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自传】晨曲:中国写作霍元甲专著第一人(之三)
晨曲
1978年,28岁。
之所以把时间订在1978,是因为那一年我的生活发生大变故。有幸认识焦老师一年多以后,因那年初冬时节挖河抬土干活很累,夜深人静时又坐在冷屋里写小说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不知不觉患了坐骨神经疼的病。此病日甚一日,逐渐发展到腿不能伸展,腰不能挺直,穿裤袜不能自理,疼到不呲牙咧嘴就不行的地步。眼看要丧失劳动能力,写作也不得不停止,我急得心如火焚。四处求医治疗,终未见效,不能挣钱,却还要花钱,如何面对大人孩子?我的面前一片黑暗。不幸之中却又遇上一件幸事。学校用的民办教师一直都是大队派遣的,那无论如何也轮不到我。而1978那一年却变了章程,第一次公开报考,使我看到一线希望。我是最早感受到改革开放温暖春风的人。时代开始巨变,不再有成分论,家庭的历史问题从此不再困扰我。考语文我觉得有把握,政治也不难,只是数学是弱项,我没学过代数。面对一些刚走出校门的初中、高中毕业生,我真不敢掉以轻心。说是复习数学,其实是从头学,恶补。我一口气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白日黑夜攻数学,那真正是全力以赴。老天没亏待我,我终于考上,从此成为一名民办教师。这真是救了我一命,我没因丧失劳动能力而成为废人。到学校岗位上我如鱼得水,在教学生的同时自己也常受启发,又把自学的方法和心得传授给学生,真是师生共同进步,相得益彰。教语文的水平逐渐显现,最后校方把我固定在专教毕业班语文课上。
在这一段时间里,写作上也大有进展,开始有小文章在报纸上发表,一万多字的《武术大师霍元甲》在天津文史资料上发表后,突然引起意想不到的轰动,北京、上海、湖南包括香港在内的七家报刊杂志相继转载。对我来说,这真是一个大惊喜。紧跟着,我便下决心写长篇小说《霍元甲》,并很快动起手来。
命运是个神秘的东西。命运向你走来时你并不知晓,只有过去后才一目了然。命运要掌握在自己手里,不要相信卦摊。身处逆境时不要被它吓倒,要顽强地与它斗!在斗的过程中就有变,就会向好的方面转化。
1983年,33岁。
这一年有一件喜事降临,市作家协会在春天召开天津市青年文学创作会议,西郊区文化馆选五名代表参加,有胡玉茹、孙维莺、燕连玉、朱国成和我。参加这次盛会对我来说是一次极大的鼓舞,使我感到无比荣耀,又感觉在人面前羞于启齿,因为没啥作品。紧跟着,天津市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我被吸收为第一批会员。那时,长篇小说《霍元甲》刚写出八万字,借着这两次会鼓的劲,那年暑假,我又一口气写了十一万字。这样,《霍元甲》就有了十九万字的底稿。
到冬季,突有不好的消息传来,报载,香港拍出二十集电视剧《霍元甲》,已在广州热播,大受欢迎,达到万人空巷程度。这一消息对我来说简直是当头一棒!我想的是,完了,看完电视剧,谁还再看书?从此没再写。
1983年,天津市青年文学创作会上(从右至左张鸾、陈步川、晨曲、梁馆长、胡玉茹、张庆霄、孙维莺、燕连玉、朱国成)
1984年,34岁。
4月13日那天,突有两个人到小南河小学找我。原来,他们是江苏人民出版社编辑。他们说,电视剧《霍元甲》正在席卷大江南北,播出效果盛况空前,他们的社长独具慧眼,认为这是一次十分难得的巨大商机,决定抓霍元甲的稿子出书。上海《新民晚报》转载过我写的《武术大师霍元甲》,他们的社长曾经注意过,于是,便派编辑打听。后来,在天津美术出版社吴白珩先生引荐下,江苏人民出版社的编辑终于摸到天津西郊小南河我住的村子。
这真意想不到,我认为完了的事,江苏人民出版社社长却认为是巨大商机。编辑很急,问我何时能够写完,我答应在不影响教学质量的前提下,可在一个半月全部交稿。编辑当天就带走了那19万字,与我约定写完一章寄往南京的出版社一章,来个边写边审。5月30日,23万字的书稿如期完成,到7月下旬,长篇小说《霍元甲》便在全国新华书店上市了。首印30万册,未能满足市场,紧跟着又印一次,共70万册。
长篇小说《霍元甲》 发行70余万册
6月下旬,得到出版社同意,《中华文学》先行连载。
9月,云南的《滇池》文学月刊一次选载5万字。
第一次得到大笔稿费,也是第一次一下看到那么多钱,算来,相当于我9年工资。
最大的收获是为今后写作铺平了道路。首先,老婆已经认可我不是在瞎胡闹,不再于生气的时候故意开半导体骚扰我,不再故意打孩子或弄得锅碗瓢盆叮咣响,我得以理直气壮地要求安静。其次,出版社也开始信得过我,《霍元甲》完稿后,我便筹划写《霍东阁传奇》,并很快搞出一个较详细的提纲,送到百花文艺出版社。百花文艺出版社很重视,几乎出动长篇编辑室所有编辑,乘一辆专车来到我家-那三间破土屋。《霍东阁传奇》尚未动笔,出版的事就已经敲定。我提出要去广州采访,老师们认为很有必要,便大力支持,出版社出资让我成行。
广州采访回来后,所得甚丰,写作时机已经成熟,与百花商定,三个月后交稿。那时,我已是天津作家协会会员,在作协开三个月创作假。因我是民办教师,不上班就不发工资。当时的作家协会主席是鲍昌。鲍昌主席表示,学校不发工资就由作协补发,作协若有困难就由他给我发。我非常感动,这才是真心实意地扶持作者!这一辈子,这件事我算忘不了啦!
