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自传】晨曲：中国写作霍元甲专著第一人（之一）
晨曲
（中国作协主管领导及著名作家蒋子龙，著名评论家夏康达、张春生、闫立飞、黄桂元及天津作协、西青区领导等参加晨曲作品研讨会）
我的作家梦
晨 曲
我生于1950年，少年家境贫寒，未能读完小学便离校而去。因此，后来碰到有人问我或需要填写学历时，都颇费踌躇，很难作答，因为，实在是小学毕业证都没拿到手。也许是因失去之故，我便非常渴望得到，看到同龄人在上学，极为羡慕。就是这样的学历，后来居然被迫立志当作家。没错，是被迫，因为出身问题青少年时期的我人生路上全是“红灯”，入团不行，入党当兵更不行，只能当农民，要想改变命运，只能靠自己去拼。在没有一个人认为我能成功的情况下，我居然成功了。当然，这过程充满艰辛与曲折，还是很较劲的。我为我做成根本不可能做成的事而感到高兴。此文若被年轻人看见，或许对正在艰难跋涉、忍受熬煎者增添一些信心和精神力量。
饿其体肤的十年
1957—1967年
1957年我7岁，开始在故乡安徽省宿县夹沟镇上小学一年级。从出生到7岁，我生活在较殷实的家庭环境中，记得小时候家中的大床和立柜很讲究，大床床头和迎面雕刻着牡丹花，那时在淮北农村很少见，我经常聚精会神地顺着牡丹花的纹理形态看得很认真。人民公社还没成立，镇上有高级社，人们都称大社，我父亲是大社会计。我享受父爱印象最深刻的是，冬季的早晨，父亲总是在屋里生火，为我和弟弟们把衣裤烤暖和，才给我们穿上。
小学一年级的班主任老师是一位高个子，人们都叫大武老师。大武老师讲语文课时有《小猫钓鱼》，小猫总是三心二意，一会儿捉蝴蝶，一会儿追蜻蜓，所以没钓到鱼，老猫专心，就有收获。这故事给我幼小心灵留下深刻烙印，已经懂得人做事一定要专心才能成功。幼年的我体弱多病，一次在学校发起烧来，大武老师背着把我送回家。小学校在镇西头，我家住镇东头，走的大武老师额头出了汗。因体弱多病，我经常发癔症，一天晚上睡觉时，就看见墙上如演电影一般，有同学要打我，我赶紧喊大武老师快救我。大武老师护住了我。令人伤心的是，几天后，大武老师在讲课时眼珠是红的，同学们传说，大武老师这是最后一课。结果传言属实，下午，大武老师就被抓走，说是右派。9年后，我在去火车站的路上看到大武老师，他苍老了许多，头上戴一顶草帽（席夹子），鬓角处已经斑白，原来蓝色整洁的中山装变成家做的布纽扣夹袄，以前穿的圆口布鞋也变成露脚趾的破胶鞋。大武老师从监狱出来后，被解除公职，已经成为地地道道贫穷的农民。35年后，我从商海重新杀回文坛，要继续写作时，大武老师的音容笑貌总是在我眼前晃荡，于是，我写了一篇散文《大武老师》，在《人民政协》报发表，心情才得以平复。
在1957反右运动中，没想到厄运也降到我头上。一天早晨，我饿了闹着要吃饭，母亲说要等你爸爸开会回来才能吃。我心切，就站到大门口的石头上向西面的街里看，盼望去大社开会的爸爸快出现。结果盼来了，我赶紧跑回去报信，却怎么等也不来。我又跑出去迎，这下傻了眼，也不饿了，我看见的是，爸爸蹲在树下，两个拿枪的人正捆绑我爸爸。就这样，爸爸被投进监狱。后来听说，父亲是国民党军队中人，什么职务说不清，常听母亲与人聊天时说，做为随军家属在湖北生活一年多，两个幼年的姐姐在那一时段夭折，淮海战役前夕母亲回了家。我还见过一个人，是当年爸爸的警卫员，叫丰振启，文革时受管制，后来听说被强制办了3个月学习班。2002年，我回故乡给父亲移坟时，丰振起也在场。
父亲被投进监狱后，我的生活开始进入炼狱（忍饥挨饿、磨炼、锤炼、煎熬）状态。母亲急火攻心，后背长大疮，每天哭，以泪洗面。裹小脚的姥姥每天从镇南走到镇东的我家，要照料我和两个弟弟，还要照料母亲。
