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说】张贤亮：灵与肉

草场上有一片沼泽，长满细密的芦苇。牲口们分散在芦苇丛中，用它们阔大而灵活的嘴唇揽着嫩草。在沼泽外面，只听见它们不停的喷鼻声和哗哗的蹚水声。他在土堆的斜坡上躺下，仰望天空，雪白的和银白的云朵像人生一样变化无穷。风擦过草尖，擦过沼泽的水面吹来，带着清新的湿润，带着马汗的气味，带着大自然的呼吸，从头到脚摩挲遍他全身，给了他一种极其亲切的抚慰。他伸开手臂，把头偏向胳肢窝，他能闻到自己的汗味，能闻到自己生命的气息和大自然的气息混在一起。这种心悦神怡的感觉是非常美妙的。它能引起他无边的遐想，认为自己已经融化在旷野的风中；到处都有他，而他却又失去了自己的独特性。他的消沉、他的悲怆，他对命运的委屈情绪也随着消失，而代之以对生命和自然的热爱。

中午，马匹一头头从芦苇丛中蹚出来，带着滚圆的肚皮，抖擞着鬃毛，甩动着尾巴驱赶马虻和牛蝇。它们信赖地、亲昵地聚在他周围，用和善的大眼睛望着它们的牧人。有时，长着白色花斑的七号马会绕过几头瘦乏的牲口，悄悄地遛到瘸腿的一百号旁边，用乍着稀疏胡须的嘴唇掀动它、戏弄它。一百号也不示弱，调过屁股，用本来就没有着地的瘸腿使劲地向后一弹。七号马急速躲开，高昂起头，像一个顽皮的孩子玩丢手帕的游戏一样，在马群中转来转去，溅起闪着银光的水花。每在这个时候，他就要拿起长鞭，严厉地吆喝几声。于是，所有的马都会竖起耳朵，并向七号马投去责怪的眼光。七号马也安静下来，像一个受了呵斥的小学生似的，站在水深到膝的沼泽里，掀起嘴唇，无聊地错着长长的门牙。这时，他会感到他不是生活在一群牲口中间，而是像童话里的王子，在他身边的是一群通灵的神物。

在正午的阳光下，远方，云影在山脚下缓缓地移动；沼泽里，一种叫“水牛”的水鸟也感到了炎热，开始用嘴对着芦根咕咕地鸣叫。这里，不仅有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苍茫，而且有青山绿水的纤丽。祖国，这样一个抽象的概念，会浓缩在这个有限的空间，显出她全部瑰丽的形体。他感到了满足：生活，毕竟是美好的！大自然和劳动，给予了他许多在课堂里得不到的东西。

有时，阵雨会向草场扑来。它先在山坡上垂下透明的、像黑纱织成的帷幕一样的雨脚，把灿烂的阳光变成悦目的金黄色，洒在广阔的草原上。然后，雨脚慢慢地随风飘拂，向山坡下移动过来。不一会儿，豆大的雨点就斜射下来了，整个草原就像腾起一阵白蒙蒙的烟雾。在这之前，他必须把放牧的马群赶到林带里去。他骑在马上，拿着长鞭，敞开像翅膀一样的衣襟，迎着雨头风，在马群周围奔驰，叱呵和指挥离群的马儿。于是，他会感到自己躯体里充满着热腾腾的力量，他不是渺小的和无用的；在和风、和雨、和集结起来的蚊蚋的搏斗中，他逐渐恢复了对自己的信心。

各队放牧员只有在这种时候才能聚在一起，为他们避雨而设的窝棚，在草场上就像一叶扁舟似的停泊在白蒙蒙的雨雾中。窝棚里凉爽潮湿，弥漫着劣质烟草的青烟。他听着放牧员们诙谐的对话和粗野的戏谑，惊奇他们并没有他那么复杂的感情和对劳动、对生活的那些敏感的新体验。原来他们本来就是朴实的，单纯的；生活虽然艰苦，但他们始终抱着愉快的满足。他开始羡慕他们。

有一次，一个六十多岁的老放牧员问他：“人说你是右派，啥叫右派?”

