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成祖朱棣手下群英荟萃，却偏偏给大臣胡濙（yíng）安排了一个看似不起眼的任务——找人。
永乐五年（1407年），明成祖派胡濙带着朝廷御赐的玺书、香币，外出寻找仙人“张邋遢”。
张邋遢，即中国道教史上的传奇人物张三丰。明成祖对他推崇备至，可惜无人知道其下落。
此后十几年，胡濙为了寻仙，四处游历，打探消息。
按照史书的说法，明成祖表面上是让胡濙寻仙，实际上是要他“隐查建文帝安在”“审察人心向背”，带有明显的政治目的，可谓醉翁之意不在酒。
这可苦了胡濙，一个人要打听两个知名“失踪人口”。
有明一代，从明太祖朱元璋开始，便对张三丰推崇有加，英宗、宪宗、世宗曾加封张三丰真人、真君等道教封号，给予其极高礼遇，堪称明朝官方认证的“活神仙”。
有些文献记载了张三丰的“神迹”。
相传，他一年四季都穿一件烂蓑衣，浑身脏兮兮，整天笑哈哈，所以人称“张邋遢”。
作为一个道士，据说他精通辟谷之术，可数月不食，但吃起饭来食量惊人，顷刻间就能干下一桶饭。
更神奇的故事是，张三丰晚年在宝鸡金台观修行，留下几句谶语，自言将死。不久后，县里的人见他寿终正寝，用棺材收殓他，没过几天却发现张三丰已经“起死回生”，跟没事人似的。后来，张三丰又游历四川、湖北、云南、贵州等地，“踪迹益奇幻”。
明代以来的各种正史、野史、笔记、方志、文集、传说，都有张三丰的行迹。
文献中，张三丰故事的时代背景从宋一直延续到明，时间跨度超过300年。
由此可见，这是一个典型的“箭垛式人物”。
所谓“箭垛式人物”，是胡适的说法，指的是中国古代的历史或传说人物，得到历代不断改编，故事如滚雪球似的不断扩充，很多事迹被归到了其身上。
抛开神仙鬼怪的元素，根据现存文献中的记载，可将张三丰分为三个不同时代版本的形象：
一是北宋末年；二是宋元之际；三是元末明初。
北宋末年的“张三丰”，是创立武当内家拳的武术宗师。
这个版本的张三丰，出自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为朋友王征南写的墓志铭。
王征南早年从军，参加过反清复明的斗争，后来到宁波归隐，恰逢黄宗羲到此讲学，与之结识。由于王征南是个屡立战功的猛人，退休后时不时有人慕名而来，想要找他切磋，知名度堪比叶问宇宙里的叶师傅。
黄宗羲让第三子黄百家拜王征南为师，学习武艺，而王征南最厉害的本领就是武当的内家拳。
王征南去世后，黄百家为自己没能将其内家拳的真髓传承下去而感到痛惜，说：“余既负先生之知，则此术已成广陵散矣，余宁忍哉。”
黄宗羲也深深佩服王征南，于是为其撰写墓志铭，并追溯内家拳的源流。
中华武术门派众多，“南尊武当，北崇少林”，相较于以拳勇闻名天下的少林功夫，武当内家拳更讲究以静制动，更注重内功修炼。按照黄宗羲的说法，这种拳术“盖起于宋之张三峰（丰）”。
在《王征南墓志铭》中，黄宗羲提到，张三丰是北宋时的武当山炼丹道士，曾得到宋徽宗的召见，但因受阻碍没能入朝。
据说，张三丰早年精通少林武术，从中融会贯通，钻研新的拳法。后来有一次，张三丰在外出游历途中，梦见道教的神仙真武大帝向他传授了一套拳法。次日早上，一群强盗围住张三丰妄图抢劫，张三丰用梦中领悟的拳法和他们交手，结果以一敌百，把这群强盗赶走了。
也有一说，张三丰是在山上修炼时看飞鸟和蛇打架，受启发悟出了内家拳。
此后，张三丰在长期的修道生涯中，将道家理论与武术相结合，开创了内家拳。百年之后，内家拳从武当流传到各地。
但是，黄宗羲的说法，有两个疑点：一是，宋朝并没有关于张三丰的确切文献，也没有宋徽宗召见张三丰的记载；二是，若张三丰生活在北宋末年，那他就不可能在两三百年后的元末、明初留下足迹。
学者徐兆仁认为，黄宗羲笔下活动于北宋末年的“张三峰”和元明间的“张三丰”是不同的两个人，是后人将这两个形象重合，才认为张三丰既是一位武术大师，又是一代内丹宗匠。
