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马可·波罗漫游中国的契机，还要追溯到1275年的夏天，他和父亲尼古剌波罗、叔叔玛窦波罗一行三人到达元上都的那一天。波罗弟兄二人早在1266年拜见过大汗，受命给教皇呈上大汗的书信。1269年，听说教皇逝世，他们回到故乡物搦齐亚（威尼斯）等待新教皇即位，在那里尼古剌得知妻子去世了，留下了十五岁的儿子马可·波罗。怕耽搁时间太久，兄弟二人带上马可重新出发，他们先去耶路撒冷取圣墓灯油，后听说新教皇即位，在阿迦取教皇给大汗的书信，1271年，他们重新启程前往拜见大汗。
这是马可第一次来到中国旅行，已经骑马而行了很久的时间，从冬天直到夏天，眼睛和耳朵熟习异国的风物和生活，最终到达忽必烈汗的居所。上都这个宏大而富庶的城市展现在他们眼前，它是大汗的夏都，幅员辽阔，应有尽有，以宫殿为中心，土木为主的宫殿、庙宇建筑群呈分层、放射状分布，又有游牧民族传统的蒙古包式建筑错落，农耕文明的敦厚与游牧文明的野性在此融合。
三人到达之后，进入宫廷觐见君主。大汗左右两边站着很多侍臣，他们三个人跪下拜见大汗，礼数非常谦卑。大汗命他们起来，给他们优渥的待遇，询问他们是否安好，安排诸项事宜。他们回答说沿途都顺利，向大汗呈上教皇的书信，大汗很高兴。后来他们呈上圣墓灯油，大汗也很高兴。直到看到马可在一旁，他问这是谁，尼古剌回答：“这是我的儿子，大汗的臣仆。”大汗说：“他来了真太好了。”大汗宫中摆开盛大的晚宴，庆祝他们的到来，宫中各人都厚礼款待他们，他们住了下来。
马可天资绝伦，熟悉鞑靼的风俗语言以及他们的书法和战术，什么都能领会。他一下子就得到了大汗的赏识，后者想重用他。因为他学问精进，仪态端方，大汗任命他出使到六个月之远的地方。
马可履行他的使命，用心颇为慎重，因为他从前多次看见使臣出使世界各地，回来只是报告奉使的事情，大汗常责备他们：“我很喜欢知道各地的人情风俗，你们却都一无所知。”所以马可路上注意各地的大小事，以便回来讲给大汗听。
从南方的风俗物产，到北方的货币和信仰，马可无所不知，无不精通，他甚至比本地人更通晓一方水土的风土人情，他滔滔不绝，说得惟妙惟肖，大汗和左右侍臣听了以后都惊异不已，都说这个青年人一定将成为博识大才。从此，人们都称他“马可·波罗阁下”。
之后，马可·波罗在大汗麾下效力整整十七年，足迹遍布四方。
他聪明，能揣摩大汗的一切嗜好，熟悉大汗喜欢听的事情。每次奉使归来，报告得很详细，每次都能尽到自己的职责，所以大汗很宠爱他，给他的待遇优渥，让他陪伴在身边，以至于很多侍臣嫉妒他的恩宠。
可以想见的是，马可·波罗绝伦的智慧和胆识，总是能从纷繁的异国风景中发现其背后的秩序，从细节中见证历史的转折时刻，他以外国人视角出发的观察和理解每每能够投合忽必烈汗的心意，他是远见卓识的观察者，也深谙统治者的政治考量。
据汉学家罗茂锐多次强调的，忽必烈为了压制他的汉族臣民，获取声望和地位，提升他作为中国统治者和蒙古正统大可汗的合法性，他渴望接纳来自“世界”各地，包括西方在内的朝贡使团和外国来访者，以此为手段证明，他作为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在更广大世界里得到承认。另外，他也需要并的确依赖那些有学问、有天赋的人来帮助他管理他在中国的领土。
从今天能看到的《马可·波罗行纪》，我们得以一窥马可·波罗当年视野之开阔、观察之细致，其文字虽简洁，却包罗万象，以小见大，如同打开了万花筒，呈现13到14世纪中国的面貌。从忽必烈打仗的雷霆之姿和万鼓雷鸣，汗八里都城的宏伟雅正，金碧辉煌，到忽必烈处理叛变的杀伐决断，庆祝大汗生日之烈火烹油，到大汗行猎排场之大，所获之丰，全国驿站的配备齐全豪华，驿卒往来繁忙，全国交通顺畅，到全国植树之丰茂，大汗分粮食体恤民众，到观星象，元人的灵魂信仰，从雕刻精致的普里桑干石桥，涿州的工商繁盛，居民安乐，到河流道路四通八达，田野树木茂盛，宫殿壮丽，纺织业发达，从各地婚嫁风俗，玉产丰富，民众使用的货币，到飞禽鸟兽，稻米、小麦、麝香等物产丰富，从与缅国的战争之惨烈勇猛，到民众的偶像崇拜，丝绸产业，从大江南北的赋税，到南方的船舶发达，商贾和妇女的各司其职，市集上食物和瓜果的丰盛，从苏杭的丝管弦乐到亭台楼阁，乃至于闽南的宝石、珍珠和船舶、园囿……
