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回武汉了，“黑压压一片”

邹市明在长江上捕了一辈子鱼，却只见过一次中华鲟。

1980年代，邹市明从洪湖乘轮渡回武汉。一只通体漆黑、已然死去的中华鲟静静躺在船尾。体覆五行大而硬的骨鳞，鱼体从轮渡的一扇门延伸至另一扇门，几乎挡住乘客的路。

邹市明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鱼。它就像一只深海怪兽，“至少三米长”。56岁的邹市明努力回忆少年时期的奇遇。“不对，得有四五米。”

中华鲟，世界上最古老的脊椎动物，最大个体可长至5米，是当之无愧的“长江鱼王”。

然而，中华鲟的野外自然繁殖已经中断7年。这个与恐龙生活在同一时代的古老物种，活了1.4亿年，躲过几次物种大灭绝，却在工业化来临几十年后被推向了灭绝的边缘。

2021年1月1日，长江流域开始实施十年禁渔计划。长江干流和重要支流的天然流域，以十年为期，全面禁止天然渔业资源的生产性捕捞。此时，长江流域鱼类资源数量据估算约8.86亿尾，是1950年代的27.3%、1980年代的58.7%，水生生物完整性已降至最低的“无鱼”级别。

“十年禁渔是一场用时间换未来的接力赛。”武汉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王文高对南风窗说。

武汉开展常态化长江十年禁渔，较国家规定的时间提前了半年。如果把长江经济带比作一根扁担，挑起扁担中央支撑点的，正是武汉。

这座超大型城市，在历史上因长江而生、因长江而兴。如今，武汉也在长江流域的综合治理中起到了示范效应和关键作用。

十年禁渔，武汉是怎么做的？三年过去，长江怎么样了？

洞庭湖烟波浩渺，一望无际，像一片嵌于内陆的海。老人们说，站在岸边向远处眺望，“海”的另一头，就是长江。

2007年7月，中国科学院院士曹文宣和学生们一起前往洞庭湖进行野外调查。令他震惊的是，洞庭湖水上竟布设着密密麻麻的渔网。网眼细密，孔径只有1.5到2.5厘米。当地人称作“迷魂阵”，它七拐八弯、易进难出，因此得名。

“人都看得眼晕，何况是鱼？”后来，曹文宣在受访时说。

彼时，长江流域的春季休渔制度已经实行三年。鉴于对长江鱼类资源日趋减少的担忧，从2003年开始，在鱼类产卵、幼苗生长的春季，长江中下游分别划定了为期三个月的禁渔期。从2016年起，延长为四个月。

然而，曹文宣在洞庭湖看见，当7月禁渔期刚一结束，千船万网又下水了，手指头大小的幼鱼都被一网打尽。它们本有机会长成个体更大的经济鱼类，却只能在竭泽而渔之下，以几毛钱一斤的价格被做成鱼饲料或者鱼干。

“渔民们休息了几个月，也很着急。”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陈宇顺对南风窗说，“当时，休渔期好不容易攒下来的幼鱼，马上就被捞空。”

科学家们一致认同，春季休渔制度治标不治本，无法从根本上缓解长江流域日趋严峻的生态危机。

于是，从2006年开始，曹文宣四处奔走，呼吁在长江流域实行“十年禁渔”。

他说，这是对长江生态的一次“抢救”。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研究员、“中华鲟之父”危起伟，2006年的时候46岁。用他的话来说，这个年纪在科学家中“不大，也还没那么出名”，但他作为从事中华鲟、长江鲟、白鲟等濒危物种保护研究工作的青年科学家，在当时与同伴一起积极参与了曹文宣院士对“十年禁渔”的倡议。

作为研究鲟鱼的专家，危起伟对长江生态的日趋恶化有着痛彻心扉的体悟。

2003年1月，世界上最后一尾白鲟从危起伟手中放生。白鲟的吻部长而尖，像一把锋利的剑。它的尾巴扭啊扭，从危起伟温暖的手中钻进冰冷的江水，再也不见了。

白鲟是长江中仅次于中华鲟的大型古老物种，生存于白垩纪早期，物种历史约1.22亿年。2003年之后，人类在长江中再也没发现过这种鲟鱼的踪迹。直至2022年，白鲟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灭绝。

危起伟深感“无奈、失望、悲痛”，花了很长一段时间说服自己接受白鲟灭绝的事实。明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还好好的，怎么就突然不见了？从科学的角度来说，物种更替应该是几十万年、几百万年的过程。而白鲟的灭绝，实在太快了。

长江中下一个处于类似境地的，或许就是中华鲟。

“中华鲟应该保护下来的，它是目前内陆可以见到最大的一种鱼类。”危起伟的声音严肃而沉重，又重复了一遍，似是在强化自己的信念：“中华鲟应该保护下来的。”

对珍稀鱼类的保护，不仅关系某个物种的延续。从更广阔的角度说，它是对生态系统基本功能的维护。

“生态系统越简单、生物完整性指数越低，生态危机和生物危害的发生概率越高。”危起伟说。譬如，1950年长江流域以南的12个省份爆发“大肚子病”，就是长江水中血吸虫泛滥致使的后果。这种寄生虫本可以被青鱼遏制，假使生态系统发生紊乱，就会对人类社会构成危害。再如各种来势汹汹的蚊媒传染病，如鼠灾、蝗灾。