他羞愧地低下头，讷讷地说：“右派……右派就是犯了错误的人。”

“右派就是五七年那阵子说了点实话的人。”七队的放牧员说，“那一年，整的是读书人。”七队的放牧员是个心直口快的汉子，平时爱开玩笑，人们都叫他“郭口扁子”。

“说实话叫啥‘犯错误’，要都不说实话，天下就乱套了。”老放牧员抽着烟锅，沉思地说，“话可说回来，还是劳动好，别当干部。我快七十的人了，眼不花、耳不聋、腰不弯，吃炒豆子嘎嘣嘎嘣的……”

“所以你下辈子还得劳动！”“郭口扁 子”笑着打断他的话。

“下辈子劳动有啥不好？”老放牧员郑重地说，“离了劳动，人都活不成，当官的当不成，念书的也念不成……”

这种简短的、朴拙的、断断续续的话语，经常会像阵雨过后的彩虹一样，在他心上激起一种美好的感情，使他渴望回到平凡的质朴中去，像他们一样获得那种愉快的满足。

在长期的体力劳动中，在人和自然不断地进行物质变换当中，他逐渐获得了一种固定的生活习惯。习惯顽强地按照自己的模式来塑造他。久而久之，过去的一切就隐退成了一场模糊的梦，又好似是从书上读到的关于别人的故事。他的记忆，也被这种固定的生活习惯和与以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拦腰折断了。那在大城市里的生活变得虚幻起来，只有现在这一切才是实实在在的。最后，他就变成了适合于在这块土地上生活，而且也只能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他成了一名真正的放牧员！

到了“文化大革命”开始的那一年，人们也早已忘掉了他的过去，只是到了狂热阶段，才有人想起他还是个右派，需要把他拉出来示众一番。可是，这时几个队的放牧员聚在窝棚里经过一番商量，一口咬定坡下的草情不好，跟场部招呼了一声，忽拉一下把牲口都赶到山坡上去。他当然得跟着去，因为没有一个革命群众愿意放弃革命，来顶替他这个好几个月不能回家的差使。放牧员们帮他把简单的行李往马背上一搭，骑上马，晃悠晃悠地离开了闹腾腾的是非之地。上了大路，放牧员们欢快地叫喊着：“去啵！咱们上山去，管他们妈嫁给谁！”他们此起彼伏地吹起尖厉的口哨，不断地发出短促的吆喝声，得得的马蹄在大路上扬起团团黄色的尘雾。远方，就是像翡翠一样晶莹闪光的山坡草场……这一天，他永远当作一种极其特殊的温情，是那样深刻地留在记忆里。

这里有他的痛苦，也有他的欢乐，有他对人生各个方面的体验，而他的欢乐离开了和痛苦的对比，则会变得黯然失色，毫无价值。

去年春天，他突然从山上的草场被叫回场部。他拿着草帽惴惴不安地走进挂着“政治处”牌子的办公室。董副主任对他宣读了一个文件，然后告诉他，过去把他错划成了右派，现在给他改正过来了，还要安排他到农场学校教书。董副主任的面孔庄重得毫无表情。一只早来的苍蝇在办公室嗡嗡地飞来飞去，一会儿停在墙壁上，一会儿停在档案柜上。董副主任的眼睛随它转来转去。手里捏着本杂志跃跃欲试。

“你去吧，到隔壁房里找潘干事拿调令，明天到学校报到。”苍蝇终于落在办公桌上，杂志“啪”地一下，但苍蝇却狡猾地飞跑了，董副主任又失望地坐在椅子上。“以后可要好好干了，再不能犯错误了。咹！”

他被这突然来临的事震动了，以致就像受到电击一般，精神处在半痴半呆的状态之中。在认识上，他并不能完全理解这次改正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意义和对他本人生活的根本性改变；他过去甚至也没有敢想象有这样一天。但是在直觉上，他的幸福感在不断地增长。一种纯然的快乐情绪就像酒精在血管里一样，开始把半痴半呆转化成兴奋的晕眩。先是他的喉咙发干，然后全身轻微地颤抖，最后眼泪不能遏止地往外汹涌，并目从胸腔里发出一阵低沉的、像山谷里的回音一样的哭声。这副情景，使庄重得毫无表情的董副主任也感动了，竟向他伸出手来。他两手捧着董副主任的手，这时，才开始对未来有了一个朦胧的希望。

