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使臣是怎么理解西方的

在《远西旅人》一书中，美籍华人历史学者皇甫峥峥考察了六个不同身份（斌椿、志刚、张德彝、郭嵩焘、曾纪泽、薛福成）的旅西使臣遗留的文字，从传媒学角度对晚清与西方建立外交信息体系的过程做了深入的调查与建构。可以说，该书的写作目的，很好地回答了一个问题——“晚清是如何书写‘西方’的？”

这不是一个新的话题，早在上世纪，哈佛大学的费正清教授就提出了“冲击—回应”模型。在这一模式下，晚清中国受西方技术思想的冲击，展开了对西方的回应，最终融入了世界范围内的外交体系。这种模式将中西方放在了二元对立的位置，中方显得相当被动，而受其影响，晚清人对于西方的论述，常常被断章取义，很少有人注意其中内涵的丰富信息。

皇甫峥峥没有接受费正清的“冲击—回应”范式，她具备宏观的观察能力，同时采纳了微观的视角，重新审视东西方的相互接触，通过个体的行为，重构历史的细节。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翻译了很多西方经济、哲学、新闻、国际等方面的著作，里面有大量在东方从来没有过的名词。比如，革命、民主、经济、艺术、社会、干部等词汇，就是清末民初的知识分子留学东瀛时转译过来的西学新知，后来经历了大范围的使用和推广，这些“和制汉语”悄然汇入了现代汉语体系，我们常年浸润其中而没有意识到它们是外来的事物。

在皇甫峥峥看来，日本的确主导了20世纪初西方知识向中国的传播，但是，在1895年之前，来自日本的影响并不是清朝文人获取外部世界知识的主要渠道；晚清文人对西方文化的自觉能动反应，也远远超过费正清的“冲击—回应”模式。清代涉外人士如何“书写”西方、诠释西方？皇甫峥峥力图通过他们的活动揭示他们所经历的流动性、异质性和矛盾性。

这本书抓住了历史的重要节点。作者指出，晚清的总理衙门是获取信息的主动方，这一机构赋予了“开眼看世界”的人们以新的使命——将未知的、源自西方的概念，整合进已有的、属于自身的信息框架。书中六位使臣对自身责任与西方世界的不同看法，反映了这一使命的不确定性，而其思想的转变与外交体系的日趋成熟，正是整合信息框架的成果。

以第四章所描述的对象——身为学者的郭嵩焘为例，他曾多次担任英、法、俄等国的外交公使，对西方外交体系与语言框架有着深刻认识，但在其笔下，亦不乏现在看来不妥乃至荒谬的内容，比如，对殖民体系道德的赞扬与对国际法理解的局限性。郭嵩焘对于西方文化的认同，使得改革者视他为旗帜，但郭嵩焘认知上的偏差，却鲜少有人去发掘原因。

作者指出，以往的研究者忽略了一个事实，即郭嵩焘是王夫之的狂热崇拜者，深受王夫之反对专制思想的启发，因此，他对于西方思想的理解，是理想化的“六经注我”，将西方的崛起与传统天命论下的道德使命混为了一谈。郭嵩焘的例子，引出一个有趣的现象——翻译给出的，总是自己所期望的意思。

从信息传播的角度看，翻译是掌握了话语权的一方，将自己的意愿施加给对方的过程，谁主导了翻译的过程，谁就掌握了“生产话语的权力”。从更宏大宽广的视角来看，外交体系正是建立在语言的架构之上的。在郭嵩焘的例子之中，他在事实上扮演了一个被动接受西方话语体系的角色，他对于西方所产生的美好的误解，正是因为这种被动的接受。从这个角度讲，郭嵩焘是一个合格而优秀的外交公使，却未能履行好总理衙门赋予其的责任——以主动的视角去评估外界。

郭嵩焘并不是一个个例，他身上的遭遇从侧面证明了一点——晚清对于如何认知外界，长期处于迷茫之中，而如何将这外界的文化资源重塑为发自自我的理解，更是一项全新的挑战。面对另一种话语体系，外交使臣的态度逐渐从抗拒转向了接纳乃至拥抱。斌椿尝试以诗词歌赋展示东方的优越，志刚用激烈的言辞抗拒西方文化，张德彝以人文关怀尝试发掘东西方的一致，郭嵩焘以狂热的态度拥抱他所幻想的西方。

