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图斯按：经常有人讨论，特朗普偏离了建制派=偏离了里根，认为特朗普和他的共和党支持者们不是“里根共和党人”，但事实真是如此吗？ 布鲁图斯认为，直接让里根“现身说法”，没有什么能比这个更有说服力。在这个演讲中，里根总统清楚的回顾了自己的施政理念与成就。我们可以发现，里根总统所强调的几个要点，都在特朗普2016-2020的施政中和今年的共和党竞选纲领中被明确，包涵： 1.美国例外论。经常有人误解，特朗普挂在嘴上的美国孤立主义=美国和世界脱钩，然而实际上，特朗普总统的政策很明确：美国是例外的，是这个星球秩序的制定者，他之所以反对现有的国际组织，是因为这些国际组织是与万邦一起谈判，而非美国优先。在里根总统的演说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里根非常赞同美国必须处于绝对领导者的地位，并摆出这样的姿态，拒绝一切绥靖。共和党建制派和民主党在过去数十年，走的一直都是国际混淆的家家酒游戏，不仅严重伤害了美国的权威，并且让那些虎视眈眈的政权误以为自己有机会可以做梦。 2.里根在演说中多次强调了自治、常识，并将其追溯到国父杰佛逊的重要遗产。这恰是今日民主党精英与共和党建制派所欠缺的品质：他们高傲地忽视常识，并将信奉常识者粗暴地打为民粹，代之以在大学中精心栽培的诡辩。 3.里根总统提到了这个国度的国父们的心血、宗教与古典传统，民主党的觉醒议程正在企图全面消灭这一点。相反的，特朗普总统不断强调建国文献与基督教作为美国的重要基石。 4.里根总统在演说中提倡小政府、减税、减少联邦僱员，这与特朗普的议程完全一致。相反的，哈里斯的竞选纲领意图加税、扩大联邦政府的职责，这显然危害美国人民的自由与国父的初衷。 5.里根总统绝不和威权政府在原则问题上妥协，特朗普总统如何呢？比较特朗普总统任内的国务卿Michael Pompeo与拜登政府任内的Antony Blinken，一目了然。 从这篇演说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特朗普总统的议程与里根总统更为接近，而建制派和当前的民主党实际上偏离甚至是抛弃了里根总统的议程。所以MAGA运动实际上才是“里根共和党人”。一个对内小政府，对外绝不妥协的美国，是一个例外论的美国，也才会是充满希望与自由。仅以此译文，缅怀里根总统，并证明，我们如里根总统所言，仍在战斗，虽然不知道前路如何，但火苗再小，也将仍是光芒。We will be able to say that we did all that could be done. 布鲁图斯也呼吁，请还在观望的我的美国华人同胞们，投出珍贵的选票，Vote Trump! Vote GOP! 为捍卫我们的自由与未来！ 关于美国例外论的真实含义，请参见这篇访谈美国大选前瞻访谈：一位共和党人的美国梦 以下为演说全文（布鲁图斯编译，保留了里根基金会文稿中“笑声”的注记，使其更有临场感。布鲁图斯被迫省略四段敏感内容，这显示里根总统的美好愿景远还没有实现。）： 非常感谢大家的热情欢迎。Baliles州长、Slaughter议员，还要特别感谢Warner参议员和O'Neil校长的盛情邀请。作为总统，我有一些特权，因此我已和O'Neil校长确认了，欣然宣布，从周一晚上开始，大家将有四周的假期。 在维吉尼亚大学，我们无时无刻不被汤玛斯·杰佛逊的精神所包围。我的一位幕僚提到，杰佛逊最喜爱的娱乐活动是骑马，我说他真是一位聪明人。另一位幕僚说，杰佛逊认为白宫是一座庄严的建筑，我说他确实品味不凡。还有一位幕僚提到，杰佛逊在卸任总统后，并没有停歇，而是在七十多岁时创办了维吉尼亚大学。我说：总有这样的“超级成就者”让我们其他人压力倍增。 无论谁来到这片土地，或走在这片草坪上，都能感受到不仅仅是建筑的对称之美，更是这位创建者的思想深度。