update，但他没有，所以他对于王安石变法的认知停留在15年前。而且他也有信息茧房，这跟今天是一样的，我们在朋友圈里已经屏蔽了那些很讨厌的人，在微博上也拉黑了一些尖锐的人。留在我们圈里头的都是志同道合的朋友。但我们要提醒自己，保持对于不同意见的开放，尤其是自以为知识分子的人，要保持开放，只有这样才能了解真实的世界。

南风窗：邓小南老师在《祖宗之法》里写道，赵宋虽然推崇读书，但真正担当国家要事的、执掌国务的宰执群体，大多并不以儒学著称，而是比较擅长于治世，这和我们原来的一般印象不太一样。

赵冬梅：宋朝是一个国家政权，追求的是赵宋统治的长治久安，政府要运作，要维持一个庞大的军队需要，当然要用实务的官员。另外，文士在宋朝确实出现了，这些士大夫是一群新人，因为从宋朝，特别是第二个皇帝太宗开始扩大科举取士的规模，有着深厚儒学修养的文臣的占比提升，当他们受到重用，就变成了国家政治的主导者。用刘子健先生的话来讲，他们是文臣中的儒臣，但是这不代表他们没有行政能力。

如果我们从开国一直看到司马光代际，会发现后一代的儒学修养在增加，但一部分人的实干能力也是下降的。王安石是既有着深厚的儒学修养（邓先生说他是宋学的开山祖），还有着非常强的实干能力，他提拔起来的人中，也有很多人有实干能力。

往大了说，几乎所有在中学语文课里当文学家来处理的古人，首先都是国家官员，或者试图成为国家的治理者，包括求仕失败了的李白。唐宋八大家里，王安石做到宰相，苏辙、欧阳修做到副宰相，曾巩是高级官员，苏轼也是能干的。千万不要把苏轼仅仅看作一个文人，只会喝酒、吟诗、作画、弹琴，他做实务不比任何人差，而且他还有一颗为民之心。

南风窗：你强调不要抽象化国家和政治人物，王安石和司马光这两派人，一般被抽象为改革派和保守派，或者新党和旧党。想请你谈一谈，你如何评价他们？他们怎么认识朝廷的目标和社会的利益？这场争斗对宋朝有什么样的影响？

赵冬梅：刘子健先生曾经对于宋代的官员做过一个分类，有最崇高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底下是二流的追随者，司马光跟王安石都属于理想主义者，他们都是为了国家好，如果说爱宋朝是爱国，他们都是爱国主义者，还有，其实我觉得切不可把王安石跟改革者画等号。

朱熹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当是时，诸贤都有变更意。”不是只有王安石有变更意，司马光也有改革的愿望，但是神宗选择了王安石，而王安石的变更，以及他所追求的，有一些在司马光看来不可接受。

王安石变法最核心的追求是富国强兵、政府增收，但司马光看到，之前的宋朝追求的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平衡。王安石虽然说“民不加赋而国用饶”，但只是不加那种按土地财产征收的税赋，他采取的是另外一些非常聪明的方法，比如青苗法、免疫法。但司马光认为，“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在本质上是不可实现的，如果要富国，可能就会穷民，这是与民争利。

今天很多人鼓吹王安石变法，其实有一个误区，就是我们会以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去看宋代，好像社会财富在短时间内的大量增长是可以实现的，但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生产关系有过大的调整，有一个早就富裕发达的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可学，还有以海外华人华侨为主的资金支持，以及全球性的市场。宋朝这些都没有，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讲，我觉得司马光讲的是对的，但是对王安石变法也不可过度苛责。

这里有一个大问题，就是从唐后期到宋朝，存在着一个财政需求增大的趋势，国家统治向毛细化发展，养活的官员越来越多，还有募兵制度这样的职业兵制度，使得国家财政的压力不断增加。唐后期以后，中央财政的汲取能力也在不断增强，但是增强到什么地步是合适的，这个问题我其实没有想得特别明白。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对于王安石变法不做过多的价值评判，还要留在未来思考。

但我关注到王安石变法在政治风气上的改变。变法以前，宋朝有一个宽容的、鼓励批评的政治风气，但是王安石和神宗为了快速推进变法，“定于一”，反对批评，由此造成官僚集团的工具化。神宗曾经表彰过一个叫吴居厚的京东转运使，神宗给他的批示里说，他能够不辱使命地完成任务，在“二三年间坐致财用数百万计”。别人连定额都收不满，他能增收，这个人就属于理财第一能臣。但是后来京东地方爆发反政府武装活动，口号就是要把吴居厚投进炼铁的炉子里烧死。因为他为了政府增收，支了很多炉子炼铁，不允许民间修补铁器，并且他造了很多锅，规定老百姓必须从他这里买锅，这就是司马光所反对的聚敛。

王安石变法后，政治风气走向了“三不足”，“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天变不足畏”，尽管这不是王安石的原话，但反映了他的思想。拿掉了列祖列宗，拿掉了老天，拿掉了舆论，还有什么能约束皇帝？在王安石的引导下，皇帝变得更专制，这一点是毫无疑问。

南风窗：在这个过程中，原先为了平衡而做的一些制度设计，还有纠错的机制，事实上很快就失效了？

赵冬梅：是的，比如台谏官制度。欧阳修曾经给范仲淹写过一封信《上范司谏书》，里面说真正有志向的学者去做官，不为宰相，则为谏官。谏官要匡正皇帝，在政策出来之后提出批评，他代表朝廷国家的整体和长远利益，但是王安石变法之后，就变了。

有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王安石推荐了一个谏官李常。李常到首都时，正值王安石变法刚刚开展，青苗法大部分人都反对，李常也提出了激烈的批评。吕惠卿找到李常，威胁说“君何得负介甫，我能使君终身不如人”。后半句就是赤裸裸的威胁，但前面那句话，最近我才读出更深一层的意思，这是对宰相和谏官之间关系的扭转。如果宰相推荐了一个谏官，那也是为了朝廷国家，但是吕惠卿说王安石推荐了你，不能对不起王安石。一个谏官需要对得起王安石吗？对得起国家就可以了。制度还在，但是不再起作用，这是很糟糕的。

我自己是研究制度出身，但我不是一个迷信制度的人，制度设计固然重要，但是制度背后，人的想法也重要。还有就是风气，不同的风气之下，同样的制度效果可以是天差地别的。

南风窗：王安石和司马光在民间的印象经历了什么样的变化？

赵冬梅：司马光跟王安石这两个人是捉对认知的。从南宋以来漫长的历史中，司马文正公的形象一直积极正面，而王安石本人的形象和王安石变法的历史形象是分开的。王安石被认为是一个学问很好、个人私德无瑕的人，但是对王安石变法，长期以来的认知是负面的。

近代以来，王安石的形象有所扭转。比如列宁同志曾批示：“王安石是11世纪的改革家。”这之后，我们的课本一直都把王安石和改革画等号。最近这些年，有一件事情我自己也很意外，我在《文史哲》上发表过一篇很长的论文，《司马光最后18个月的北宋政局》，它是我在写《大宋之变》写不明白的时候，为了把问题集中理清楚而写的。我的那篇论文竟然被罗振宇看到并且介绍出去，知道这件事时，我很惊讶。

我想，这说明在今天，社会上至少存在着一种声音，重新去看王安石变法，重新去看那个时代的国家与社会。一位外国前辈说，历史学是过去与现在之间无休止的对话，或者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不妨认为我的论文被读到就是一个小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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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容与执拗：迂夫司马光和北宋政治》

本文首发于《南风窗》杂志第15期

值班主编 | 赵靖含

排版 | 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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