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李庄，中国的文化将是另一个模样

▲「2024献给城市的人文礼」主题交流现场

李庄在哪？可能大多数现代人不知道，古代人也不知道，就连四川宜宾本地人，都曾很少人知道。但在那个剧变时代，李庄拼命守护着中华文明的命脉，艰难维系着与世界的交互往来，如果没有李庄，中华文脉完全有可能成为另一种模样。

一代学人和李庄乡民，一起创造了辉煌璀璨的历史，但在天地玄黄之际，却再次归于沉寂。

11月10日，文史学者岱峻、历史学者雷颐与作家龚静染从如何发现李庄出发，带领读者一同揭开在那段不确定的历史中，中国知识分子究竟付出了什么心血？以及为什么李庄值得我们用文化的眼光去打量？

历史的进退:

被遗忘的中国李庄

▲2005年，长江边上的千年古镇李庄（李启友摄）

龚静染：李庄，这个四川宜宾的江边小镇，因《发现李庄》一书而从默默无闻变为旅游热点。这本书不仅推动了李庄的旅游文化发展，也保存了民国抗战知识分子的历史。2004年，这本书的第一版出版，正值那些亲历者和见证者的晚年，岱峻老师及时搜集了珍贵的一手史料，并与李济、董作宾、陈寅恪等文化精英的后代深入交流。这一切似乎命中注定，岱峻老师在正确的时间记录下了李庄的故事。那么，您为何在那个关键时刻选择去李庄并撰写《发现李庄》？其中是否有一种看不见的命运在左右其间？

岱峻：过去，我喜欢看戏，昆曲、京剧、川戏都看，喜欢养花，喜欢盆景，喜欢逛美术馆、逛图书馆，算是一个比较闲适的读书人。在大量的阅读中，我偶然在罗尔纲的《师门五年记》中读到了“李庄”二字。我第一次读到这本书时，发现它写于李庄。我当时很奇怪，李庄是什么庄？后来，我陆续了解到李霖灿——东巴文化之父，他的作品中也写到了李庄，还有梁思成与林徽因的中国建筑史、王世襄的宋墓测绘，也都提到了李庄。

所以，在1999年，我第一次决定去李庄看看，但那一次几乎是无功而返。直到2001年，我再次去李庄，准备正式待一段时间。当时在李庄有人问我是否收旧门窗材料的，我不好回答。但细想之后我意识到，收旧门窗的是冲着文物的金钱目的去，而我是打捞历史文化，尽管听上去不同，但还是有些异曲同工的地方。毕竟别人看我这外来人，终究是觉得我总想要点什么。

▲岱峻在板栗坳采访当年的亲历者

结果那次，我找到了些东西。我碰到一个在田里的农民，我问他是否知道中央研究院的事，他摇头。但当我问及历史语言研究所和傅斯年，他说他父亲曾为傅斯年抬滑杆。他还提到他曾读的栗峰小学，还是董作宾先生用甲骨文题写的校牌。他说他和董作宾先生的儿子是同学，我一下子来劲了，坐在田埂上跟他聊起来。董作宾的儿子叫董敏，几十年后回李庄时，就被他一眼认了出来，而他弟弟住的就是傅斯年的旧居桂花坳。我等于找到了一根藤，顺藤摸瓜，由此开始了对李庄历史文化的打捞。

我们写历史有一个原则叫孤证不立，你不能只有一条证据就拿来用，所以作为口述史的一部分，我开始找当地很多老乡聊天、记录。

另一方面，我开始和对岸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杜正胜、王汎森老师有联系。那个时候查资料相对方便，也能很好的借助互联网查到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的档案缩影，那些缩影中时间、地点、事件、人物都有，我把那几十万条档案排成大事记。所以从那时候起，我走进李庄就没有出来。