这位伟大的人物在你们心中被称为“杰佛逊先生”。我认为这样的亲切称呼恰如其分，因为他的影响力在这里无处不在。你们在维吉尼亚大学拥有实实在在的历史见证，但也应记住，美国的高等教育中所体现的所有价值，都留有他的深刻印记。对科学的探究、对经典作品的研究、对自由思考的珍视——这些塑造美国高等教育的核心价值最早也最有力的倡导者，正是这位高挑、金发、友善的杰佛逊先生。他从山坡上看着这所大学的诞生，称这是他漫长且充实人生的“最高成就”。 你们并非唯一感受到他影响的人，总统们也时常受到他的启发。你们或许听说过，约翰·肯尼迪总统在上任第一年，曾对在白宫国宴厅的一群诺贝尔奖得主说，这是自从杰佛逊在此独自用餐以来，这里聚集了最多才华的人。而在白宫草坪对面，那经典的杰佛逊纪念堂和19英尺高的雕像，直视着白宫，提醒着每一位入住白宫的人，那里曾居住过这样一位高尚的灵魂与宽厚的胸怀，而那样的品质之后便很难再见。 但这不仅仅是对学生或总统的影响，杰佛逊先生也影响着每一位美国人——甚至每一位曾受“自治”这一勇敢理念触动的人。他曾坦承，以往的民众自治尝试多半失败，但他相信，在这片大陆上有新的机会。这里有处女地、丰饶的土地、勇敢而智慧的人民，刚刚经历了一场与欧洲最强大势力的长期抗争，并赢得了独立。 在这里，杰佛逊看到了另一次机会——一个开明政府的机会，一个基于理性和宽容的政府，让人民享有自己的劳动成果，去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无论是商业、教育还是宗教。因此，不难理解，为何他在墓碑上希望只留下这段简单的话：“汤玛斯·杰佛逊长眠于此，《美国独立宣言》作者，维吉尼亚宗教自由法案的制定者，维吉尼亚大学的创始人。” 正如他的墓志铭所示，尽管杰佛逊博学多闻、热爱书本，他也是个实际的人，一个创造事物的人，创建了一所大学、一个州政府、一个国家政府。在创立并维持这些机构时，他希望它们能像草坪一样，建立在同样的对称性、心智的平衡以及对人类创造力的信念之上。他曾经历个人悲剧，明白这个世界可能多么混乱。事实上，作为一场叛乱的领袖，可以说他自己也是混乱的设计师。然而，他坚信人类从神那里得到了一项宝贵的启蒙恩赐——理性的赐予，一种能从生命的混乱中提炼出意义、真理和秩序的力量。 正如我们在他的建筑设计中看到的圆与线的平衡、圆顶与支柱的和谐，我们在他的治国之道中也看到了同样的平衡追求。他知道成功的自治意味着将不同的利益和关注点结合在一起，例如，在一方面政府的合理职责——维持国内秩序和抵御外部威胁——与政府剥夺公民权利、掠夺其劳动果实并最终让他们沦为奴役的倾向之间，找到平衡。所以，他知道治理意味着平衡、和谐。他也从个人经历中了解到不理性、特权、党派或偏狭之声对这种和谐的威胁。 我说的确是他的亲身经历。你看，尽管乔治·华盛顿反覆警告党派精神的分裂性，但当时的联邦党和共和党总是互相争斗。东北的联邦党人长期掌权，并不急于放手。几年后，一位纽约国会议员忆述那段美好时光时说，“联邦党人可以在纽约街头将一名共和党人打倒在地，无需受质疑。”联邦党人称杰佛逊是——我引述一下——“一个心胸狭隘、出身卑微的人，完全靠南方粗糙玉米做的热饼、培根和玉米粥养活，偶尔还吃油炸的牛蛙。”（笑声）顺便说一下，这大概相当于今天维吉尼亚大学流行的“Gus Burger”。（笑声）而《康涅狄格信使报》的一篇社论还宣称，一旦杰佛逊当选，“谋杀、抢劫、强奸、通奸和乱伦将被公开教授和实行。”（笑声） 这就是1800年的政治。所以，你看，其实并没有变太多。（笑声）事实上，我稍微花点时间回顾汤玛斯·杰佛逊的年代，正是因为我们当下有如此明显的相似之处。我们今天也见证了美国新一轮的平民主义，不同于杰佛逊时代的平民主义，我们见到了类似杰佛逊的平民主义，拒绝过度的监管和税负所加诸于人民的重担，拒绝法官以未经民众认可的私人信念作判断，并且认为外交政策不应仅反映华盛顿的高层关注，而应反映人民的常识，因为人民往往比他们更清楚看见自由和国家福祉的威胁。 