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粮票退出看国家发展
岩波
一位外地的战友到天津来小聚，我问他：“你喜欢收藏票证吗？”他说：“喜欢，而且非常喜欢。”我问：“为什么？”他说：“票证里面有历史。”我说巧了，你跟我想的一样。我把包里携带的一本天津粮票送给了他，事先还生怕他不喜欢哩。结果他爱不释手。我因为曾经在粮食部门工作过，对粮票这种走入历史的小小载体十分钟情，家里保存了好几套，对非常好的朋友最尊贵的馈赠，不是请他吃顿饭喝次酒，而是送他一套天津的地区粮票。因为，这里面记载了中国粮食行业半个多世纪以来的风风雨雨和艰难曲折，映衬着当今社会商业繁荣，供需两旺的情景。
改革开放以前，国家粮食工作是典型的计划经济，一直处于紧张平衡状态，粮食部门的工作也显得十分重要。尤其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期间，每月25日为“借粮日”，也就是家家户户可以开始购买一个月的粮食的日子。这一天往往会从早晨就有人到粮店门口排队。粮店是“国营”性质，在粮店工作的干部职工自己感觉自豪，很有身份感，外人对他们也十分尊重。粮食关系国计民生，多年来国家一直将粮食工作列入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那时有“工业以钢为纲”，“农业以粮为纲”之说，在粮店工作的职工，在政治上要求很高。粮店职工队伍也比较整齐。后来二商系统发放副食补贴，也由粮店执行，其实这是二商系统的任务，由此可见国家对粮食部门的放心和倚重。
粮票作为一种粮食供应的凭证，可以和粮本同时使用，是从粮本里取出来做零花时用，譬如到早点铺买烧饼果子，到糕点店买饼干点心，到饭馆吃顿包子等等。如果有外地亲戚到天津来，则需携带“全国粮票”，先到天津的派出所上“临时户口”，然后拿着“临时户口”到粮店把全国粮票换成天津粮票，才可以使用。天津人到外地去，也是如此。作为一个家庭，“手里有粮，心里不慌”，作为一个地区乃至整个国家，也莫不如此。而使有着数量控制的居民口粮得以有序流动，粮票起了重要作用。当然，繁琐，累赘，耗神……种种弊端在所难免。到了七十年代中后期，虽还未改革开放，但全国粮票与地方粮票的使用已经有了松动和变通，譬如，早点铺卖的烧饼不再要粮票了，但价格略有提高，属于“议价”了。有的家庭口粮吃不完，就到粮店把余粮取成粮票，存在家里，有了机会会换成鸡蛋，或粮店很少供应的高质量好大米。在这个阶段，已经在深街小巷出现了用自行车推着好大米或鸡蛋的小商小贩，与有剩余粮票的居民交换。能不能“等价交换”，并无一定标准，全看时下的约定俗成。早先，这些小商小贩被看做“投机倒把”之人，会被抓和被处理的，是根本不允许的。
改革开放，完全是国家和人民实际需要的结果。尤其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在坚持国家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搞活经济，在世界上没有可供参考的范本。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一步步往前走。粮票问题先是出现松动，然后就走向取消。而取消的过程不是生硬废止，而是伴随着一个粮食市场逐步放开的过程。以往粮食经营是国家粮食部门“统购统销”，粮食行业以外的商家不允许介入。粮食是作为“战备物资”看待的。而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业连年大丰收，粮食已经用不着“紧张平衡”和“统购统销”了，于是，先是允许粮食脱离粮本、粮票“议价销售”，粮食部门以外的其他商家可以介入粮食经营，于是，水到渠成，粮本和粮票就渐渐隐退，以致在某一天终于宣布“废止”了。
现在，国营粮店基本都改做他用，绝少专营粮食的了。因为粮食的价格较低，国营粮店专营粮食不赚钱，不能生存。于是，纷纷改弦更张，做什么的都有。租出去交给别人经营的也不少。而在一些农贸市场、菜市场经常可以看到一个不起眼的小门脸或小摊位，在卖粮食，譬如大米、面粉、豆类、半成品挂面、切面，成品馒头、花卷、大饼等等，都干得有声有色。经营者既有来自农村的农民，也有来自市区的居民。他们之所以能够生存的原因是成本低，没有历史包袱。过去的国营粮店不仅承担着在职职工的工资，还要承担离退休职工的退休金等等事项，背着这么沉重的包袱，在市场竞争中显然没法生存。而后来国家的总体配套改革也紧紧跟上，国企职工的退休金由社会保险承担起来，即使是仍然存在的国营粮店，也不再承担离退休老职工的退休金问题，而且，国营粮店还可以采取“个人承包”、“股份合作”等多种方式，把职工的主观能动性完全释放出来，使经营面貌大为改观。“多种所有制并存”和“共同发展”，是国家的上选，也是百姓的福音。而百姓手里积存的粮票，因为不可能再印，都应该属于绝版，所以，一定会慢慢升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