▲2007年，岱峻与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王汎森院士在桂花坳傅斯年旧居前

岱峻：首先要介绍一下李庄的历史背景。众所周知，抗日战争始于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标志着全面战争的爆发。当时，中国东南部的一些行政单位、工厂以及学校纷纷内迁，其中128所大学中有44所迁移至四川。作为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高等学府——中央大学，其校长罗家伦先生曾说：抗日战争不仅是前线战士的抵抗，也是后方每一个工厂、车间、工人和车床的抗争，而我们中央大学对准的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因为抗战是全民族的抗战。

在抗战时期的学校搬迁史中，我们往往只知道西南联大，而忽略了李庄的重要性。同济大学曾搬迁至李庄，该校是唯一一所德奥学派大学，即所有高校中唯一学习德语的大学。德奥学派以军工制造见长，因此同济大学有“十军工、九同济”之说。在军工制造方面，同济大学将“三八大盖”改进为“中正步枪”，这种步枪的子弹能穿透日本人的钢盔，后来还根据“捷克”、“歪把子”仿制了轻机枪。也因此，战时日本人对同济大学一直穷追不舍。同济大学共搬迁六次，最终在李庄——长江边的一个小村庄找到了栖身之地。

▲1940年代长江边上的李庄

李庄之所以重要，首先是因为同济大学和中央研究院。中央研究院，如雷颐老师现在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当时共分为11个所，几乎人文社科领域的研究都集中于李庄。例如，第一组史语所的主任陈寅恪先生，教授中的教授。第二个组的主任赵元任先生，汉语语言之父，代理主任李方桂，非汉语语言学之父，他们论文的引用率仍排在前列。第三个组主任是李济先生，考古学之父，他将考古学科引入中国，是中国用现代考古方法进行考古的第一人。其他的组还包括人类学、社会学、法学、法律、经济学、社会学调查等领域。

当时李庄集中了中国战时最优秀的人才。例如巫宝三，他是中国第一个提出国民生产总值GDP的人，他做了1936年国民生产总值的推算，得出结论：如果没有中日全面战争，政府可能会以每年10%的速度发展。社会所还有一个重大的贡献，就是于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人造成的损失。战争损失的数据，如成都1939年6月11日被119架飞机轰炸，当天的死亡人数、房屋烧毁、财产损失和人员损失的数据都要统计后，汇总到了李庄的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但可惜的是，后来这些都被当成废纸，丢进了垃圾筐。

▲1943年6月，门官田社会科学所办公地内景。（李约瑟摄)

直到我写《发现李庄》时，北京的收藏家陈晓维寄给我一些资料。他说，“岱峻老师，我知道你做的是公益，学术是天下之公器，你是无私地在做，所以我帮你。其次，北京比其他地方更容易得到这些东西。我是在潘家园淘到的，这里面有陶孟和先生的战争损失材料，这份材料媒体上都有记载。日本人打我们，我们放弃赔款，是我们高风亮节。可如果我们连放弃了多少都不知道，那不是很冤吗？”但其实，1971年，周总理就曾专门派人去调研过这批东西，看看日本人到底给我们造成了多少损失。

这就是为什么李庄值得我们用文化的眼光去打量。我很欣赏刘心武先生去三苏祠说的两句话：“文章缺豪气，千里拜三苏”。所以，如果我们想了解我们的文化，我觉得我们研学的、学生、老师、中国的读书人，都应该去看看李庄。

龚静染：提到“士”，我们也会联想到“知识分子”。那请问雷颐老师，你认为知识分子该如何定义？

雷颐：知识分子这一概念是在近代传入中国的。这个词的起源有两种说法。一种观点认为，19世纪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包括工程师、律师等职业人士，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开始关注社会问题并对沙皇专制提出批评。另一种更广泛的说法是，知识分子这一概念诞生于法国，与德雷福斯事件有关。在该事件中，一位犹太军官遭受了不公正的处罚，随后，以左拉为首的作家、记者、律师、工程师、医生等联名签署请愿书，为德雷福斯正名，揭露了这一冤案。所以所谓的知识分子，指的是那些不仅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有所擅长，同时对社会公正和政治问题感兴趣的人。如果一个人仅专注于自己的专业而不关心社会正义，那么他不能被称为知识分子。

