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自传】晨曲：中国写作霍元甲专著第一人（之三）
晨曲
1978年，28岁。
之所以把时间订在1978，是因为那一年我的生活发生大变故。有幸认识焦老师一年多以后，因那年初冬时节挖河抬土干活很累，夜深人静时又坐在冷屋里写小说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不知不觉患了坐骨神经疼的病。此病日甚一日，逐渐发展到腿不能伸展，腰不能挺直，穿裤袜不能自理，疼到不呲牙咧嘴就不行的地步。眼看要丧失劳动能力，写作也不得不停止，我急得心如火焚。四处求医治疗，终未见效，不能挣钱，却还要花钱，如何面对大人孩子？我的面前一片黑暗。不幸之中却又遇上一件幸事。学校用的民办教师一直都是大队派遣的，那无论如何也轮不到我。而1978那一年却变了章程，第一次公开报考，使我看到一线希望。我是最早感受到改革开放温暖春风的人。时代开始巨变，不再有成分论，家庭的历史问题从此不再困扰我。考语文我觉得有把握，政治也不难，只是数学是弱项，我没学过代数。面对一些刚走出校门的初中、高中毕业生，我真不敢掉以轻心。说是复习数学，其实是从头学，恶补。我一口气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白日黑夜攻数学，那真正是全力以赴。老天没亏待我，我终于考上，从此成为一名民办教师。这真是救了我一命，我没因丧失劳动能力而成为废人。到学校岗位上我如鱼得水，在教学生的同时自己也常受启发，又把自学的方法和心得传授给学生，真是师生共同进步，相得益彰。教语文的水平逐渐显现，最后校方把我固定在专教毕业班语文课上。
在这一段时间里，写作上也大有进展，开始有小文章在报纸上发表，一万多字的《武术大师霍元甲》在天津文史资料上发表后，突然引起意想不到的轰动，北京、上海、湖南包括香港在内的七家报刊杂志相继转载。对我来说，这真是一个大惊喜。紧跟着，我便下决心写长篇小说《霍元甲》，并很快动起手来。
命运是个神秘的东西。命运向你走来时你并不知晓，只有过去后才一目了然。命运要掌握在自己手里，不要相信卦摊。身处逆境时不要被它吓倒，要顽强地与它斗！在斗的过程中就有变，就会向好的方面转化。
1983年，33岁。
这一年有一件喜事降临，市作家协会在春天召开天津市青年文学创作会议，西郊区文化馆选五名代表参加，有胡玉茹、孙维莺、燕连玉、朱国成和我。参加这次盛会对我来说是一次极大的鼓舞，使我感到无比荣耀，又感觉在人面前羞于启齿，因为没啥作品。紧跟着，天津市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我被吸收为第一批会员。那时，长篇小说《霍元甲》刚写出八万字，借着这两次会鼓的劲，那年暑假，我又一口气写了十一万字。这样，《霍元甲》就有了十九万字的底稿。
到冬季，突有不好的消息传来，报载，香港拍出二十集电视剧《霍元甲》，已在广州热播，大受欢迎，达到万人空巷程度。这一消息对我来说简直是当头一棒！我想的是，完了，看完电视剧，谁还再看书？从此没再写。
1983年，天津市青年文学创作会上（从右至左张鸾、陈步川、晨曲、梁馆长、胡玉茹、张庆霄、孙维莺、燕连玉、朱国成）
1984年，34岁。
4月13日那天，突有两个人到小南河小学找我。原来，他们是江苏人民出版社编辑。他们说，电视剧《霍元甲》正在席卷大江南北，播出效果盛况空前，他们的社长独具慧眼，认为这是一次十分难得的巨大商机，决定抓霍元甲的稿子出书。上海《新民晚报》转载过我写的《武术大师霍元甲》，他们的社长曾经注意过，于是，便派编辑打听。后来，在天津美术出版社吴白珩先生引荐下，江苏人民出版社的编辑终于摸到天津西郊小南河我住的村子。
这真意想不到，我认为完了的事，江苏人民出版社社长却认为是巨大商机。编辑很急，问我何时能够写完，我答应在不影响教学质量的前提下，可在一个半月全部交稿。编辑当天就带走了那19万字，与我约定写完一章寄往南京的出版社一章，来个边写边审。5月30日，23万字的书稿如期完成，到7月下旬，长篇小说《霍元甲》便在全国新华书店上市了。首印30万册，未能满足市场，紧跟着又印一次，共70万册。
长篇小说《霍元甲》 发行70余万册
6月下旬，得到出版社同意，《中华文学》先行连载。
9月，云南的《滇池》文学月刊一次选载5万字。
第一次得到大笔稿费，也是第一次一下看到那么多钱，算来，相当于我9年工资。
最大的收获是为今后写作铺平了道路。首先，老婆已经认可我不是在瞎胡闹，不再于生气的时候故意开半导体骚扰我，不再故意打孩子或弄得锅碗瓢盆叮咣响，我得以理直气壮地要求安静。其次，出版社也开始信得过我，《霍元甲》完稿后，我便筹划写《霍东阁传奇》，并很快搞出一个较详细的提纲，送到百花文艺出版社。百花文艺出版社很重视，几乎出动长篇编辑室所有编辑，乘一辆专车来到我家-那三间破土屋。《霍东阁传奇》尚未动笔，出版的事就已经敲定。我提出要去广州采访，老师们认为很有必要，便大力支持，出版社出资让我成行。
广州采访回来后，所得甚丰，写作时机已经成熟，与百花商定，三个月后交稿。那时，我已是天津作家协会会员，在作协开三个月创作假。因我是民办教师，不上班就不发工资。当时的作家协会主席是鲍昌。鲍昌主席表示，学校不发工资就由作协补发，作协若有困难就由他给我发。我非常感动，这才是真心实意地扶持作者！这一辈子，这件事我算忘不了啦！
