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的真谛，是让每个个体都成为完整的人

▲「2024献给城市的人文礼」主题交流现场

145年前，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上演，娜拉离家出走的关门声惊动了整个欧洲，从此娜拉成为妇女解放、自我觉醒的代名词。百余年间，中国的“娜拉们“也在用实际行动，一次次的探索着追寻独立与自由的道路。

11月1日，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许慧琦、作家泓舟与寻麓书馆主理人王淼淼探讨了女性意识觉醒的历史背景、社会影响以及个体选择，也从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以及“出走的娜拉”作为女性追求独立的象征意义，诠释了个体如何走向真实的自我。

新时代的“娜拉”:

从女性出走到母职焦虑

王淼淼：《”娜拉“在中国》一书提及清末明初时期女性意识觉醒的情况。尽管那时女性意识觉醒的风潮开始兴起，但社会对女性的期待仍然停留在“贤妻良母”的标签之内。虽然有所进步，不再缠足、开始成为有文化的新女性，但社会仍期待她们培养优秀的下一代。而现代女性意识则更多地追求个人的独立空间，或试图摆脱传统对女性约束。关于女性意识觉醒的演变，两位老师是怎么看的？‍

许慧琦：首先，我认为了解中国近代史，有助于我们理解在那个时代所谓的女性觉醒及其背后的契机。从19世纪开始，中国开始被迫接受西方的国际法、思潮和文化。无论是改革还是革命阵营，都开始关注女性问题。因为这些问题与西方的许多思想和对文明的理解，密切相关。西方所谓的文明发展论认为，一个进步的社会，即文明发展的社会，女性地位较高。换句话说，女性地位的高低可以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准。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有志之士，主要是男性知识分子和精英，开始用西方的标准审视中国女性。原先被视为审美标准的缠足习俗，迅速变成了中国文明落后于西方的一个象征，成为了亟待改革的重点。

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至少是在民国时期，女性问题的讨论由男性精英首先提出，他们呼吁女性与他们一起成为现代人、现代公民、现代国民。

女性开始被要求要更新、要现代。而这个“新”或“现代”的标准是从西方引进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许多观念的变化，包括现在广为人知的“恋爱自由”，这成为了男女在建立感情、亲密关系和缔结婚姻时最重要的方式。在此之前，整个中国社会都处于一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文化之下。

也正是在这样的婚俗下，才出现了所谓“抗婚”的现象。这里所谓的“抗婚”并不是离婚，这与西方社会有很大不同。当时很多人要求离婚，但实际上是解除婚约。也就是说，当时的离婚与我们现在所理解的离婚有所不同。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已婚后离婚，这在后来比较普遍，另一种是在民国初期，许多女子向法院诉请解除父母或长辈为她安排的婚姻。

▲ 抗婚   

图源：《“娜拉”在中国》

另外，许多人认为“贤妻良母”是一个传统观念，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许多学者研究表明，“贤妻良母”是日本引进西方的概念，它类似于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和美国中产阶级对女性的新标准，即女性不仅要能够理家，还要能够教育下一代。

日本吸收了这种具有启蒙意义的“贤妻良母”概念，不过后来中、日、韩三国却各自形成了不同的表达形式。有趣的是，在日本称为“良妻贤母”，在韩国称为“贤妻良母”，而在中国称为“贤妻良母”。在那个时期，“贤妻良母”的概念变成了呼吁女性学习的新模型。

泓舟：在过去的一百年里，女性不断地被施加了更多的要求和束缚。正如许慧琦老师所说的，无论是贤妻良母还是良妻贤母，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个概念要求女性既要成为优秀的妻子，履行妻子的职责，又要成为优秀的母亲，承担母亲的职责，这无疑是极高的要求。

上一代的母亲，她们生活在一个集体主义的时代，大家都是国有企业的员工，养育子女的责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集体来完成的。比如，我小时候就在母亲工厂内的幼儿园。因此，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母亲在教育上并没有投入太多的精力和心思，这和今天作为母亲所承担的焦虑形成了鲜明对比。

▲ 工作   

图源：《“娜拉”在中国》

所以，女性意识的觉醒使得人们意识到，成为妻子和母亲这双重角色是多么的困难，这不是单个个体的感受，实际上是一个结构性的困境。它不是单一维度的难题，而是多重困难交织在一起，就像一个编织包，相互缠绕，使得我们觉得这个困境很难突破。

