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传于中国民间故事中的司马光,是勇于砸缸的少年;大众常识性认识中的司马光,是《资治通鉴》的作者,也是站在王安石对立面的“保守派”;历史上真实的司马光,则是一个生活和仕途都非常顺利的官二代,也是道德标准极高的理想主义者。他生活在北宋政治最好的时代,也亲身参与和见证了它的迅速衰落。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赵冬梅的新著《宽容与执拗:迂夫司马光和北宋政治》,展现了司马光的完整生命历程,也贯穿了司马光时代的北宋政治的兴衰变迁。
赵冬梅教授是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曾出版有《大宋之变:1063—1086》《文武之间:北宋武选官研究》《法度与人心:帝制时期人与制度的互动》《人间烟火:掩埋在历史里的日常与人生》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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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容与执拗:迂夫司马光和北宋政治》
她是专业的历史研究者,也是积极的公共传播者,在各视频平台开设账号,分享历史知识、个人见解,哪怕会遭遇没由来的攻击。她相信,“知识是应当被分享的”。在一场北京的新书发布会上,一位小读者专门从天津赶来,告诉赵冬梅,在她的书里看到了司马光作为一个宽厚长者的形象,那是之前没有看到过的。这令她大为感动。
北宋在她眼中,达到了传统帝制时期儒家政治的最好水平,是一个最接近儒家理想的时代。在政治文化上,它有纠错机制,宽容公平。尽管它存在的时间很短,但之后的历朝历代,再也没有达到同样的高度。
近日,南风窗对赵冬梅教授进行了专访。
一个好的批评家、差的实干者
南风窗:司马光是你的研究重心之一,这次你的新作《宽容与执拗:迂夫司马光和北宋政治》围绕他展开,我也看到你自称“司马温公门下走狗”,不吝于表达对司马光的喜爱,他为什么打动你?
赵冬梅:这里可能存在某种程度的误解。我花了很多时间读司马光,研究他的生平,写他的传记,但事实上想写的是司马光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政治文化,司马光是一个线索人物。我选了司马光,而没有选王安石,也因为既有研究大部分集中于王安石,关于司马光更多是标签式的认识,并不深入。我希望在学术标准和学术积累之上,通过自己的写作尽量为大家展示一个接近真实的司马光。
南风窗:可以感受到,你在对司马光的书写当中倾注了很多感情,我也看到一些评论,认为你对司马光流露出来的偏爱,会影响历史书写所需要的公允,对此你怎么回应?
赵冬梅:我知道有可能发生这种质疑,不过我甘愿冒着被误解的风险来写作。当我们借助材料深入贴近历史人物,一定要有理解之同情,这种表述就有可能触犯读者对公允的认识。写作过程中,我提醒自己,做到从材料出发,我不能说,也绝不肯说,我一定是客观的,任何表达都带有主观色彩,哪怕是严肃的历史学者,也是如此。我倒觉得那些对此毫无警觉、一味标榜客观的,读者要小心。
初俊辰饰司马光 /《清平乐》剧照
历史过去沉睡在黑暗里,只有当一个观察者把他的目光打上去观察,真相才呈现出来。所以,历史本身就带有观察者的视角,读者也应该注意到自己在阅读的过程中,有主观视角,这些都无法避免。我们对此保持察觉,就会更接近客观现实。
南风窗:司马光给我的强烈印象是,他是个很早熟的人,《宋史》里写他7岁就像成人一样,你的新书也写,他在17岁时写的《功名论》,展现了思想上的惊人早熟。但同时,他的一生很顺,在实际事务当中历练不足,对政治的复杂性认识也不够,有幼稚的一面。你如何看待司马光身上这种早熟和幼稚并存的特质?它在文士集团中是否具有代表性?
