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图斯评论：
这篇文章所揭露的现象不仅仅是在古俄罗斯学这种冷门的领域，而是充斥着该国学术界。令布鲁图斯想起了该国另一个例子，某位著名教授翻译的某古代教父作品，其在一版序言中表示翻译过程中参考了数种语言的译本，甚至包含日译本，然而实际情况是书中翻译错误百出，不仅拉丁文水平，连其英文水平和其日文水平都令人怀疑。在再版当中，其表示已经订正，但实际
错误情况依然有许多。同样的一本书在台湾已故神父手中，仅仅是很谦虚的在其译本中注明了拉丁文版本，当中的态度和水平差别一目了然。
如果说，翻译问题乃是语言差异，有许多可商榷之处，但这位教授及其圈子天天鼓捣的所谓中国的古典学意识、“中国自己的东西”，最终一同创造了诸如曲解沃格林天下时代的五人谈，在沃格林那里，天下时代于自由精神如此屈辱的时代，而却被这些学人们拿来粉饰太平，指鹿为马，令人哑然失笑。类似例子在该国学术圈不胜枚举，布鲁图斯最后以一句友人的话作结语：戏仿比怠惰更卑劣。
这个月初，国内俄国史学界备受瞩目的古罗斯史专著《基辅罗斯：东斯拉夫文明的起源》上市了。我迫不及待地下单购得此书，尽管它定价昂贵——118元。因为外出关系，我只来得及上手阅读两个小时。但是在这两小时里，我已经发现不少错误，并归纳在豆瓣此书页面下，并给出了三星的评分。在当时的我看来，三星对此书是一个公平的评分：作者自知水平不足（他很坦率地承认自己不懂古罗斯语或教会斯拉夫语，不得不说，我很赞赏这份坦率），将此书定位为科普读物，但尽管如此，还是存在一些基础知识错误。但是，当我外出归来，重新捧起此书阅读时，我意识到了一个问题：我严重错估了此书的下限。仅仅一个下午，我就发现了比此前多得多，也严重得多的问题。
这些错误迫使我不得不再一次审视此书，审视我此前的宽容。我不能说自己是一个“宽容”的人，事实上，我乐于抨击、批评、讽刺，可以说，我就是个“学术乐子人”（常看我朋友圈的朋友们会知道这点），但我总是试图与国内学界保持相对融洽的关系（毕竟在我们这里，“融洽”意味着不批评、沉默、全然的赞美）。此前，我曾发布一篇文章，指责某本学术专著涉嫌违背学术伦理，但是作者找我说，如果这篇文章继续存在，她的工作与生活就会受到致命影响。于是，我删除了文章。我不愿任何人因为我而遭受个人生活的不幸——尽管这种自我评价看起来多少有些虚伪。
总之，我想说，我撰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决不针对肖教授个人，也不仅仅针对《基辅罗斯》这本书，而是针对存在于我们周围的某种现象，笼罩在中国俄学界、所有外国研究相关学界甚至于整个中国文化界的普遍现象。以往，这种现象可能只有领域大牛们敢于挑明，但现在，我要以一名独立学者的身份来挑明它——尽管在我们国家，“独立学者”是一个几乎找不到所指对象的名词。
今年年初，我们的俄学界出了一个重大新闻：我们要建立俄国文学研究的中国学派。看到这个新闻时，我一直在想，到底什么是“俄国文学研究的中国学派”？我一直想，想不明白。我能理解彼得堡学派、莫斯科学派、美国学派、欧陆学派……但我不理解“中国学派”。说到底，中国学界真的存在那么一个值得称之为“学派”的东西吗？要知道，我们对俄国的译介是远远不足的，而我们的许多学者至今张口闭口还是“古代俄罗斯”。在这种情况下，有可能出现那么一个中国学派吗？小孩子没学会走，有可能跑吗？
