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欧 | 莱比锡，巴赫、朋友、东德和动物园

根据对18世纪的认知，我们可以想象巴赫在莱比锡托马斯教堂指挥的画面。他习惯用一张乐谱卷成的纸棒充当指挥棒指挥音乐。巴赫当指挥后，他重新调整了管风琴的伴唱键盘的位置，和大键盘拉开距离，这样就可以单独弹奏它。这样做无非是为了方便指挥，调整之后，他坐在位置上就可以纵览全局，还能弹奏更加复杂的通奏低音。

在教堂轮换的曲目只限于康塔塔或者受难曲，绝不能偏离。而在10月6日那天上午，我并不知道托马斯教堂吸引我的管风琴乐声演奏的是什么旋律。我只感到它悠扬，神圣而广阔，让教堂宛若圣宇，承接着主的恩泽，惠及来客。教堂里，坐着的人不多，前方是巨大的管风琴，金属管状折射着周遭的光彩，让这偌大的空间生辉，它容纳信仰，也盛放圣洁纯真的向往。等音乐奏完我才走出教堂。门口放着一些宣传纸页，提示要支付0.5欧元，一位老太太投了一欧元硬币进去，笑眯眯地把一页纸递到我手中。

巴赫是为了自己的孩子们搬到莱比锡的。随着孩子们逐渐长大，巴赫觉得很有必要到别处另谋一职，因为在科腾根本无法满足孩子们的教育需要。他自己则感慨离开宗教音乐太久，很渴望回到管风琴边。

1722年6月，莱比锡的圣托马斯教堂的领唱职位空了出来。巴赫一直拖到那年年底才申请应聘。之所以拖了那么久，主要是因为他难以割舍现在那位文质彬彬的主人，以及心旷神怡的工作环境，况且，他何必放着一个堂堂的乐团指挥不当，屈就做一名唱诗班的小领唱，还得受教会学校校长的委派去指导那些唱诗班的男童们呢。但一想到自己的孩子，巴赫最终还是郑重决定牺牲自己的安逸和尊荣。“把乐团指挥的职位换成一个唱诗班的领唱”，几年后他写信给友人爱尔德曼时说道，“最初我怎么想都觉得不好受，所以拖了3个月才正式下决定。他们的陈述也着实吸引人，而且我的儿子们都表现得渴望学习，因此我以上帝之名决定冒一次险，前往莱比锡。只要通过考核，我马上办理搬迁事宜。”

巴赫的申请获得全票通过。巴赫最终在1723年5月5日收到任命书，在5月的最后一天他正式就职。他被安排住进圣托马斯学校校舍左角的领唱专用房间。安顿下来后，他过往漂泊不定的生活也暂告一段落。

只要浏览一下巴赫签署的任命书上的条款，任何人都会感到几分不悦。未经市长的允许，他不得擅自离开莱比锡。他们为了省钱，不仅要求巴赫教唱诗班的男童们声乐，还要教器乐演奏，这样一来，孩子们就可以到教堂的乐团里兼差。他还得负责为葬礼上演唱经文歌或众赞歌的唱诗班男童们伴奏。如果不是达官贵人的葬礼，他只要派一部分学生参加演唱即可，有时，他还会找个经验丰富的学生当副手。无论刮风下雨，总会看到巴赫走在一队学生的最前头，神色恍惚，心不在焉，他心里想的是下一周要上演的康塔塔！

他在托马斯学校的工作也不算伤脑筋。除了校长，还有7名教师。领唱的地位紧随副校长，在学校排行第三，他每天要上3小时的课，与校长的工作量一样。除了教高年级唱歌外，领唱还要为低年级的学生辅导拉丁语。巴赫明确表态自己非常愿意上这类课，为此还颇为得意。后来，巴赫慢慢厌倦了，于是请同事佩措尔德老师代课。

声乐课安排在每周的前三天，早上9点和12点各一堂。星期四他没有任务，星期五中午12点还要上一堂。星期六下午晚祷结束后，台下有个别人需要忏悔，台上则开始康塔塔的彩排。巴赫似乎对教授声乐不是太执著。他通常把工作完全交给老生，由他们负责教新生发声，并指导新生练习，巴赫很少亲自出马，这也让他饱受批评。

即使巴赫一丝不苟地完成所有教学任务，一天也只不过是花费他两到三小时的时间。他每四周得巡视学校一次，此乃四位主要教师之职责。在巡视的这一周里，他们必须执行学校各项规章制度，有需要时还得留宿校内。在巴赫的晚年，每次轮到他当勤，他都会不时缺席祷告礼。无论任何情况下，他都不会超负荷工作，这样才能有足够的闲暇全心创作。