然而，在他逝世后的七百年里，其记述的细节和事实引起了很多质疑。在中世纪，几乎没人相信马可·波罗说的话，因为他描绘事物的单位常以“百万”计，于是他还获得了一个“百万先生”的绰号。公开的质疑声肇始于14世纪末的佛罗伦萨，到了19世纪末著名学者亨利·玉尔发起的一系列疑问更是掀起了学术界对马可·波罗来华的“怀疑热”，20世纪末在吴芳思尖锐又系统的诘难声中，“怀疑说”逐渐走向了“否定说”。
还有一批著名的学者“以史料为依据，以史实为准绳”，回应众多质疑，为澄清是非，端正视听做出了极大的努力。其中傅汉思更是力排众非议，在其扎实的研究成果中，不仅证实了马可·波罗到过中国，更丰富了对于元史、中国古代史以及东方史的研究。
傅汉思（Hans Urich Vogel），《马可·波罗到过中国》（Marco Polo was in China）一书的作者，曾任德国图宾根大学汉学系主任教授，中国古代史专家，国际著名汉学家，尤其关注中国古代的赋税、盐业等经济史论题，李约瑟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盐业卷执笔人。
为了证明马可·波罗来过中国，傅汉思罗列了关于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的论战中所有重要的争论意见，论证正方意见，驳斥反方质疑。他提供了迄今他所了解的关于这一领域状况的广泛信息，包括如下专题：作者，抄本的流传、性质、风格、意图、对该书的接受情况，行程和数据信息，汉语地名的波斯语译写，蒙古人和汉人文明、文化的诸方面，忽必烈宫廷中的“拉丁人”，参加襄阳围城战，扬州的治理者，波罗家族的使命，波罗家族与汉文资料，他们返回欧洲以及具有权威的金牌。
马可·波罗的记述即便存在一定数量的遗漏，但得到了中国资料或其他材料以及现代研究的确证，例如：他关于很多历史、政治、军事事件和人物的记载，诸如克烈部的汗“长老约翰”与成吉思汗的战争，对常州的围城和屠城，蒙古征服中国南方，南宋灭亡，永昌之战，蒙古远征缅国，蒙古入侵占婆，忽必烈汗攻打乃颜的战争，第二次武装远征日本；他以很多独特的方式描述了忽必烈汗的个性，包括折中主义的宗教态度、坚定的宗教宽容，尽管毫无疑问这些记述马可·波罗对这位统治者强烈的、视若神明的赞美和忠诚；马可·波罗敏锐地观察到，在那些声称代表草原传统价值观的蒙古人和那些更被中国汉地生活方式或波斯穆斯林习俗所吸引并适应它们的蒙古人之间存在着政治裂痕；他介绍了1253年之后成为忽必烈驻地的开平和1266年起成为元帝国首都的大都，包括它们的内城、宫殿、建筑、苑囿、狩猎禁区、宫廷生活、磕头之举、蒙古统治者们奢华的宫帐、诸如忽必烈生日和阴历新年的宫廷典礼之类的欢庆活动、忽必烈汗乘坐大象、他前往上都夏季住地、为大可汗选妃、狩猎文化；在他那个时代，他是记述元朝修建大运河所取得非凡成就的唯一一位非中国著作家，他的记载非常详细；他对习俗、习惯、仪式性礼仪做了非凡、正确的介绍，例如蒙古人用射箭表示距离的丈量法，他们在禁地散洒马奶，对蒙古人而言白色具有独特意义，中国南方自杀复仇的行为，在云南，人们吃生肉的习俗，傣族人用黄金装饰牙齿的习惯；他提到了在福建建宁府用巨石建造的桥梁；他记载了在中国南方，特别是在福建，糖的生产与税收的重要性……
傅汉思原本是研究中国古代经济史、科技史的专家，因为研究盐业，从明清上溯到元代，关注到马可波罗的记载。因而他考察了威尼斯旅行家关于蒙古统治下中国广阔地区所用纸币的记载，他通过文献史料和历史文物阐明马可·波罗记述所提供的相关细节，从而表明，在迄今所有西方、东方的中世纪著作家中，马可·波罗的记述是最完备、最准确的，因为它涉及了如此多样化的专题：纸币的生产、尺寸、颜色、面额，涉及纸币生产的各个机构，流通与回收，强制性的货币法律与管制措施，私人和政府交易中纸币的使用，禁止动用金、银、珍珠、宝石而采用纸币支付（以此增加统治者的财富），以及相反的情况，即在一些例外的情况下提供这些珍贵之物而不用纸币进行支付。
他还采用同样的方法，集中讨论马可·波罗关于云南和亚洲东南地区流通的贝币的记载，尽可能详尽全面地把关于元代贝壳货币相关的所有原始资料和二手文献做通盘的考虑，证实了马可·波罗记述的唯一性和精确性。