之后随着近代的发展，这一概念也逐渐传入中国。中国传统的“士”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专业技能，他们是以维护孔孟之道和纲常礼教为己任。然而，随着现代学校和大学的兴起，中国的“士”逐渐转变为具有专业技能的人士，如记者、工程师等。但从经典意义上讲，仅有专业技能还不足以成为知识分子，还必须关注社会并为社会正义发声。

▲1941年6月9日，李庄板栗坳纪念中研院成立13周年

中国的知识分子实际上是从传统的“士”演变而来，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意识尤为强烈。自近代以来，如胡适等五四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他们持有不同的信仰，有的信仰自由主义，有的信仰共产主义，走上了不同的道路。而随着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社会身份开始变为农民、工人和干部。

直到改革开放，民间社会开始出现，新的知识分子群体才得以产生。1976年之后，社会也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的空间。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的发展与中国社会转型就联系在了一起。

2008年，正值改革开放30周年，我还在某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到改革开放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民间社会的形成，比如允许有民营企业家、允许工程技术人员自己开办测量所，这才有了今天的公共空间。我认为公共空间的概念极为重要，它不仅是一个物理空间，还能帮助人们聚集在一起讨论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和事务。中国改革开放最重要的就是形成了这样的公共空间。

所以在历史的进退中，公共空间显得尤为重要。例如，法国启蒙时期的思想最初是通过贵妇人的沙龙传播的。在沙龙中，贵妇人之间相互攀比，看谁能吸引到像卢梭、伏尔泰这样的名人。随着现代的发展，公共图书馆、展览馆逐渐取代了沙龙，成为思想交流的新场所。咖啡馆等空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哈贝马斯就专门探讨过咖啡馆在启蒙运动中的作用，许多西方研究者也专门研究了这一历史。有研究者按照这一思路研究了四川的茶馆，这成为了他们的成名作，四川的茶馆也因此而火。

龚静染：雷老师曾写过一本书叫《历史的进退》，那我想请问雷老师，我们怎么去理解历史的进退？知识分子在历史的进退当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雷颐：讨论历史时，我们常感到其复杂性。表面上，历史似乎呈现出从低到高、从野蛮到文明的总体趋势。然而，在这一过程中，却伴随着无数的波折与反复。这些进退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微小的曲折。对人类而言，一代甚至几代人的生活，从几千年的历史来看，不过是瞬间。所以对于人类而言，在历史的进退之中，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更深入了解人类文明的人，往往会有更多思考，他们有自己的坚持，但有时也是不易的，甚至需要付出代价。

比如中央工艺美院的创始人庞熏琹，他的一生都倾注于这所学校。他曾留学法国，深知美术、工艺、设计在国际美术界的重要地位。然而，在院系调整时期，这些统统被视为简单的手工技艺，差点被并入轻工业局。但他认为工艺是一种艺术，这所学校不应被如此对待。这也揭示了那个时代院系调整的一些问题，许多大学教师都对此提出了质疑。但当时，中国在学习苏联模式，实行专业化，纯工科被独立出来，而人文和理科则被边缘化。川大就比较吃亏的，当年非常有名，也经历了学校合并，变成了四川联合大学，后来才又改回四川大学。

另外，有时我们不应追逐潮流。先前提到的巫宝三，他的妻子是中国少数研究莎士比亚的专家之一，她英语非常好。那个时代，别人都在誓死保卫什么，而她每天教她的儿子巫鸿英语。所以改革开放后，巫鸿去美国留学、工作，除了有中央美术学院史论系的背景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外，在七八十年代英语好也是让许多学校都抢着要他的原因。所以说，在历史的进退中，我们不能卷入其中，巫宝三夫妇就很清醒，不让孩子受到影响。另外重要的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你可以这样，可以那样，但最重要的是不要作恶，不要去逢迎。