因此，内家拳“盖起于宋之张三峰”的说法，可能只是武术家口耳相传的故事，缺乏佐证。
但是，作为一代武术宗师的“张三丰”，在后世深入人心。小说《倚天屠龙记》中，作者金庸根据张三丰开创武当内家拳的传说，创作了一个武当派掌门张三丰的形象，只是将其活跃年代，从北宋改到了元代。
宋元之际的张三丰，是一个由世俗走向超世的隐者形象。
据传为张三丰所作的自述，说他曾为元朝中山博陵县令，后弃官出家，于终南山遇火龙真人传授真诀，习得后赴武当山修炼多年。
对于张三丰是元初人的说法，《明史·张三丰传》提到了一个关键的时间点，即张三丰与元初名臣刘秉忠师出同门。
刘秉忠是宋末元初的一个奇人，早年当过居士，后来随僧人前往漠北觐见忽必烈。
经过一番交谈，忽必烈发现刘秉忠兼备释、道、儒之学，天文、地理、律历、占卜无不精通，堪称天下奇才，便请他留在府中，以布衣身份担任谋士。
后来，刘秉忠成为元世祖忽必烈的首席谋臣，也是蒙元帝国的总设计师，在议定国号、典章制度，以及营建元大都（今北京）等事件中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因功被封为太保。
▲元代版“张三丰”是名臣刘秉忠的师兄弟。图源：网络
忽必烈在统一天下的过程中得到了很多儒士的支持，张三丰大约就是在这一时期受到举荐，成为元朝官员。
在后人所编的《张三丰全集》中，有张三丰感谢师兄刘秉忠提携的话：“公何为者重贱子，此恩此德提吾耳。”
忽必烈在位时，虽然重用一部分儒士，但仍然在路、府、州、县设达鲁花赤，由蒙古人担任，达鲁花赤地位高，享有特权，难免对汉儒形成压制。
张三丰也许不满于这种畸形的政治形态，于是渐生出世之心，最终辞官出家，当了道士。
但是，张三丰活跃于元初的说法，也存在争议。
史载，为元朝立下大功的刘秉忠于元至元十一年（1274年）“无疾端坐而卒”，享年59岁。
假如张三丰和刘秉忠是同时代的人，他做过元朝的官，再出家为道士，那么，张三丰到明初已经将近200岁了，显然不太科学。
故此，《明史》在写到张三丰与元初刘秉忠同师后，还写了一句：“然皆不可考。”
张三丰在《明史》中有传，相传其名为全一，又名君宝，三丰是其道号。
《明史·张三丰传》是正史对张三丰生卒年代的考证，也是目前比较权威的史料依据，其认为“元初与刘秉忠同师”的说法不可考，并以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寻找张三丰作为这篇列传的主要内容。
可见，《明史》倾向于第三个版本，即张三丰是元末明初人。
清人所撰《三丰先生本传》记载，洪武十七年（1384年），也就是大理感通寺的高僧带着一盆山茶和一匹白马入朝觐见、马嘶花放的那一年，尊崇佛、道二教的明太祖朱元璋下诏，征武当道士张三丰入朝。
诏书下达后，却迟迟找不到张三丰。
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朱元璋下诏“清理”释、道二教，同时派遣三山高道使于四方，告诉他们，“有张玄玄（张三丰道号之一）可请来”。
朱元璋还命令与张三丰有过密切交往的富商沈万三去请张三丰入朝，仍不赴。
朱元璋的第十二子湘王朱柏，封地在荆州，离武当山较近。
朱柏本人笃信道教，听说老爸很敬仰张三丰，于是亲自到武当山寻访张三丰，但也访之不遇。
正是由于朱元璋多次访求，张三丰的名气进一步扩大，其神秘的行踪也引起了广泛关注。
那么，张三丰去哪里了？历史上是否确有其人呢？
距离张三丰年代较近的明人任自垣在《大岳太和山志》中记载，张三丰于洪武元年来到位于今湖北十堰市的武当山（又名太和山），之后常年在此修行，期间游遍武当诸峰。
任自垣是明代的道士，永乐年间参与编修《永乐大典》，后来还帮胡濙访寻张三丰的踪迹，他的《大岳太和山志》是较早记载张三丰行迹的史料，可信度较高。