马可·波罗研究可能最有创新意义的方面，在于主要讨论元代中国食盐的行政管理、生产、运输、消费和使用。在西方、波斯、阿拉伯的中世纪著作家中，马可·波罗是唯一一个提到云南和土番食盐货币的人。大量存在于元代前后的汉文资料为马可·波罗的观察提供了确证。马可·波罗对河北东南部长芦的食盐生产也做了详细的记述，对著名的两淮盐区的食盐生产、税收、贸易做了更为广泛的评述，他的见闻与我们通过汉文资料所知的元代及其前后时代中国沿海地区食盐工业、行政管理的记载高度一致。马可·波罗提出的杭州地区每年征收的全部税款，以汉文史料中精选出的数据为依托加以解释，这些数字并不是令人难以容忍的夸大或者虚增，可知马可·波罗被加以“百万”绰号是很不应该的。最后，马可·波罗关于元帝国行政地理结构的很多说法是正确的。
史料如同密密麻麻的针线拼接起历史上曾经的真实，与七百年前威尼斯商人的旅行记述一拍即合，让后人读到返照在其视域之上的参差多态的中国。我们请到《马可·波罗到过中国》一书的译者之一、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马晓林为我们提点该书的重要性。
Q：傅汉思教授为何从元代的纸币和贝币、食盐生产、杭州地区的税赋收入、元代行政地理等这些方面入手寻求佐证？
马晓林：傅汉思教授原本是研究中国古代经济史、科技史的专家，因为研究盐业，从明清上溯到元代，关注到马可波罗的记载，于是做了详细透彻的研究，进而扩展到其他几个方面。
Q：傅汉思教授的考证在同类研究中独特性何在？
马晓林：有两方面：一是在经济、科技领域的专精；二是掌握多种语言，对于跨断代的中国史和世界史的贯通。
Q：您是否赞同这本书的研究内容和结论？
马晓林：这本书无论方法，还是结论，都无可挑剔。傅汉思教授探索了世界多语种的史料，打通了各种领域之间的壁垒，对于研究而言具有典范性。
Q：本书论证了马可·波罗游记的真实性，您觉得马可·波罗的观察和书写有怎样的特点？
马晓林：众多周知，马可·波罗是商人。本书研究的是经济领域，详实地证明了马可·波罗对经济的观察和书写非常细致、准确。即使是那些看起来巨大的赋税、贸易数字，深究起来，也都符合史实。
Q：翻译《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如何更新了您对这段历史的理解？
马晓林：我本身研究的是文化和政治领域。通过翻译本书，学习了很多经济史知识。在方法上，我一直号召利用多语种文献，相互对勘、相互对证，与本书的方法不谋而合。意大利学者的文献学研究，很少被外界关注。本书应该是第一本大幅关注意大利文献学的英文著作。我2018年出版的《马可·波罗与元代中国：文本与礼俗》应该是第二本，也是中文的第一本。
Q：能否分享您觉得马可·波罗旅行中最精彩的部分？为什么？
马晓林：马可波罗《寰宇记》又名《马可·波罗行纪》，被誉为古代丝绸之路百科全书，精彩的内容太多了。比如他记载元朝礼仪、各地饮食、物产，非常鲜活。比如他在青海、川西见到了麝鹿，就把麝鹿的牙齿带回去作为纪念，后半生一直在做麝香贸易。他见过元朝蒙古贵族女性的头饰，就带回去一件，还作为遗产传给女儿。很多这样的内容，把中国和威尼斯连结了起来，非常有趣。最近我的《第一次遇见马可波罗》一书即将出版，与读者分享了很多类似这样的研究心得，写完后仍然意犹未尽呢。
Q：考证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对于理解蒙元历史为什么是重要的？
马晓林：马可·波罗是历史上第一位来中国并留下详细旅行记的西方人。作为亲历者，他在中国十七年，提供了第一手的观察报告。作为“他者”，他的眼光又充满了新鲜感，弥足珍贵，能够补充元代人“日用而不知”的缺憾。
Q：理解马可·波罗旅行对我们的当下为何仍然是重要的？
马晓林：马可·波罗的历史影响非常大。他的书，是七百年来欧洲认识中国的最重要的窗口。而且马可·波罗出门旅行时只有十七岁，是个心胸开放的年轻人，对世界的偏见很少，对中国、对亚洲各地的态度都是友好的。这大概能够代表丝绸之路、中西交流的精神。后来的人不断重走马可波罗之路，就是因为他的这种精神一直具有号召力。
Q：本书从中国历史文献中寻求很多佐证，如同拼图一般搭建马可·波罗旅行的真实，钩沉史料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逼近历史真相？从论证出发到抵达真实的距离何在？
马晓林：古代的所有历史，都只能通过文献资料复原。不读文献资料，空想，是不可能有真相的。反之，掌握的资料越多，越接近真相。历史学者研读了大量文献，在一本书中展现出来的仅是一小部分。功夫在书外。学者的一生，注定孜孜不倦。
写于2024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