遗憾的是,作协开的假条没起作用,学校有关领导就是不批准我请假,认为我是在不务正业,教书嘛就应该老老实实教书。怎么办?若用业余时间写,别说三个月,只怕一年都写不完;辞职?我被告知,12月份就有一批民办教师转正,那可是人人都求之不得的事。我被置于艰难抉择的十字路口,到底该舍谁保谁呢?凭心而论,那一次我被转正的可能性很大,因为,我一直在把守毕业班的语文课,做出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然而,我最终还是选择了文学,不得不忍痛辞职。
1984年秋,作者在家中写作(西郊区文化馆干部高成华摄)
“不得不”这个词厉害,它浑身充斥着无奈甚至哀痛。在人生的道路上,“不得不”就是艰难,就是曲折,就是伤痛!人生谁无“不得不”?只怕无人没有过。“不得不”是酸,是苦,是辣,但绝不是甜,其味虽不好,却也有好的因素存在。因为,人生若不遇上几次不得不,一味的只是甜,又是何等的乏味,错失磨炼时机又是何等的可惜。
11月,长篇小说《霍元甲》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连续播讲。由此引发的听众来信比先前的读者来信还要多。虽然是在第二本书的紧张写作中,我也是有信必回,不论对方是小学生还是成年人。
12月中旬,长篇小说《霍东阁传奇》完稿,也是23万字。
从1974年到1984年,十年修炼,终成正果,我的作家梦得以实现。1990年,时任天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方伯敬在写我的创作经历时,文章用的题目就是《十年辛苦不寻常》。钱江晚报记者写了《传奇作家的传奇》,在《东方青年》刊出,又引来一些读者来信。
1985年,35岁。
这一年发生的事比较多。
2月,《霍东阁传奇》尚未出版,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就开始小说连播,由曹灿播讲。《霍元甲》也是由曹灿播讲的。
4月,开始盖新房。不是穷人乍富,一有钱就折腾房,而是新村规划,千年一贯制的土坯房和老庄子台陆续被拆。我已落后,只好拆掉与霍元甲故居斜对门的老房,去另一个地方盖新居。
5月,天津作家协会成立文学院,我被吸收为第一批学员。
1985年秋,天津作家协会文学院在一宫举办小说讲习班首批学员合影
7月,天津日报发出“一个农民写成两部长篇小说”的消息,紧跟着,天津人民广播电台和电视台接连对我写作的事进行报道。
五、8月,中篇小说《浪子因缘》在《中华文学》发表。
10月,天津文学院第一次办小说讲习班,地址在第一文化宫,学期半个月。我有幸参加。
11月,我被借调到天津电影制片厂《华夏影视》编辑部。工作一段时间后,终因是农业户口,无法转正,“不得不”打道回府。
12月,《霍东阁传奇》由百花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
至此,我的作家梦基本圆满。当初追求目标是,此生能有两部长篇小说摆在新华书店书架上出售,能成为天津作家协会会员就心满意足了。当这一任务完成后才明白,我的这点成绩非常微不足道,文学之道博大精深,还差的很远。
下海经商的十年
1989—1999年
1989年,因家庭生活陷入困境,而左邻右舍却都在大赚其钱,两个上学的孩子越来越无法与人比,我觉得再这样下去实在愧对“爸爸”二字,经多日痛苦折磨后,终下决心停下笔来去赚钱。这一停就是十年,其间文学作品一字没写。这又是一次“不得不”,我讨厌经商,可又没有办法,为了生存,不得不去干自己不愿意干的事。曾有文友气愤地骂我,说能在写作上打开局面是多么不容易,你正在好时候,说丢就丢了,是多么可惜!而我的感受只有我知道,那时,我的当务之急是要承担起养家的责任。
那时,整个国家经济活动越来越热,几乎全民都行动起来加入了经济大潮。政界有人下海经商,教育界也开始办公司或工厂,军队也办起了公司,文学艺术界更是有不少人纷纷改行。当时有句顺口溜,“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没开张”。此言虽然有些夸张,但很形象地说明当时社会经商的热度已是近乎沸腾。
1990年5月26日,天津日报发表一篇报告文学,题为《作家梦》,作者朱国成,写的是我想当作家,几经努力奋斗,最后成功了,但又失败了,不得不丢掉笔去挣钱的事。
我对商海非常陌生,最初跳入一片茫然,头一脚便掉进了陷阱……
天津文学院与南开大学中文系合办一个“创作与编辑”学习班,半专业形式,一半学习时间在白天,一半学习时间在晚上,学期一年半。我得此消息后,当即敲定参加。我是多么希望上学的啊!青少年时代没能满足求知的渴望,这一缺陷一直是我心中最大的遗憾,没想到人到中年又来了机会。坐在南开大学的教室里,甭提我内心深处多甜美了!那一年半,我的首要任务就是学习,有时宁可影响赚钱也不缺课。一年半后,我顺利拿到南大毕业文凭。
1999年,社会上的三角债问题越来越严重,各行各业经营者无不受欠债问题困扰。债主应该是理直气壮,欠债者应该理亏才对,那时竟被扭曲成债主去要钱如求人一般低三下四。我很吃亏,因为我不欠别人的钱,而别人欠我的很多,一年时间里,要账的时间要占去一大半。我越来越厌恶商界,恨不得赶紧离开。那时,两个孩子已经工作,家中也小有积蓄,不会再为生活发愁,我便毅然退出商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