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乾化四年(914) 钱镠63岁钱唐湖银简(局部)
长38.4厘米，宽8.1厘米
浙江省博物馆藏
如果我们走进展厅，实际上展览的布局是按时间顺序排列的。
不过，我认为策展老师在视觉展示上做了特别的安排，将一件西湖出水的金龙文物放置在展厅的最前端。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安排实际上预示了展览将探讨的主题——不仅仅是投龙，还涵盖了山川祭祀的内容。
参观展览时，我们可以对比不同时期的金龙，会发现它们在样式和形式上其实存在很大的差异。
比如，唐代和吴越国的金龙形态较为类似，通常被称作“走龙”，这种龙呈现出猛兽的形态，而且较为完整和有力。
唐 林屋洞金龙
苏州博物馆藏
而到了宋代，龙的形象发生了变化，变得更加简化和抽象，通常是腾云驾雾的形态，似乎在空中飞舞，而不像之前那样是地面行走的猛兽。这标志着龙形象在历史中的一次重要转变。
宋 金龙洞金龙
缙云县博物馆藏
展厅最前端的这件宋代金龙并未完全平面化，仍然保持了较高的艺术价值，展现了宋代龙形态的美感。恰逢龙年，也与展览主题和氛围相得益彰。
投龙·山川有灵
先秦秦汉的山川祭祀
第一单元的内容，主要是先秦到秦汉时期的山川祭祀，标题为“山川有灵”。
投龙祭祀的起源首先要追溯到到先秦早已有之的山川祭祀文化。从商周到先秦，再到秦汉初期，最后才是山川祭祀仪式的成熟阶段。在这个过程中，祭祀理念和表达方式逐渐演变。
展厅展板实拍
这里要特别澄清的是，我们讨论的山川祭祀是国家性和地方性祭祀中的文化行为，并非个人层面的祈愿。像求升官发财之类，并不在展览的讨论范围内。展览关注的是与仪式、政权运作和文化宗教理念相关的山川祭祀行为。
山川祭祀内容，最早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
高44厘米，口径23厘米，腹径38厘米
1970年出土于湖南宁乡黄材镇寨子村
湖南省博物馆藏
商周的山川祭祀，最早的形式是“沉埋牲玉”，这也正是展览中一个小单元的主题。
“沉埋牲玉”是一种祭祀行为，具体做法是把一些沉到水里或者埋到地下。“沉”和“埋”这两个动作代表着神灵获取到我们的祭祀物品的方式。
那祭祀物品一般是什么呢？一个是牺牲，就是所谓的血祀，就是把各种动物沉下去或者埋下去。还有一种是在商周祭祀当中大量用到一些玉器，这些玉器常常与青铜器一道出土。
关于商周时期出土的青铜器，过去我们大多数将其归类为墓葬用品或较长物品的器具。然而，随着考古研究的深入，我们发现许多青铜器可能与山川祭祀紧密相关。
以湖南宁乡的发现为例，许多出土的青铜器和玉器并未深埋，而是位于较浅的坑中，旁边可能有祭祀场所的遗迹。过去，我们将这些青铜器视为墓葬品，但现在可以推测，它们与当地的山川祭祀活动密切相关，而非单纯的葬礼用品。
展览中不仅展示了青铜器，还特别展出了许多商周时期的玉器。
这些玉器的质量看似普通，设计也不复杂，可能不像我们平常认为的那种精美玉器，但它们在山川祭祀中的作用却具有重要意义。玉器可能不代表奢华，而是作为一种信物，代表人与神灵之间的沟通和信仰的连接。
安吉出土的部分商代玉器 安吉县博物馆藏
接下来的一个重要单元是“国主山川”，这个部分讲述了山川祭祀与国家行为之间的关系。
在先秦时期，山川祭祀的内涵与商周时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商周时期的祭祀主要是向山神供奉血食，祈求神灵保佑。而到了先秦时期，山川祭祀的功能逐渐转变为更加复杂的形式，还承担了更多的社会与政治功能。
标志着祭祀心愿的瓦当