赵冬梅:司马光的成长过程确实太顺利,他一直受到他的父亲司马池和恩师庞籍的哺育。特别是庞籍,位列宰相,很早就把他引入高层政治,在庞籍儿子死后,又把他作为政治接班人培养。这使他对国家的政治、自己的责任有清晰的认识,有强烈的使命感。但另一方面,他的成长过程没有经历多少实际事务的考验,他没有做过地方和部门的一把手,缺乏经验,尽管他在做行政工作时也很努力。
司马光是一个优秀的批评者,适合站在旁边观察,提出意见,让他来做御史中丞,做谏官,是非常出色的。但当他做宰相,我们看到一个很大的麻烦,他遇到的是宋朝历史上最复杂的政治局面,而他的历练、能力、决断力、行动力、组织力都不够;并且,他想要的政策转型和政治转向,这两大任务之间存在巨大的内在冲突,而他自己对此似乎完全缺乏认知。这样的司马光放到宋朝的政治实务中去,就是一个灾难。
另外,司马光是官二代,他的父辈那一代人总体来讲是能干的。他们的历练来自宋夏战争,范仲淹、韩琦、庞籍是在战场上真刀真枪打出来的,富弼虽然没有上战场,但是在外交一线。此外,他们经历了庆历新政的挫败,再度回到朝堂后,都更加成熟。
刘钧饰范仲淹 /《清平乐》剧照
而司马光代际的这群官二代,包括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吕夷简的儿子吕公著,表现出另一种共性。我感觉他们很厚道,他们对于父辈时代宽容的政治风气始终有追求,他们希望存大体,保持团结的局面。在政治斗争中,司马光不行,吕公著也不行(尽管吕公著的父亲吕夷简是以治术著称的),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从中年到晚年也越来越宽容,他们对于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和复杂性的认识都不够。
当然,这里可能也涉及政治书写,但是毫无疑问,他们都不够狠,当形势发生变化,或许在心性上可以保持父辈的状态,但在作为上要调整。一个善良的人,或者对政治抱持着善的追求的人,怎样才能度过严苛,并在之后恢复宽容,这本身也是带有冲突性的命题。
司马光偏重道德,有道德洁癖,但他也不能代表文士整体。在他之外,王安石、曾布、章惇,这些人的政治手腕更强硬,在解决宋朝国家所面临的财政问题上,也更有办法。
南风窗:北宋的政治设计,有没有注意把批评者和做实际事务的人区分开,不仅在制度上,而且在人的选任上?
赵冬梅:北宋的前中期,曾经出现过专人专任的情况。比如财政官员,只在财政系统中提拔。宋朝的财政官员,地方有转运使、转运判官、江淮六路发运使,到中央是三司,这是一个系统。但是到仁宗朝,甚至更早一点,财政官员的专业化程度和对专业化的高需求,被职位所代表的等级地位取代。
三司使类似国家的财政部长,按道理应该从底下提拔,转运使、江淮六路发运使做足了年头,积累了经验,再到中央来做三司的副使、判官,经过职位迭任,最后被选拔为国家财政部长,如果是这样运作,还比较合理。但是后来三司使成为一个升迁的梯级,为了往上走去做宰相、枢密,从而进入中央领导集体。结果,这样一个关系到国家运转的重要部门的职位,变成了中转站,官员在这踩一脚,嘣一下就上去了,没人会好好做事。随着要升迁的官员越来越多,慢慢地,整个官僚体制也就变味了。这个规律在中国历史上,一遍又一遍地重演。
司马光的困局
南风窗:司马光的身份多样,做过谏官、行政官员,也是文学家、历史学家,他写历史的时候是旁观者,做谏官的时候可以批评,但当他去做实际事务就不一样了,没有当初那样宽容。他自己对身份的变化有没有感知,是怎么取舍的?
赵冬梅:司马光做谏官时是一个优秀的官员,但是我不认为他做宰相就不再宽容。其实这里有一个逻辑上的调转。做宰相的司马光仍然赞同宽容、相信宽容,并且也努力宽容,只是他在相位,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可以主导,政治的运作是一件极其复杂的事情,是多种力量碰撞的产物。
司马光的特点是一以贯之。他一直相信秩序,他的思想不具备任何革命性。在这一点上,他比王安石更有代表性,那个时代大多数的统治精英是像司马光那样认为的。他理想的朝堂应该是宽容的、鼓励批评的。哪怕他当了宰相,也仍然鼓励批评,只不过这个时候做不到了,从逻辑上就做不到。
在司马光的理想中,首先应该有一个仁慈、英明、神武,有判断力和决断力的皇帝,作为最高决策者,也是官员不同派别之间的仲裁者。皇帝底下不同的政治派别、不同的意见之间,在朝堂之上可以相互碰撞、相互竞争、相互讨论。在讨论结束之后,皇帝做出一个符合朝廷整体和长远利益的决策,然后就往前走了。这个理想,他年轻的时候笃信,到了晚年也没有背离,但是在他晚年,并不存在这样一个能够有效行使皇权,拥有仁、明、武三德的人物。小皇帝不行,刚刚开始摄政的太皇太后高氏也没有这个能力。