巴赫刚到莱比锡的第一年，便以每周一首康塔塔（kantata是一种包括独唱、重唱、合唱及表演剧情的声乐套曲，一般包含一个以上的乐章，大都有管弦乐伴奏）的速度出产作品，27年来写下了265部宗教康塔塔、6部经文歌、5部弥撒曲、4部受难曲、2部清唱剧等宗教性乐曲和《平均律钢琴曲集》《意大利协奏曲》《哥德堡变奏曲》以及300多部世俗康康塔等大量世俗性乐曲， 其重要的宗教和世俗音乐作品，包括《马太受难曲》《约翰受难曲》《b小调弥撒曲》，以及康塔塔、经文歌、圣母颂歌等也是在此期间被创作。

在给爱尔德曼的信中巴赫谈到，他的收入大概是700塔勒。在这些收入中，只有大约100塔勒是固定的，来自学校的学杂费收入和资产收益，巴赫可以从中分得一笔。他的收入主要来自婚丧喜庆仪式，而且赚钱多少要视乎仪式的档次。一场婚礼最高的价码是两塔勒，而丧礼则是1塔勒50格罗申。因此，领唱的收入是浮动的。还有一部分收入来自校友们每年在米迦勒节和新年到歌剧院唱歌时分给领唱的钱。

巴赫的收入，相对那个时代的经济情况来说，并不算糟糕。他勤勤恳恳地养活一大家子人，让孩子们接受良好教育，对人热忱，乐善好施；在他去世后，还留下一批价值不菲的乐器收藏，以 及一笔数目不小的钱。从一份分家前列出的家庭收支清单上看，巴赫的经济情况，算是非常宽裕。安娜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好主妇，巴赫也是精打细算之人，他当然相当看重他们的经济状况 ，甚至有人认为他常常把钱的问题放在很重要的位置来考虑。

直到1729年，巴赫和议会之间还是保持相安无事。巴赫已经尽其所能容忍一切，并做好在学校和教堂里的本分工作。他只照料圣托马斯和圣尼古拉两所教堂，巴赫要面临的压力并不大。

后来巴赫和议会的纷争是那个时代所有学校的缩影。那时的学校面临着体制改革。人们普遍开始有学习文化知识的诉求，不再允许音乐占据学校工作的支配地位。音乐处处受到排挤，养着许多吃闲饭的人的唱诗班是时候要退下历史舞台，尤其是那些旧式的唱诗班。一个新的时代即将来临。

巴赫的指挥生涯要经历这样一个动荡变迁的时期无疑是不幸的。圣托马斯学校的学生们一般分成两类：专心学习的和演奏音乐的。巴赫向来对第一类学生颇有微词，校长则不喜欢第二类。埃内斯蒂是个和音乐老死不相往来的人。他若看到一个学生在练习乐器，就会冷嘲热讽到：“你以后准备去酒馆当卖艺人么？”科勒（Köhler）牧师曾是托马斯学校的学生，他在著作《莱比锡教育制度史》中说到，巴赫很讨厌那些把主要精力都放在学习上，把音乐作为业余爱好的学生。

在莱比锡期间，巴赫还面临着许多家庭问题。安娜为他生的13个孩子里，有7个夭折；直到巴赫去世时，他全部20个孩子只有9个还活着——五男四女。

尽管外部世界诸多纷扰，但巴赫内心最喜悦的日子，还得数《马太受难曲》发表前后的几年，因为此时所有的孩子都围绕在他身旁。弗里德曼和埃马努埃尔已是小有成就的音乐家，毫无疑问是他快乐的源泉。这个时候他完全可以举办他在1730年致埃尔德曼信中说到的家庭音乐会。1750年，巴赫逝于这座小城，享年65岁。

在路过托马斯教堂之前，我先去了巴赫博物馆，那时我并不清楚巴赫在这个小城度过的荣辱和喜忧。博物馆的说明文字中指出，巴赫是在莱比锡开始系统性地出版自己编的曲子，他通过使用技巧和探索编曲的潜力来发展音乐的理念。这个容量不大的博物馆尽可能多维度呈现了巴赫的成就，包括通过多媒体技术聆听他的作品。创作，生活，家族，乃至于曾经用过的乐器，那是一些散落的线头，连缀起一个人的生活世界。

这个步行可以抵达各个地点的小城，不像德累斯顿是铺天盖地的巴洛克气息，那些哥特式的建筑错落在现代的店铺和街道之间，仿佛过去和现在本来就在一起，甚至现代的世俗气盖过了历史的遗迹。过了12点，我接着前往Forum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Leipzig（莱比锡现代史博物馆），Sq正在等我，她刚刚乘火车半小时从居住的邻近城市过来。

我和Sq认识于2022年一次自发组织的城市行走。早前我也依稀听闻过她的名字，她和我是大学同届校友，我们有不少共同的同学。她一路从顶尖的学校毕业，在美国完成博士学位，是一名社科学者。那时她正在一所大学从事研究工作，之后我和她的来往断断续续，直到我去欧洲旅行，她告诉我她已经搬到了德国工作。

