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源于个人的好奇心，我尝试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通过什么途径发展至现在这个知识大综合的阶段？“
彼得·伯克（Peter Burke），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曾执教于萨塞克斯大学、剑桥大学，现为剑桥大学文化史荣休教授及伊曼纽尔学院研究员。当代最著名的新文化史学家之一。
如果这本书有一个宗旨的话，那就是相反趋向的共存和交融。这是一种对抗性的、时不时地坠入失衡状态的平衡。知识的民族化与国际化、世俗化与反世俗化、职业化与业余化、标准化与传统习俗、专门化与不同领域的交融，以及民主化和反对或者限制民主的运动，这些潮流全都同时存在。即便知识在积累，在某种程度上也存在损耗。似乎只有科技化在毫无阻碍地大步向前。
本书重要的一点是要展现一幅专家们常常视而不见的全面的图景，一幅综合描述了专业化自身的图景。这幅涵盖了约 1750 年至 2000 年的全面的图景将会被拿来同近代早期（即约 1450 年至 1750 年）比较，从而定义自身。我希望能够推动两种学者即现代前期史学家和现代后期史学家（交流较少）之间的对话。
社会历史
本书不会忽视思想史中那些赫然独立的大思想家，他们的确作出了巨大贡献，下文会提及其中约八百位，这对读者来说或许有点多了，但这一做法是为了平衡叙述，我们不能只关注对抽象的总体趋势做简要的概括。
波兰社会学家弗洛里安 · 兹纳涅茨基（Florian Znaniecki）提过“知识个体的社会角色” 的概念，此书也会涉及知识持有人所扮演的众多社会角色，如大学、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智库、学会以及科学期刊等知识机构提供的各种角色。同时，本书也将探讨知识如何被制度化的问题。
本书无法省略概念，没有它们就不能理解传统。但本研究更强调概念的外部历史而非内部演变，更强调思想环境而非思想问题本身。举例来说，本书研究的重心将会落在爱因斯坦曾作为其成员之一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之上，而非他的相对论；抑或是爱德华 · 汤普森（Edward Thompson）关于华威大学的评论，而不是他对英国工人阶级形成的研究。
本书也会涉及小型的面对面的知识团体，不管它们是合作伙伴抑或竞争对手。这些小型的团体所作的贡献常常被个人据为己有。除却那些探险家传奇的英雄故事，至 19 世纪晚期，“探索的动力已经来自团体，而非个人”。同样地，在这个历史阶段，实验室研究也逐渐地变为团队活动。
总而言之，随后我们会探讨一种早期社会学，这涉及考古学、人类学、地图绘制学甚至医药学等诸多学科。其实这本书可以被看作一部知识的历史社会学。如同社会学家一样，它强调知识是相互联系的这一事实，这与那些躲在世界遥远的角落——实验室、天文台、图书馆，或者别的象牙塔——里的学者的传统观念恰恰相反。
第三个可能的标题是“知识文明史”。“知识文明”（或者说“认识论文明”）这个表达正逐渐通行，而且显然相当有效，尤其是这里的知识概念是复数。 随之而来的通常的实践同样也能被描述为文化的或者社会的，例如观测、绘图或者记录。同样，为了突出机构的作用，似乎也需要“社会的” 这一表达，这样做的额外好处是能唤起知识社会学近一个世纪的传统。
知识
第二个问题“什么是知识？”，听上去与弗朗西斯 · 培根描述“开玩笑的彼拉多” 的问题中的“什么是真理” 十分相似，但他“从不耐心等待答案”。
在此借用另一位著名人类学家克劳德 · 列维 – 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的一个比喻：信息可以被看作生的原材料，而知识是经过烹调的食物。当然，信息只是相对来说比较“生”，因为“数据” 完全不是“客观” 地被提供的，而是由人类充满了假设和偏见的大脑感知得来的。不过，知识经过“烹调”，这就意味着它是被加工过的。这个加工的过程，在第二章中将有充分的讨论，包括了确认、批评、测量、比较和系统化。
知识或者说知识的传统应该被看作多元的，正如米歇尔 · 福柯在20 世纪 70 年代所做的那样。尽管直到现在，知识是单一的对于大众来说仍是个再熟悉不过的判断。这里要再次引用彼得 · 德鲁克的话：“我们已经从知识转向了知识集群。” 当伦敦的出租车司机说到“知识” 的时候，他们的真正意思是首都的地形。
正如西方一贯的做法，本书主要关注学术知识。因此，更为精确的题目应该是“西方学术知识史”。问题在于，除了显得很笨拙，这个题目还给人知识是孤立的错误印象。
实际上，不同知识间的互相作用是本书的重中之重。因此，我会重复提及侦探和间谍、 政府和公司，还有新兴学术领域，如化学、经济学、地理学，以及实际应用的知识，如药剂学、商学、采矿学之间联系的讨论。比如说，亚当 · 斯密是格拉斯哥政治经济俱乐部的成员，他著名的《国富论》（1776）受益于他和其他成员（主要是商人）的讨论。确实，有人认为英国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并无学术或者其他官方认证的形式的推动”。
从地理角度上说，尽管本书的重点放在欧洲和美洲，但世界其他地方同样也会被纳入讨论的范围，比如 19 世纪的埃及、中国和日本。这种讨论是极为必要的，因为在这个阶段，西方知识传播到了西方以外的世界。不过“传播”（spread）这个词暗指了转移的过程中知识不会改变，因此并不恰当。更现实的做法是将其想象成主动的接受，是西方之外的个人和团体为了自身而接受并改造西方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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