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源远流长的文化大花园中，远古的先民在记录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或传播一些重要信息时，曾别出心裁地发明了一种记事方法，即“结绳记事”。穿越漫长的时光隧道，历史行进到商周，“结绳记事”已不再适应记事需求。于是，石刻文字（诸如石鼓文等）便迎来一个比“结绳记事”还要辉煌的时刻，并顺势演化成一种颇具观赏性的艺术样式，如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石刻纹绘以及石刻装饰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产物。

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摩崖石刻这一古老的艺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且一直延续到后来的隋唐和宋元时期。作为一种古老的艺术，摩崖石刻常以山崖、石壁为“画布”，以书法、造像、岩画为内容，在浩渺的历史烟云中固执地以一种原初表现形式，记录着时空中那些久远的故事，从而成为一块块“会说话的石头”。

在盐津县城南15公里处的豆沙关山路西侧，也巍然矗立着这样一块“会说话的石头”，它就是享誉国内的“袁滋题记摩崖石刻”。这块石刻，宛如一幅凝固的历史画卷，诉说着1000多年前古代边疆与中原地区交流与融合的真实故事。它就像一座时间的桥梁，连接着大唐的辉煌与昭通的过往。因而，我们可以说，袁滋题记摩崖石刻上所镌刻的文字，不仅记录了昭通与大唐往来频繁这一史实，还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见证，同时也说明早在1000多年前，边陲云南就已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下面，就让我们一同走近这块石刻，去感受一下历史的温度和厚重，从而领略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情怀。

贞元九年，即公元793年，因不堪吐蕃连年征讨的重负，南诏王异牟寻遂派使臣向唐朝修好，以表达重新归附的愿望。唐朝方面对此也作出了积极回应，派巡官崔佐时前往大理点苍山，与异牟寻会盟。此次事件，标志着南诏与唐朝重归于好。翌年，即公元794年，唐德宗李适派御史中丞袁滋前往云南，正式册封异牟寻为“云南王”。接到圣命后，袁滋便从戎州（今四川宜宾）出发，在途经石门关（今豆沙关）时，见左右壁立千仞，下为奔流不息的关河，一时被眼前这两扇天然的“石门”所震撼，便刻石记事，以纪其行。下为袁滋题记摩崖石刻原文：

“大唐贞元十年九月二十日，云南宣慰使内给事俱文珍，判官刘幽岩，小使吐突承璀，持节册南诏使御史中丞袁滋，副使成都少尹庞颀，判官监察御史崔佐时，同奉恩命，赴云南，册蒙异牟寻为南诏。其时节度使尚书右射成都尹兼御史大夫韦，差巡官监察御史马益，统行营兵马，开路置驿，故刊石纪之。”‌

袁滋题记摩崖石刻的内容，与《新唐书》《旧唐书》《蛮书》《资治通鉴》等书的记载相吻合。这块石刻，不仅佐证了唐朝与南诏修好的历史事实，也成了古代各族人民团结互助、共荣共存的象征，是研究唐朝与南诏关系的重要实物资料。

20世纪40年代，著名史学家谢饮涧先生对袁滋题记摩崖石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亲自拓印摩崖石刻文字，并广泛搜集各方史料，最终撰写了《袁滋摩崖考》一文。此文全面考证了唐德宗李适派遣袁滋一行持节册封异牟寻为“云南王”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以及摩崖石刻被发现的时间等相关史实。此后，谢饮涧先生每年都会前往豆沙关，向知名人士及当地百姓宣讲袁滋题记摩崖石刻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让当地百姓对袁滋题记摩崖石刻有了清晰而深入的认识。

在谢饮涧先生的不懈努力下，袁滋题记摩崖石刻得到云南省政府的高度重视。1965年，袁滋题记摩崖石刻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袁滋题记摩崖石刻被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1998年，省政府将袁滋题记摩崖石刻定为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其实，早在1963年，为保护袁滋题记摩崖石刻这一历史古迹，当地政府部门就建立起了“风雨亭”。此后，为了提升保护效果，确保摩崖石刻能够长久保存，供后人瞻仰研究，“风雨亭”又经历了数次改建。如今，袁滋题记摩崖石刻被越来越多的人熟知，这跟谢饮涧先生当初的广泛宣传和当地政府的特殊保护是分不开的。