这四个人，在信息的收集与整合上，被作者认为是不成功的。以现在的角度来看，他们认知中的西方都脱离了真实，在以自我为本位的视角下被扭曲了，但他们的共同努力与失败，为彼时的中国建立自己的新体系铺平了道路。

随着“使西”这一制度的日趋成熟，使团成员的日记愈发表现出私人化、琐碎化的趋势。在作者看来，这可能是保守的表现——中国人不再热衷于了解西方的事务。作者以最后两章的内容，通过对曾纪泽、薛福成这两位重要人物的介绍，试图解释原因——恰恰出自对西方了解的深入。

曾纪泽、薛福成两人，都热衷于追求中国再度崛起的可能性，但两人分别选择了不同的道路。曾纪泽是曾国藩之子，也是郭嵩焘的朋友，在他担任驻法国和英国的公使期间，他成功地明确和履行了总理衙门赋予他的责任，以系统性的记录保存、定期的电报通讯取代了以前的特使的个人日记和叙述报告。在外交事务上，曾纪泽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功，他既没有困守于传统的天命论，也没有全盘接受西方主导下的国际法，而是以一种近乎“语言游戏”的方式，在两者间徘徊，对两者进行新的诠释，以保护清朝的既有利益。

与薛福成相比，曾纪泽是温和的，他敏锐地意识到了公众舆论对外交事务的帮助。他曾以“曾侯”的名义，替清朝树立公众形象。在《亚细亚季刊》上，他大声宣称着中国必将和平崛起。这种疾呼，既是对欧洲中心论下偏见的回应，也是对“黄祸论”“东方威胁论”的抗议。

可悲的是，这样的举措只是曾纪泽的个人行为，从未得到清朝政府的重视与支持，更遑论作为外交工具被广泛使用。而达尔文思想在社会学领域的扩张，以及马尔萨斯理论在中国的流传，严重刺激了薛福成所代表的中国战略家的心理——他们既对西方的战略扩张深恶痛绝，却又主张利用新的外交和领事机构在亚洲建立自己的帝国，以“适者生存”解释殖民扩张的历史影响、必要性与急迫性。

薛福成的举措，可被认为是晚清中国建立自我体系的结果，他为“西学中源说”打了一个新的补丁。在他看来，任何对于西方事物、制度的观察，最终都会回归于中国事物的内在优越性。这种思想，在现在看来固然并不现实，但这一思想的出现，标志着晚清终于成功地将多种来自外界的、异质的文化资源，成功地进行了重塑，使得新的话语体系，既不同于西方入侵前，建立在“天命论”上的传统架构，也不同于皇权崩坠后，借助外界名词重建的概念化叙事，而是以“传统”为文化特征所建立起的，由外而内的民族化叙事体系。

薛福成对于殖民扩张的热衷，也可被视为一种在殖民地推行话语体系、构筑文化堡垒的尝试。在薛福成眼中，清朝应当成为一个与西方并肩而立的竞争者，这种竞争不仅仅是在技术、经济、国力上的竞争，更是一种文化上的、话语权上的竞争。薛福成于1894年病逝，他未能见到他这套理论的破灭——随着甲午战争的失败，晚清几乎彻底失去了话语权，这套理论，自然也失去了土壤与可行性。不过，他对于“西学中源说”的拓展，将会被重新拾起，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改革家们提供重新发明“中国性”的理论依据。

曾纪泽、薛福成两人，一者温和，一者激进，一者主张和平崛起，一者力主暴力殖民，但两者又是共通的——他们的主张，分别代表了中国建立自己话语体系的两种尝试，这样的尝试，将会为后人留下宝贵的经验。

该书突破了旧有史观的桎梏，作者将个体的故事放在了政治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大背景下，对“文化相遇”这一事件做了“历史化”的处理，由此得出了多样性的结论，而这些结论又引出了新的问题。诚如结语所言，这是对于“另一种叙事”的尝试，而这样的尝试，为我们重新认识近代化的历程，重新理解东西方文化的融合，无疑带来了相当重要的启示。

值班编辑 | 忍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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