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闫建中
1969年1月，我与同学一起由北京63中学，来到甘泉县道镇公社贺庄大队插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们生产大队共接收了13名北京知青，有7人分到第一生产队，我们4个男生和2个女生，分到第二生产队。我在生产队生活和劳动了3年时间，直到1972年被县里抽调到学校，当了一名人民教师。
回忆三年的农村插队生活，我经历了劳动锻炼的艰苦，也学到了很多生活上的经验。直至今日，每当想起在农村时的那些人和那些事儿，我都历历在目。尤其是经历过的紧急抢救山火、翻山越岭去南泥湾挑稻种、还有差点儿成为村里老红军女婿的经历，真的是让我终生难忘。
差点成了老红军的女婿
插队时，我差点当了老红军的上门女婿，这是件真事，起码当时已经有了这个苗头。
我们村里有位老红军，在部队时，他已经升职到营长，后来因为部队要开拔离开陕北，不知什么原因，部队同意他留了下来，并一直享受着老红军的待遇。老红军的爱人是湖南人，是有钱人家的女儿，但她参加革命来到延安，还读了延安的大学。据说他们是经领导同志的介绍成的家。婚后生了5个孩子，老大是女儿，正在外村读中学。可能是老红军的爱人看我是个北京小伙，平时老爱叫我上他们家去吃饭、聊天儿。经常给我这个或那个的东西，还要给我北京的父母写信，要我和他家的大女儿定下这门亲事。十七八岁的我，当时对这些事儿还是懵懵懂懂，看到眼前这个十五六岁，瘦瘦小小的姑娘，心里没有一点儿感觉，但又觉的这家人给了我很多的关照和温暖，就这样糊里糊涂的过了一段时间，最后因为我离开生产队参加了工作，事情就不了了之了。
闫建中，1952年出生，北京63中68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1月甘泉县道镇公社插队。1972年被录用为公办教师，1978年调入延安电厂子校工作，1990年调回北京，于2012年退休。
往期回顾：
1970年7月，我们黄陵县隆坊公社南河寨大队第二知青小组的郭翠平同学，被上级组织选拔到县委机关工作，我们知青小组的全体同学为欢送郭翠平，一起来到距村子七十多里远的黄陵县城，并到当年人文初祖的黄帝庙参观，拍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照片里的同学衣着朴素，笑脸清纯，展现了我们青春的容颜与深厚的友情。五十年多来，每当我看到这张照片，脑海里就涌现出插队时每个同学的身影，并对插队生活浮想联翩。
我们知青小组共七位女同学，分别于1969年1月和2月来到黄陵县隆坊公社南河寨大队第二生产队插队劳动。我们所在的第二生产队22户人家，虽然广种薄收，但在原上和沟里有着大片的土地可以耕种。值得炫耀的是生产队还有24棵大核桃树，能够让乡亲们赶集时换点儿零用钱。刚到村上那一年，队里核桃大丰收，一架子车架子车的拉回村里分给各家各户，天儿凉了的时候，我们厨房的地上还堆着很多的绿皮核桃。
南河寨村共有三个生产队，一队的条件最好，夏天还种着西瓜可以卖钱，秋后老乡分红还挺不错。我们生产队居于第二，尽管第一年秋天分完粮食，我们知青小组还倒欠队上66元钱，但队里对我们还是挺照顾，我们七个同学从来都没饿过肚子，即便是欠队上的那66元，最终也不清楚还了还是没还。
我们二队队长叫马聚运，40多岁的陕北汉子，一身种地的绝活儿，虽然家有两个老人和五个孩子，由于他勤俭持家，精明能干，我们当时就看出他家的生活状况，肯定要好于队里的其他家庭。我们知青小组住在队长家的一排西厢房，出工干活或者有什么问题，喊一声马队长很快就能得到解决。
这张珍贵的照片上（见上图），我的同学刘新坐在前排的的最中央，是个最好的位置，也留下了最好的神态。不由得让我想起，在7月的打麦场上，队长派活儿，让我俩每人端着长把柳条笊篱，跟在牛后面接牛粪的情景：第一次看到牛尾巴翘起来的时候，我俩面面相觑，手忙脚乱，嘴里喊着：“呀，牛要拉了!”，可手上却不知道怎么才能接住牛粪。迟疑之中，一摊牛粪重重的落在厚厚的麦子上。队长在场院边上看到了，赶紧跑过来，一面无奈的对着我俩说着:“唉唉! 咋就是两个瓜娃嘛！”，一面帮着我们一起把牛粪清除到麦场外。此时的刘新和我想着刚才的那一幕，虽然心里很自责，但还是止不住捂着嘴不停的笑着。实事求是的讲，那一大摊的牛粪，即便接着了，我俩也拿不动，弄不好还是要掉在麦子上。