袁滋题记摩崖石刻与位于大理市太和村西面的南诏太和城遗址内的德化碑，犹如一对孪生姐妹，共同见证着唐朝与南诏波澜壮阔的历史。袁滋题记摩崖石刻长0.44米、宽0.36米，全文共8行，每行3～21字，共计122字。碑文左边的7行字为楷书，末行“袁滋题”3字为篆书，至今仍保存得完好无损。

这一对“姊妹篇”，特别是袁滋题记摩崖石刻，不仅全面反映了唐朝与南诏分合的历史，据盐津县“活字典”唐永贤先生所云，它还兼具六大历史作用：

一维国家之统。南诏归唐，实现了国家统一，全瓯圆固；

二定疆域之界。南诏归唐，云南被纳入中原版图，界定了中国西南边陲的疆域；

三鉴民族之睦。南诏归唐，云南各民族回到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亲如一家，和睦相处；

四补唐书之缺。袁滋奉命赴云南册封南诏一事，《新唐书》无载，《旧唐书》只记载了5人，实为7人，缺吐突承璀、马益，袁滋题记摩崖石刻补全了此行的历史人物；

五正在籍之误。唐樊绰撰《云南志》即《蛮书》中有3处史误。一是将“开石门”误为“闭石门”。二是将“置行馆”误为“量行馆”。三是将“庞颀”误为“宠颀”，袁滋题记摩崖石刻予以正之；

六增袁书之迹。袁滋是唐代三大篆书家之一，史评：“唐代篆书，世推李阳冰……同时有袁滋、瞿令问，鼎足而三……”袁滋的篆书作品传世极少，已知仅3处，一为“唐廎铭”，二为“轩辕铸鼎原铭”，三为“袁滋题”。前2部作品在湖南等地，在西南边陲能有袁滋书作，实属珍贵。这六大历史作用，足显袁滋题记摩崖石刻的历史价值。

以上内容均出自唐永贤先生《史志文化之石刻铭文》一文。从这些资料中，我们不难看出：袁滋题记摩崖石刻和大理南诏太和城遗址内的德化碑，不仅是研究历史的重要资料，更是钻研书法的稀世珍宝，特别值得我们当代人深入发掘和研究。

袁滋，字德深，陈郡汝南（今河南汝南）人，又作蔡州郎山人。想当初他领受皇命，从戎州（今四川宜宾）出发的时候，他压根儿没料到，他这一正常的出使行为，1000多年后会成为后世史书中大放异彩的一笔。

那么，说了这么多，袁滋题记摩崖石刻到底有什么现实意义呢？

首先，袁滋题记摩崖石刻不仅记录了袁滋外交使团在中唐时期的一次外交行为，还是早期中原王朝与边疆少数民族共同开拓、共同繁荣的一个历史见证。这种共荣共存的开拓精神，必将激励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其次，袁滋题记摩崖石刻也告诉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一部中国史也是一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袁滋题记摩崖石刻在记录袁滋功绩的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状况。这种共同书写历史的传统，让我们更加珍视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和历史经验，激励着我们每一位华夏儿女在新时代继续书写中华民族的新篇章。

再次，袁滋题记摩崖石刻是中华民族共同创造的优秀成果。它不仅展现了我国古代工匠的高超技艺，也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审美观点和艺术追求。这种伟大的创造精神，不断提醒我们交流与合作的重要性。只有各民族团结奋斗、共同繁荣，中华民族才能实现真正的繁荣发展。

最后，袁滋题记摩崖石刻还是我们中华民族共同培育的宝贵遗产。它不仅具有历史、艺术和考古等方面价值，还兼具重要文化传承意义。这种由各民族共同培育出来的宝贵遗产，让我们更加重视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保护，同时它还告诉我们，只有坚定文化自信，才能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凝聚磅礴的精神伟力。

总之，袁滋题记摩崖石刻绝对不是一块只供记录历史事件的普通石刻，它是一块承担着澄清历史迷雾、还原历史真相使命的“会说话的石头”。它上面的文字，不仅传递出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信息，更是全国各族人民勠力同心、共建美好精神家园的象征。深入挖掘这块石刻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内涵，能让我们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增添宝贵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