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认真研究过去45年来改革开放中值得深入总结的经验。总结这些经验的目的，是在新的历史时期进一步继承和发扬那些被实践证明有效的理念、制度和政策。
在我看来，改革可以分为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在内部，最重要的是推动市场化改革，这是放在第一位的，市场化改革是中国走向现代化最重要的历史起点。市场化改革的最终目标是让十四亿中国人、让所有的市场主体，都拥有更大的空间、独立性、创造力和梦想。改革的终极目标就是使人民的福利水平和生活水平获得最大的提升。
同时，我们特别需要推动法治化进程。我认为，建设完善的法治是改革以来我们最重要的历史经验。先有市场化，再有法治化。市场化改革为我们提供了发展的动能，而法治化为我们提供了信心和预期。
内部改革一定要朝着国际化的方向发展。中国的实践证明，只有高度融入国际社会，中国才能拥有巨大的发展空间。从这个角度看，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是伟大的实践。它使中国的实体经济全面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参与国际分工、竞争和合作。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实际上在2001年11月之后发生了质的变化。我认为开放和融入国际经济体系是最大的改革，它为我们的改革提供了广阔空间。因此，我们必须深刻理解开放和加入国际经济体系对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作用。
对于内部改革而言，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是关键。对外部来说，一定要保持中国经济具有良好外部环境，这非常重要。保持良好的外部环境首先需要与发达国家保持良性互动。中国有巨大的生产能力，要通过谁来消化？如何找到新的增长动力来推动下一轮经济增长？外部需求变得尤为重要。因此，我们在双循环发展战略中，必须科学地认识到外部需求的极端重要性。这绝不意味着否定内需的重要性。中国经济是内生性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内部需求的扩张，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但这也不意味着内部需求可以替代外部需求。良好的外部环境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不可或缺的保障，这也是过去四十多年来的经验。所以，对于一些重大事件，我们要保持高度的耐心，深刻理解国际环境对中国发展的极端重要性。
开放当然建立在内部深化改革的基础上。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什么是改革，这一点非常重要。不是说今天的做法和昨天不同就是改革，改革要沿着市场化和法治化的方向走。刚才也提到我们要让市场主体，让每个人的舞台空间越来越大，而不是越来越小。如果越来越小的话，我不认为这是改革。只有空间越来越大，市场主体的自主性和创造性才能得到充分发挥。
而且，进一步深化市场化和法治化改革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扩大开放，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经济生活中最真实的就是资本市场或股票市场，它的涨跌都反映出人们对今天乃至对未来的预期，这一点它不会说谎。同时，我国的资本市场的确在制度设计上存在问题，现在已经成了人们诟病的主要对象。但是对市场的批评，反映出人们还是希望它好起来，这就预示着要改革。
30多年来，中国资本市场被认为是融资市场，从历史角度来看，由于当时的一些特殊条件，我国的市场生于融资，但市场要成长一定是它的财富有成长性，所以应该是生于融资，成于投资。因为长期以来资本市场被认为是融资市场，所以人们没有考虑到这是风险市场，也不考虑风险市场一定要有风险收益率，那么融资市场的逻辑就衍生成一个投机市场了，这个市场就不会被认为是成长性的市场和财富管理市场。我们从制度到政策到规则到工具层面的设计，无不体现出融资者市场的特征。例如IPO的泛化，就是在为企业融资服务。上世纪九十年代是为国有企业解困融资提供服务和便利，现在是为高科技企业融资提供服务和便利。理念本质上没有变化，只是企业形态发生了变化。过去是国有企业，现在是高科技企业。要考虑融资，在制度设计上IPO“天使化”或者“PE化”，就会出现问题，我们不能这样做。企业想要孵化自己的想法，需要大量资金，但不能让IPO去做天使投资。高科技企业需要的资金应该来自于风险投资人，他们会尽职调查、风险识别，去判断有没有成长性，未来能不能形成新产业。而市场很少会对这些问题进行判断。有时候，IPO甚至“ICU化”，即企业称“我必须要发股票才能救起来”。公司在这样的市场里上市就充满了风险和不确定性。对于一个市场，我不看它的成长指数，只看交易规则是否公平，对所有的投资人是否一样，这是最重要的。中国的某些交易规则是不公平的，有的规则只是为了有利于所谓的机构投资者、实际控制人、大股东来进行投资交易。
市场最讲究、最重要的就是公平，但凡不公平的都要去掉，例如转融通。过去法律上不能流通的，通过转融通机制变成了可流通，转融券只有大型机构才能使用，这当然是不公平的。所以我们要进行系统性的改革。证监会主席吴清上任后做出了一个调整，认识到注册制改革的成功必须和严刑峻法连在一起。我们过去只重视注册制改革、市场化改革，没有重视这种发行制度会使得财务指标很宽松，于是李鬼就来了，当发现自己不用承担责任后，就会想办法作假。所以要配置严刑峻法，让这个市场不能有丝毫作假行为。这种处罚不是轻描淡写的“罚酒三杯”，一定要制定一个像美国安然事件那样的处罚规则。2001年10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对安然公司作出处罚后，就没看到美国市场再出现类似情况，因为罚得太厉害了。后来还修改了法律，出台《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体现出很好的反省精神，奠定了良好的法治基础。
所以，法治化是中国金融现代化、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最重要的基石，否则一切无从谈起。而且，市场的生命力在于透明度，透明度和作假是完全冲突的。现代市场体系最高级形态的特征就是透明度。对市场来说，第一是法制、第二是契约、第三是透明度，这正是现代社会的三大基本特征。
没有法治，金融强不起来。金融强，其实就是别人信任你，拿钱来投资。一个重要象征，是境外投资者的占比很高。其次，建设金融强国还要有契约精神，以及透明度。最重要的，就是强大的国家软实力，这一点都不比强大的实体经济影响力弱。只不过对于大国而言，实体经济本身相当重要。因为大国不像新加坡，可以很小，但金融很好。无论中国还是美国也好，大国要发展金融，实体经济必须足够强大，要有科技创新，高新技术产业占经济主导地位，这些是大国成为金融强国的基石。同等重要的是以完善的法治为基础的软实力，这一点很多国家做不到。软实力除了国家的法治，也包括法律模式。
一个国家金融的强大，有两条线。第一条一定是本币的自由化和国际化，其前提是法治。没有法治，本币会处在波动之中；法治能把人们的心留下来，资本能保持适当的预期。第二，金融市场、资本市场的发展。美国金融最重要的特点就是资本市场发达，它支撑了美元的国际化。如果美国的资本市场不发达，美元是不可能国际化的，没有闭环机制、回流机制。没有美元国际化，美国不可能有今天。美国的金融结构设计非常精妙，其中最重要的是资本成为了这个国家的强大载体，让美元国际化有回流机制，因为人们拿到美元以后，不可能是拿到现金，一定要买美元计价资产，可以回流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金融结构要按照这个模式去设计。当然，我们还要根据中国的国情和法律来做一些调整，就像市场经济模式一样。中国的市场经济模式和美国、英国、日本、德国有许多不一样，但内核是一样的：分工、竞争、价格的公允性、交易的公平性、资本的作用，这些都是市场经济的灵魂。不是说搞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就意味着这些东西不存在了，而是同时又要有中国特色，比如地方政府的作用。换言之，在设计中国金融结构的时候，既要吸收现代金融的内核，同时又要适合中国的国情。
（来源：宏观经济智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