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少青先生所撰的《进贤门始建时间再探讨》（本版2024年12月2日刊发）一文推测进贤门的始建时间为绍兴十七年，颇有新意。但是否正确，看来仍需要“再探讨”。其文中也提到贺益明先生在所撰《进贤门始建于何时？》（本版2024年10月21日刊发）一文中，推测进贤门的始建时间应在绍兴十年，与学宫同时建成。这一看法，笔者觉得在时间上较为接近，但认为与“尊孔”有关，则与事实相距较远。
提到“尊孔”，首先就想到“正名”的问题。若论“进贤门”一名，笔者认为确实是在明朝万历四十六年（1618）揭阳知县曾应瑞于北门之下、东门之上为学宫震方重辟一门时命名的。据宋氏《进贤门记》中所说，此处原为一古门，当时门迹尚存。毫无疑问，进贤门显然是在旧时古门的遗址上修建的。
然而，此古门究竟是什么门？其始建的时间究竟在何年？这是笔者在这篇小文中要探讨的问题。
雄伟壮观的进贤门城楼。杨小琪 摄
有关进贤门之前的古门，笔者一直认为应与揭阳县城同时建成。兹将笔者个人的浅见略述如下：
南宋绍兴二年（1132）之前孙乙任揭阳知县时，县治在今渔湖京冈的吉帛村。揭阳于绍兴二年并入海阳，至绍兴八年（1138）才恢复揭阳县建制，翌年绍兴九年曹姓新知县莅任，拟将揭阳县治徙至玉滘村即揭阳城现址。经笔者考证，当年揭阳县曾建有子城（拙作《揭阳县于宋元两朝先后建城相关史事考析》一文发表于《广东史志》和《揭阳史志》，可参阅）。笔者认为古门建造的原因如下：
一、当年渔湖吉帛村（今京冈）作为原揭阳县治有年，而绍兴二年揭阳知县孙乙致仕后也落籍于此。但绍兴八年揭阳复县后，绍兴九年来了位曹知县，鉴于当时的实际情况，他决定将新县治迁至西面几里远的玉滘村。可以想见，当时旧县治的官绅士商民众心中有不同的意见和不满情绪，是在所难免的。这是关系到民心民意的大事，当然是曹知县必须加以重视的问题。
二、如所周知，南宋初年四面环水的渔湖都作为揭阳县治的所在地，当新县城在玉滘村建成后，渔湖都实际上被分成两部分：西面的县城除县署及属下各部门外，主要作为商贸集市、手工作坊和居民住宅区；东面则是以旧县治吉帛村为中心及其周边渔湖平原广大的农业区，面积及人口倍于县城，实际上是揭阳的大粮仓。因此，其时县城的官民人等日常亟需仰赖东部渔湖乡民生产的粮草、蔬菜及各种副食品的供应。而东面各村落距县城一二里至三五里不等，那么，他们进城时，究竟是入哪个城门的？这可是个大问题，是新知县务必要认真对待的。
大家应该知道，古代城门的数目及配置是有讲究的，一般情况下，从都城到府城、县城都是四个门。因此，揭阳县也按照规制，于县城的东、西、南、北各建一门，以方便河对岸的四方乡民乘船来往。那么，当年成千上万的渔湖乡亲上城赶集，尤其是那些农民挑着重担上城交官粮，百斤重担在肩，走了数里路之后，抵达县城脚下时，已是气喘吁吁。这时如果没有一个门可以直接入城，而是要绕一大段路从北门或东门入城，可以想见，这对那些被重担压弯了腰的乡民来说，是多么不便和痛苦的事。所以，这件事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和民心民意，是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再加上前述的种种原因，于是，曹知县遂决定专门从渔湖修一条笔直的官路直通新县城（这条官路一直到改革开放初期还保留着），并且在官路抵达城墙的终端开了一个城门。当然，在县城四门的规制上再开一门，这需要上级机构的批准，否则便违反传统的礼法制度。大概南宋绍兴初年朝廷既要对付金兵的南侵，粤东地区不久前又发生刘三花之乱，所以极需要团结地方上的民心士气，因此对这事也就准了，这才使当年在建的揭阳县城有了第五个门。它堪称是一个连通新、旧县治的方便之门，既出于便民利民的实际需要，也能抚慰旧县治官绅士民之心，十分合乎情理。笔者认为这就是进贤门之前的古门最初建造的本意和原因。因此，它与当年刚建成的学宫其实没有什么关系。
然而，揭邑比一般县城多了一个门，可说是一个特殊之门，所以最初这个门应该是没有命名的，事实上史书上也不见记载。至于这个古门始建的时间，笔者认为是与揭阳县城同于绍兴十年兴建，翌岁十一年落成的。
至南宋末年，揭阳县城墙毁于蒙元兵燹之祸，只剩下断墙残门。在元朝统治六七十年间，揭阳县都没有建城墙。直至元顺帝至正十二年（1352）因爆发大规模反元起义才下诏“天下完城郭”，于是揭阳县衙及周边用石筑了二百丈的禁城，其后福建强豪剧盗陈遂受元朝招安，带兵入揭阳协防，其在南宋旧城城址上筑建六百丈土墙的目的，就在于抵御朱明起义军的进攻。所以在垒建城墙的过程中，便把故城通往渔湖的残存古门堵塞死，因为多一个门便多一分被攻破的危险。所以，明末宋氏《进贤门记》中，述及古门“为豪所不便，门遂堙，底滞屯鬱所繇来矣”。说的应该就是元末发生的这件事。
其后，陈遂的势力为朱明义军所灭，而他所筑的只有四个门的揭阳城墙，至明代仍继续沿用，期间历朝多次对揭阳县城池进行修建。不过，至嘉靖延及万历末年，城围长度仍是四里六百丈，也仍是东西南北四门，即是说，在明朝洪武元年（1368）至万历四十六年（1618）之前的250年间，竟然没有任何一位揭阳知县再敢为渔湖民众在县城重开一扇方便之门。原因是，自周代以来都城、郡城及县城皆建四门的规制，历朝大体相沿弗替。而明朝的礼法规制又特别森严，所以那些来揭阳担任知县的人，只想安安稳稳地把三年任期做完，一般都不会自找麻烦去多开一个城门，做可能违规的事。及至万历四十六年（1618）曾应瑞任揭阳知县，他深知民间疾苦，对渔湖绅士民众多年来入城不便甚为同情，在他三年即将任满的天启元年（1621），终于想出一个办法，以尊孔重教和改善学宫风水气运的名义，在城墙被塞的古门遗址上，重新打通修建，并命名为进贤门。这实际上是一件便民利民的好事，受益最大的是那些天天挑重担入城的广大渔湖乡民。所以陈树芝《揭阳县志·曾应瑞传》说他：“行乡约不以虚文，遇编审悉从民便，”大概即指此而言。进贤门建成后，渔湖绅士乡民感恩戴德，据《揭阳县志·曾应瑞传》中说，在曾应瑞离任时，“诸绅士勒珉志思，建祠于进贤门外”。毫无疑问，这是居于进贤门外的广大渔湖人民对他能体恤民间疾苦、大开方便之门发自内心的纪念。
来源：揭阳日报 □郭伟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