据说，张三丰在武当修建草庐居住，收徒传道。由于元末战火摧毁了武当方圆八百里的大量历史建筑，很多宫观沦为废墟。张三丰在武当七十二峰、三十六岩寻幽览胜之余，还带人铲除荆棘杂草、收拾瓦砾砖石，恢复了武当九宫八观中的三座宫观。
后来，张三丰云游四海，“拂袖长往，不知所止”。
他离开前留下一句话：“此山异日必大兴。”此话预言了明成祖朱棣“北修故宫，南修武当”，将武当山作为皇家道场的风光史。
所以，当朱元璋派人召张三丰入朝时，张三丰可能已不在武当。
一说，朱元璋的第十一子蜀王朱椿在四川见过张三丰。
朱椿被称为“贤王”，“循执礼法，表里惟一”。张三丰入蜀云游时，与其相处融洽，还劝他“志退心虚，乃保无祸”，朱椿按照张三丰的教导为人处世，历经洪武、建文、永乐三朝，果然安然无恙。
朱椿曾题《张神仙像》赞之，其中写张三丰的外貌，“奇骨森立，美髯戟张。距重阳兮未远，步虚靖之遗芳，飘飘乎神仙之气，皎皎乎冰雪之肠。”这是年代较早的关于张三丰外貌描写的文字。
另外，沈万三可能在云南再一次见到了张三丰。
《三迤随笔》载：“三丰道人本万三师”，也就是说沈万三曾拜张三丰为师。
江南富商沈万三，是元末明初另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和张三丰一样，他的生平事迹衍生出了多个版本，甚至有人相信，沈万三之所以富有，是学会了点金之术，或传其有个神通广大的聚宝盆。这些传说大都荒诞不经。
据明人笔记《云蕉馆纪谈》记载，沈万三致富，最主要还是靠海外贸易，他“变为海贾，奔走徽、池、宁、太、常、镇豪富间，辗转贸易，致金数百万，因以显富”。
在沈万三荣登富豪榜之前，元朝至顺年间，张三丰云游江南，与沈万三相遇并结识。据说，张三丰留给沈万三一句预言，说：“东南王气正盛，当晤子于西南也。”
元末群雄并起，当时已是江南巨富的沈万三资助朱元璋，出资犒赏全军，还帮朱元璋修筑南京城的外城。
工程完成后，朱元璋对沈万三说：“古有白衣天子，号曰‘素封’，卿之谓也。”口头上表示感谢，背地里却对这个巨富充满了忌惮。帝制时代，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沈万三却比帝王还有钱，朱元璋当然容不下他。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本要罗列罪名杀沈万三，但在马皇后的劝解下才饶他一命，将其财产没收，流放到云南充军。
《张三丰全集》说，沈万三发配云南后，恰逢张三丰离开武当，游于西南。当年，张三丰预见沈万三穷途末路时将与他在西南相见，这则预言或许是对张三丰的神化，但也说明了道家对于世间人心叵测的看法。
据说，沈万三再度见到张三丰后，经过后者点拨，消解胸中块垒，重新振作，带领当地百姓创业致富，结合当时云贵一带“以辣代盐”的情况，用江南腌制手艺改善当地的“糟辣椒”。后来，沈万三卒于贵州平越福泉山，张三丰亲自为其选择一块风水宝地作为墓地。
另一个能证明张三丰现身西南的人，是靖难功臣、隆平侯张信。
按照《万历野获编》和《枣林杂俎》等笔记的说法，洪武年间，张信担任普定、平越卫指挥佥事等职时，与张三丰私交甚笃。
其中，《万历野获编》说，张三丰是因罪戍平越，张信为其上司。但这一说与洪武年间朱元璋下诏寻访张三丰的说法相矛盾，因为，如果张三丰受朱元璋尊崇，就不大可能被罚为戍卒，而假如他被罚为戍卒，那官方肯定有记录，朱元璋也不用大费周折找寻他的下落了。
在这个传说中，张三丰也预言了张信日后将会显贵，他为张信的父亲选了一处墓地，位于岩穴之中，并对张信说，在此下葬，以后你们一家贵不可言。张信听从他的建议，但进入岩洞后见四周伸手不见五指，感到害怕，只是将父亲的遗骨挂于洞中石牛牛角之上。
多年后，张信因在靖难之役站队朱棣，立下功劳，被封为隆平侯。
后来，朱棣命张信负责大修武当山的工程，可能与这一段缘分有关。