从此以后，他又穿上了蓝布制服，夹着备课本，拿着粉笔走进教室，重续了二十二年前那个美丽的梦。农场的职工都不富裕，孩子们大都穿得破破烂烂，教室里混合着汗味、尘土味和干燥的阳光味。孩子们在简陋的课桌后面瞪大了天真的眼睛惊异地瞧着他，想不到一个放牲口的人成了他们的老师。可是不久，他就使孩子们信服了。他并没有做出什么特殊的贡献；他甚至还没有敢想象他这就是在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四化”服务，他认为那是英雄们的业绩。他只是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地尽到了他的职责。然而，就是这样，他也受到了孩子们的尊敬。临来北京的那个早晨，他看见孩子们一伙一伙地站在上学的小路上望着他的马车。大概他们也听说他找到了在外国的爸爸，要跟有钱的爸爸出国了吧。他们一个个都压抑着惜别的冲动，带着沮丧的神情，默默地目送他的马车过了军垦桥，过了白杨树林，消失在荒地的那边……

有时，放牧员们还会从十几里外来看他。那位老放牧员现在已经八十出头了，腿脚依然强健。他坐在炕上，捧着灵均的《现代汉语词典》摩挲着：“还是有学问的人能，看这么厚的书，这怕要看一辈子哩！”“这是字典，是查字的，”“郭口扁子”告诉他，“你真是，活糊涂了！”“是呀，活了一辈子，当了一辈子睁眼瞎，看电影连个名字都不认得，光看个人影儿动弹。”放牧员们感叹着，在这崭新的时代里产生了对文化的需求。“干啥都得有文化。上次我给牲口拿药，差点把外用的喂了牲口。”“郭口扁子”说：“‘老右’，你可是从咱们堆里出来的。咱们这些人完了，咱们的孩子可托付你了……”“是呀，”老放牧员说，“你要是教得我那小孙孙能看这么厚的书本本子，也不负咱们穷哥们在草场上滚出来的交情……”

这些毫无文采的语言，非常形象地说明了他工作的意义，使他对未来的希望更加明确起来。他在他们身上闻到马汗味，闻到汁水饱满的青草味，闻到浓烈的大自然的气息；他们给他带来那么熟悉的、亲切的感觉，完全和跟父亲与密司宋在一起时所有的那种压抑感迥然不同。

他在他们眼里，在学生们眼里，在和他一起工作的同志们眼里看到了自己的价值。有什么能比在别人眼里看到自己的价值更宝贵、更幸福呢?

   四

  上午，他和密司宋跟父亲逛王府井大街。他发觉他已经不适应城市生活了。这里的地面铺着水泥和沥青，完全不像乡村的土地踏上去那么松软湿润；大街上川流不息地来往着互不相识的人，既热闹而又冷漠。而且，四处不停地响着的噪音，不一会儿就使他神经紧张得疲乏了。

  在工艺品商店，父亲开出了一张六百块钱的支票，订了一套工艺精细的景德镇青花餐具。他却在瓷器商店里挑了一个两块多钱的泡菜坛子。坛子小巧玲珑，转圈用黄色和棕色的花纹组成古色古香的图案，就和汉墓的出土文物一样。这样漂亮的家庭用具，是西北的小县城里没有见过的。秀芝早就想有一个像样的泡菜坛子，老是说她家乡的泡菜坛如何如何好。现在家里的一个，还是别人从陕西抱来的瓦制品，是秀芝花了好几晚上给人纳了五双鞋底换来的，周围早已渗出了盐渍，白花花的，实在难看得很。

  “您的太太一定很漂亮，”回到饭店，密司宋妩媚地对他笑着说，“您这样爱她，真叫人嫉妒哩！”她今天又换了衣服，红黑相间的丝衬衫上罩了件淡紫色的开襟毛衣，下面配了一条灰色薄呢裙子。经秋天的阳光蒸烤，素馨花的香气更浓烈了。

