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播：呼顺峰
难忘的下乡插队经历
作者：付俊科 马学琴
古稀之人感触多，
往事萦绕爱琢磨，
插队记忆最深刻，
脑海无波思绪阔，
撰写保留恐失落。
艰苦的生活 繁重的劳动
1969年2月2日，我们一路颠簸来到千里之外的陕西省黄龙县石堡公社安善大队龙尾湾小队插队落户。当我们到达目的地，面对着山大沟深，交通不便，人烟稀少的荒凉景象，傻眼蒙圈了，惶恐迷茫中不能相信这是事实。可当我们躺在半山腰上土窑洞里，从没有任何遮挡的窗户清晰的看到月亮和星星，浑身被寒冬腊月的寒冷冻得瑟瑟发抖时，霎时间清醒了，这不是梦，我们已经来到荒凉的大西北高原，已经置身在陌生的深山农村里，我们已经是这里的社员，将要在这里生活下去了。当我们扛着锄头刨地，手握铁锨和挑起粪筐时，彻底清醒的明白了插队就是当农民，而且是来到遥远的大深山里当农民。而农民就要成年累月的起早贪黑干农活，任凭风吹日晒和雨打，经受冰雪严寒的考验。懵懂渐清醒，清醒而明白，明白能忍耐。我们这些刚从北京学校走出来的中学生要在山上挖的土洞里居住，没有电灯和取暖，要喝山上流下来的污水，还要爬山越岭去砍柴，每日我们要上山爬坡，举起了斧头，扬起了铁锨，挥动着镰刀，又握紧锄把，从事各种繁重的农活，我们真是吃不消。但在当时的大环境下，我们在无奈中学会了忍耐，抱着既来之则安之的心态，努力去适应。经过了个把月的磨炼，我们改变了体型体质，练出了铁肩硬脊梁，学会了坚强。我们凭借超人的耐力和顽强的意志力，竟然硬挣挣的挺过了严冬，度过了艰苦的生活关和劳动关，迎来了春暖花开。春天来了，春耕开始了，我们的劳动强度更大了，挑肥刨地种庄稼，干不完的农活，淌不完的汗水，繁重的农活不停地敲打着我们的身体，考验着我们的心志。
稚嫩肩膀挑扁担，
手握锄锨磨出茧，
早出晚归玉米饭，
梦中才会有美餐，
冰天雪地朔风寒，
挑担撒肥跑得欢，
评上8分好社员，
撑起队上半边天。
我们疼痛过受伤过大哭过，我们想念北京，思念家人，想着读书的美好时光，想着妈妈包的饺子的鲜香……。但是我们没有畏惧艰苦的生活，没有在繁重农活的压力下低头。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战天斗地精神抖擞，
艰难困苦未低下头，
顽强拼搏从不言愁。
纪念插队55周年聚会，龙尾湾六位笑脸生辉，古稀人精神不衰退，知青情意无比珍贵！
左1马学琴，右1付俊科
往期回顾：
作者：闫建中
1969年1月，我与同学一起由北京63中学，来到甘泉县道镇公社贺庄大队插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们生产大队共接收了13名北京知青，有7人分到第一生产队，我们4个男生和2个女生，分到第二生产队。我在生产队生活和劳动了3年时间，直到1972年被县里抽调到学校，当了一名人民教师。
回忆三年的农村插队生活，我经历了劳动锻炼的艰苦，也学到了很多生活上的经验。直至今日，每当想起在农村时的那些人和那些事儿，我都历历在目。尤其是经历过的紧急抢救山火、翻山越岭去南泥湾挑稻种、还有差点儿成为村里老红军女婿的经历，真的是让我终生难忘。
抢救山火 责任重大
1970年，我插队的甘泉县曾经着了一次山火。山火发生的具体位置，就在离我们生产大队十来里远的地方。记得那天下午，我们正在地里劳动，突然接到通知，让村里的民兵紧急集合，上山去抢救山火。水火不留情，我和村里的年轻后生一起，立刻扛上干活时用的锄头、铁锹，从沟边紧急向山上奔跑，在我们气喘吁吁跑到救火场的时候，大火已经被其他村子先到的人们扑灭了。但火场依然烟雾腾腾，零散着一堆堆的小火还在燃烧着，我们立刻投入扑救零散小火的战斗。这时的我们，谁也顾不上烟雾呛的鼻子难受，眼睛流泪，听从指挥，开始在火场的周围挖隔离沟，隔离沟的作用一是为了防止山火复燃，二是即便复燃，也能阻断火势的向外蔓延。我们就这样干了大约两个小时的时间，最终彻底消灭了火灾。在回村的路上，我感觉到自己腰腿的酸疼，但圆满完成抢救山火的任务，在心里还很是非常高兴的。
