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教指委委员，来自全国40多所高校的老师们，贵州财经大学的领导老师和同学们：
这次论坛能在贵州财经大学举办，我感到非常荣幸，感谢贵州财经大学的辛勤付出。
我今天本来是想讲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金融强国中的双支柱战略。但是昨天晚上问了教指委的各位委员，他们都说更愿意听一听为什么中国资本市场最近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在昨天上海的一个重要论坛上，与会者们也希望我讲讲这些内容，看来全国上下都在关心这个话题。虽然金融强国这一主题很重要，但我还是想把题目调整一下，讲讲有关中国资本市场的改革与发展，分析一下中国资本市场的生态链正在发生什么样的深刻变化。
中国金融特别是资本市场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这个变化是从9月24日开始的。我们首先要想一想，为什么中央会采取如此重大的政策来阻止存量资产价格的进一步下跌。我看到网络上有一些人在评价这些政策，我不赞同其中的泡沫论的评价，因为他们只看到了表象，没有看到中国金融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要理解这种变化，需要深刻理解中国经济问题的根源，以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经济现在的确遇到了很大困难。面对这些困难和问题，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和中国证监会等重要经济部门不断地出台了一些新政策，以稳定经济预期。宏观数据表明，中国经济上半年仍然保持5%的增长，但似乎趋势是下降的，一些结构性的数据和微观的体感不太好，无论是消费者、投资者、企业家和市场主体都感受到了很大困难。比如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减少。1-6月，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下降了2.8%，其中税收收入下降了5.6%，非税收入增长了11.7%。这种财政收入结构隐含着巨大的隐忧。如果只是税收收入增长放缓尚可理解，但非税收入的增长速度如此之快，让人忧虑。税收收入的下降，意味着税基即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存在相当大的困难。
从人民银行发布的一系列金融数据也可以看出来经济的确存在困难，其中，最重要的两个数据，储蓄存款的结构和M1与M2的比例变化，都反映出人们的消费意愿偏弱，货币供给的流动性在下降，居民储蓄存款中定期存款增长较快，反映出居民的消费意愿不那么强烈。中国经济增长需要消费需求的扩张，但消费需求扩张是以现期收入的增长或者说存量财富的升值为前提的。也就是说，消费增长和消费者现期收入是一种正函数关系，消费既是收入的函数，也是存量财富的函数。消费得不到扩张有收入问题，更有存量财富不断缩水的原因。同时，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医疗保障并不完善，让人们对未来有较大的忧虑和不安全感，这当然会抑制人们的消费。
所以，如何推动中国经济增长，要进行基础逻辑的分析。首先，要正视困难，正视问题。正视困难、正视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基本前提。中央政治局9月26日的会议强调提出，要正视困难。解决中国经济问题必须要坚守实事求是的精神，没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就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解决中国经济问题，必须寻找到有效的、适用的政策措施。中国经济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和韧性，我们必须努力开发潜力空间，这就需要有适度的解决问题的办法。要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需要对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有客观清晰的分析，需要有深厚的理论逻辑。
现在有不少学者急于求成，喜欢写建议、出主意，献计献策。一个月前，我在中国金融学科年会也呼吁，学者和教授们要对所在领域的基础理论有深厚的研究。大学的功能在于基础理论研究。基础理论搞清楚了，所提出的建议大概率就会符合常识。现在一些所谓的献计献策时常违背常识，违背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所以，急于求成、没有底层逻辑的献计献策，都是误国误民。