《清平乐》剧照
最初高氏倚重的就是司马光。所以在逻辑上存在两个司马光,一个是作为太皇太后外脑的司马光,还有一个是在朝堂之上作为多元政治之一元的司马光。当作为太皇太后外脑的司马光作判断的时候,可以推想,他会认为作为多元之一元的司马光说得对。但是事实上司马光无法左右朝堂。在这我要再次强调一点,政治是一个特别现实的事情,我们不要把人抽象化,也不要把朝代国家抽象化,当然也不能把那个时代的朝堂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抽象化。
我们在他的文集里看到,他在当宰相之前,跟太皇太后之间,不管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交流都非常频密,可他当了宰相之后,跟太皇太后的交流就被一帘隔开,太皇太后垂了一道帘子,而他在帘子的外头,他是和其他宰相们一起去见太皇太后的。那也就意味着,他放弃了对太皇太后的引导。
冀小斌教授在他的英文著作《Politics and Conservatism in Northern Song China》里,指出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太皇太后虽然非常坚定,但她没有政治经验,需要被教导,司马光最初在教她,可司马光当了宰相就放弃教她,接下来谁在影响太皇太后?谏官。我们在材料里面可以看到,“台谏官”帮她预测,接下来要跟谁谈什么事,要怎么问、怎么跟对方说话,然后太皇太后就这么问的,一步一步地把宰相驳倒。
南风窗:谏官不再满足于站在旁边,走进了场内,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赵冬梅:谏官是观察者、监督者和批评者,但并不是政治的外人。谏官有一大特色,他们往往是中生代的政治家,相对年轻,又由于他们是批评者的角色,我们可以想象得到批评者大概是什么状态,其实让他们做也未必做得好。批评者的目标不是宽容,批评者是要被宽容。在批评者调教下的太皇太后,被调动起了对权力的欲望、掌控的能力,所以也未必是司马光放弃了继续深刻影响太皇太后。
初俊辰饰司马光 /《清平乐》剧照
司马光曾对自己这时候的处境有一个真实描述。我在《大宋之变》和《宽容与执拗:迂夫司马光和北宋政治》里都讲过,司马光给范纯仁和他家乡子侄的信里,都提到他当时在心理上是“如黄叶在烈风”,摇摇欲坠。他其实很不笃定,身体状况又不好,不知道哪天就会去世,他会非常急迫地把他认为重要的事情赶紧解决掉。
但司马光也有认知偏差,他对于王安石15年的政策措施,没有持续跟进。英文里有个词叫update,我觉得这很重要,要不断地update,但他没有,所以他对于王安石变法的认知停留在15年前。而且他也有信息茧房,这跟今天是一样的,我们在朋友圈里已经屏蔽了那些很讨厌的人,在微博上也拉黑了一些尖锐的人。留在我们圈里头的都是志同道合的朋友。但我们要提醒自己,保持对于不同意见的开放,尤其是自以为知识分子的人,要保持开放,只有这样才能了解真实的世界。
南风窗:邓小南老师在《祖宗之法》里写道,赵宋虽然推崇读书,但真正担当国家要事的、执掌国务的宰执群体,大多并不以儒学著称,而是比较擅长于治世,这和我们原来的一般印象不太一样。
赵冬梅:宋朝是一个国家政权,追求的是赵宋统治的长治久安,政府要运作,要维持一个庞大的军队需要,当然要用实务的官员。另外,文士在宋朝确实出现了,这些士大夫是一群新人,因为从宋朝,特别是第二个皇帝太宗开始扩大科举取士的规模,有着深厚儒学修养的文臣的占比提升,当他们受到重用,就变成了国家政治的主导者。用刘子健先生的话来讲,他们是文臣中的儒臣,但是这不代表他们没有行政能力。
如果我们从开国一直看到司马光代际,会发现后一代的儒学修养在增加,但一部分人的实干能力也是下降的。王安石是既有着深厚的儒学修养(邓先生说他是宋学的开山祖),还有着非常强的实干能力,他提拔起来的人中,也有很多人有实干能力。
往大了说,几乎所有在中学语文课里当文学家来处理的古人,首先都是国家官员,或者试图成为国家的治理者,包括求仕失败了的李白。唐宋八大家里,王安石做到宰相,苏辙、欧阳修做到副宰相,曾巩是高级官员,苏轼也是能干的。千万不要把苏轼仅仅看作一个文人,只会喝酒、吟诗、作画、弹琴,他做实务不比任何人差,而且他还有一颗为民之心。
不可把王安石和改革者画等号
南风窗:你强调不要抽象化国家和政治人物,王安石和司马光这两派人,一般被抽象为改革派和保守派,或者新党和旧党。想请你谈一谈,你如何评价他们?他们怎么认识朝廷的目标和社会的利益?这场争斗对宋朝有什么样的影响?