作为世俗意义上的“别人家的孩子”，她独立，自信，精力充沛，眼神坚定，谈吐从容有力，侃侃而谈之间，上身起伏的幅度流露一种果决而自然的神采。在人稍多的场合，她活跃，不冷场，时刻保持了独立思考和判断——后来她说起过她乐于社交表达而非写论文；而一对一的时候，在保持刚刚好的距离感的同时，她是真诚的。即便有时她滔滔不绝，也不会让人感到占据了话语权。

我们的谈话经常涉及一个人的价值观、交友的选择、大学时代、国内外的生活氛围、写作等等。那可能是我心中的困惑，我好像是向信任的人身上寻求一种解答，是一种凭依，也有我对她的好奇。但我并不知道这些话题在她心中的位置。可以想见的是，她在国内外独立生活多年，早已知行合一践行和磨练了一种价值标准，而我才从纸面的徘徊直面真实的生活。

Sq说起过，大学时期自己没心没肺和许多朋友在一起，我提到成为朋友是有条件的，她似乎视之自然而然。她说自己天然同理心就比较强，是的，我从来没从她身上感觉到居高临下的丈量，而是基于理性的理解和温度。我说起大学专业班级功利的风气，她坚定地说我们大学里也有很多人不是这样的，似乎让我感到得到某种支持。她承认自己是privileged，但不一定称得上是“强者”。当她说起某些人，她决绝地表示“大家不是志同道合的人也没必要做朋友了”，“做人诚实是很重要的”。当我提到是不是有人觉得你优秀才跟你做朋友，她立刻反感地说，这种人很好辨识，是她要避开的。这些话说完，好像是先于我自己说出了内心的声音。

有时我会疑惑我们这两条抛物线如何会有所相交，几次聆听她一路走来的心路，似乎有点明白。她兴许在升学路上争强好胜过，在群体中脱颖而出。直到成年，出国，在不像美国的纽约，在更多元价值的冲击下，另一个自我在体内成长起来。她对那些“聪明人”的聚会兴趣缺缺，她重新选择自己的生活和朋友，内核稳固了，可以四海为家，也能够享受孤独。疫情期间在国内工作的那几年总觉得不对劲，直到回到欧洲，可以在草坪上休憩，偷个闲喝咖啡，享有近年公众挂在嘴边的“松弛感”。

而我，自从上了中学，对环境的抵触感与日俱增，一边试图从应试体系拧巴地证明自己的价值，一边从未融入讲求竞争与成功的群体，过过漫长的艰难时日。直到我确认自己生活的支点，遇到健康而友善的圈层，才终于感到可以呼吸。我重新对世界张开一点羽翼，思考如何面对现实重建一种价值标准，选择新的生活和人。

莱比锡现代史博物馆以海报、旧物、绘画、雕塑等形式呈现了东德时期的历史和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走在其中，看到画面中人们的表情、状态和口号，感到似曾相识，果真同一个世界，同一种共产主义。Sq对这些展示是否客观评头论足。我提起柏林房东亲历东德的口述，她觉得完全可以想象，“我小时候可有集体荣誉感了呢。”

Mbdk（Museum of Fine Arts）展出的绘画作品包括了15到16世纪德国和尼德兰的艺术、15到18世纪的意大利艺术，17世纪的荷兰艺术、19世纪的法国艺术和18到20世纪的德国艺术。一位女保安指着一幅作品向我们述说衰老和新生、枯萎与希望的对比。

莱比锡动物园被某些人誉为全世界最好的动物园。回头想原因也许在于，它足够的广阔丰富，可以容纳世界各大洲的气候环境，从而让不同动物生存在里面。

我们先去了雨林区，也就是整个公园最大的一个片区。乘着船进入洞穴，配音在耳边播放，雨林的繁茂和潮湿慢慢进入视线，仿佛进入从未有过人类足迹的自然世界的原初。为了供游客游览和为动物分配居住空间，这片雨林当然是被规划过的，它恰恰处于野生和秩序的平衡之间。我们看到跳窜在树木之间的各种鸟类、鼠类、鱼类、袋鼠、渔猫、冠狐猴、亚洲小爪水獭、松鼠猴属、柯氏犬羚、鴞面長尾猴、科摩多巨蜥、东北虎……在空旷的土地上绵羊懒洋洋地漫步，横着一些树干的草地上，窜出一只食蚁兽，它的尾巴像扫帚，嘴巴长而尖——我第一次见到这种长相奇特的动物，原驼、小美洲鸵、白鼻长鼻浣熊、狮子在草地上信步……

顺着道路，不觉已经游览过了好几个片区，还差非洲片区，时间已经临近动物园的关门时间。我们按照地图，走到非洲片区，发现好多地方都是空荡荡的，动物也下班了。只看到火烈鸟，灿烂的红色挤挤挨挨在一起，带来遥远的异域气息。

我过去从未有过参观动物园的爱好，却是在国内媒体对动物园的竞相报道中了解到一点运营一家动物园的匠心和奥秘，前去亲临是满足被勾起的好奇。动物也好，被营造起来的自然世界也好，都是对在城市里习焉不察的某种缺失的弥补，野生的空气盈于鼻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