翻山越岭挑稻种
我插队的道镇公社贺庄村，处于山沟儿的最里头，我们村对面的山，中间有条沟，叫清泉沟，离我们生产队不是很远。清泉沟里有点儿平地，虽然面积不大，但因为有水，队里决定把它开发成稻田，这样，到逢年过节时，村里的乡亲们还能吃上点大米，改善一下生活。因为我们村没有稻种，队里在跟南泥湾联系好之后，就派我们几个年轻人，担着箩筐去南泥湾挑稻种。
南泥湾离我们村有几十里山路，我们必须先向里走到沟底，再翻过一座山，才能到达南泥湾。去的时候，因为肩上挑的是两个空筐子，没有感到什么重量。而回村时，担着七八十斤的稻种，又是爬山越岭，感觉挑在身上的担子越走越重。想到种上稻子后，就有大米吃了，我们就铆劲儿的往回走。村里的年轻人常走山路，担着担子走的比较自如，和他们相比，我明显感到很吃力。但大家都是年轻人，他们能行，我也不甘落后。我学着村里年轻人的动作，让担子左右肩来回换着往前走。跟大家一样，说休息都休息，说走就都走。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我们终于顺利回到村子。回来后的第二天，因为过度劳累和着凉，我感冒了，因为浑身上下的难受，我在床上整整躺了三天，身体才慢慢恢复。
差点成了老红军的女婿
插队时，我差点当了老红军的上门女婿，这是件真事，起码当时已经有了这个苗头。
我们村里有位老红军，在部队时，他已经升职到营长，后来因为部队要开拔离开陕北，不知什么原因，部队同意他留了下来，并一直享受着老红军的待遇。老红军的爱人是湖南人，是有钱人家的女儿，但她参加革命来到延安，还读了延安的大学。据说他们是经领导同志的介绍成的家。婚后生了5个孩子，老大是女儿，正在外村读中学。可能是老红军的爱人看我是个北京小伙，平时老爱叫我上他们家去吃饭、聊天儿。经常给我这个或那个的东西，还要给我北京的父母写信，要我和他家的大女儿定下这门亲事。十七八岁的我，当时对这些事儿还是懵懵懂懂，看到眼前这个十五六岁，瘦瘦小小的姑娘，心里没有一点儿感觉，但又觉的这家人给了我很多的关照和温暖，就这样糊里糊涂的过了一段时间，最后因为我离开生产队参加了工作，事情就不了了之了。
关于工分的记忆
我们生产队对每个劳动力，每半年要评一次工分标准。第一次评工分，队里给我评了个七分。当时的七分，一般都是女社员的工分标准，男劳力都高于七分。我们其他几个北京知青，女生有评六分半的，有评七分的。我们男生还有评八分的，就给我评了七分。从脸面上我感觉很别扭，但这都是经过社员举手表决的，没有任何办法更改。从那以后，我就打心里憋了一口气，憋了一股劲，我一定要用实际行动甩掉这个七分。
我农活技术不如人家，就每天出工都是第一个，干活的时候，我主动挑重活和累活干。比如大家往地里挑肥或担粪，别人挑一趟，我就挑两趟，人家走着挑肥，我就跑着挑肥。
干其他农活，我也都抢在前边。就这样，通过自己的实际表现，赢得了广大社员的认可。半年以后再次评分，大家一致同意给我十分的最高标准。但生产队长对我说：十个工分，是壮劳力的工分，各项农活技术都要全面掌握，说我虽然干活挺好，但在农活技术上还差着点儿，最后队里决定给我评了九分半。
虽然当时的工分并不值钱，有时一年劳动下来，队里根本就没有任何分红。但作为一个年轻人，必须要有不服输的奋斗精神，在这个问题上我自己做到了。
从一个没有生活经验和劳动技能的中学生，成长为人民教师，还成为延安电厂职工子弟学校的负责人，能用自己的专业技能，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做积极的贡献，使我忘不了陕北农村插队生活的锻炼，也忘不了村里乡亲们的关心和帮助，更忘不了在自己生命的历程中，曾经历过的那些人和那些事。