王淼淼：正如许老师所说，当时随着“娜拉”出走风潮的兴起，出现了一种反抗婚姻的现象。这里的反抗可能并非我们今天所指的离婚，而是反抗父母指派的婚姻。百年之后的今天，尽管时代不同，女性在面对婚姻这一社会形态或关系时所承受的压力依然存在，只是压力的形成方式有所变化。两位老师是怎么看待不同年代女性所面临的这种社会压力，或者是个体选择的压力？

许慧琦：在清末时期，女性缠足或不读书，均被视为中国无法赶上欧美文明的重要原因。因此，当时有关女性的两大运动其诉求便是改变身体和心灵。具体而言，一是废除缠足，二是赋予女性受教育的权利。这些诉求逐渐在各地由男性知识精英推动。

▲ 求学   

图源：《“娜拉”在中国》

这里，我想提一个可能不太被关注但非常重要的背景——1905年，中国废除了科举制度。这意味着，过去大多数读书人是为了通过科举成为官员、服务社会和荣耀家门，但这一途径突然被切断。知识分子，尤其是文人，开始寻找新的出路。如果将女性问题与其他社会问题结合观察，会发现这些失去科举依附的男性知识精英积极投身于报刊、杂志等新兴媒体。

这些媒体在当时成为了知识传播、新思想宣传和公众教育的重要工具。失去科举这一路径的男性知识精英开始利用这些媒体，传播知识，宣传新的思想，并且逐步希望成为社会变革的推动者，甚至有意通过这些平台教育民众，尤其是女性，告诉她们应该如何行动。

也是因为这样的背景，有关女性的运动开始蓬勃发展。我梳理了从1900年到1930年时期的报纸、杂志、档案、文集、日记等，发现了当时的中国人通过“娜拉”这一形象展现了中国新女性的不同形象。

我发现，在五四时期，“娜拉”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五四”是中国个人主义、个人觉醒非常重要的开始。当时，易卜生作品被引入中国，胡适作为关键的推介者，通过他认为中国需要的方式来理解和诠释“娜拉”。期间他赋予“娜拉”的意涵并没有女性特质，而是用“娜拉”来投射他理想中的新中国人形象，即要自我教育、自我救赎、自我觉醒，这种觉醒是要走出包括包办婚姻在内的传统，走出家庭专制对束缚个人的传统。所以，“出走”成为了当时一个集体性的意向，它不分性别。

▲《新青年》专刊“易卜生号”

但很快，这一意向就被男性用来召唤女性，成为新女性的最重要代表。因为这里面并没有矛盾，也就是说，当它被去性化后，成为了一个也能够唤醒当时的五四青年男学生的意向。而这些男学生也很乐意地去拥抱这样的形象，强调他们要自我救赎、自我觉醒。所以当时呼唤觉醒的不仅仅是女性，相反，更多的是男性，所以他们呼吁着身边的女同学一起走出家门。但这里的走出家门与当年“娜拉”在剧中走出婚姻是有很大的不同。

泓舟：在我们探讨女性主义等议题时，有必要将我们所处的历史背景纳入考量。我们这一代女性很多从小接受的教育与男性并无二致，我们在同一起跑线上，接受相同的教育，做同样的试卷，参加同样的中考、高考。甚至面临人生关键性考试时，分数线也是一致的。因此，我们从未认为自己与男性有何不同。

然而，当女性进入婚姻，尤其是已婚已育后就发生了改变。因为社会对男性和女性的要求并不相同，女性在婚姻和育儿后在职场的待遇也有所不同。我访谈过的许多女性表示，她们在结婚后才意识到，自己和丈夫仿佛踏上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丈夫可能会因为成为父亲而更加努力工作，也期望妻子能营造一个温馨的家庭环境。而妻子则困惑于为何自己与丈夫有着相似的家庭、教育背景，甚至在同一家公司、同一年入职，但成为母亲后，在职场的境遇却大相径庭。她们会考虑是否应将孩子放在首位，或者在产假后调整工作节奏等。她们困惑，多年的教育为何与现实生活中的挑战如此脱节。

而在几十年前，“娜拉们”也被要求在出走后保持经济独立。鲁迅先生就曾写过一篇文章讨论这一问题。当时，女性的工作机会很少，因此出现了所谓的“花瓶娜拉”，即在工作单位中做一些边缘化、不重要的工作。今天的女性，虽然工作机会已大大增加，但女性在职场的困境、遭遇的歧视，这些压力不言而喻，而这需要被更多人看到、被更多人听见。

王淼淼：泓舟老师提到，鲁迅在“娜拉”出走后强调了经济的决定性作用。正如当时的“娜拉”风潮，受到了中国男性知识分子推动和支持，逐渐将“出走”视为一种觉醒的象征，从而引发了广泛的出走潮。然而，出走潮并非简单的告别，它还涉及到女性在社会中如何生存、获得社会认同和身份标签等问题。