他说：“中华鲟这样的大型物种，在生态系统中是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成员。”

2020年初夏，高度紧张的疫情防控工作之后，武汉市就“长江十年禁渔计划”召开了一场会议。国家规定的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十年禁渔”实施时间最迟从2021年1月1日起，然而考虑到武汉作为长江流域“一肩挑两头”的中心城市，武汉怎么做，在政策落地过程中具有较强的示范性。

他们决心第一个行动，“提前半年开始”。

2020年7月1日，按往年传统，这是春季休渔期结束开江下船的日子。但在青山区江段捕鱼的渔民邹市明这天接到的通知，并非开江，而是封船。

邹市明保留着渔船最后的照片。这是一艘带棚子的铁船，可以做饭和住人，尽管被江风吹拂、江水拍打，却始终保持着洁净。儿子出生以前，邹市明和妻子平日就住在渔船上，这块漂在长江上的方寸天地，是他一直以来的家。

“渔民的渔船，就相当于农民的土地。”武汉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王文高说。禁渔退捕，无异于让农民离开土地，政府必须承担起补偿与安置的责任。

禁渔退捕之时，武汉市有建档立卡退捕渔民1151名。补偿方面，比照失地农民，兜底为退捕渔民中的专业渔民全额兑现每人7.5万元的社保补贴、符合资格的兼业渔民每人每年4000元的社保缴费补贴，实现了应保尽保。

更重要的，是给退捕渔民中尚且处于劳动年龄段的835人另谋生计。

禁捕之前，长江捕捞渔业从业者以初中学历以下的中老年为主。他们是捕鱼的好手，却在上岸以后，处于转产就业的劣势。另外，捕鱼尽管危险与辛苦，但是个相对“自由”的工作。王文高说，一些渔民习惯了自由自在，“突然让他去上八个小时班，一时难以适应”。

基于种种现实状况，武汉市农村农业局的自我要求是，“至少给每名退捕渔民提供三次选择就业机会”。458人经过培训，如今已是果农或养殖户；另外还有308人在协助巡护、保洁保安、园林绿化等公益岗位工作。

如今已经是巡护员的邹市明回忆起4年前的选择，说：“领导问我特长，我没有特长。从小搞鱼有什么特长呢？”

渔民最大的特长，就是对渔汛信息、水域情况的熟悉。他们中很大一部分人，对长江依然有着深厚的情感。曾经有一位渔民找到江夏区禁捕办说：“把我的船收了，让我离开长江，我从情感上接受不了。”这位渔民向禁捕办申请，自愿去长江沿岸巡护，只是为了继续从事一份与长江有关的工作。

武汉农业农村局因势利导，以此为契机，把“退捕渔民协助巡护”拓展成为解决退捕渔民就业的途径之一，在减轻渔政执法负担的同时，解决了一部分不愿离开长江、又缺乏其他就业技能的渔民的就业困境。

上岸以后的邹市明经常想念捕鱼的日子，他幻想未来某一天可以回到江上，看船尾的浪花，激起鱼儿跃出江面。

但邹市明也清楚，自己是回不去的。50余年以水为生的日子，让他患上了渔民的“职业病”。因为风湿性关节炎，他的手指已经无法自在地蜷缩、伸展。捕鱼落下了一身的病，这4年上了岸，才慢慢好起来。

“（退捕）也是一件好事。”有时候思念起长江，他会这么宽慰自己。

全流域的“长江十年禁渔计划”已实行三年半，长江发生了一些直观的变化。

天气好的时候，在岸边巡护的邹市明偶尔可以看见长江中的鱼群，“黑压压一片”。

中国科学院水生所研究员陈宇顺和学生们开船去长江干流、鄱阳湖、洞庭湖科研考察，船体把浪花掀起来，鱼就在浪中跳跃；鱼的个头也变大了，大鱼经常把渔网撞破，然后不见踪迹。武汉渔业渔政管理处处长潘俊辉也对南风窗说，这几年，渔政码头浮动栈桥上经常会发现跳上来的大鱼，特别是在秋冬季节。

一个间接反映鱼类资源状况的显著指标，是长江江豚的种群数量。江豚并非鱼类，是一种以鱼类为食的哺乳类动物。如果长江中的鱼类资源遭到破坏、小型鱼类资源下降，长江江豚的数量就会减少。此外，江豚的生存繁衍对水质、水域环境的要求同样十分严苛。

1990年代初，长江江豚约2700头，到2012年，就只剩1045头。2013年，江豚被列为《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极危物种。

而就在“十年禁渔计划”实施两年之后，农业农村部公布了2022年长江江豚的科学考察结果：江豚种群数量达到1249头，较2017年科考的1012头有了显著提升。

武汉长江段，这几年也频频传来“江豚在江中嬉戏”的好消息。

禁渔之所以定为“十年”，是因为长江中多数鱼类的繁殖周期约3～4年，如果以种群恢复、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为目标，最好让鱼类经历3～4次的繁殖周期。