遗憾的是，作协开的假条没起作用，学校有关领导就是不批准我请假，认为我是在不务正业，教书嘛就应该老老实实教书。怎么办？若用业余时间写，别说三个月，只怕一年都写不完；辞职？我被告知，12月份就有一批民办教师转正，那可是人人都求之不得的事。我被置于艰难抉择的十字路口，到底该舍谁保谁呢？凭心而论，那一次我被转正的可能性很大，因为，我一直在把守毕业班的语文课，做出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然而，我最终还是选择了文学，不得不忍痛辞职。
1984年秋，作者在家中写作（西郊区文化馆干部高成华摄）
“不得不”这个词厉害，它浑身充斥着无奈甚至哀痛。在人生的道路上，“不得不”就是艰难，就是曲折，就是伤痛！人生谁无“不得不”？只怕无人没有过。“不得不”是酸，是苦，是辣，但绝不是甜，其味虽不好，却也有好的因素存在。因为，人生若不遇上几次不得不，一味的只是甜，又是何等的乏味，错失磨炼时机又是何等的可惜。
11月，长篇小说《霍元甲》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连续播讲。由此引发的听众来信比先前的读者来信还要多。虽然是在第二本书的紧张写作中，我也是有信必回，不论对方是小学生还是成年人。
12月中旬，长篇小说《霍东阁传奇》完稿，也是23万字。
从1974年到1984年，十年修炼，终成正果，我的作家梦得以实现。1990年，时任天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方伯敬在写我的创作经历时，文章用的题目就是《十年辛苦不寻常》。钱江晚报记者写了《传奇作家的传奇》，在《东方青年》刊出，又引来一些读者来信。
1985年，35岁。
这一年发生的事比较多。
2月，《霍东阁传奇》尚未出版，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就开始小说连播，由曹灿播讲。《霍元甲》也是由曹灿播讲的。
4月，开始盖新房。不是穷人乍富，一有钱就折腾房，而是新村规划，千年一贯制的土坯房和老庄子台陆续被拆。我已落后，只好拆掉与霍元甲故居斜对门的老房，去另一个地方盖新居。
5月，天津作家协会成立文学院，我被吸收为第一批学员。
1985年秋，天津作家协会文学院在一宫举办小说讲习班首批学员合影
7月，天津日报发出“一个农民写成两部长篇小说”的消息，紧跟着，天津人民广播电台和电视台接连对我写作的事进行报道。
五、8月，中篇小说《浪子因缘》在《中华文学》发表。
10月，天津文学院第一次办小说讲习班，地址在第一文化宫，学期半个月。我有幸参加。
11月，我被借调到天津电影制片厂《华夏影视》编辑部。工作一段时间后，终因是农业户口，无法转正，“不得不”打道回府。
12月，《霍东阁传奇》由百花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
至此，我的作家梦基本圆满。当初追求目标是，此生能有两部长篇小说摆在新华书店书架上出售，能成为天津作家协会会员就心满意足了。当这一任务完成后才明白，我的这点成绩非常微不足道，文学之道博大精深，还差的很远。
下海经商的十年
1989—1999年
1989年，因家庭生活陷入困境，而左邻右舍却都在大赚其钱，两个上学的孩子越来越无法与人比，我觉得再这样下去实在愧对“爸爸”二字，经多日痛苦折磨后，终下决心停下笔来去赚钱。这一停就是十年，其间文学作品一字没写。这又是一次“不得不”，我讨厌经商，可又没有办法，为了生存，不得不去干自己不愿意干的事。曾有文友气愤地骂我，说能在写作上打开局面是多么不容易，你正在好时候，说丢就丢了，是多么可惜！而我的感受只有我知道，那时，我的当务之急是要承担起养家的责任。
那时，整个国家经济活动越来越热，几乎全民都行动起来加入了经济大潮。政界有人下海经商，教育界也开始办公司或工厂，军队也办起了公司，文学艺术界更是有不少人纷纷改行。当时有句顺口溜，“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没开张”。此言虽然有些夸张，但很形象地说明当时社会经商的热度已是近乎沸腾。
1990年5月26日，天津日报发表一篇报告文学，题为《作家梦》，作者朱国成，写的是我想当作家，几经努力奋斗，最后成功了，但又失败了，不得不丢掉笔去挣钱的事。
我对商海非常陌生，最初跳入一片茫然，头一脚便掉进了陷阱……
天津文学院与南开大学中文系合办一个“创作与编辑”学习班，半专业形式，一半学习时间在白天，一半学习时间在晚上，学期一年半。我得此消息后，当即敲定参加。我是多么希望上学的啊！青少年时代没能满足求知的渴望，这一缺陷一直是我心中最大的遗憾，没想到人到中年又来了机会。坐在南开大学的教室里，甭提我内心深处多甜美了！那一年半，我的首要任务就是学习，有时宁可影响赚钱也不缺课。一年半后，我顺利拿到南大毕业文凭。
1999年，社会上的三角债问题越来越严重，各行各业经营者无不受欠债问题困扰。债主应该是理直气壮，欠债者应该理亏才对，那时竟被扭曲成债主去要钱如求人一般低三下四。我很吃亏，因为我不欠别人的钱，而别人欠我的很多，一年时间里，要账的时间要占去一大半。我越来越厌恶商界，恨不得赶紧离开。那时，两个孩子已经工作，家中也小有积蓄，不会再为生活发愁，我便毅然退出商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