所以，出走的过程中，女性追求独立的同时也面临着经济门槛。今天的女性在经济能力上似乎比以往更强，但这是否意味着她们拥有了独立人格？经济能力与独立人格之间的关系如何看待？对此两位老师有何看法？我们该如何理解“独立”这一概念和视角？

许慧琦：从历史角度来看，过去女性的独立性与今天的女性显然无法相提并论。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第一代女学生开始接受新式教育。在这一渐进的发展过程中，报纸和杂志作为信息交流和观念传播的重要平台，发挥了极为关键的作用。上世纪二十年代，大多数报纸和杂志的主编，包括妇女刊物，都是男性。然而，到了三十年代，许多妇女刊物的主编开始由女性担任，这标志着教育成为女性争取独立自主的重要起点。对于未受教育的女性而言，当时几乎没有机会实现经济自主。

▲ 自救   

图源：《“娜拉”在中国》

与今天的情况相比，当时女性接受教育后的工作机会极其有限。正如泓舟老师所提到的，尽管女性接受了教育，但由于外界的偏见、媒体态度以及男性观点的影响，她们发展的空间被限制，成为了所谓了“花瓶娜拉”。所以，尽管这些受教育的女性大多集中在城市，但真正能够找到工作的机会却寥寥无几。

这种局面导致了一些女性，尽管在学校中表现出色，甚至担任过学生会或编辑校刊等职务，但婚后却只能回归家庭，成为“贤妻良母”式的新女性。著名女作家陈学昭就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她的一位女性朋友，虽然接受了高等教育，但婚后却遭到丈夫的嘲笑，认为她无法在家庭琐事之外有所发展。这种落差和失落感，在当时远比今天更为严重，也使得女性争取独立人格和经济自主的道路变得更加艰难。

尽管独立的概念是多元的，但经济自主无疑是独立的重要前提。如果无法在物质上支持自己，实现自主无疑很困难。然而，独立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自我支持，还包括思想和精神上的自我规划和决策。

▲ 志业   

图源：《“娜拉”在中国》

以“娜拉”为例，她能够真正做一个她想要做的人，这个“人”的意思是先以自己为主，以自己自我为本位，而不是以做妻子为本位，或者是以做母亲为本位。所以当她抛下三个小孩，抛下做妻子的责任，实际上是放弃了母职和妻职，选择走向自我实现。这一行为不仅意味着她结束了家庭角色的束缚，更呈现了一种开放性的结局。

所以，女性所面临的这些困境的根源是社会男性本位的价值观。如果男性不能理解这种情况，女性的问题将永远无法解决。而问题的解决之道之一是从家庭教育开始，让男女理解真正的性别平等，因为它关系到孩子的性别观念形成。就比如男性的许多特质并非天生，而是社会长期对性别角色的期望。

但我认为，女性主义也可以帮助男性也成为更好的人，和女性一样，男性也因为各式各样的局限，各式各样的被规范，各式各样的被要求，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所以女性主义的真谛是让男女都能适性发展，成为完整的人。

泓舟：独立的意义在于，它考验着一个女性的决心。我丈夫的外祖母曾是春熙路上大户人家的小姐，她的经历可谓是那个年代的“娜拉”。当时，由于不满家庭联姻，她选择了出走，与一位年轻修表匠私奔，离开成都参加革命，后来由于革命和工作的需要，他们又迁往南京。她一辈子都在工作，晚年的时候，她渴望享受自己的晚年生活，然而，外公的生病改变了一切——他拒绝住院治疗，这在某种程度上将外祖母困在家中多年。所以，直到外公去世，外祖母才得以重新走出家门。

外祖母的生活似乎迎来了新的篇章。然而，遗憾的是，她在回成都探亲后数月的某个早晨，因心肌梗塞突然离世。

外祖母的故事一直让我思考，如果她活到了今天，她是否后悔当初的决定？如果再给她一次机会，她是否还会选择与修表匠逃离成都，离开家乡和亲人，在陌生的城市开始新生活？虽然这些问题我已无缘问她。但我依然认为，独立对女性而言，是对其决心的重要考验。

最近有部电影叫《出走的决心》，讲述的就是苏敏阿姨离婚后为了获得真正的自由，不得不支付给前夫16万元。这也反映了即便是在今天，法律制度和婚姻制度相对完善，也未能给予女性足够的支持。因此，我们讨论“娜拉”出走的问题时，需要社会政策和整体系统性的支持。

