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的精神与饮者的使命（节选）
贡华南
（华东师范大学）
酒的性味甘辛，饮之让人晕眩、陶醉，进而移易人的身体与灵魂，让人变形变样。它为人所爱，也为人所恨。爱之者在酒中放松身心，解释郁结，转忧为乐。或者借酒突破界限、消弭差异、冲决束缚，对抗尘俗，进而升腾至形而上的自由之境。他们赞美酒，以酒为命，更自觉将自己的身家性命混于酒。酒被人化，被性情化、被精神化，也就有了性情、有了精神。
以辛热之力融化疆界、突破封限，释放生机、扩展生命境界，这是中国酒的精神。西周以来，中国人对酒充满警惕。为对治酒乱，礼乐、形名、礼法、佛理、天理、良知、科学等观念、制度先后都被用来范导、抑制饮酒。在此精神风气下饮酒，酒也由此获得了确定而清晰的精神品格：酒与礼对抗，展示着超越差异的和乐精神，酒与形名法令的对抗彰显出打破规则训令，弥合身心分裂的浑全精神；酒与名教的对抗中表现出打破束缚、回归自然的精神；酒与新形名思潮对抗中破除尘网的宰制，表现的是超越尘俗精神；酒与佛理的对抗中反对生死轮回，彰显的是对欲望、享乐等世俗价值的肯定；酒与天理的对抗表现张扬个性的精神气质。近代以降，酒与科学的对立中松动僵硬的确定性，破解生命的单维性，表现出复归具体存在的精神品性，等等。酒在与不同时代的规范的对抗中沉沉浮浮，酒的精神不断取得多样的现实形态。酒的精神日渐丰富，不同时代的饮者也各自领受着不同的精神使命。
醉的自觉、人情的自觉一直将酒与形名世界对立，其流弊是情欲的泛滥、欲望压倒秩序，以及现实世界的幻灭。酒以“体”的精神与形名（包括平庸）对抗，以其最激烈的方式——醉超越了形名，最终走向了胜利：形名被彻底贬抑。但酒长于破坏而拙于建设。醉乡（桃花源）并不能满足人的欲望（人情），它也没有提供一个更好的与天地万物相处的办法。因此，酒的胜利不免惨烈：颠覆了形名，却流于现实之失序与精神之虚幻。
在新的形名思潮退潮之后，佛教开始替代之而担当起宰制酒的时代重任。佛教以苦打动中国人，以寂灭作为解脱之道。断欲被理解为实现寂灭的基本方式，戒酒则是断欲之基本要求。不同于形名依靠外在的强制，戒酒等断欲之目被理解为一种内在的修行。彼时，兴盛的世俗酒风与佛教戒酒之间构成了鲜明的对立。唐人有诗勾画出这种对立画面：“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杜牧《江南春》）“酒旗风”与“寺庙”作为时代精神之二元，鲜明地对立。尽管这是唐人诗篇，但是，“酒旗”遍插、寺院林立，这确是南北朝真实的时代精神。“烟雨中”喻示着二元精神对立之结果晦暗未明。不管怎么说，有了佛教精神之制衡，酒的泛滥被检局，相应的精神秩序得以整饬，这为走出混乱而达于有序奠定了基础。
大隋以武力实现统一，鼓励佛教。李唐崇尚文治武功，推行三教并行政策，其精神根柢则一如大汉，事功、享乐等世俗精神占据主导，三教皆为平衡此世俗精神而设，由此带动中国精神复元。戒酒与饮酒构成了大唐精神之二元，酒再次进入主流精神层面。
与佛家注重说理不同，诗以抒情为要，诗与酒的结合，情感狂潮一发不可收拾。酒风吹到哪里，欲望即在哪里唤起。在大唐，欲望在哪里唤起，梵呗即在哪里响起。佛家以“苦”为“教”，将人生之味“苦”视为第一谛，以“灭、道”为解脱之法。按照传统说法，在味为“苦”，在“性”为“凉”。以“苦”立教正是以“凉”示人，以“凉”示物。佛家视“欲念”为“火”，所谓“欲火”是也。以“清凉”降“欲火”，以止定人心、净化人心，人心即可得清凉。佛法以“清凉”为特征，亦以清凉为直接效果，此正可对治酒带来的热毒、热恼。茶性与佛理相通，以茶为友成为佛教自然的主张。清凉佛法、以感受性为基本特性的“诗”，以及至热的酒、苦寒的“茶”等四重意味共同参与了大唐精神的构建。