正是这最后一点，带我来到了今天的维吉尼亚大学。在过去的八年中，我们的对外关系发生了许多变化；而今年九月，我在联合国演讲时，总结了我们在人权议程、裁军以及解决可能导致更大范围战争的地区冲突等方面的进展。我今天不会重述这一切，但我想让你们知道，在演讲结束后，我从代表们那里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我向你们保证，这不是因为我有任何口才，而是他们从中感受到一种新的可能性、一个人类事件的新方向。我认为我感受到了一种兴奋，甚至可能类似于那些生活在杰佛逊时代的人所感受到的那种兴奋：一种对民众自治新可能性的感觉。而这次，关注的不仅是一个国家，而是整个世界的民众自治可能蓬勃发展的机会。 正是这最后一点，让我今天来到维吉尼亚大学。在过去的八年中，我们的外交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今年九月，我在联合国演讲时，总结了我们在人权议程、裁减军备以及解决可能导致更大规模战争的地区冲突方面的进展。今天我不会再重述这些内容，但我想让你们知道，在演讲后，我从各国代表那里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我向你们保证，这并非因为我的口才，而是他们感受到了一种新的机会、一个人类历史的新方向。我认为我察觉到了一种兴奋感，甚至可能类似于那些生活在杰佛逊时代的人所感受到的那种：对民众治理的新可能性的感觉。只是这次，焦点不仅仅是一个国家，而是整个世界，都可能拥抱并繁荣于民众治理的理念。 （编译按：此处略去三段。） 在这样的氛围中，我们继续强调稳健但逐步加深的经济联系，这对我们的经济健康及外交政策至关重要。在我们自己的半球内，我们即将执行一项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历史性自由贸易协定，这一协定很可能成为全球的典范。 （编译按：此处略去一段。） 然而，如果这场非凡的革命尚未被广泛认识，至少还有一个惊人的变化已显而易见。想象一下我们今年看到的场景：美国总统和苏联领袖一起在红场漫步，与路人谈论战争与和平；美国总统在莫斯科的列宁山，对莫斯科大学的学生——像你们一样的年轻人——谈论人类自由的奇迹和壮丽；就在上周，一位现任美国总统与一位未来的美国总统和苏联总统站在纽约港，仰望自由女神，再次听到那些曾经满怀希望经过这里、祈求更美好生活的数百万人之声——那是为全人类和平与自由的祈祷。 是的，即便这周在亚美尼亚的灾难中，美国人和俄国人携手合作，正如44年前我们曾一同对抗另一个可怕的敌人。然而，重要的并非这些画面或片段，而是背后的外交进展与成就。 过去一年中你们可能看到的其中一个画面，是戈尔巴乔夫先生和我签署协议，并开始销毁美国和苏联的飞弹。这不仅是电视上的精彩瞬间或动作新闻。INF条约是历史上第一个消除整类美苏核导弹的协议。而即将签署的START条约，则将要求削减50％的长程核武器——也就是专家所称的“战略”武器。 在日内瓦，谈判草案中由一方或另一方持异见的部分会被加上方括号，而如今我们正慢慢看到那些括号消失。因此，条约逐步成形。同样，我们也在核武测试协议和化学武器上取得进展，并即将在欧洲开始新的常规军力平衡谈判。戈尔巴乔夫先生最近在联合国宣布裁军计划，这是非常受欢迎且备受感激的，但重要的是记住，这是几年前启动的一个更大裁军进程的一部分和结果。 另一个我们成就可见的领域是地区冲突。在阿富汗，我们见证了苏联撤军的进展；在柬埔寨，越南军队撤出的第一步已经迈出。就在这周二，在布拉柴维尔，美国促成的协议签署，将让约5万名古巴士兵从安哥拉撤出——这是自1983年我们在格林纳达实施拯救行动以来，古巴军事扩张的第二次挫败。 