比如，在华山脚下出土的秦骃玉版就记载了，秦王因祈求自身生命安康而祭祀华山神的事迹。又比如战国晚期秦与楚交战时，秦王曾通过山川祭祀进行诅咒，希望楚国灭亡。这一文书目前已经遗失，但拓片保存至今。我们通常将其称为“诅楚文”。
诅楚文拓片 图源：网络
另外，展厅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文物——侯马盟书，它是晋国大夫赵清与晋国其他大臣立下盟誓的文书。现有的解读发现，这份文书可能是与山神结下的盟约，山神作为神灵担任双方的担保人。如果违背誓言，山神将进行惩罚。
通过秦骃玉版、诅楚文和侯马盟书等案例，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先秦时期对山神的信仰和理解。这些山神不仅被视为神灵，还是祈愿的对象，并且在某些情况下，担任了盟约的中介角色，具有保障誓言的功能。
春秋 侯马盟书
1965—1966年出土于中国山西省侯马市秦村
山西博物院藏
这种变化一直延续至汉代，最终形成了封禅制度，这是秦汉时期国家祭祀的重要体现。
展览中有一件重要的文物，这件文物在此次并未借展，便是新莽时期王莽的封禅玉牒。秦始皇和汉武帝的泰山封禅仪式，虽然在大量文献中得到记载，但这件玉牒仍然是最能体现封禅祭祀的内容。遗憾的是，封禅玉牒现藏于中国考古博物馆，目前无法借出。
新莽封禅玉牒，是王莽为泰山举行封禅大典而制作的礼器 现藏中国考古博物馆。
当然，关于这一时期的祭祀体系的历史信息量极为庞大，既涉及考古学，也需要结合大量文献资料。这次展览并没有深入阐述这一过程。
最后一个部分是“求仙问道”。
明 五岳上帝像轴
首都博物馆藏
在展览开始前，曾有朋友问道：“这个展览是不是道教的展览？” 其实不是的，严格来说，虽然展览和道教有一定的关系，但这两者并非完全一致。
事实上，道教的某些仪式形式，可以追溯到早期的山川祭祀。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在道教构建“洞天福地”这一体系时，这些概念又反过来影响了国家祭祀。这种关系就像是两条相互交织的双螺旋线，彼此相互影响，但又保持一定的独立性。
唐代构建的洞天福地体系 图源博物馆展板实拍
在展厅的这个单元中，主要聚焦于山川祭祀和洞天福地的背景铺垫。
展厅中展示了两类文物：一类是神仙骑龙砖，这些砖上的仙人骑龙图案反映了神仙思想的逐渐固化，并且龙的形象也开始与神仙思想联系起来。并且也解释了为什么“投龙”会成为道教的关键因素之一，原因正是龙与神仙的密切联系。
仙人骑龙画像石砖
另一类文物是汉代的铜镜，其中有西王母及车马人物的图案，以及龙虎的象征，这些图案显示了神仙思想的逐步形成。
真正开始体现道教特征的是两枚印章，尽管它们看似不起眼，但其意义非常重要。一枚印章上写着“天帝杀鬼之意”，另一枚写着“黄神越章”。这两枚印章用于非常特殊的场合，标志着当时对天地神明的崇拜和信仰。
左为“黄神越章” 西汉 湖南省博物院藏
右为“天帝杀鬼之意” 东汉 浙江省博物馆藏
展厅的最后一个单元专门整理了国家祭祀和道教的“洞天福地”概念，特别是在隋唐时期，山川祭祀逐渐演变为五岳五镇、四渎四海的体系。这个展览单元还特别展示了一张地图，清晰地标出了五岳、五镇、四渎、四海的位置。
展厅沙盘
到了隋唐时期，山川祭祀的重点区域已经凝练为五岳五镇和四渎四海，这些地方成为最重要的祭祀场所。同时，进入南北朝时期，道教逐渐开始构建“洞天福地”的概念，认为这些地方是神仙居住的理想场所。最早提出“洞天福地”概念的是南朝的陶弘景，但当时并没有明确这些地方的位置。