我们有责任思考国家的发展，不能置之度外，过自己的逍遥日子，因为国家的发展与每个人的生活都密切相关。但是，我们只能做自己所能做的事，不能做超出能力边界的事，否则就是误国误民。我们只能做我们能做的，说我们能说清楚的，不要在一个自己相对陌生的领域提政策建议。问题认识清楚了，就要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
概括地说，对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有三种解决思路：
第一种思路就是不少专家提出的，政府发钱或者发消费券，以扩大消费。这种思路认为，中国经济消费严重不足，供给能力强大，所以从供求平衡角度看，只要把缺口的消费刺激出来就能实现供求相对平衡，就能拉动经济增长。
我的一些朋友也是著名学者都提出过这种办法，我实际上是不赞成的。因为这种办法没有解决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问题，没有解决中国经济发展的机制性缺陷。况且，政府财政是不能承受的，效应也是不可持续的。我很赞成通过财政政策给贫困和低收入阶层消费补助，他们的收入消费倾向比较高，但这种方式能够扩张的消费量是很小的，本质上这是一个社会福利和公平的问题，而不是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根本之策，不涉及如何让中国经济走出困境这一难题。
我们不能仅靠单纯的货币扩张解决中国经济问题。如果能用货币扩张解决经济问题，这个问题早就能解决。财政赤字和货币政策扩张能解决短期问题，但解决不了经济发展的长期问题，要解决长期问题必须推动制度的市场化改革，解决机制、信心和预期的问题。
所以，总体而言，第一种思路是个简单的方法，实践中是有害的。
用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来刺激经济可行吗？中国的供给能力非常强大，在大多数领域，处在供给能力严重过剩的阶段。若用现代化标准衡量，中国的基础设施当然还不完善，有巨大的投资需求，县城和乡村要达到现代化的标准需要大量的投资，但这要慢慢建设，不能把子孙后代的钱都用完了。投资借债，要有成本的概念，是要还本付息的。如果一项投资获得收益的时间漫长，就得慎重，除非是事关国家经济运行的重要基础架构，比如高铁，可以从社会长远利益和国家战略角度考虑。我是赞成建高铁的，尽管高铁每年亏损巨大，但它对中国经济发展有巨大而深远的作用。经济活动要算经济账，要有成本概念。过去一段时间，一些地方政府好大喜功，透支非常严重，积累了巨大的负债，这都是教训。
现代化的建设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美西方的现代化经过了很长时间，中国已经做得很好了，很了不起了。中国的人均GDP已经从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的不足200美元，增长到2023年超过12,000美元，经济规模从3,470亿人民币增长到126万亿人民币，这是了不起的伟大成就。但我们仍然要量力而行，要有成本的概念，这非常重要。作为金融学教授，投资的第一个概念是什么？是风险。投资到期能不能回收本金和收益很重要。在现代化的建设过程中，一定要树立起成本风险的概念。
我们要研究为什么居民消费难以扩展。我很少用消费降级这个词，但是居民的消费需求没有扩展是事实。没有扩展的原因是，居民收入没有增长，存量财富可能还有比较大的缩水，这会综合影响居民部门的消费能力。投资方面，从全国社会融资结构看，民营资本和来自外国资本的投资在下降。
我注意到现在很多行业似乎都在降薪。当然，大学教授们没有降薪，在座的有很多教授，大家都没有降薪，这是国家对教育的极大支持。我希望社会各个阶层、各个行业每年收入都要有所增加，但前提是就业要很好。现在社会就业一直不太好。我们都在大学工作，每年大学生和研究生的就业率不太乐观。中国社会最精华的部分，大学生和研究生就业都不太好，中国经济当然也就不太好，收入难以增长。
第二种思路是，如何让存量财富止跌回稳或回升。有一种理论认为，消费不仅是收入的函数，还是财富的函数，收入和财富对消费的影响，一个是短期的，一个是长期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财富的变化对消费的影响更持久。中国居民部门的存量财富构成中，房地产占了60%，居民储蓄存款145万亿，各类证券化的金融资产包括股票债券基金等，大概70万亿左右。所以第二个思路就是通过相应政策和机制让居民部门的存量资产价格止跌回稳或回升。存量资产的三个部分中，居民储蓄存款145万亿元，没有减值，可能还略有升值，因为每年有一定的利率，真正减值的是存量资产中占大头的房地产，以及存量资产中流动性很强的证券化金融资产。这两部分缩水了，人们还会扩展消费吗?
