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人文科学的历史专业之衰落

加图（美国政治哲学博士）按语：

以下文章是我的一位友人所著：Greer Tanner。我认识Tanner先生有些时日了。他的博学令我敬佩，荷马史诗与《红楼梦》他都读过，并对于世上各种文化传统都有心得。

首先我得提醒读者，你可能会被标题中的“历史”一词误导。有些人可能认为历史只涉及范围狭窄的主题，如中国高中使用的历史教科书所见，不过是一些枯燥的事实和统计数据。然而显然Tanner先生所说的历史是另一回事。在我看来，他所说的“历史”与广义上对古人智慧的学习是同个意思。你将在这篇文章中发现，Tanner先生爱好人文学，更确切的说，爱好过去伟大思想家遗留给我们的文字，这些伟大思想家都超越学科之分来审观人类境况全体。正因如此，Tanner先生对我们这个时代的趋势深感忧虑，如他所言，以人文学科为核心的历史研究在当今美国重大公共讨论中已经失去了公众地位。换言之，人文学科不再有效指导美国公众生活。Tanner先生的功劳在于，他以哲学的方式对当前趋势进行了分析，将其追溯到过去几十年美国学术界的学术变迁。 （在这一点上，他的路数让我想起艾伦·布鲁姆在《美国心灵的封闭》。）柏拉图《理想国》的学生尤其会欣赏Tanner先生援引哲学与诗歌之古老争论，以此作为理解争论中问题本质的原则。这样的援引再恰当不过了。根据下文中所描述的“建模者”的“发展”，可以看出，建模者的一个关键前提是哲学或科学可以完全取代诗歌领导人类生活。Tanner先生正确地质疑了这一前提。然而，他的质疑理由则有待更多的说明。依我所见，相关的理由恰恰可以在最早诠释哲学与诗歌之争的哲学家——柏拉图那里寻见。Noscens的听众都会知道，我们解读《理想国》时会反驳一种肤浅观点，而主张柏拉图并没有轻率地从哲学角度将诗歌贬为无益于人类生活的东西，而是始终关注诗歌自身作为人类生活至高权威的主张。不过柏拉图如何最终判断这一主张。这则改日再论。这里我只想说，尽管柏拉图对诗歌作了批评，但他绝不同意“建模者”的观点，从历史上讲，这观点实际上起源于 17 世纪的古今之争，若你常听Noscens的讲座必有所了解。不用说，柏拉图更不同意后现代“交叉主义者”的观点，以个人主体性之类的理由否认永恒真理的可能。鉴此，Tanner先生的分析堪称当代对古今之争主题的极佳诠释。

最后，应该指出，那些不熟悉美国历史细节的中国读者会在这篇文章中获得很多有意义的信息。试看作者对诗歌和历史在昔日美国生活中的关键角色的生动描述：“全国三分之一的人打开电视观看莎翁《理查三世》的直播，聆听美国历史演讲是独立日的标准活动”等等。这些使我们深入理解如今这个国家的风俗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借此，我们能更好判断哪些宗旨在我们这代人的教育中是最需要的。

本文编译自The Scholar's Stage 

作为人文学的历史专业之衰落

在 "学人之舞台"论坛上，一位论坛成员问道，为什么自1970年代以来，选择历史作为四年制学位的美国大学生人数一直在下降。他提出了三个假说:

1）大学生本身更看重具有更明确职业道路的学位。某学者施密特注意到，这比 “我希望毕业后有很多钱 ”更复杂。心理学和 "艺术管理 "在金钱方面比不上化学工程，但对它们的兴趣正在增加，可能是因为它们比历史有更明确的职业道路。

2）布莱恩·卡普兰的 "标志 "假说的一个变种认为，教育的价值在于证明 "吉姆是聪明和认真的"，而不是证明 "吉姆获得了某某技能或知识"。在假定的过去，所有的大学学位都有强烈的智力和自觉性的标志，因为上大学的人比较少。而现在，历史的标志价值不如那些淘汰学生的更严格科目。（我不认为历史学应该故意淘汰学生......这不仅是一种残忍的做法，但更为重要的是，它真的不能失去更多的学生）

3）上大学的人的意识形态两极化。这是一个比你想象的更复杂的问题。“某某研究”学位的兴起，意味着那些热心的左翼人士本来可以进入历史学，现在却进入了“某某研究“。历史学教授向左倾斜，并经常在社交媒体上进行左翼论战，可能会疏远本来选择历史学的保守派。虽然这一点远没有前两点重要，但它仍是一个可能因素。