  “婚姻总是一种条约和义务。”父亲在一旁叹了口气，慢慢地搅动着杯里的咖啡，也许是联想到自己，仔细地斟酌着词句说，“不管和妻子有没有感情，都要把这个条约和义务恪守到底，不然就会使良心不安，引起痛苦的懊悔。这次我叫你出去，不单单是你一个人，你要把你妻子和孩子都带上。”

  “那么，许先生，您谈谈您的罗曼史好吗?”密司宋又说，“您的恋爱一定很动人。我不相信像您这样英俊的男人没有女人追求您。”

  “我哪儿有什么恋爱，”他像是抱歉地笑了笑， 

  “我和我妻子结婚的时候还不认识，更谈不上什么罗曼史了。”

  “啊！”密司宋顿时表示出一种夸张的惊奇，而父亲又一次不解地耸了耸肩膀。

  他想把他和秀芝结婚的经过详细地告诉他们，但是这种反常的婚姻方式的背景却是一场大灾难；这场大灾难又是民族的耻辱。他怕告诉他们以后，反而会引起他们嘲笑那在他心中认为是神圣的东西。他踌躇地考虑着，默默地呷着咖啡。咖啡苦中有甜，而且甜和苦是不能分开的。二者混合在一起才形成了这种特殊的、令人兴奋和引人入胜的香味。父亲和密司宋能品出咖啡的妙处，但他们能理解生活的复杂性吗?在那动乱的年代里，婚姻也和生活的其他方面一样，完全脱离了常轨，纯粹靠盲目的偶然性来排列组合。他们只会从偶然性中看到荒谬的一面，不能体会到偶然性也会表现为一种奇特的命运，把完全意想不到的幸福突然赏赐给人。而且，越是在困苦的环境，这种突如其来的幸福就越是珍贵。他和秀芝奇特的结婚，后来在他们共同回忆时每次都会引起既悲凉又热烈的感情，这怕是其他任何人难以理解的。

  那是一九七二年春天的一个下午，他和往常一样，给牲口饮了水，拦好马圈，回到小屋。刚放下鞭子，“郭口扁子”就闯进门来。

  “喂，‘老右’，你要老婆不要?”“郭口扁子”兴冲冲地说，“你要老婆，只要你开金口，晚上就给你送来。”

  “那你就送来吧。”他笑着回答他。他以为“郭口扁子”是在给他开玩笑。

  “好！咱们君子一言。你准备准备。女方的证明已经有了，你这边我刚跟你们书记说了。你们书记说只要你同意，他立刻开证明。好，我给你开了证明，回家路过场部就把证明交给政治处，转回来就把人带来，你今晚上就洞房花烛夜吧!”

  天刚黑，他正坐在小板凳上看《解放军文艺》，就听见外面一群孩子喊：“‘老右’的老婆来了！‘老右’的老婆来了！”接着，门哐啷一声，“郭口扁子”又像下午那样闯了进来。

  “好了！我酒不喝你一口，水你总得赏一口吧？真够呛！一下午脚不沾地来回跑了三十里路。”他伸手从铝桶里舀了瓢井水，咕咚咕咚地喝光，然后用袖子一抹嘴，长长地“嗐”了一声，才朝门外叫道，“喂！你怎么不进来？进来，进来！这就是你的家。来认识认识，这就是我说的‘老右’，大名叫许灵均。啥都好，就是穷点，可是越穷越光荣嘛。”

  这时，他才看见门外的一群孩子面前真的站着个陌生的姑娘，穿着一件皱皱巴巴的灰上衣，拎着—个小白包袱，冷淡而又仔细地打量着这间满布灰尘和锅烟的小土屋，好像她真准备在这里住下似的。

  “这……这怎么行！”他大吃一惊，“你这个玩笑简直开得太大了！”