1958年，进入大跃进、全民吃食堂。1959年，集体的东西被吃光，人们开始吃不饱肚子。是时，我父亲在狱中得了病，被允许保外就医，回到家中。日子十分艰难，吃的东西已经没有。我听父亲和母亲商量，要卖掉立柜买吃的，只能卖10元钱。后来，那个刻满牡丹花的大床也不见了。一天，我总是感觉屋内的墙上有响声，以为是老鼠作怪，仔细找却没有。我就告诉父亲，父亲仔细查看，原来是房柁正在下沉，房盖马上就要倒塌。父亲一把将我拉出，就这样，房盖沉闷地落下来，那两间住人的房子消失了。镇上开始有人被饿死，就近埋在南土山子上，因为实在没有力气去更远的南山掩埋。在家已经没有活路，我父亲紧急申请回监狱继续服刑，在监狱应该不至于饿死。人们都悄悄外逃寻求活路，政府派民兵在车站把守，不让人外逃。当时，能够逃出去就是人们最大的盼头。母亲带着我和弟弟，守在家里显然不妙，就让我想办法逃出去寻求活路。月黑头之夜，我在火车站终于等来北去的列车，趁民兵与大人纠缠之际，9岁的我从他们中间钻过去，上了火车。
夹沟镇向北90华里是徐州市，我在徐州下火车是半夜。按照母亲给的地址，我去中山路上找中枢街，到中枢街找蒋家牌坊，那里是母亲的小姨-我姨姥姥的家。走到中枢街中间时，冬季的清晨天还没亮，街上开始有人扫马路，我打听蒋家牌坊，被告知我站的门口就是。9岁的我扭头一看，被震撼住，高大的门楼，两个石狮子守两边，青石板台阶好几层。大门已开，我怀揣着紧张心情走进去，发现院中央是一所大殿一样的高房子，周围是一圈矮房子。院子里住不少家，有些家已亮起灯。姨姥姥和17岁的姨舅住一间很小的屋，正在吃东西，准备上班去。姨姥姥把手中的高粱面窝头递给我，她就没有吃的了。我的二弟那年4岁，已经由姨姥姥介绍送给人。姨姥姥说，我二弟尿床，人家不要，只好送到徐州市孤儿院。再以后，孤儿院人满为患，只好按照登记籍贯送到孤儿家乡，从此断了信息，无从查找。姨姥爷是受管制的坏分子，每天清晨都要写悔过书。听母亲说，姨姥姥是被姨姥爷在徐州城外抢回去拜的花堂。姨姥爷姓蒋，出生在蒋家牌坊。姨姥爷写得一手好字，检讨书上的字方方正正，像书本里印的一样。就这样，我得到半个高粱面窝头，天还没亮就离开了蒋家牌坊，9岁的我开始难民盲流生活。
那一时段农民进城是难民潮，为的是求生存活下去；改革开放后的农民进城是民工潮，为的是能赚到钱改善生活。难民（也就是农民）都涌进城市，城市无法承受，只好抓难民送到收容站，然后登记遣返回乡。我见过徐州车站前广场抓难民的场面，几个人拿着一根很长很长的大绳，突然奔跑起来，如撒网逮鱼一样把广场上的人兜住，里面居然都是难民，就这样被引领着进入收容站。真正乘车的旅客，都凭票进入候车室了，剩下的便是纯净难民，一抓一个准。我被抓被遣返过，和其他人一样，到家后还要跑出来，因为家中没有任何可吃的东西。在大人引领下，我曾经潜伏进徐州南站，那是货站，经常有粮食装卸，铁路枕木下的碎石缝中，有遗落的粮食粒，有时还能遇上花生米，真是万分难得。
就在9岁那年冬季，有一天我差点去了西天。我饿的前心贴后心，走在徐州车站前的马路边上，突然眼前发黑，就啥也不知道了。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地上，周围站满了人，有一位中年人蹲在我面前，衣服上有4个口袋，夹着一个黑皮夹。他从下面的大口袋中掏出一个花卷，白面裹高粱面的那种。他递给我，看着我吃，等我全吃完，他才起身离开。我知道，他是怕周围的大人抢走。如果他真的走了，花卷一定会被大盲流抢走。那位好人一定是干部，那时，只有干部穿4个口袋的衣服，上面小口袋里还插着钢笔。可惜的是，他和我都没说话，谁也不知道谁是何方口音，救我一命后，他就走了。后来常常想起，非常希望有报恩的机会，却无以为报。这位好人如果还活着，应该是超过100岁了。