▲电影《出走的决心》剧照

许多人问我如何理解女性主义。对于任何带有“主义”字眼的词汇，我都是会心里面咯噔一下，就仿佛我不这样做，我就会落后于时代，不够时髦，不够先进。但我觉得我们应回归到个体，就像“娜拉”一样，回归到一个人的本质。无论是女性还是男性的“娜拉”，“娜拉”的精神，归根结底是关于我们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当我们想清楚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后，无论是在亲密关系中还是在与世界的联系中，我们都会有自己的一套方法。这套方法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照抄的标准答案，但你会很清楚，你所做的许多决定，你人生中大大小小的选择，都是以你自己为主体出发的，而不是作为一个被挑选、被选择、被决定的客体。

王淼淼：关于出走这件事情，百年前“娜拉”在出走，当代苏敏阿姨的出走也引起了巨大的风潮，两位老师会怎么来看出走这件事情？出走在女性觉醒之中是必备的环节吗？

许慧琦：根据我的理解，易卜生在《玩偶之家》中赋予“出走”的象征意义，远不仅仅是指女性的行为或单纯的“走出家门”。易卜生在后来的采访中提到，他创作这些剧作的目的，是设计一个高潮场景，意在震撼观众，激发他们的思考甚至行动。剧中的危机引发了妻子对她和丈夫八年共同生活的深刻反思，她意识到，虽然自己为丈夫生育了三个孩子，但丈夫对她而言，犹如一个陌生人。因此，她决定离开。

然而，易卜生的另一部剧作《海上夫人》则展现了不同的情境。剧中，妻子渴望探索外面的世界，向丈夫提出希望离开的请求。经过一番犹豫，丈夫最终同意给予她自由选择的权利。令人意外的是，妻子在得知自己可以自由选择后，反而不想离开。这一对比，胡适在《易卜生主义》一文中也有提到，他用“娜拉”的例子，阐述他认为当时的中国男性、读者和青年人应该学习的特质，然而他并没有提及所谓的“女性特质”。他强调的，是作为一个人应具备的品质，而非性别特征。

回到“出走”的主题，在当时的背景下，尤其是在内外困局重重的情况下，出走的行为往往被具象化为走出家门这一简单的行动，然而它本身却充满了象征性的意涵。如果我们细读易卜生的作品，至少我认为，他是希望通过剧作向无数的丈夫传达出走前的重要象征意义，即走出现状，突破现状。这种突破现状并不一定要走出家门，也不一定要离开家庭。

《玩偶之家》结尾，丈夫询问妻子是否真的一去不复返，娜拉回答道，除非发生“奇迹中的奇迹”。丈夫追问什么是奇迹，娜拉回应道，奇迹是指当我们的婚姻和相处方式真正成为婚姻时。我个人认为，这里易卜生无意让女性观众通过这部剧，得出不满意家庭就出走的结论。因为出走只是一步，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而要解决这个问题，要实现真正男女平等的社会，必须从家庭内部做起，从孩子的教育开始。

泓舟：我非常赞同许老师关于出走的观点，出走是否真的能解决所有问题？我认为出走最重要的意义在于，精神层面上是否真正走出了将女性困于狭小空间的桎梏。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提出想象力这一概念。他认为，想象力就是将个人境遇想象为公共议题，在历史中看见个人与社会交织互动的细节，也可以称之为一种独特的“心智品质”。米尔斯的这个说法给了我启发，如果女性对自我发展的想象力不会因为成年、进入婚姻家庭、成为母亲后就丧失或被迫放弃。积极、主动地去审视、讨论和重新构建理想生活、人生目标、子女教育环境、家庭生活以及晚年规划。

在当今时代，我们不应仅仅沿袭上一代或上上代的生活方式，不问原因，或在遇到问题时选择忍耐。这些问题，当你退一步时会发现，你的空间越来越小。所以，真正将自己困于狭小房间或角落的，或许是自己。

今天的女性接受的信息和教育越来越丰富，价值观也在被不断地多元化和探讨，出走或走出的意涵，更多是指走出女性内心的困境，或走出性别的桎梏。

王淼淼：尽管我们在探讨出走，但出走并非简单的唯一答案或绝对答案。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探究背后的情况，可能是一种女性追求独立存在的表现，也可能是面对社会压力的普世性挑战。但背后的意义并非简单地定在某个点上，更重要的是要看到背后的情况。也许没有现成的答案，不知道绝对的方式是什么，但看见总是接近的过程。

▲交流现场合影

编辑| 毛茸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