前段时间，我一个朋友去某校出题面试博士考生，那位考生硕士论文是做《伊戈尔出征记》的，博士打算做个很大的题目，从古罗斯一直到现代，大到我认为这个题目放在俄罗斯需要至少出个两卷本专著。结果，面试下来，那位考生不仅不知道《伊戈尔》的发现时间，甚至连《伊戈尔》的汉译者是谁都不知道。朋友想放水，便问她能不能数上几个国内俄罗斯文学研究者，她一个也说不出来。是的，这是个很夸张的事，同时我和朋友也不认为她最终能够顺利通过考试。但这说明一个问题：在中国高校，一个完完全全的外行人竟然能够凭着他自己也一窍不通的题目取得硕士学位。要知道，中国对于“硕士”的定位可比俄国更严格，中国的硕士生是“研究生”（与博士生一类），而俄国只是“студент”（与本科生一类）。而正是这样的“硕士”，想要写一篇甚至可以轰动俄国学界的题目来。这是无知之勇。与此相反的是，我认识的某位老师，在看到别人对她的批评后，感到很羞愧，于是一直将此批评记在心中，不断勉励自己，这是知耻而后勇。
而肖瑜教授的《基辅罗斯》则是无知之勇的另一个例子。尽管他坦承自己在语言方面的无知，但是他的无知远不止于此，而对无知的无知也引向了《基辅罗斯》这本书的产生。我所发现的错讹无一不在反驳他在后记中声称的“言必有出处”。
我与肖教授并不相识，但通过公开履历，我知道他之前是做苏联史的。大概是由于某些众所周知的原因，他改换方向，来做古罗斯了。诚然，古罗斯现在是一份香饽饽，是一片处女地，自左少兴、李锡胤两位老先生仙逝以后，国内再无人在此号称权威。一份无主的肉摆在眼前，自然会引来一群饿狼。这事本无可厚非，大家都要养家糊口，况且国内古罗斯学确实需要人来开发。但开发的态度和方式错了。对于当下的我们而言，并不需要什么“学派”，也不需要“把……中国的'俄学家'的著作翻译介绍给俄罗斯读者”（见肖瑜再评《死屋》︱反思一篇惨遭退稿的书评）。重要的是做一个虚心的学生，去倾听、学习、理解。所以说为什么古罗斯文学汉译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呢？艰难不仅在于工作本身的难度。其实古罗斯语并不难学，抱着左少兴老师的教材，辅以俄语教材，啃半个月基本就能学成基本语音、语法、句法了，如果教学工作实在太忙，两个月怎么也能学成了。剩下的就是学会信息检索，然后阅读、积累。真正艰难的绝不是这些基础工作，而是某个庞大的怪兽，它是如此自满地傲视一切，对于外在的事物要么统治，要么排斥。这个怪兽我早在文章《聊聊出书这档子事》中就谈过了。有很多朋友劝我写本通俗的书，再起个大气的名字，例如《古罗斯文学通史》《古罗斯文化探微》云云。只有这样的“大”书，才能顺利得到资助并出版。或许肖教授所选择的道路就是这般。所以，要说我对《基辅罗斯》这本书的评价里没有个人情绪，那必然是假的，我当然有情绪了。凭什么我的“小书”要缕遭碰壁，而别人的“大书”就一片坦途呢？但问题的本质并不在于我没有而别人有，而在于我为什么没有而别人为什么有。这个“为什么”——这只“怪兽”才是一直阻碍着我们学术发展的关键。
至此，我认为我想说的已经说完了。有读者朋友可能会疑惑：我这不是什么都还没开始说吗？我所说的充其量不就是个引子吗？我会引用一句网语回应：“懂的都懂”。总之，拙译之出版历经坎坷，目前也算是初有眉目。我既批评了别人，自然也欢迎届时别人来批评我。学术需要批评，需要“知耻而后勇”。
关于对《基辅罗斯》一书的具体指摘，我会另起一文《〈基辅罗斯〉一书纠错》，发在本文下面（转发渠道进入的朋友们请移步公众号主页查看，欢迎顺便关注、转发，有意见可以在文章下评论，微信公众号平台现已为所有公众号开通评论功能）。
写于4月20日至21日深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