在人权方面，我们也看到了非凡的进展：苏联释放了一些政治犯，开始减少国家经济控制，并朝着更具代表性的政府形式迈进；出版和批评的空间扩大，移民人数增加，并且在宗教自由方面也有明显的进展。最后，在双边交流中，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苏美公民互访，以及在科学、文化和知识传统上的更大交流。峰会本身也表明我们在这方面取得的进步。我期待有一天，苏美领袖之间的会晤将变得定期且频繁，或许不再那么引人注目。 在我们坚定且坚持的地方，我们便取得了成功。在波斯湾，美国明确表示对航行自由和自由世界利益的承诺，这帮助加速了海湾战争的结束。我们多年来坚持要求巴解组织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签署242和338号决议并放弃恐怖主义，而现在这种坚持也已见成效。 我先前谈到的民主革命，以及我刚才在外交方面提到的所有变化、进展，乃至突破，都可以直接归因于民主国家自信心的恢复。毫无疑问，在80年代，自由和人权的事业欣欣向荣，核战的阴影也有所消退，因为民主国家重新找回了自己的力量和方向。 在国内，对强大美国领导力重要性的共识正在形成。正如我年初在国会上所说的：没有什么能让我更为自豪，胜过留下一种支持世界自由事业的共识，这将防止美国的力量再度陷入瘫痪。 我认为，所有这些成就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来自我们在外交政策中带来的新的一致性与清晰性，这种一致性建立在盟国对价值观的强烈重申之上。正是那个激励杰佛逊和美国其他创建者的理念——民众治理的理念——推动了西方的复兴，并使其价值观与自信得以重现。 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该如何保持世界朝着民众治理的方向前进？今天我想分享三个想法，既是反思，也是警示，关于如何进一步改善美苏关系，以及如何推动和平与自由的事业。 首先，美苏关系：这段关系曾以冷漠和对抗为特征，而现在则充满了对话——真诚、现实的对话，认真的外交进展，以及高峰会中的交流。这一切都令人振奋，充满启发。然而，今天我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一切依然充满不确定性。我们唯一能让这些成果持续、成长并永久延续的方法，就是记住：我们还没达到终点。 严重的问题和根本的分歧依然存在。我们的制度是三权分立，而他们的体制，即便有了改革，依然是集中权力的一党制威权体制。我们的外交关系拥抱着这个不断扩大的民主世界，而他们的伙伴却是古巴、尼加拉瓜、衣索比亚、利比亚、越南、北韩等国家。是的，我们欢迎戈尔巴乔夫先生最近宣布的裁军计划，但我们也应记住，苏联在欧洲的军事优势依然存在，这种不对称性违背了我们的杰佛逊式的正义感，并威胁着我们的未来。 因此，我们必须保持冷静，这意味着保持我们的怀疑态度。我们必须意识到，将我们带到这一步的过程并不容易，对于我们自己，对于所有为自由事业作出牺牲与贡献的人而言，都充满艰辛。 这意味着在条约谈判中，正如我所说的：信任，但要验证。我不是语言学家，但我学会了一句俄语，并在与戈尔巴乔夫的会晤中多次使用：「Dovorey no provorey。」意思是保持我们的军事实力。这意味着记住：没有条约总比一个坏的条约好。这意味着记住，莫斯科和华盛顿峰会的协议是在多年坚持我们的原则和利益，并支持我们的盟友之后达成的。 最后，我们需要记得，在过去的缓和政策年代，我们倾向于忽视民主国家在斗争中最大的武器——公众的坦诚，也就是事实。我们绝不能再这样做。公开说明极权主义与民主之间的根本差异，这不是好战的行为，而是道德上的必须。这不会减缓谈判的进程，反而会推动它前进。历史一再证明，当民主国家对敌人不抱幻想时，对手才会认真谈判。 