晚唐时期，杜光庭进一步完善了洞天福地的体系，把这些山川的祭祀与道教的洞天福地结合，形成了一个更为完整的祭祀和信仰体系。道教的名山大川与国家的五岳五镇、四渎四海的祭祀场所逐渐融合，为后来的祭祀活动提供了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
后人绘制的洞天福地概念图
这个理论框架最终导致了“投龙仪式”的出现，这也是国家祭祀行为的重要变化之一。
投龙·告盟天地
晋唐之际投龙的出现和兴起
第二单元讲述的是从东晋时期到唐代，投龙仪式逐渐发展和演变的过程。
事实上，第一单元和第二单元的时间线有重叠，特别是洞天福地的出现是在隋唐时期，而投龙仪式最早出现在道教体系中，是在东晋时期逐步形成的。
在东晋时期，道教经历了一次重要的改革，陶弘景是这次改革的核心人物。陶弘景提出要将各种道教流派整合、体系化，从而形成一个统一的教派。当时道教流派繁多，例如五斗米教等，这些教派的祭祀和仪式有所不同，但陶弘景希望能够标准化这些仪式，使道教的活动更加统一。
太上度人经抄本局部 温州博物馆藏
根据《三国志》的记载，五斗米教的信徒会进行“三写三通”的仪式，其中包括将文书放置于山上、埋入地下、陈列于水中。这些文书是用来与天地水的神灵沟通，祈求赎罪或治愈疾病。信徒需要捐献五斗米作为回报，逐渐形成了“赎罪”和“盟约”这种道教仪式的模式。
这种仪式的关键在于它的仪式性和契约性。病人通过与神灵的沟通，赎回自己的罪过或祈求健康。甚至道教的信徒追求长生不老，也需要立下盟誓。
因此，《神仙经》第十一卷、第十卷中也提到，为了追求长生与神明的纯净，信徒必须进行一项仪式。这项仪式的执行方式是：写一份三官手书，分别送给天官、地官和水官，这是一种仪式性行为。
三官坐像
在仪式中，要将一段头发与一条龙绑在一起，头发上系上一个结，这个结象征着盟誓的约定，青丝代表身体的一部分，意在通过这种仪式与神明建立联系。龙作为一种神灵的使者，会将这些书信传递给天官、地官和水官。盟誓中还需要加入简，这个简用于记录契约的内容，最终形成完整的投龙仪式。
五代吴越 钱镠63岁钱唐湖银简
浙江省博物馆藏
这种投龙仪式最初在道教中用于神明的祭祀或解除罪障等需求，但很快，在唐代，它被借用到国家的祭祀体系中，成为国家祭祀的一部分。南朝的沈约在自己写的一首诗当中就提到了，那个时候就有这个投龙的仪式。他那个里面提到“锦书飞云字，玉简黄金编。”就应该是和投龙仪式相关。
真正为我们所知的，有着更可靠证据的投龙仪式的证据，是唐玄宗的衡山紫盖洞投龙简，这次浙博的投龙展也从贵州博物院借展了这件非常重要的文物。
唐 唐玄宗衡山紫盖洞铜简
贵州省博物馆藏
另一件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的唐代皇家投龙仪式相关文物，是现存于河南省博物院的武则天时期的“除罪金简”。这件文物在国内外享有较高的声誉，是一件极为重要的历史遗物。然而，由于这件金简的影响力和地位较高，它未曾参与此次展览。
此外，更为重要的记录来自岱岳观的一块碑，称为“双束碑”。碑文中详细记载了从高宗显庆六年起，直到武则天和唐玄宗时期的多次投龙仪式的记录。不过，展厅里放置的是它的复制品。
武则天除罪金简
这些记录表明，到了唐代，投龙的仪式已经非常普遍了。并且投龙的作用范围不再局限于五岳、五镇、四海等传统神灵的领地。它逐渐超越了这些地域，许多地方，尤其是道教的洞天福地，都出现了投龙仪式的迹象。
可见到了唐代，投龙仪式开始和洞道教的洞天福地，道教的投龙仪式相关联，形成了一种官方的投龙的制度。
这一变化与当时的政治背景密切相关，尤其是在高宗晚期的政治动荡时期，投龙仪式开始有了更为显著的发展和变化。
彼时的武则天代李唐上位，和后来玄宗上位都有宣扬自己的正统性的需要，于是，在这些关键的时间点上，大量的投龙仪式开始涌现，想必这背后是有很强的政治因素的。