这三种假说看上去都有一定说服力，让我们来逐个分析：

对于第一个假说，有大量证据表明，2010年代的大学生认为他们的大学经历是一种职业而不是个人发展的形式。前几代人倾向于把大学看作是智力成长和自我发现的场所。但是到了80年代，情况发生了变化，学生们现在把提高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放在首要位置。这部分是由于大学成本的上升，使大学作为智力乐园的理想愿景成为一种在经济上败家的幻想。这其中的部分原因是目前不平等的加剧，这使得毕业生和辍学者之间的鸿沟十分明显。这也反映了现在上大学的学生群体更加广泛。过去那些较为富裕的学生不需要他们的大学经历来改变他们的物质条件。他们的家庭可以提供大学未能传授给他们的东西。

历史在这些趋势面前总是要输的，因为它与任何可行的职业道路都只有微不足道的联系。

的确，历史系可以做一些事情来削弱这些阻力。历史系面临的挑战之一是，即使他们的学生和在商业、生物或心理学专业的学生一样聪明、有动力，历史专业的成就在商业世界中也是不受重视的。我在十年前写给大学历史系教授的一份小备忘录中提出了这一观点，当时有人说要因缺乏学生而关闭该系。我则建议要求历史专业的学生选修几门本专业以外的课程。这个要求将需要四门左右的实用技能课程，包括：GIS制图，纪录片制作，数据可视化，或类似的课程。更高层次的历史课不仅需要学期论文，还需要一些使用这组技能的历史研究课题：例如，如何制作汉尼拔穿越阿尔卑斯山路线图的谷歌地图模板，或者就他们在档案中发现的一个历史人物拍一部小型纪录片。这类课题需要类似于学期论文般的研究技能，但他们的成果即使对那些高中毕业后从未上过历史课的人来说，也是可以清晰理解的。我这么建议的终极目标是让历史专业的每个学生都有一个小型的历史研究作品集，这样他们就可以在面试中轻松地展现自己的技能与才华。

这种方法不会扭转历史专业学生数量的急剧下降，但它可能有助于阻止洪水，并鼓励一些可能害怕申报该专业的学生。

在我看来，第二个假说是最重要的。检验这一假说的一个粗略方法是，看看全美国历史专业的减少是否也出现在精英院校中。首先，如果学位主要是一种社会标志；并且，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上大学，这种信号的价值正在下降；此外，雇主因此转而选择专业作为筛选机制，那么，在常春藤联盟院校就读的学生会感到选择专业的压力较小，因为这些院校已经足够能作为他们智慧和修养的标志。上大学可能不再是排他性的标志，但上哈佛大学肯定还是排他性的标志。

我向《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寻求关于这一点的数据。请看：大约十分之一的哈佛大学本科生主修历史。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有6%到7%的本科生主修历史，这一点与1970年代的全国比例差不多。

与此同时，我也欣赏第三个假说那种非意识形态的框架。我认为这显然是真实的，但我看到了故事中的另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可能很重要，足以成为第四个假说，而不仅仅是对第三个假说的阐述。

在1960年代，当历史和英语专业是校园里最受欢迎的专业之一时，美国是一个非常不同的地方。在此时的美国，大多数孩子在学校里背诵大量的诗歌；全国三分之一的人打开电视观看《理查三世》的直播；聆听美国历史的演讲是独立日的标准活动。在这个美国，最杰出的公共知识分子是莱昂内尔·特里林（文学评论家）、莱因霍尔德·尼布尔（神学家）和理查德·霍夫斯塔德（历史学家）等人。这是一个人文学举足轻重的世界。人文学科的教授也是如此。正如传统主义者喜欢指出的那样，他们之所以重要，部分原因是这些教授被视为文化传统的监护人，大多数美国知识分子以文化传统的继承人自居。但他们之所以重要，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这才使得那些知识分子将历史学当作与生俱来的家产加以关心。美国人曾经相信，且真诚地相信，通过研究弥尔顿和但丁的文字，或者通过研究共和制罗马或16世纪英国的历史，人们可以学到关于人性和人类政体的重要甚至是永恒的真理。艺术、文学和历史是洞察人间事务的一条高贵途径。因此，那些精通历史和其他人文学科的人在公众面前有着崇高威望。因此，怀有雄心壮志的人会选择研究人文学科。

这种变化的确切时间很难确定。正如我们在早先的一篇文章中所讨论的，最后一位让其意见受到公众重视的诗人大概是艾伦·金斯堡；最后一位在文学界之外掀起波澜的小说家大概是汤姆·沃尔夫， 可他是通过非小说写作而成名的。（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他那一代的其他几位身上，他们都从著名散文家转为小说家，比如詹姆斯·鲍德温和琼·迪迪恩。）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是最后一位在自己领域之外闻名的文学评论家；艾伦·布鲁姆（Allan Bloom）是最后一位有能力引起全国争议的文学评论家。林-曼努埃尔·米兰达（Lin-Manuel Miranda）是几十年来唯一获得名人效应的剧作家。