2024年7月撰写
闫建中，1952年出生，北京63中68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1月甘泉县道镇公社插队。1972年被录用为公办教师，1978年调入延安电厂子校工作，1990年调回北京，于2012年退休。
往期回顾：
1970年7月，我们黄陵县隆坊公社南河寨大队第二知青小组的郭翠平同学，被上级组织选拔到县委机关工作，我们知青小组的全体同学为欢送郭翠平，一起来到距村子七十多里远的黄陵县城，并到当年人文初祖的黄帝庙参观，拍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照片里的同学衣着朴素，笑脸清纯，展现了我们青春的容颜与深厚的友情。五十年多来，每当我看到这张照片，脑海里就涌现出插队时每个同学的身影，并对插队生活浮想联翩。
我们知青小组共七位女同学，分别于1969年1月和2月来到黄陵县隆坊公社南河寨大队第二生产队插队劳动。我们所在的第二生产队22户人家，虽然广种薄收，但在原上和沟里有着大片的土地可以耕种。值得炫耀的是生产队还有24棵大核桃树，能够让乡亲们赶集时换点儿零用钱。刚到村上那一年，队里核桃大丰收，一架子车架子车的拉回村里分给各家各户，天儿凉了的时候，我们厨房的地上还堆着很多的绿皮核桃。
南河寨村共有三个生产队，一队的条件最好，夏天还种着西瓜可以卖钱，秋后老乡分红还挺不错。我们生产队居于第二，尽管第一年秋天分完粮食，我们知青小组还倒欠队上66元钱，但队里对我们还是挺照顾，我们七个同学从来都没饿过肚子，即便是欠队上的那66元，最终也不清楚还了还是没还。
我们二队队长叫马聚运，40多岁的陕北汉子，一身种地的绝活儿，虽然家有两个老人和五个孩子，由于他勤俭持家，精明能干，我们当时就看出他家的生活状况，肯定要好于队里的其他家庭。我们知青小组住在队长家的一排西厢房，出工干活或者有什么问题，喊一声马队长很快就能得到解决。
这张珍贵的照片上（见上图），我的同学刘新坐在前排的的最中央，是个最好的位置，也留下了最好的神态。不由得让我想起，在7月的打麦场上，队长派活儿，让我俩每人端着长把柳条笊篱，跟在牛后面接牛粪的情景：第一次看到牛尾巴翘起来的时候，我俩面面相觑，手忙脚乱，嘴里喊着：“呀，牛要拉了!”，可手上却不知道怎么才能接住牛粪。迟疑之中，一摊牛粪重重的落在厚厚的麦子上。队长在场院边上看到了，赶紧跑过来，一面无奈的对着我俩说着:“唉唉! 咋就是两个瓜娃嘛！”，一面帮着我们一起把牛粪清除到麦场外。此时的刘新和我想着刚才的那一幕，虽然心里很自责，但还是止不住捂着嘴不停的笑着。实事求是的讲，那一大摊的牛粪，即便接着了，我俩也拿不动，弄不好还是要掉在麦子上。
后排右边第一位是同学叶玲莉，照片上的她脸上露着轻轻的笑意。记得那年春天，她在院子里晾晒被子，不知从哪儿倒腾出一个指南针，正当她自己摆弄着看时，被队长家的三娃看到了，因为没见过这东西，就追着叶玲莉问：“这是个啥东西?是不是照相机?”叶玲莉同学顺口说了句:“对，是照相机啊！”这下好了，院子里几个玩耍着的孩子，都跑过来让她给拍照。玲莉同学就像真的摄影师一样，扭着细细的柳条腰，挨着个的给孩子们拍照，可他们哪里知道，这可是照不出像片来的指南针，看着眼前的一切，站在旁边的我，笑得肚子直疼。
那位毛眼眼的鲁美丽，在后排叶玲莉的旁边。插队时，看到村里老乡缺医少药，看病困难，就下决心自学中医针灸，她到公社参加赤脚医生学习班，回来后在自己身上练习扎针灸，在地里劳动，大家在地头休息时，她却跑到草里挖中药材。我曾经因为膝盖疼，体验过鲁美丽同学的针灸技术，针灸的酸麻，让我看见针灸就害怕。但是村里的老乡很信服鲁美丽，找她针灸看病的人很是不少，鲁美丽同学的执着和努力，曾为村里一位半身不遂的老乡治疗的很有成效。为此，美丽同学还被评为知青先进个人，到延安参加了知青先进分子经验交流大会，鲁美丽真的好厉害，不服是不行的。