我对此的第二个反思关于最近的某些猜测，即认为苏联发生的一切在某种程度上是必然的，认为自斯大林去世以来，苏联国家必然会根据某种模糊的收敛理论演变成更温和的、维护现状的国家。我认为这是错误的，甚至是危险的，因为今天我们在苏联看到的变革，与过去有本质上的不同。 例如，无论赫鲁晓夫时代在苏联内部政治上代表什么，我们都知道波兰和德国的自由追求被粉碎，尤其在匈牙利更加血腥。我们还目睹了柏林墙的修建。我们看到古巴成为一个活跃的附属国，向拉丁美洲输出颠覆势力，并在“十月飞弹危机”中将整个世界推向战争的边缘。 而我可以保证，赫鲁晓夫从未在联合国发表过像戈尔巴乔夫最近那样的演讲。一位英国联合国官员提到赫鲁晓夫在那里的表现时说：「我们从未确定到底是赫鲁晓夫的鞋子敲打着苏联的桌子，还是借了葛罗米柯的鞋子，亦或苏联的讲台下特意放了额外的鞋子来敲桌子用。」（笑声） 然而，这一切对自由的发展和和平之路并没有带来太多鼓舞。我们也了解布里兹涅夫时代的情况：扩张主义愈加严重，阿富汗战争、经济衰退和腐败横行，苏联人民乃至全世界的负担越来越沉重。 现在情况在改变。我们无法确定这种变化的速度和程度，但我愿意相信，我国的某些行动，特别是我们坚定清晰的表态——通过我们的直接表达、强大的防御能力、充满活力的盟友关系，以及当需要时展现美国实力的意愿——促使苏联领导人重新评估了过去的政策。更重要的是，西方的坚定态度证明苏联内部一些人倡导的强硬路线是徒劳的，而我们的经济成功也成为了一个光辉的榜样。正如我在1982年所说的，如果西方保持其实力，我们将会看到苏联的经济需求与政治秩序发生冲突。这一点已经成真，但若非西方国家维持甚至加强了其对世界自由的承诺，这一切就不可能发生。 所以，这一切并非必然发生的，而是人类行动带来的结果。戈尔巴乔夫先生已经迈出了一些大胆的步伐。正如我曾说过的，他是第一位不以世界革命为首要任务的苏联领袖。我们应该承认他的这些举措，并给予他肯定。同时，我们也要记住，正是民主国家的力量、坚定和坦诚，才使得这些改变成为可能。 这也是我想表达的重点：未来几年会发生什么，这些进展能否持续下去，或是结束，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因此，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我们坚定不移。美国的力量必须道德地行使，但也必须有效地行使。八十年代，这股力量对和平与自由的事业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九十年代也将不会有任何不同。 这引出我的第三个观点：行政部门与国会之间的关系。正是在阿富汗和柬埔寨等地，或在安哥拉、波斯湾以及美苏关系的诸多方面，国会与总统共同合作或解决分歧，我们的政策才得以成功，我们也看到了进展。但当国会与总统像在中美洲问题上那样互相对抗时，美国政策便失败了，我们的共同目标也未能实现。 国会在抵制桑地诺独裁和侵略行为时时断时续的犹豫，使得中美洲成为一个持续危险的地区。有时，国会在外交事务中的行为反而加剧了这种对抗关系。这在《战争权力决议》、对总统执行条约的权力限制以及贸易政策中都有所体现。我们还看到通过立法来管理复杂的外交政策问题——如过度限制情报监督、限制军火转让，以及将95%的对外援助进行定向——这剥夺了总统在迅速变化的局势中灵活应对的能力。即使在裁军问题上，总统的成功也取决于国会对军事现代化的支持——有时却有人试图削弱我的权力。 开国元勋深知在处理外交事务时需要有效性、一致性、连贯性和灵活性。正如杰佛逊所说：「与外国的业务往来完全属于行政部门，除非那些特别提交给参议院的部分。这些例外应被严格解释。」 总统和副总统是由全体人民选举产生的，国会作为一个集体机构同样如此。所有受选为国家政府协调部门的人都有一个明确且无可否认的责任：保护、捍卫并维护宪法。