岱峻老师提到了社会学所的重要性，但曾经这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东西，结果就是整个中国的社会学专业都被取消了。当年燕京大学的社会学系在国际上非常有地位，社会学系被取消后，费孝通、林耀华都被并入中央民族大学。后来，社会学系的恢复是从80年代初开始，通过费孝通先生一点一点的努力。他先在南开大学中文系里面办了一个社会学培训班，招一些学中文的学生，慢慢从这个班开始逐步壮大，最后到改革开放那一步，他才提出来恢复社会学系。所以，在历史的进退中，费孝通先生是有策略的，一步一步恢复了中国的社会学。

岱峻：我与雷颐老师都是78级高考的学生。雷老师曾写过“千亩地一棵苗”这样的句子，其含义何在？1977年我们都恰好赶上了高考的恢复，我们两人在不同的地方——雷教授在吉林，我在重庆——同一天走进了高考考场，这在过去被认为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这一届学生是幸运的，正如雷教授所说，在这个时代，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生活在别处”。

我想与大家分享一个故事。有位俄罗斯作家曾写过一篇很短的小说，故事发生在耶路撒冷，描述的是基督背负十字架前往骷髅地的场景。这是一个全人类都关注的重大事件，然而，故事中的一个商人却恰好因牙疼而无法关注。他的妻子提议第二天去看基督，但商人却因牙疼而痛斥她。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我们可能会遭受各种疼痛，但除了自己，可能很少有人会真正关心我们。

因此，我们必须善待自己，尤其是在面对惊涛骇浪时，要保持冷静和稳定，无论世间如何变化，我们都应该坚持做自己能做的事情。马克斯韦伯就曾说，我们应该将学术视为志业，而不仅仅是职业。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职业，但内心是否快乐，却是另一回事。如果不快乐，我们就需要寻找快乐，找到职业与志业之间的联系，填补内心的空虚。

2008年，我曾带领一批北大博士生访问李庄，他们深有感触，认为如果被扔到那里，不做学问就无法生存。从李庄走出的每个人都成为了大家，正是因为时代抛弃了他们，但那里有最好的图书资源。傅斯年先生凭借其手腕和细心，将史语所的13万册书全部运到李庄，让李庄拥有了战时中国最好的文科图书馆。这些书籍对后来的哲学家任继愈先生等人的学术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3年6月5日，同济大学学生在禹王宫校本部听课（李约瑟拍摄）

我们通常认为历史是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相信事物都是进化的。但达尔文的进化论是否正确？我们的翻译是否有问题？实际上，我认为应该翻译为严复的《天演论》。因为历史可能是进化，也可能是退化，甚至是突变。如果我们以进化论来看待社会的发展，可能并不完全正确。如果历史不是线性发展的，而是可能发生突变，那么我们该怎么办？

因此，我认为关键在于要清楚地认识到，作为一个人，我们必须做自己的事情。就像李庄的这批人。李庄有一个关于番茄的故事，1939年，梁思成给李济写信，询问华西大学和金陵大学是否有西红柿种子，希望能带回李庄。当时中国人还没有大面积种植西红柿，成都也在试验。李济带回了种子，梁思成将种子给了自己的太太，因为太太得了肺结核，他认为西红柿的多种维生素和铁质对她的身体会有很大帮助，具体效果如何我不清楚。我在做口述史时，当地一个农民告诉我，他们小时候就偷吃过番茄，结果发闷发吐，我估计肯定是吃到了未成熟的青番茄。

但在《发现李庄》的书中有一幅画片，来自董作宾先生孩子的画集，上面记录的是每个去他们家或小孩被带出去见到的人，他会请这些人提笔作画。当时梁思成在画集上贴了一张照片，上面写着一行字：“希望胜利后能喝上一碗番茄蛋汤。”这就是那个时代的大学者。环境能否左右你？不能。战争能否改变你？不能。那批人正是将学术视为志业，一纸青灯黄卷，做出了中国最好的学问。

▲交流现场合影

编辑| 毛茸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