历史学家们做得更好一些。虽然今天没有人像小阿瑟·施莱辛格或理查德·霍夫斯塔特在50年代那样广受追随并极享威望。但一些历史学家是曾经接近过权力的殿堂。约翰·刘易斯·加迪斯和伯纳德·刘易斯的观点在小布什政府中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像亚当·图兹和蒂莫西·斯奈德这样的历史学家，是专制主义威胁方面的专家，有很大的名气。但值得注意的是，历史学家在我们的许多公共辩论中扮演的角色是如此之小。尽管中国崛起的问题备受关注，但对此我们从未看到尖锐的历史争论，像历史学家在冷战期间关于革命和恐怖所作的那样。近期最激烈的历史辩论竟不是由历史学家而是由一名记者发起的。如果人文学科不再具有公众地位，那么现在谁来向公众说话？

21世纪最重要的知识发展之一，是两种思想模式的威望和公共权威不断提高的过程，这一点也是我希望在我自己关于这个时代的书中强调的。我很难用一个词来描述第一组，我在 "建模家"、"数据分析师"和 "社会科学家 "之间徘徊。这个群体由心理学家、认知科学家、计算机科学家、数据科学家、统计学家、经济学家、定量社会学家、地理学家、任何在其工作描述前使用 "计算 "一词的人，以及任何以动态数据可视化为主要公众参与方式的人组成。数据是这帮人的关键词，经验主义是他们的天职，科学是他们的头衔。

在许多方面，这些知识分子体现了奥巴马时代的时代精神。在这面旗帜下，我们可以看到五花八门的人，如史蒂芬·平克和内特·西尔弗曼、汉斯·罗斯林和理查德·道金斯，或者艾莉森·戈普尼克和卡斯·苏斯坦。这些都是为《边缘》做出贡献的人，早期的Vox正是试图效法他们的这种写作方式。就其最佳成果而言，这种知识分子风格的兴起导致了种种新的知识探索领域的产生（如进化人类学、跨文化心理学、定量社会学（现称 "文化进化 "）的结合。就其最坏成果而言，这种风格的崛起导致了大妈们爱听的Ted演讲。

建模家的权威已经从奥巴马时代的顶峰跌落，但他们的思维方式仍然在公众心目中拥有强大的影响力（并且在硅谷拥有接近垄断的地位）取代建模家，后来居上的是交叉论者。

（译者注：多元交织性，或称为交叉性，是一个理论框架，用于理解由多个个人身份的组合所引起的特殊歧视和压迫。这些方面的例子有性别、种姓、性、种族、阶级、宗教、残疾、外貌，以及身高。交叉性可用于识别人们由于上述多种因素的组合而经历的优缺点。这些相互交织和重叠的社会身份可能既赋权又压迫。）这两种方法的共同点比乍看之下要多. 两种模式都将反直觉的洞见理想化。两者的实践者都相信大众自甘生活在一个表面现实的世界里。两个团体都致力撕破日常生活的常识来揭露世界更真实的运作方式，而借此确保他们的公众地位。科学家和交叉论者都是秘密的守护者，他们享有分析工具，使他们能够看见规律，并解构那些主导我们生活的过程。

但这两者之间仍有不同，在与德性的关系上，他们有着显著区别。建模家的权威在于他们对客观性的主张；他们寻求超越门户之见的真理。交叉论不仅声称这是不可能的；他们这种方法的优势乃明确建立在其命令的道德威力之上。

他们两派与传统人文主义者多有不合。众所周知，人文与科学此 "两种文化 "之间存有争论。然而较少有人了解的是人文主义者和交叉论者之间的斗争。文学评论家马克 埃德蒙森（Mark Edmundson）在十年前为《哈珀》杂志撰写的一篇文章中阐述了这一基本冲突：

我也猜测，诗歌对宏伟言辞与艰难挑战的回避，多少是由于所谓“理论所致”的焦虑。在当代的大学里，文学理论家们的办公室就在诗人的楼下。文化理论似乎教给年轻一代诗人的是，一个人不能跨越自己的种族、性别和阶级的界限。这些差异是真实的，应该得到尊重；诗人一次又一次地听到这一点，哪怕只是作为来自附近讲堂的回声。写诗不尊重身份政治的人是不纯的，是机会主义者，不值得信任。现在，使用洛厄尔的 "我们的 "或惠特曼的 "我们 "可以被视为对品味和道德的侵犯。一个白人女诗人怎么敢说 "我们"，并妄想为她同时代的黑人和棕色人种说话？一个白人男性诗人怎么敢为除了他自己以外的任何人说话？即使如此，考虑到他的种族所犯下的罪行和不端行为，他怎么能把自己的声音提高到自我颠覆的低语之上呢？