后排中间位置是同学刘亚琴，她从下乡第一天开始，就与村里的年轻人打成一片，对村里的事情了解最多。她与涯畔老乡家的两个姐妹关系处的很好，她们经常教亚琴同学纳鞋垫，缝补衣服，还常给她带来好吃的，让我很是羡慕。亚琴同学最爱养猪，我们知青小组养的一头猪，就她给猪喂食特积极，一点儿也不怕猪圈里的脏臭。但是，我们知青小组养的这头猪，长的像个胖圆球儿，就是不长个儿，老乡看到后对我们说:“你们给猪吃的太勤太好，没把猪克郎的骨架子撑起就没长开”。我们喂的猪虽然没有长好，但却有个好听的名字叫“小皮鞋”。
照片后排最左边的是同学郭翠平，她是我们知青小组的组长。人缘好，脾气好，做饭好，最有互助谦让精神。我最爱吃她擀的面条，哨子里土豆块儿切的小小的，吃起来味道特正宗。郭翠平还会做荞麦凉粉儿，每次我们吃凉粉儿，都是她亲自来做，好像有什么绝招儿似得，她做的凉粉儿就是好吃，最受同学们欢迎，那时候我们吃顿凉粉就像是过年。郭翠平同学比我们几个大两岁，真不愧是我们老大姐，知青小组的好组长。
前排最右侧的同学杨彩云，当年就是我们知青小组里的文化人，她的钢笔字写的最规矩，最漂亮。她还是我们队知青里唯一参加基建队的人。那个时候，我们都想参加村里的基建队，因为基建队都是年轻的壮劳力，他们有和大家不同的劳动任务，比如：打夯、修水利，搞基建，年轻人一起干起活儿很高兴很痛快，还能远离唠唠叨叨的婆姨们。但是，我们谁都没被队长选上，只有杨彩云去了基建队，让我从心里羡慕她。
前排最左边的就是我，我一直觉得自己很好，文革前最后发展的一批共青团员，不管干什么事儿，我都有不甘落后的劲头儿。我干活舍得出力，从不偷懒儿，就是急性子。记得有一次不知因为什么，我和郭翠同学在宿舍争执起来，把性格最好的她逼急了，竟然把吃着饭的搪瓷碗都扔在地上。后来每次吃饭，看着她端着那个掉了瓷儿的饭碗，我心里总有些惴惴不安。不过，知青小组的同学都夸我文笔不错，在我怀疑自己时，有同学还说:“你不记得啦，鲁美丽同学去延安参加知青先进分子经验交流大会，她的先进事迹材料还是你写的呢!”还别说，写先进材料的事儿，我真的不记得了。
以上就是我们知青小组七个同学在我脑海里的记忆。50多年过去了，如今我们都已经是70多岁老年人，虽然我们没有了年轻时的容颜，但我们仍然有个不老的心态。我们虽然不在一个城市生活，但我们时时刻刻在相互惦念。微信和难得的小聚，成为我们相互关心的通道，我们知青小组的七位同学永远会心贴心连在一起。
1970年作者在宝塔山下的合影
资料提供：徐淑静
徐淑静，女，原北京朝阳区定福庄中学学生，1969年1月延安地区黄陵县隆坊公社南河寨大队插队，先后在延安电厂、延安地区团委、西航公司团委、陕西省统计局、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工作。2007年3月退休。
常瑛，陕西延安人，延安精神研究会会员，爱好诵读、公益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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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知青思乡祭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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