随着时间推移，投龙仪式的程序越来越规范，逐渐形成了一套固定的仪式模式。这种仪式不仅限于国家元首的使用，甚至在五代和宋代的投龙仪式中，也有不少地方开始按照固定的形式进行。
五代南唐 李昪西山洞府玉璧
台州市黄岩区博物馆藏
例如，在五代，投龙仪式已经不再仅仅是帝王的专利，甚至一些地方的统治者也开始采用这种形式。钱镠等人物的投龙仪式就表现出这种趋势，尽管他们的信仰可能并不完全符合道教教义。
宋明之际成熟化的投龙仪式承接自五代的投龙。展览中的一个小部分，讲的就是五代时期的投龙。
五代时期的投龙，于钱氏治下的吴越国为最盛。吴越国的各地皆有投龙地的分布，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西湖的投龙遗址。
北宋 西湖金龙
浙江省博物馆藏
西湖附近出土的投龙物件最多，但除了西湖，临安的青山湖一带的大涤洞、洞霄宫等地也有类似的投龙遗址。钱塘江沿岸的投龙仪式也一直延续至宋代，尤其是在钱塘江边的后朝门外，设有专门的投龙地点。
在西湖区域，钱塘湖水府是最为集中的投龙遗址之一。根据吴越国的文献记录，这些地方的投龙仪式几乎每年都会举行，甚至到宋代也基本如此。
但是根据唐代的记录，投龙仪式并非每年都会进行。根据记录，开元23年和24年各投过一次，之后便是开元27年。于此可见，与唐代相比，五代至宋的投龙的频率已经逐步固定了下来。
北宋 宋徽宗玉简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除了西湖的遗址外，金华的双龙洞也有投龙的记录，且有玉璧和金钮的出土。遗憾的是，这些出土的文物目前没有借展，因此无法一睹其真容。
在宋代和金元时期，投龙仪式开始变得更加制度化和固定化。中央政府甚至直接制定了标准，并将投龙简分发到各地，便于各地举行仪式。
同时，在宋代，投龙简不再是一个自由执行的宗教仪式，而是由国家控制和规定的官方仪式了。
在唐代，投龙仪式的意义较为多样化，不仅仅局限于祭祀，许多时候还包含了天文象征和政治意义。例如，南唐的李昪和武则天的投龙仪式，常常与政治事件和天文现象密切相关，用以表达某种政权的正统性或象征性地赎罪。
到了宋代，这些仪式目的更加明确，主要是为了保佑国家与帝王的权力象征。实际上，从天盛四年开始，宋代政府规定只有20个特定的地点可以进行投龙仪式。这意味着许多地方，包括西湖的投龙地点，从此不再进行投龙简的仪式，西湖的投龙仪式也因此变得短暂。
宋代的投龙仪式更多的是作为一个保佑国家的官方祭祀活动，即使在金元时期，尽管金代和元代与南宋政权存在对立，他们依然保留了类似的祭祀行为。
特别是在金代，虽然金朝并未完全控制南宋的所有领土，但他们仍在一些特定地区继续进行祭祀活动，特别是五岳五镇等重要的祭祀地点。这种跨区域的祭祀行为表明了祭祀不仅仅是为了地理上的政治控制，更是为了维持国家的神圣性和稳定。
到了元代，祭祀活动仍然延续下来。尽管宗教元素已经有所削弱，但它依然作为一种国家治理和宗教仪式相结合的表现，持续影响着这一时期的政治和社会。
随着时间的推移，投龙仪式逐渐变成了国家性和固定化的祭祀行为。这种仪式化的祭祀行为不仅仅限于名山大川，也扩展到一些道教圣地和特定的地方，比如武当山。
在明代，武当山作为一个重要的道教圣地，不仅是宗教信仰的中心，也成为了国家祭祀活动的关键地点。道教的仪式在这些地方被用于加强国家的政治权威。
明 明湘献王武当山金龙
这种转变反映了道教从传统的洞天福地的宗教概念，逐步转向国家祭祀的形式，并在这种仪式中逐渐发挥着重要作用。元代和明代的道教仪式，比如在武当山的投龙仪式，实际上也成为了政治性祭祀的一部分，代表了国家的神圣性和政治统一。
这次展览也展示了这一变化过程，例如，赵孟頫在元代刻的投龙简记，以及一些明代的投龙石刻和道教相关的文物，都是这种祭祀仪式演变的重要见证。
投龙·澄怀观道