危起伟曾与103位科学家开展过一次针对长江水生生物资源与环境本底的状况调查，他们预计，在全面实施禁捕之后，因不同物种的生活史和生态位差异，鱼类群落或将出现经典的群落演替过程。群落的动态演替在鄱阳湖、洞庭湖需要3至5年，在长江干流需要约8年。

“这个过程中需要科学的管理和调控。比如某一种凶猛的肉食性鱼类数量过多，也许会需要人工干预与调整，”陈宇顺说，“不过禁渔才三年，据我们调查，长江干流中某些鱼类数量的确增长了一些，但远远还没到成灾的时候。”

相关数据显示，2022年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监测到土著鱼类193种，比2020年增加25种；长江干流科研监测的单位捕捞量比上年增加20%；四大家鱼、刀鲚等资源恢复明显。

然而，另一部分对生境具有特殊需求的水生物种，处境依然极其严峻。譬如具有洄游性的中华鲟，它们生活在长江口外的浅海域，当产卵季节来临，便溯游搏击上千公里，回到长江上游产卵。“它和人类的接触范围比较大，海洋、近岸，几千公里的洄游通道，只要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这个物种就会走向衰亡。”危起伟说。

从2017年开始，中华鲟的野外自然繁殖至今已中断七年。即使是十年禁渔开始之后，依然没有关于中华鲟的好消息传来。

这个物种尚未灭绝，但它失去了野外自主繁殖的种群功能，只能在人类的实验室中出生、长大。然而，未经自然选择的、人工培育的中华鲟，个头比野生个体更小，精子和卵子的质量也在逐年退化。恢复中华鲟的野外种群的工作迫在眉睫，却又极为艰巨。

2020年初，原农业农村部长江流域渔政监督管理办公室负责人在研讨会上说：“长江今天的病，是多因一果。”

水电开发、船舶航运、水域污染、岸线开发、挖沙采矿等多重因素影响之下，长江水生生物的衰退趋势，并未根本逆转。

“长江十年禁渔”是一个保护水生生物的黄金窗口期，但“仅仅认为渔民退出了，长江的病就好了，是不客观的”。这个观点，如今也是科学界与各政府部门的共识。

危起伟说，中华鲟自然繁殖中断的第一冲击因素，是葛洲坝的阻隔。

葛洲坝截断了中华鲟的洄游通道。在它尚未建设之前，长江上游曾有600多公里、20处中华鲟产卵场，而如今只剩葛洲坝下游不到4公里长、不到1平方千米的产卵区域。三峡及上游梯级电站运行形成的滞温效应，强烈压缩了中华鲟自然繁殖的时间窗口，成为中华鲟自然繁殖中断的最后一个冲击因素。

但葛洲坝和三峡已经客观存在，况且它们在蓄水防洪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如何在这种客观条件下去恢复中华鲟的野外种群，是摆在危起伟等科学家眼前的难题。

河流生态保护的最大困惑正在于此。保护陆生生物，比如大熊猫、金丝猴，“严格划定一片林子不让人进去就可以了”。而文明诞生以来，人类便傍水而居。河流与人类居住区域高度重叠，特别是长江，中下游沿岸都是人口密集、经济发达的地方。“总不可能把河流围隔起来，不让人靠近。”危起伟无奈。

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三方博弈，是河流生态保护中需要小心平衡的脆弱天平。

对此，武汉进行了一起有益的尝试。全面禁捕的同时，武汉市农业农村局对休闲垂钓持开放心态：在不违反“一人一线一杆一钩”的前提下，允许市民在江边钓鱼。

武汉这座超大城市中，钓鱼爱好者大约百万人以上，其中大多数是退休老人。平日去江边晒晒太阳、吹吹风，钓条鱼回家吃，“这也不为过，是吧？”王文高说。

与此同时，武汉市大力发展休闲渔业，通过开展钓场建设，休闲垂钓还有望带动户外用品、直播带货和餐饮民宿等产业的发展。截至2022年底，武汉市注册在营业的钓具企业有335家，鱼饵企业有139家。“十年禁渔”以后，休闲渔业有望成为新型时尚运动产业，它的经济附加值更高，对生态环境也相对更友好。

如何让这架脆弱的天平维持平衡，危起伟如今也有了自己的答案。

“应该依据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适应性地调整生态保护的目标。”

危起伟说，这是一套“务实”的推导逻辑。既然共同居住在一个地球上，人类与其他生物应该尊重彼此的底线。人类的底线是什么？他根据现实情况假定，人类社会需要正常运转、持续发展，这是人类的诉求。几千年以来，人类对长江的利用与改造不外如是。

那么其他生物的底线是什么呢？他觉得，是“种群的延续”。尽管生物工程学如此发达，科学家们依然无法在实验室中“创造一个物种”。白鲟消失了，就没法再回来。

而“十年禁渔”，人们在这十年期间自愿放弃对长江中鱼类资源食用价值的利用，就是为了“留住种”，让鱼儿回来。

因为长江不是根“水管子”，它是一棵生命树。

本文首发于《南风窗》杂志第1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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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主编 | 张来

排版 | 阿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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