“苦谛”这个以感受性为基本特征的佛法刺激了人们首先去感受世界人生，而不是首先去描述或规范世界人生。当人们习惯去感受世界人生，情志被不断开启，诗的世界也就此打开。大唐盛世，人们对“苦”普遍有感受，由此产生了一个奇特的现象，即人们见面相互以“苦不苦”问候。“相逢问愁苦，泪尽日南珠。”（李白《见京兆韦参军量移东阳二首》之一）在繁忙的当代，人们见面以“忙不忙”相互问候；在食物短缺时代，人们以“吃了没有”相互问候。以“苦不苦”相互问候，这表明，“苦”已经成为唐代的日常问题。
“苦”并非人的宿命，而是可以解决与改变的问题。在李白看来，酒的作用是“忘”。“乘兴踏月，西入酒家。不觉人物两忘，身在世外。……楼虚月白，秋宇物化。于斯凭阑，身势飞动。非把酒自忘，此兴何极？”（《杂题四则》之一）“忘”改变不了外在世界，但可以改变人对世界的感受。“苦”就在自我感受的改变中被改变。人生与苦同在，这意味着人生而有缺憾，生而价值不足，因此需要外在注入价值以充盈人生。不管是“忘”，还是“和乐”，饮酒都可以实现人生价值的充盈与自足。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压制着饮酒。隋唐以来，二者攻守之势相易。饮酒渐渐占据优势，佛学受到冲击，被损耗而失去主导之势。
李白对酒的领悟直承陶渊明。在《月下独酌》中，他以丰富的想象力，对酒的妙用作了多层次的揭示，并且为饮酒作了形上层面的辩护。对于人来说，孤独是众“苦”之一。以酒对抗孤独、对抗苦，乃李白最有心得之举。酒移易饮者的心意，很快生发出热闹的酒境。孤独一人、无亲无故并不落寞，酒随时招来“月”与“影”作为伴侣，行乐交欢。酒给予人的不仅有情感的慰藉，同时也给予饮者以全新的天地。更重要的是，饮酒还是精神修行者的思想方法与修行方式，通过酒就直通大道与自然——“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显然，在李白心目中，饮酒已经由口腹之欲而升华到形上之境了。饮酒既有如此功效，神仙于饮者就成为多余。“但得酒中趣，勿为醒者传”。李白更直接地肯定了饮酒本身的形上价值——酒中趣，并且点明了得酒中趣的方式——饮而醉。醒者不认同饮酒，也不会触及酒中趣。他属于另一个世界，观望并且带着对酒的疑虑与不信任。在李白看来，他们也错失了领会大道的正确方式。
通大道、合自然者在人间注定孤独、愁苦。在孤独、愁苦之际，酒更显重要。世间万般差异，皆是造化生成，这些都是眼可见、耳可闻的基本事实。李白将“有身”视作愁苦的根源，将饮酒当作实现“无身”的唯一路径。“穷通”“修短”“死生”“天地”诸等惹人愁苦的差异只呈现于醒者心中。醉而无身，以醉眼看天地人生，则死生、天地及万事万物之差别将在醉中得到消解。如我们所知，饮酒首先是感官的享乐。不过，李白追求醉后“无身”之“乐”已经不是单纯的感官享受之“乐”，更多的是超越性的精神之“乐”。以饮酒之“乐”对抗在世之“苦”，这是饮者深沉的在世智慧。禅宗淡化“苦”，宋儒以“乐”标志人生，在由“苦”转“乐”的思想史脉络中，李白等唐代饮者无疑居于中坚地位。
本文原刊于《大家》2024年第4期
贡华南，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哲学系教授，中国智慧研究院院长。主要从事中国哲学研究，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100余篇，主要著作有《味与味道》《汉语思想中的忙与闲》《味觉思想》《酒的精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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