在当今，若是被人命令向人类辩护上帝之正义，或是向上帝辩护人间之事，诗人只会畏缩。（译者注：此处作者乃引述米尔顿在《失乐园》中的名句）没有人会尝试写《人类论》了，有人会像雪莱那样当众宣布：他写书的理由是为了改变世界。

但诗人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一观念的可疑之处，他们应该明白那些来自英语系办公室的理论批评家的真正局限。那些人的批评不是高高在上的道德训令，而是一种更为亲密的东西。

它们是哲学与诗之争的一部分，也就是被哈斯（Hass）巧妙唤起的那场战争。理论家们即哲学家们想要占领制高点。他们想要他们的理性论述高屋建瓴，并且想要抹杀诗人的更感性、更灵性的话语。他们喜欢以终极权威谈论种族、阶级和性别，当然了，他们也不希望与他人分享他们的权利。

在 "哲学与诗的古老论争 "中，交叉论者代表了哲学的胜利。对于那些声称人文学科没有客观方法来追踪因果关系的社会科学家，人文主义者可以反驳说，建模家没有方法来决定美、价值或美德的问题。(他们可以进一步声称，建模家的模型是荒谬的还原主义）。理论家们发起了更彻底的攻击：他们完全否定了对美、价值和美德的普遍判断。他们把人类境况缩小到一个狭窄的范围，一个被阶级和种姓的划分紧紧束缚的范围。一个白人无法接触或理解一个来自他自己国家的黑人的经验，更不用说理解一个生活在几个世纪前的中国或印度妇女的经验，在写下这些论证的那一刻，这些理论家们也就剥夺了人文学的昭示力。历史、诗歌和艺术失去了它们的大部分目的。它们的研究被简化为追溯错误和毒害的谱系。

这种指控对文学研究是致命的。试问究竟什么是文学？无非是页面上的文字。它的人物是虚构的；它的意象是想象出来的。如果它没有承诺通向更伟大的东西，那么就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理由让人研究它，而不是单单享受它。在过去，这种更伟大的东西即是 "伟大 "文学的一贯承诺。文学批评家和小说家的基本主张是，某些超越性的真理最好通过小说来探索。如果一部文学作品没有潜力改变你的生活，或者至少从根本上改变你对生活的某些方面的思考，那么就没有什么理由把它列入普通课程。

学生们一直都有这样的直觉。但现在，这些学生出身于一个完全否认普世经验的文化。当过去的文字和作品被根本地贬为盲目片面，对其研究的兴趣下降就不足为奇。

历史学家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是的，他们处理的是真实，而不是想象。但那个真实早已成为过去。古典人文主义的立场承认每个人的特殊个性，但又坚持认为人类生活中有一些共同的东西，可以在整个人类范围内进行探索。普鲁塔克相信他能在跨越几个世纪的历史洪流中找出一些可以相互参照的人物生平，于是他写了《对比列传》。任何不认同这一信念的历史学家都不会给与其研究对象相距数百年的学生带来什么价值。当然，历史学家必须注意不要歪曲过去。他们绝不能以当下的问题解读过去的事端。但是，如果两者之间没有联系，那么对过去的研究必将难以吸引生活在当下的学生。

美国文化已经失去了对历史作为理解人类经验的媒介的信心。我们的高等文化甚至质疑人类共有经历的概念。在一个不重视人之为人的世界里，历史或任何人文学科都很难兴盛。通过将交叉主义的意识形态据为己有，专业人文主义者已经证实他们不相信他们自己学科的承诺。如果他们也不相信....为什么一个18岁的学生应该相信？

最后，第四个假说。美国人不再喜欢读书了。关于这个问题有很多调查数据。几十年来，美国人花在阅读上的时间一直在持续下降。历史课程需要大量的阅读和写作。我的一个年轻朋友告诉我，她开始上科学史课是为了满足基础教育的要求，她发现自己对其中内容非常着迷，但后来她放弃了这门课，转而学习人类学课程，其阅读量要轻得多（"更容易处理"）。我则怀疑她的故事具有普遍性。

这也与美国大学人口结构的变化相吻合。一般来说，外国学生比本土学生更努力工作。但英语是他们的第二语言，所以他们会回避强化写作和阅读课程。

学生们越来越鄙视阅读。这可能就是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