赵冬梅:刘子健先生曾经对于宋代的官员做过一个分类,有最崇高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底下是二流的追随者,司马光跟王安石都属于理想主义者,他们都是为了国家好,如果说爱宋朝是爱国,他们都是爱国主义者,还有,其实我觉得切不可把王安石跟改革者画等号。
朱熹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当是时,诸贤都有变更意。”不是只有王安石有变更意,司马光也有改革的愿望,但是神宗选择了王安石,而王安石的变更,以及他所追求的,有一些在司马光看来不可接受。
王安石变法最核心的追求是富国强兵、政府增收,但司马光看到,之前的宋朝追求的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平衡。王安石虽然说“民不加赋而国用饶”,但只是不加那种按土地财产征收的税赋,他采取的是另外一些非常聪明的方法,比如青苗法、免疫法。但司马光认为,“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在本质上是不可实现的,如果要富国,可能就会穷民,这是与民争利。
《王安石》剧照
今天很多人鼓吹王安石变法,其实有一个误区,就是我们会以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去看宋代,好像社会财富在短时间内的大量增长是可以实现的,但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生产关系有过大的调整,有一个早就富裕发达的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可学,还有以海外华人华侨为主的资金支持,以及全球性的市场。宋朝这些都没有,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讲,我觉得司马光讲的是对的,但是对王安石变法也不可过度苛责。
这里有一个大问题,就是从唐后期到宋朝,存在着一个财政需求增大的趋势,国家统治向毛细化发展,养活的官员越来越多,还有募兵制度这样的职业兵制度,使得国家财政的压力不断增加。唐后期以后,中央财政的汲取能力也在不断增强,但是增强到什么地步是合适的,这个问题我其实没有想得特别明白。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对于王安石变法不做过多的价值评判,还要留在未来思考。
但我关注到王安石变法在政治风气上的改变。变法以前,宋朝有一个宽容的、鼓励批评的政治风气,但是王安石和神宗为了快速推进变法,“定于一”,反对批评,由此造成官僚集团的工具化。神宗曾经表彰过一个叫吴居厚的京东转运使,神宗给他的批示里说,他能够不辱使命地完成任务,在“二三年间坐致财用数百万计”。别人连定额都收不满,他能增收,这个人就属于理财第一能臣。但是后来京东地方爆发反政府武装活动,口号就是要把吴居厚投进炼铁的炉子里烧死。因为他为了政府增收,支了很多炉子炼铁,不允许民间修补铁器,并且他造了很多锅,规定老百姓必须从他这里买锅,这就是司马光所反对的聚敛。
王安石变法后,政治风气走向了“三不足”,“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天变不足畏”,尽管这不是王安石的原话,但反映了他的思想。拿掉了列祖列宗,拿掉了老天,拿掉了舆论,还有什么能约束皇帝?在王安石的引导下,皇帝变得更专制,这一点是毫无疑问。
国家博物馆藏王安石像
南风窗:在这个过程中,原先为了平衡而做的一些制度设计,还有纠错的机制,事实上很快就失效了?
赵冬梅:是的,比如台谏官制度。欧阳修曾经给范仲淹写过一封信《上范司谏书》,里面说真正有志向的学者去做官,不为宰相,则为谏官。谏官要匡正皇帝,在政策出来之后提出批评,他代表朝廷国家的整体和长远利益,但是王安石变法之后,就变了。
有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王安石推荐了一个谏官李常。李常到首都时,正值王安石变法刚刚开展,青苗法大部分人都反对,李常也提出了激烈的批评。吕惠卿找到李常,威胁说“君何得负介甫,我能使君终身不如人”。后半句就是赤裸裸的威胁,但前面那句话,最近我才读出更深一层的意思,这是对宰相和谏官之间关系的扭转。如果宰相推荐了一个谏官,那也是为了朝廷国家,但是吕惠卿说王安石推荐了你,不能对不起王安石。一个谏官需要对得起王安石吗?对得起国家就可以了。制度还在,但是不再起作用,这是很糟糕的。
我自己是研究制度出身,但我不是一个迷信制度的人,制度设计固然重要,但是制度背后,人的想法也重要。还有就是风气,不同的风气之下,同样的制度效果可以是天差地别的。
初俊辰饰司马光 /《清平乐》剧照
南风窗:王安石和司马光在民间的印象经历了什么样的变化?
赵冬梅:司马光跟王安石这两个人是捉对认知的。从南宋以来漫长的历史中,司马文正公的形象一直积极正面,而王安石本人的形象和王安石变法的历史形象是分开的。王安石被认为是一个学问很好、个人私德无瑕的人,但是对王安石变法,长期以来的认知是负面的。
近代以来,王安石的形象有所扭转。比如列宁同志曾批示:“王安石是11世纪的改革家。”这之后,我们的课本一直都把王安石和改革画等号。最近这些年,有一件事情我自己也很意外,我在《文史哲》上发表过一篇很长的论文,《司马光最后18个月的北宋政局》,它是我在写《大宋之变》写不明白的时候,为了把问题集中理清楚而写的。我的那篇论文竟然被罗振宇看到并且介绍出去,知道这件事时,我很惊讶。
我想,这说明在今天,社会上至少存在着一种声音,重新去看王安石变法,重新去看那个时代的国家与社会。一位外国前辈说,历史学是过去与现在之间无休止的对话,或者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不妨认为我的论文被读到就是一个小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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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容与执拗:迂夫司马光和北宋政治》
本文首发于《南风窗》杂志第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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