  “这怎么不行？你别马虎，”“郭口扁子”从口袋里掏出张纸，“啪”的一声往炕沿上一拍，“证明都开来了，这可是法律。法律，你懂不懂？我可是跟政治处说你去放马了，叫我代领的。你要是撒手不干，就太不够意思了。听见吗，‘老右’？”

  “这怎么行？这怎么行？……”他摊开双手，连连问“郭口扁子”。姑娘可是进来了，坦然地坐在他刚刚坐的小板凳上，好像他们两人说的话与她无关一样。

  “怎么行？你们两口子的事来问我，我问谁去？”“郭口扁子”又把“法律”放回炕上。“好了，好好过吧！明年有了胖小子，可别忘了请我喝喜酒。”他走到门口，叉开两手，像轰小鸡一样轰走孩子，“看啥，看啥？没见过你们爹跟你们妈结婚？回去问问你们爹跟你们妈去，走、走、走！……”

  “郭口扁子”就这样一甩手走了。

在昏黄的灯光下，他悄悄地端详姑娘。她并不漂亮，小小的翘鼻子周围长着细细的雀斑，一头黄色的、没有光泽的头发。神情疲惫，面容憔悴。不知怎么，他对她产生了深深的怜悯，于是倒了杯水放在木箱上说：“你喝吧，走了那么远路……”

  她抬起头，看到他诚挚的目光，默默地把一杯水喝完，体力好像恢复了一些，就跪上炕叠起了被子，然后拉过一条裤子，把膝盖上磨烂的地方展在她的大腿上，解开自己拎来的小白包袱，拿出一小方蓝布和针线，低着头补缀了起来。她的动作有条不紊，而且有一股被压抑的生气。这股生气好像不能在她自身表现出来，而只能在经过她手整理的东西上表现出来似的。外表委顿的她，把这间土房略加收拾，一切的一切都马上光鲜起来。她灵巧的手指触摸在被子、褥子、衣服等等上面，就像按在音阶不同的琴键上面一样，土房里会响起一连串非常和谐的音符。

  突然，他想起了那匹棕色马，心里顿时感到一阵酸楚的甜蜜。他觉得他不仅早就认识了她，而且等待了她多年。一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心荡神怡的感觉袭倒了他，使他不能自制地跌坐在姑娘旁边。他两手捂着脸，既不敢相信他真的得到了幸福，担心这件侥幸的事会给他带来新的不幸，又极力想在手掌的黑暗中细细地享受这种新奇的感情。这时，姑娘停住了手中的针线。她的直觉告诉她：这是一个能依托终生的人。她对他竟没有一点陌生的感觉，非常自然地把手轻轻地搭在他伛偻着的脊背上。于是，两个人就坐在铺着破麻袋的炕沿上，一直唏嘘地说到天明。

  秀芝原来是四川人。那几年，天府之国搞得连红苕都吃不上，饥饿的农民不得不大量外流。姑娘们还比较好办，在外地随便找个对象就嫁了出去。一个村里只要有一个姑娘在外地成了家，就一个一个提携家乡的姐姐妹妹。这样，成串成串的姑娘就拎着她们可怜的小包袱离开巴山蜀水，闯出阳平关，越过秦岭，穿过数不清的长长短短的隧道，往陕西、往甘肃、往青海、往宁夏、往新疆去奔她们的前程。家里能紧得出钱的就买张车票，没有钱的就一站一站偷乘火车。她们的小包袱里只包着几件补缀过的衣服，一面小圆镜子和一把木梳，就靠这些装备，她们把自己美丽的青春当做赌注，押在这个人生的赌场上。她们也许会赢来幸福，也许会输个精光……

  在灵均这个地区的农场，早就风行这种八分钱的婚姻。没有结婚的小伙子和老光棍们，付不起娶当地姑娘的彩礼，就去求四川来的妇女。这些四川妇女都像是随身带着一沓子人事卡片，她们随便想出一个，只要一封信回去，就招之即来，来之能婚。秀芝就是被召来的一个。她来找的是七队一个开拖拉机的小伙子。但等她揣着大队的证明，风尘仆仆地一站一站挪到这个农场，小伙子却在三天前翻了车，不幸身亡了。她连火葬场都没有去，也不必去，谁也不欠谁的情。她也不好意思到那一个同乡家里去，她知道那个同乡也很困难，丈夫是个残废，结婚第二年就生了个孩子。她只得呆呆地坐在七队的马圈前面，像日晷似的看着自己慢慢移动的影子。