这是他们最首要的责任，必须时刻关注。对总统而言，这意味着要保护其职位在宪法框架中的地位。在这一过程中，总统对人民直接负责，对历史和良知负责。 毫无疑问，总统和国会分担了许多职责，但他们的角色并不相同。例如，国会拥有财政权，而总统则是行政首长、首席外交官和武装部队总司令。这些政府的重大分支如何履行其正当职责，对国家成功至关重要，尤其是在外交领域。两者需要彼此合作，互相尊重，但也需各司其职。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美国不再拥有压倒性力量，而是必须通过榜样和说服力来领导的世界；这个世界中充满着对我们经济繁荣的挑战、新的和平机会和新的危险。在这样的世界中，美国比以往更需要强大而一致的领导力，而总统的力量与韧性至关重要。 我认为，如果我们在未来几年中始终记住这些问题，公共辩论和支持将会增强，美国的外交政策将继续繁荣。所有人都明白，保持我们在八十年代所取得的进步至关重要。我们正逐渐远离战争与对抗，走向和平与自由，朝着一个超越过去想象的未来迈进。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局面。或许有些人会觉得这种前景令人却步，但我希望你们能感到它带来的挑战与激励。我相信，你们和这个国家在这一切中将扮演重要的角色。 今天世界面临的问题，依然是当年杰佛逊所正面应对并深刻回答的问题：人类能够自我管理吗？自决和民众代表政府是否可能？杰佛逊的一生便是对这一问题的强有力的肯定。只要我们能牢记杰佛逊生命中最伟大且最后的教训，你们和美国也将同样肯定地回答这一问题。而这与我刚才谈到的——关于行政部门与国会的关系——有所关联。 我喜欢回忆，在晚年，约翰·亚当斯和汤玛斯·杰佛逊——这两位曾为国家独立而努力并肩作战的人——都为让党派分歧影响了彼此关系而感到遗憾。他们的疏远持续了多年。但后来，当他们都退休后，68岁的杰佛逊回到了蒙蒂塞罗，76岁的亚当斯回到了昆西，他们开始透过信件重新交谈，讨论几乎每一个能想到的话题：园艺、骑马，甚至讨论打喷嚏治打嗝的妙方——（笑声）——以及其他主题：失去亲人的痛苦、悲伤的奥秘、宗教的重要性，当然还有这两位伟大的爱国者对他们帮助创建并深爱的国家的最后想法和希望。 杰佛逊在与《独立宣言》共同签署人通信时写道：「这让我回到了那个时代，当我们身陷重重困难和危险时，我们是为同一个目标奋斗的伙伴，为人类最宝贵的东西而奋斗：自治的权利。我们总是在同一条船上划桨，总有巨浪在前方威胁着要将我们吞没，但它们最终都无害地滑过，我们同心协力划过了风暴。」 这是他们最后的礼物，这份关于彼此宽容、仁爱的教训，这份对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力量的深刻见解。而当两人于同一天相继离世，相隔不过数小时，那天正是7月4日，距离那份献给我们的第一份礼物——《独立宣言》——恰好过了整整50年。 只要我们牢记杰佛逊写下的这些不仅仅是为美国人，更是为全人类的话语，一个伟大的未来将属于我们和全世界：「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谢谢你们，愿上帝保佑你们。 编译按：该场演说后，里根总统回应了几个问题，篇幅有限，仅摘录一个问答。 提问：总统先生，欢迎来到维吉尼亚大学。感谢您的到来，我认为您是一位出色的领袖，就像大家所说的那样。（笑声）感谢您的建议。我想知道，您认为在第一，外交政策，和第二，国内政策方面，您最重要的成就是什么？ 总统：我认为最重要的成就是什么？在这两方面，我们都重新建立了实力。当我上任时，美国一半的军用飞机因缺乏零件而无法飞行，一半的海军舰艇因类似的原因或缺少船员而无法出港。我立即与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会晤，并讨论如何恢复军人的爱国主义，让年轻的军人不必在离开基地时换上便服，而是为身着军服感到骄傲。 