山水中的文人传统
在明代以后，投龙仪式逐渐消失，但洞天福地的概念却在文人画中找到了新的生命力。
文人不仅亲自探访这些洞天福地，还通过绘画将自己的旅行经验分享给他人，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巡礼揽胜”文化。
清 蓝孟《洞天春霭图》轴
浙江省博物馆藏
这种绘画的作用不仅仅是纪念旅行，还代表着一种“我去过”的社会象征。文人通过画作向他人展示自己访问过神圣之地，类似于某种身份的象征，或者是对一个特定场所的尊敬和向往。
展览中展示了不少文人的书画作品，特别是明代的一些画作，体现了“洞天福地”的艺术表现。其中，刘松年的“仙山图”和张洪的“西山爽气图”特别值得关注。
明 张宏《西山爽气图》卷（局部）
浙江省博物馆藏
尤其是张洪的“西山爽气图”，它不仅融合了浙派的风格，还能看到沈周的影响，这也是展览中品质较高的一件作品。这样的画作不仅记录了山川景象，也展示了文人对自然的敬仰和理想化的美学表达。
这部分展览深入探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山川”的概念，特别是在文人画中的表现。从洞天福地到山川的画作，都体现了文人对自然、对宇宙和人类关系的独特理解和艺术表达。
最后的部分是“壶中天地”，这一部分主要是展示文人书房的文化，通过复原书房的方式，让大家看到这些文人如何通过山水、道具等体现山川的概念，尤其是像笔架山这种山形的设计，实际上是对自然景观的微缩版表达。
不过，我觉得这个单元更多是对上面讨论的主题的扩展，而非核心。更多讨论的是，如何将这些概念融入日常生活中，体现到文人的精神世界里。
笔架山
这也反映了山川信仰如何逐渐融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譬如现在我们去拜访名山，或是参观道观寺院，其实这些行为都与山川信仰有深刻的联系。这种现象是一个概念的泛化，虽然不再是直接的仪式性表达，但依旧在民众生活中渗透。
我觉得这次展览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刻。和以前我参观过的展览相比，这个展览非常“硬核”，学术性很强，尤其是它对投龙仪式、山川信仰等内容的深入剖析。
这次展览真的是一个全新的尝试。它不仅呈现了文物，还深化了对这些文物背后历史、文化和思想的讨论。这种学术准备和内容呈现是非常到位的。
虽然这个展览并不能完全呈现每个细节，但它已经搭建了一个非常系统的框架，帮助大家理解这个庞大复杂的主题。所以这次展览不仅是一个视觉和文化的盛宴，更是一次深入思考的机会。
战国 秦骃玉版甲版
上海博物馆藏
同时，这个展览活化了许多过去博物馆或地方文保场所里不太被注意的文物，特别是一些来自道观或景区的文物。
因此，展览调集文物的难度非常大，尤其是像投龙仪式中使用的简龙、青丝等文物，它们保存下来并不容易。尽管这些文物的观赏性可能不是特别强，但它们的历史和文化价值不容忽视。
虽然投龙展览的规模巨大，内容也非常丰富，但它通过清晰的组织和有深度的学术研究，把这些复杂的概念呈现给观众，真的是很值得称赞。对于那些有兴趣了解山川祭祀和道教思想起源的观众，非常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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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涛 艺旅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