后排右边第一位是同学叶玲莉，照片上的她脸上露着轻轻的笑意。记得那年春天，她在院子里晾晒被子，不知从哪儿倒腾出一个指南针，正当她自己摆弄着看时，被队长家的三娃看到了，因为没见过这东西，就追着叶玲莉问：“这是个啥东西?是不是照相机?”叶玲莉同学顺口说了句:“对，是照相机啊！”这下好了，院子里几个玩耍着的孩子，都跑过来让她给拍照。玲莉同学就像真的摄影师一样，扭着细细的柳条腰，挨着个的给孩子们拍照，可他们哪里知道，这可是照不出像片来的指南针，看着眼前的一切，站在旁边的我，笑得肚子直疼。
那位毛眼眼的鲁美丽，在后排叶玲莉的旁边。插队时，看到村里老乡缺医少药，看病困难，就下决心自学中医针灸，她到公社参加赤脚医生学习班，回来后在自己身上练习扎针灸，在地里劳动，大家在地头休息时，她却跑到草里挖中药材。我曾经因为膝盖疼，体验过鲁美丽同学的针灸技术，针灸的酸麻，让我看见针灸就害怕。但是村里的老乡很信服鲁美丽，找她针灸看病的人很是不少，鲁美丽同学的执着和努力，曾为村里一位半身不遂的老乡治疗的很有成效。为此，美丽同学还被评为知青先进个人，到延安参加了知青先进分子经验交流大会，鲁美丽真的好厉害，不服是不行的。
后排中间位置是同学刘亚琴，她从下乡第一天开始，就与村里的年轻人打成一片，对村里的事情了解最多。她与涯畔老乡家的两个姐妹关系处的很好，她们经常教亚琴同学纳鞋垫，缝补衣服，还常给她带来好吃的，让我很是羡慕。亚琴同学最爱养猪，我们知青小组养的一头猪，就她给猪喂食特积极，一点儿也不怕猪圈里的脏臭。但是，我们知青小组养的这头猪，长的像个胖圆球儿，就是不长个儿，老乡看到后对我们说:“你们给猪吃的太勤太好，没把猪克郎的骨架子撑起就没长开”。我们喂的猪虽然没有长好，但却有个好听的名字叫“小皮鞋”。
照片后排最左边的是同学郭翠平，她是我们知青小组的组长。人缘好，脾气好，做饭好，最有互助谦让精神。我最爱吃她擀的面条，哨子里土豆块儿切的小小的，吃起来味道特正宗。郭翠平还会做荞麦凉粉儿，每次我们吃凉粉儿，都是她亲自来做，好像有什么绝招儿似得，她做的凉粉儿就是好吃，最受同学们欢迎，那时候我们吃顿凉粉就像是过年。郭翠平同学比我们几个大两岁，真不愧是我们老大姐，知青小组的好组长。
前排最右侧的同学杨彩云，当年就是我们知青小组里的文化人，她的钢笔字写的最规矩，最漂亮。她还是我们队知青里唯一参加基建队的人。那个时候，我们都想参加村里的基建队，因为基建队都是年轻的壮劳力，他们有和大家不同的劳动任务，比如：打夯、修水利，搞基建，年轻人一起干起活儿很高兴很痛快，还能远离唠唠叨叨的婆姨们。但是，我们谁都没被队长选上，只有杨彩云去了基建队，让我从心里羡慕她。
前排最左边的就是我，我一直觉得自己很好，文革前最后发展的一批共青团员，不管干什么事儿，我都有不甘落后的劲头儿。我干活舍得出力，从不偷懒儿，就是急性子。记得有一次不知因为什么，我和郭翠同学在宿舍争执起来，把性格最好的她逼急了，竟然把吃着饭的搪瓷碗都扔在地上。后来每次吃饭，看着她端着那个掉了瓷儿的饭碗，我心里总有些惴惴不安。不过，知青小组的同学都夸我文笔不错，在我怀疑自己时，有同学还说:“你不记得啦，鲁美丽同学去延安参加知青先进分子经验交流大会，她的先进事迹材料还是你写的呢!”还别说，写先进材料的事儿，我真的不记得了。
以上就是我们知青小组七个同学在我脑海里的记忆。50多年过去了，如今我们都已经是70多岁老年人，虽然我们没有了年轻时的容颜，但我们仍然有个不老的心态。我们虽然不在一个城市生活，但我们时时刻刻在相互惦念。微信和难得的小聚，成为我们相互关心的通道，我们知青小组的七位同学永远会心贴心连在一起。
1970年作者在宝塔山下的合影
资料提供：徐淑静
徐淑静，女，原北京朝阳区定福庄中学学生，1969年1月延安地区黄陵县隆坊公社南河寨大队插队，先后在延安电厂、延安地区团委、西航公司团委、陕西省统计局、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工作。2007年3月退休。
常瑛，陕西延安人，延安精神研究会会员，爱好诵读、公益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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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知青思乡祭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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