永乐十年（1412年），明成祖朱棣下诏敕建武当山，祭拜真武大帝，并在诏书中说：“我自奉天靖难之初，神明显助威灵，感应至多，言说不尽。”
于是，朱棣命张信等大臣率领30万军民、工匠大修武当山，营建武当山宫观，前后历经十三年，将武当山打造成至高无上的皇室家庙。这一工程之浩大，堪比同一时期在北京修建的紫禁城，故史称“北建紫禁城，南修武当山”。
朱棣对武当山的推崇，除了感谢真武大帝的护佑外，也是为了彰显自己继承父亲的遗志。
当年朱元璋访求张三丰而不得，所以，朱棣更要找到张三丰，来证明自己君权神授的合法性。
在敕建武当山的同年，朱棣还下了一道诏书，向神秘莫测的张三丰表示敬意：
朕久仰真仙，渴思亲承仪范。尝遣使奉香致书，遍谒名山虔请。真仙道德崇高，超乎万有，体合自然，神妙莫测。朕才质疏庸，德行菲薄，而至诚愿见之心，夙夜不忘……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朱棣多次派胡濙出巡各地，寻找张三丰的踪迹。
另外，还有一件事让朱棣夙夜难安。当初，朱棣发动靖难之役，从侄子建文帝手中夺取了皇位，大军攻入京师应天（今江苏南京）后，建文帝却在宫中的大火中不知所踪。
所以，胡濙走遍四方，既是为了访求张三丰的下落，也是为了查明建文帝的生死。
但是，和建文帝下落成谜一样，张三丰在永乐一朝始终没有现身。
有人认为，张三丰早已驾鹤而去，胡濙被委派的任务，是在大费周章地寻找两个生死不明的人。
▲建文帝画像。图源：网络
朱棣之所以崇拜张三丰，可能还因为一个让很多帝王欲罢不能的玩意儿。
那就是，朱棣想要追求道教传说中的长生不老之方，他曾对大臣说：“仙药不服，服凡药耶？”
但是，张三丰却不贪慕世俗的富贵，更不愿将道家金丹等术传授给权贵。
有一段文献记载了张三丰对帝王的看法：“盖帝王自有道，不可以金丹、金液分人主励精图治之思。古来方士酿祸，皆因游仙入朝，为利之阶。登圣真者，决不为唐之叶法善、宋之林灵素也，前车可鉴矣。”
张三丰认为，帝王应专注于政事，而不应该分心去追求所谓的仙家道术，他不愿像唐朝的叶法善、宋朝的林灵素一样攀附权势，也不愿像古代的很多方士、游仙一样涉足政治，留下骂名。
明初，张三丰“招之不来，觅之不见”，朱元璋、朱棣父子都没有找到他，但有明一代，张三丰被一再加封，得到“通微显化真人”、“韬光尚志真仙”、“清虚元妙真君”等封号，受到朝野各界的尊奉。
在官方的尊崇之下，民间文献中有关张三丰的记载大量增加，其中不乏假托附会之说。
作为一个“箭垛式人物”，张三丰在文献记载中行踪飘忽不定、生活时间跨度极长，这很有可能是因为民间将其他奇人异士的事迹也归于他身上。
所以，任继愈在《中国道教史》中说，张三丰是唐代“吕洞宾以来最富魅力的‘活神仙’”。
明朝以后的正史中，再没有过这样的人物。
很多人喜欢小说《倚天屠龙记》中的张三丰。小说连载版的结局尤其令人难忘，当一百多岁的张三丰看见郭襄生前留下的手书时，他眼前似乎又看到了那个明慧潇洒的少女，可是，那是一百年前的事了。
金庸在创作小说中的张三丰时，可能参考了明代以来的诸多文献，所以，他笔下的张三丰，德高望重而又不受拘束，仙风道骨而又侠义心肠，正如历史文献中的张三丰，隐居山野，淡泊名利，远离世俗的是是非非，甚至拒绝皇帝的召见。
《大清一统志》中，有一处关于张三丰在武当山修行的记载：
寒冷的时节里，张三丰口中嚼着梅花，一边攀登祝融峰，一边朗诵《庄子·秋水》：“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辩牛马……”
朝阳升起时，张三丰放声长啸：“云海荡我心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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