  “郭口扁子”中午提着水壶回马圈灌开水，知道了她的情况，就把一群马扔在草场上，挨家挨户地为她寻找出路。七队现在只有三个单身汉了，他们一个一个到马圈前面观看了一番，可是这个身体干瘦的矮个子姑娘引不起他们的兴趣。最后，“郭口扁子”想起了已经有三十四五岁的灵均。

  他就是这样结的婚。这就是他的罗曼史！

  “‘老右’结婚了！”这在生产队竟成了大事。这些疲于“抓革命”的人也乐于从派性纠缠中暂时解脱出来，全都对这个从来也不属于哪一派的、对谁也没有损害的、一直老老实实的“促生产”的“右派分子”表示了同情。人毕竟是有人性的，他们在给灵均的温暖中自己也悄悄地感到了温暖，觉得自己还没有在“损失最小最小”的革命中损失掉全部的人性。他们有的给他一口锅，有的给他几斤粮，有的给他几尺布票……而且又由一个年轻的兽医发起：每家送五毛钱，给他凑出一笔安家的基金。甚至支部会议上也出现了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从未出现过的统一，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按制度给了他三天婚假。人，毕竟是美好的，即使在那黑暗的日月里！

  他们俩就靠人们施舍的这点同情开始建立自己的家庭。

  秀芝原来是个乐观的、勤快的女人。她只在家乡坝上的小学读过两年书，不能对生活抒发出诗意的感受。她来的第二天晚上，放映队的晒场上放映了《列宁在一九一八》。从此，华西里的一句台词就成了她的口头禅。“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她老是笑嘻嘻地这样说。她生得细眉小眼，一笑起来，眼睛会眯成一条像月牙儿似的弯弯的细缝，再配上她那两个小小的酒窝，倒也有一种特别的动人之处。

  灵均放马，白天不在家。她—个人在中午顶着烈日又和泥又掌模子，脱了一千多块土坯。然后，把晒干的土坯一车车拉回来，在家门前围起三面围墙，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她突然划出了十八平方米土地归自己使用。她说：“在我们老家，家家门口都有树，哪有出门就见天的唦！”于是，她又在野地里刨了两棵碗口粗的白杨树，以惊人的力气拖了回来，栽在院子的两边。院子围好，她就养开了家禽。她养鸡、养鸭、养鹅、养兔子，后来又喂了几对鸽子，在人们中间博得了个“海陆空军总司令”的外号。国营农场不许工人自己养猪，这是她最大的遗憾，她常躺在枕头上对灵均说，她梦见她养的猪已经长得多大多大了。

  他们所在的这个偏僻的农场，是像一潭死水似的地方，领导对正确的东西执行不力，对错误的东西贯彻得也不积极，尽管有“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压力，但秀芝也能像一株顽强的小草一般，在石板缝中伸出自己的绿茎。她养的小动物们，就和在魔术师的箱子里一样，繁殖得飞快。“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果然，一年以后，他们的生活就大变了样。他们的工资虽然还是那样微薄，但是已经能丰衣足食了。秀芝真有逆转社会发展规律的本领，在别人高喊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候，她在他们家里完成了自然经济对商品经济的复辟。一切都是从秀芝手里生产出来的。她收工回来，鸡、鸭、鹅、鸽子也都跟着她回来。女儿清清背在她背上，鸡鸭鹅围在她脚下，鸽子立在她肩头；柴火在炉膛里燃着，水在铁锅里烧着，她虽然没有学过“运筹学”，可是就像千手观音一样，不慌不忙，先后有序，面面俱到。