刚才我说了，中国的医保没有做好。中国人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生病，一场大病或许就会使人陷入贫困。为什么到今天我们的医保制度不能有效地建立起来，保障中国人不再害怕生病？这项改革应该放在特别重要的位置。发达国家这方面做得非常好，我们可以学习、借鉴，不必重起炉灶。
我特别强调，中国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要善于学习、借鉴、研究那些已经成为发达国家或者发达经济体的一些成功经验，这些经验原理上是通用的。1978年我们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波澜壮阔，任何艰难险阻都走过来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学习、借鉴了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的经验。
我们要研究，为什么相当多的人对未来都担忧？未来生病了怎么办？老了怎么办？这就是人们内心的忧虑。我们要解决这些后顾之忧，要调整、优化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为什么中国人的储蓄率高，因为他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
9月24日金融三部门的主要领导就有关货币金融政策和资本市场发展作了一系列政策阐述，市场反映积极正向。新闻发布会一定要有新闻，要有新的思路和政策，不能总讲那些大话、空话、套话，社会期待的是解决问题的政策。实事求是的精神很重要。
在今天，人们特别关切出台什么样的政策才能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金融三部门的政策要点，一是要让房地产止跌企稳，政策的目标当然不是要让房地产回到过去泡沫化的时代，房地产泡沫化年代已经成为历史，应回到理性发展的状态，所以，有关房地产的政策目的只是止跌企稳。房地产政策包括首付降到15%，存量和二套房的利率大幅下调，以减少购房者的财务成本，仅存量房贷就节省了1,500亿利息支出，相当于这项政策让5,000万人增加了1,500亿的收入。
二是，提出了稳定资本市场的核心政策。为什么要采取这么样的政策来稳定资本市场？有些人不太理解其中的原因，这种不理解，本质上是没有深刻理解现代市场经济架构下资本市场的重要性和中国金融结构的变化。
这次会议的主题是金融强国。金融强国有两个重要支柱：
一个是人民币的自由化、国际化，这有赖于实体经济的竞争力和技术进步，有赖于不断推进的改革开放和不断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只有这样，人民币的自由化、国际化才能完成，这是金融强国的重要标准。如果人民币如果不能实现自由化和国际化，很难被称之为金融强国。
二是有一个发达、透明、成长性好、国际化程度高的资本市场。人民币自由化、国际化和发达、开放的资本市场两者相辅相成、相互循环、相互促进。资本市场是金融强国实现的载体，没有强大的资本市场，很难想象如何才能实现金融强国。所以，中央把资本市场的作用定位为枢纽作用，这是非常正确的。只有资本市场在现代经济活动中发挥了枢纽的作用，才能对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迭代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社会财富的结构和形态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也是人民币市场化、国际化重要的资产池和支撑体系，没有这个支撑体系，人民币自由化、国际化走不远，特别是国际化的功能会受到严重约束。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要发展资本市场的原因。
过去一个较长时期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不好，与金融强国的目标渐行渐远，原因主要是认知上的错位、制度设计的缺陷和规则的不公平。
第三种思路就是，从长远看，必须从完善法治、稳定市场经济制度着手。中国经济问题最深层次的原因是信心不足，预期紊乱。信心来自于哪里？来自于完善的法制。预期来自于哪里？来自于与现代市场经济原则相适应的经济制度，来自于制度的稳定。法治和制度是信心和预期的源头。所以，恢复信心，稳定预期，就必须把法治建设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完善的法制、稳定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坚持改革开放，这是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根本指引。
这就是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三种方案或三种思路。第一种我是反对的，第二种和第三种我是赞成的。第二种和第三种要相互结合，短期政策和长期制度改革相结合，重在制度，急在政策。