如今，我们军队中有更高比例的高中毕业生——而且这是志愿役军队——这在我们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军队中有三个智力等级用于分配人员到合适的岗位，而现在，我们最高智力等级的人员比例是历史上最高的。对于我自豪的所有事情中，我最为骄傲的是穿着军装的年轻男女。我们重塑了军事力量，但我上任时也认为美国对精神复兴有着渴望，我认为这已经实现了。我听到越来越多的人在谈论他们对国家的自豪感。在经济方面——我拥有经济学学位，虽然不一定配得上，但我得到了它。（笑声）我记得几百年前发生的一件事——（笑声）——有一位名叫伊本·卡尔敦的埃及人。我不知道当时已经有经济学家了，但伊本·卡尔敦说，在帝国初期，税率低而收入高；而在帝国末期，税率高而收入低。 因此，我坚信靠提高税收无法增加收入。事实上，我们的国家经验证明了这一点。当库利奇总统实行减税政策时，政府收入增加了。肯尼迪总统的减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也达到了相似效果，这与我们的政策相似。因此，我的首要目标之一就是解放这个国家的经济，让政府不再压迫或与私人部门对立，让人们能够在自由中发挥应有的潜力。这是我们在本届政府中真正所做的：我们让开了路。 现在，有些人说我们的平衡预算目标定在1993年。我们目前每一步都在迈向这一目标。但那些还在谈论要提高税收的人会破坏这项伟大的经济改革。在这些年的经济改革中，我们创造了将近1900万个新工作机会。 个人可支配收入在扣税后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而政府的所得税收入自我们实施税改和减税政策以来，增长了3750亿美元。问题是开支增加了4500亿美元。我从未真正得到过预算。按法律规定，我必须每年提交一份预算。我照做了，但国会（当然现场来宾除外）总是把我的预算搁置一边，然后送来他们自己的持续拨款决议。（笑声） 因此，我认为经济复甦是一项巨大的成就。我曾有幸与我们的一些贸易伙伴面对面交谈，包括日本、德国、法国和英国的国家元首等，在会议上他们都比我担任领导职位的时间更长。我是新来的，他们静静地坐着，然后其中一位代表说，请告诉我们美国奇迹是如何发生的。其实，美国奇迹只是资源的解放，而最后一点就是减少规章。我让乔治·布什负责一个项目小组，看看能消减多少政府规章。他成功减少了许多，我们估计，如今施加在公民、社区政府和州政府上的文书工作每年已减少了6亿工时。哦，这个回答有点太长了。（笑声） Noscens的使命我们是一群北美人文保守群体在美国所成立的基金会，致力于推广人文经典和保守理念，以抗衡当今世界的左翼浪潮，透过带领人们重拾人文经典，思考重要问题。 特别声明：我们尚未以任何形式公开募款。如果您欲了解，请透过邮箱noscens@noscens.us与我们联系。 Noscens, a U.S.-based foundation, is dedicated to the mission of promoting humanistic classical education and taking initiatives to counteract against radicalism.Since its establishment in 2020, we have organized over hundreds of online lectures in the U.S. and ab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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