那次死里逃生后，我还遭遇过一次生死考验。为了寻找吃的不被饿死，我沿徐州龙海铁路线向东走，那是去连云港的方向。走到天黑时，发现前方靠左有个村庄，就拐了进去。村庄漆黑，唯有一个房子亮着灯光，门是虚掩着的，我便悄悄钻进去。屋里有一张桌子，桌子上有一盏灯，几个人围着桌子在商量事。外面冷，我想在这里过夜，又怕被他们发现，便悄悄躲在门后，蜷缩着，尽量小一些。没想到，有人起身时光亮射过来，我还是被发现。我精疲力尽，浑身发冷，有些哆嗦。有人过来摸摸我的头，惊叫说我在发高烧，于是把我抱到一张绳床上。有人给我喝水吃药。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被说话声吵醒，发现窗户上已经有点蒙蒙亮，看见有人抬着别的绳床往外走。有人摸摸我的额头，说这孩子还在发烧，不行了，也抬走吧。另一个人过来，把手放在我鼻孔处试了试，说，这孩子还活着，别抬走。鬼门关啊，很幸运，又遇到一次贵人，我被当活人留了下来。
1960年春季，我再次被收容站收容后，遣返地不是家乡，而是一个儿童福利院。安徽省政府为拯救儿童，在蚌埠南淮河岸边一个叫临淮关的地方建了一个儿童福利院，开始收容在外漂泊的儿童，我有幸被收容，从此免除被饿死之忧。在儿童福利院里，巧遇一个大我几岁的家乡姑娘，是个哑巴。她认识我，看见我就哇哇叫，向人比划。一年多后，这位哑巴姐姐不见了。时间不长，我母亲突然来到儿童福利院。后来才知道，实行分田到户耕种后，家乡情况有些好转。母亲和二弟在家，再无饿死之忧后，母亲就开始思念我，不知我是不是还在世上。每天忙地里的活儿，人们都回家了，母亲就坐地头哭，想出去找又没有线索方向，也没有钱，唯有以泪洗面。那位哑巴姐姐帮了大忙，她回家后，找到我母亲，比划着说她知道我在哪里。母亲顺利找到我，当然万分高兴，带我去蚌埠监狱去见父亲，让父亲知道我还活着并且找到了。看到父亲我很心酸，父亲是带着脚镣手铐被持枪的人押送出来见我和母亲的。那形象我在电影里见过，没想到我父亲竟成有这样经历的人。
上学的事很有意思，我回家后插班上三年级。但时间不长，我还是不能上学，因为，家里又要没粮食了。我母亲种的地收成不如别人，根本不够吃。记得小麦收下来后，我抱着磨棍帮助推磨，是舍不得去麸皮的。我一看面缸里粮食不多了，就只好辍学继续以前的盲流生活，省下粮食给母亲和弟弟守在家里种地。那几年，我只能在夏收和秋收后的一段时间回来上学，时间不长还要离乡。母亲让我学做生意，我很难为情，不愿意干那个，但还是要做。我在集市上的说书场卖过瓜子，5分钱一大捧，母亲生黄豆芽和绿豆芽，然后我去卖。我最害怕在卖东西时遇到同学，我会觉得脸像发烧一样红。然而，没有办法，毕竟赚到几个钱后能发挥很大作用，买盐买火柴是必须的，如果没有钱这个都买不起。至于上学写作业，那就免了，因为无钱买作业本。我走路到处乱看，为的是拾到烟卷盒，拆开后能当作业本用。
1965年，父亲去世。我的厄运并没因父亲去世结束，而是被影响许多年。饥饿和贫穷是折磨肉体，政治受歧视则是折磨精神，两项加起来都不如人，对我打击很大。麦收完毕后，去地里拾麦穗，治保主任只没收我拾的麦穗，而且训斥我，别人家的孩子就没事。时间久了，我对这些也就习以为常，逐渐感觉我的人生就应该这样，无所谓了。
我在去火车站的路上遇见大武老师那次，大武老师问我在上什么学，我红着脸说没上学。大武老师告诉我，镇上在二郎寺建一所红光农业中学，让我去试试，看能不能报上名。我明白，大武老师可能担心我的出身问题会不会影响报名。结果还好，红光农业中学收留了我。
（作者1958年前的学生证 1966年，作者人生的第一张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