中国资本市场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政策的设计要有大的格局。9月24日金融三部门发布的这些政策顺应了中国金融结构的变化和实体经济、资本市场稳定发展的需求。降息降准是常规性货币政策，具有历史意义的是央行创设了基于资本市场稳定发展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央行之前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主要是基于实体经济、小微企业发展、普惠金融、高科技企业发展等这些特殊目标。这次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是基于资本市场稳定发展的，这是央行第一次创设的基于资本市场的互换便利和再贷款工具。
过去中国的央行主要关心CPI的变化、币值的稳定。虽然理论上也有学者认为央行应该关注资本市场资产价格的变化，但在实践中，央行并未有直接影响资本市场的政策工具。央行与资本市场过去没有通道，现在新创设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把这个通道打通了。两项结构化工具，一是互换便利，二是基于资本市场回购、增持的再贷款。这意味着中国的央行功能正在重大转型。中国金融结构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金融的市场化规模在迅速扩展，证券化金融资产规模和占比在不断提高，中国金融体系的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存款类金融机构的稳定在中国仍占主导地位，但同时资本市场的影响日益增大。央行是金融体系最后的稳定力量，在今天有必要也应该关注资本市场的稳定。所以，这一次央行顺应了金融结构的变化和资本市场稳定发展的要求，尊重金融发展的规律，从过去单一关注 CPI和存款类金融机构的稳定，走向了同时关心资本市场稳定发展的双重目标。双重目标的到来，意味着中国央行正在发生功能的结构性变化，意味着中国的央行正从传统走向现代，意味着其在功能上正在与美联储接近。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型，影响巨大且深远。
过去的资本市场，可以将其比作成一个浩渺有边的资产湖，央行则是一个浩渺无边的太平洋，这个浩渺的资产湖与太平洋相隔离。如果在这个浩渺的资产湖与太平洋之间有一条河流相连接，这个湖就会充满生机。当然，它们之间必须有一个控制流量、防控风险的闸门，同时，在必要时，可为市场注入流动性。
资本市场发展最重要的就是两条：一是上市公司的竞争力，资产有成长性；二是，市场有源源不断的流动性。我们过去只强调上市公司的竞争力，是正确的，是基石。但我们还是要形成一种机制，让市场具有源源不断的流动性，央行创设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就有这个功能。新创设的工具并不意味着央行直接下场，只是对市场提供了信心。市场的信心来自于哪里？除了法治，央行提供流动性也是非常重要的，它是市场最后的信心。所以说，今天的中国资本市场，生态链正在发生根本的变化。过去是四边形结构，即上市公司、投资者、中介机构、监管者。现在，中国资本市场加入了央行，已经由四边形结构变成了五边形生态链。
五边形生态链中的投资者更加多元。金融监管总局的改革措施，丰富了投资者生态，一系列非银行金融机构通向资本市场的痛点、堵点都在打通。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中国的商业保险资金规模越来越大，选择什么样的资产过去很困难。现在利率都在下降，对保险公司带来巨大的影响，所以，对保险业来说，拓展资产渠道很重要。原来对保险公司有一些指标限制，最重要的监管指标限制是偿付能力指标，严重制约了进入权益类市场，现在正在考虑修改商业保险资金的监管指标，保持与发达国家保险公司资产结构的趋向性。过去对国有保险公司的考核是一年一考核。这种短周期的考核不利于保险资金进入权益类市场的投资。所以，一定要修正监管指标特别是偿付能力指标，同时，把考核周期拉长，变成三年一个考核周期。这些政策设计和改革，意味着在太平洋与巨大资产湖之间有了一条大河，同时又有多元的资金管道，五边形后的投资者发生了巨大变化。
中央政治局9月26号的会议通报说，要打通社保、基金、保险等投资主体进入资本市场的堵点。这里面原来有很多障碍，这些障碍主要来自于人们落后的观念，都以为权益类市场是一个高风险的市场。当然资本市场是一个风险市场，但为什么它能生生不息地发展？是因为风险的对面有一个与风险市场相匹配的风险收益率。
资本市场的止跌回升修复了居民部门和全社会的资产负债表，这对消费扩大有重要作用，也有利企业部门的投资信心和预期。
我对这次的政策创设和制度改革高度赞同。我不同意制造泡沫的观点。在中国，资产价格稍微涨一点，泡沫论就盛行，我们似乎不喜欢资产价格的上涨，习惯了资产价格的下跌，这是一种社会认识的惯性，也是一种落后的金融观。
只要我们正视问题，客观理性，实事求是，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坚定不移的推进改革开放，不断完善法制，中国经济、中国资本市场一定有很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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