  这个吃红苕长大的女人，不仅给他带来了从来没有享受过的家庭温暖，并且使他生命的根须更深入地扎进这块土地里，根须所汲取的营养就是他们自己的劳动。她和他的结合，更加强化了他对这块土地的感情，使他更明晰地感觉到以劳动为主体的生活方式的单纯、纯洁和正当。他得到了他多年前所追求的那种愉快的满足。

  董副主任宣布他的问题得到改正的那天，当他开好证明，又从财务科领出按政策规定给他补助的五百块钱回到家，把经过原原本本告诉秀芝时，秀芝脸上也放出了奇异的光彩。她在围裙上擦干净手，一张张地点着崭新的钞票。

  “喂，秀芝，从今以后我们就和别人一样了！”他在屋里洗脸，朝小伙房里的秀芝高兴地叫道，“喂，秀芝，你怎么不说话？你在干什么?”

“啷个搞起的哟！”秀芝笑着说，“我数都数不清啰！数了好几遍。这么多钱！”

  “哎呀！你这个人真是……钱算得了什么？值得高兴的是我在政治上获得了新生……”

  “啥子政治新生、政治新生！在我眼睛里你还是个你唦！过去说你是右派，隔了大半辈子又说把你搞错了；说是把你搞错了，又叫你二天莫再犯错误，晓得搞的啥子名堂哟！到底是哪个莫再犯错误唦！我们过去啷个子过，二天还啷个子过。有了钱才能安逸。你莫吵我，让我再好好数数。”

  是的，比他小十五岁的秀芝从来没有把他看得和别人有什么不同，她永远保持着庄稼人朴实的理智。什么右派不右派，这个概念根本没有进入她小小的脑袋。她只知道他是个好人，老实人，这就够了。她在干活的时候常跟别的妇女说：“我们清清她爹可是个老实巴交的下苦人，三脚踢不出个屁来，狼赶到屁股后头都不着急。要是欺负这样的人，真是作孽，二辈子都要背时！”

  是的，秀芝爱钱，平时恨不得把一分钱镍币掰成两半花。区区五百块钱，也就使她大大地满足了，使她的手指颤抖了，使她眼里闪出喜悦的泪光。可是，当她知道他父亲是个有钱的“外国资本家”时，却没有提一个钱字，只是叫他多带些五香茶叶蛋去给父亲吃。她常常对只有七岁的清清教育道：“钱只有自己挣来的花得才有意思，花得才心里安逸。我买盐的时候，我知道这是我卖鸡蛋得来的钱；我买辣子的时候，我知道这是我割稻子得来的钱；我给你买本本的时候，我知道这是我加班打场得来的钱……”她没有什么抽象的理论，没有什么高深的哲理，然而这些朴素的、明白的、心安理得的话语，已经使他们家庭这个最小的成员也认识到：劳动是高贵的；只有劳动的报酬才能使人得到愉快的享受；由剥削或依赖得来的钱财是一种耻辱！

  秀芝不会唱歌。清清满月时，他们一家三口乘进县城的卡车到全县唯一的一家照相馆去照了一张“全家福”。县城的街上有卖冰棍的，拖长了嗓子喊着：“冰——棍！冰——棍！”以后，“冰——棍”就成了秀芝的催眠曲。她一面拍着清清，一面学西北人的口音轻轻地唱着：“冰——棍！冰——棍！……”那单调的、悠远的而又如梦幻般甜蜜的歌声，不仅把清清引入梦乡，也使在一旁看书的他感到一种朴拙得近于原始的幸福，进入一种纯粹的美的境界。

  王府井大街上也有卖冰棍的，但是他们不喊，坐在铺子里板着面孔，这多没有意思!他思念那如梦幻般甜蜜的催眠曲，思念那抱着“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乐观精神的笑靥。

  不，他不能呆在这里。他要回去！那里有他在患难时帮助过他的人们，而现在他们正在盼望着他的帮助；那里有他汗水浸过的土地，现在他的汗水正在收割过的田野上晶莹闪光；那里有他相濡以沫的妻子和女儿；那里有他的一切；那里有他生命的根！

  五

  他终于回来了，终于又回到这熟悉的小小的县城。汽车站前面横着全县睢一的柏油马路，那上面仍然蒙着层薄薄的黄尘，风一吹，就在商店、银行和邮局门口打旋。马路对面的那架弹花机仍然响着单调的嘣嘣声，好像自他走后就没有停过似的。汽车站门前仍然拥挤着卖醪糟的、卖油饼的、卖瓜子的农民；两边，仍然是东倒西歪的土房，有的门上还能看到古老的雕花门楣。那座新盖的戏院仍然困在横七竖八的脚手架当中，一群工人还在它四周忙碌着。

  但是，他一下车，就有一种像是从降落伞落到地面的感觉，他的脚又踏着实地了。他爱这里的一切，连同她的瑕疵，就像他爱自己的生活，包括过去的痛苦一样。

  黄昏，他搭乘的马车路过原来住的生产队。残阳正从西山上斜射过来，村庄和村庄里的人们都罩在一片模糊的玫瑰色之中。只有秀芝栽的两棵白杨树高耸在一片土房子的屋顶上面，静静的，一点也不摇曳，仿佛正对他全神贯注地凝望着一样。

  牲口回来了，横穿过土路，它们好像认出了他，呆呆地立在路两旁，睁大眼睛望着他。马车远去了，它们才掉过头，懒洋洋地向自己的圈棚踱去。

  他的心里泛起了一股温暖的柔情。他想起临回来之前父亲和他的谈话。那天晚上，父子两人面对面地坐在沙发上。父亲穿着丝质睡衣，伛偻着背，神情懊丧地抽着烟斗。

  “这么快就走吗？”父亲问他。

  “是的，学校准备期中考试了。”

  父亲沉默了一会，又说：“这次我回来，看到了你，很高兴。”父亲虽然努力保持平静，但下唇却轻微地抖动着，“我发现你非常非常成熟了。这也许是你有坚定信念的缘故吧。这样也好!人所追求的不过是信念。老实说，过去我也追求过，可是，宗教并不能给人什么。”说到这里，父亲表示厌倦地挥了挥手，又继续说下去，然而却跳到另外一个题目上，“去年在巴黎，我看到一本英文版的《莫泊桑选集》，里面有一篇一个国会议员和他早年生的儿子重逢的故事。那个儿子后来成了一个白痴。我看了，一晚上没睡着觉。以后，我经常好像看到你一副凄惨的样子站在我的面前。现在看到你这个样子，我也放心了。你的确出乎我意料，你变得像一个，变得像一个……”变得像一个什么，父亲始终没有想出一个恰当的概念，但是他从父亲眼睛里看到了欣慰的眼神。他觉得他们父子都对这次重逢和分别感到满意，他们各自得到了各自需要的东西。父亲在良心上得到了安慰；他在一个关键的时刻回顾了自己的半生，从而领悟到一点人生的意义。

  太阳完全隐没在西山后面了，射出的几束剑似的橘黄色的强光映着山顶的晚霞，又从晚霞上折射下来，散在山坡的草场上、山下的田野上、田野的村庄上，最后变成了一片柔和的暮色。离学校越来越近了，远远地已经能看到那中央操场，就像一泓明净的湖水在泛黄的芨芨草滩中间。在晚风的吹拂下，他胸中的柔情也逐渐荡漾开去，终于形成了一股暖流在他全身回旋。他感到，父亲说他有坚定的信念，并没有真正理解他现在的精神状态。任何理性上的认识如果没有感性作为基础就是空洞的。在某些方面，在某些时候，感情要比理念更重要。而他这二十多年来，在人生的体验中获得的最宝贵的东西，正就是劳动者的情感。想到这里，他眼睛濡湿了。他是被自己感动了：他没有白白走过那么艰苦的道路。

  他终于看到了学校。他家门口正站着几个人向大路上这辆马车眺望。秀芝围的白布围裙，在柔和而苍茫的暮色中就像一点皎洁的星光。很快地，那里人越聚越多，最后，他们看出了是他，全都向大路上奔跑。最前面的是一个穿红衣裳的小女孩，她就像迸射出的一团火，飞也似的向他扑来。她越跑越近，越跑越近，越跑越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