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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若是想要获得并维持大学资本，则需要占据一定的位置，例如所有负责控制团体成员进入的机构，尤其是巴黎高师竞考委员会成员、教师资格考试或博士资格考试评委会成员、大学咨询委员会成员等，这些位置允许我们支配其他位置以及这些位置的占据者：这种关于大学团体的机构再生产权力，使持有此一权力的人拥有了某种法定权威，这种权威具有某种功能特性，它与作者作品以及个人的好坏程度不甚相关，反而与他在等级序列中的位置关系更密切；与此同时，此一特性不仅表现在快速轮换的学生群体上，而且表现在博士候选人的客户群上，导师一般会在这一群体中招募助教，并且会和该群体成员维持一种广泛且持久的依赖关系。我们对一组信息提供者进行了访谈，从这次访谈中，我们提取出一幅尤其典型的画像：在这一极端案例中，再生产的权力几乎完全独立于其作品的学术价值。“X 教授，他毕业于法国雅典学院（l’École d’Athènes），但他并没有继续自己的考古学研究。他转向了文学史研究，并且其研究带有科普的性质。但是在那些具有决策权的地方，到处都有他的身影：无论是大学理事会、大学咨询委员会，还是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去年，他依然以惊人的票数，再次被选入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他没有任何智识声望，但他有权力（⋯⋯）。他很有名，即使他的作品很差。阅读他的作品是浪费时间。在法国，他是古希腊文化研究的居伊·德·卡尔（Guy des Cars）（⋯⋯）。他写了一部古希腊文学史。这只是一本通俗科普书，以文本选段为基础，加以两三粗浅的评论。他的书面向普罗大众。这不是一部研究希腊文学的作品，而只是一本希腊文学史，正如书名所说的那样。这说明了一切。（⋯⋯）。我们可以好好反思一下为什么会有 X 教授的现象出现。他一直被视为毫无能力的人（⋯⋯）。这样一个什么也不是的家伙，怎么却几乎到达顶峰了呢？在伊拉斯谟系列丛书（collection Érasme）中最没意义的，就是X 教授那本烂书。甚至可以说，里面什么都没有。他曾考入大学校，取得了教师资格考试状元。这在那时候是很有用的。他出版了不少东西。他写得很快，因为他思考很少。他自命不凡，并且从不感到尴尬。”（与某古典文学教授的访谈，1971 年）这无疑是一个极端案例，但我们也能在其他人那里找到此一案例的痕迹：“Y 教授的确有智识声望，但那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声望。他不是一个研究者——注意，我们都这么批评他，虽然最近人们才开始经常这么做，但是这种批评的声音早在七八年前就有了⋯⋯我记得我在 1963 年就这么说过他：但我的同事们当时对我的说法很愤怒！‘怎么！他的地理学概要不是研究吗？’我说不，那不是研究，只是综述（⋯⋯）。他是一个写综述的人，写科普读物的人，真不是教授。”（与一群地理学家的访谈，1971 年）“我认为声望不应该被高估。[就地理学而言，]智识价值可能远不如大学权力重要。我想到Z教授，他写了一篇在大多数人看来很糟糕的博士论文：但和其他那些在研究方面更有智识价值的人相比，此人在大学里的权力要大得多（⋯⋯）。现在，各种组织越来越多；因此，获得资金、赢得项目、受到政府资助变得越来越重要。在那个时候，重要的就不是学术水平的高低了。”（某地理学家，1971 年）每个行动者在他所占据的每个权力位置上所能行使的半制度化权力（pouvoir semi-institutionnalisé）的程度，即所谓的“影响力”（poids），取决于行动者在其他方面所拥有的所有权力属性（在此处，与其他案例中一样，此一权力属性很可能是由诸如“大学主席先生”或“院长先生”这样的称呼所带来的），也取决于行动者能从不同位置上获得的所有交换的可能性。换句话说，每一名行动者都会将他在一般情况下所拥有的影响力引入每个次级机构中，但此一影响力也是他作为最高权力机构的一员（例如，以大学主席或选举人的名义）而获得的；在一个基于竞争、等级分明的领域中，他所介入的那些次级机构的成员们显然也会向往他所在的位置。因此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法兰西学会的成员们——他们平等地分布于大学场域的“大学人士”和“学者”（或“知识分子”）这两极之间——可以对整个场域，尤其是学术性最强的部门行使巨大的控制和审查权力。在这里，资本也会流向资本：占据某些位置所能带来的社会影响力，决定并证明了占据这些新位置的合理性，因为这些新位置本身就包含了占据这些职位的人的全部影响力。正因如此，我们才有可能像让-巴蒂斯特·杜洛塞尔（Jean-Baptiste Duroselle）一样，用皮埃尔·雷努万来指代一切大学里的独裁者：“我们总有一种印象，觉得他获得那些关键职位好像是自然而然的，为此他并不需要阴谋诡计或奔走钻营。反正最后我们总是有求于他。”一旦完成了最初的积累，便只需合理管理收益即可：“这样一来，除占据他大量时间的各个委员会、评委会之外，他从1930 年代末开始，也获得了三个重要职务：他既是索邦大学历史部主任，也担任大学咨询委员会历史部主席，同时兼任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历史委员会主席一职；这三个职务叠加在一起，使他可以将权力扩展到整个法国历史编纂学（⋯⋯）。他试着控制每个职位的候选人的质量，并借此成功对人员的任命施加影响。由于几乎所有的论文都在巴黎答辩，并且他自 1938 年起，就是索邦资历最老的当代史研究者，因此他主持了所有的论文答辩；与此同时，他也受邀参加那些在外省举行的、为数不多的重要答辩，因此，从个人层面上，他认识所有未来的讲师们。他让大学咨询委员会同意，任命新教师的‘短名单’（liste étroite）中，实际候选人不会比空缺的职位更多。因此，他能避免任何不经他手的人事任命。此外，高等教育署署长在进行任命前，也一定会听取他的意见。仅仅通过他在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所担任的管理职位，他就控制了博士论文的准备工作，因此他实际上还掌握了某种权威，尽管不成文，但影响巨大。”一般来说，兼任那些具有控制力的职位是有权势者之间交换各种服务的条件，这使建立和维持客户群成为可能：我们只有从机构总体的层面上，才能理解这些服务的流通，并且此一流通很少采取直接、即时的可见交换形式（所谓直接和即时的交换，指的是在 Y 教授的介入下，X 教授的学生能够获得 A 机构中的某一职位，而作为交换，Y 教授的学生也能在 X 教授的介入下获得 B 机构中的某一职位）。具有控制力的位置形成的网络越广泛、多元（在教育机构与研究机构中，在学术丛书与期刊中，以及场域的另一极：报刊杂志等），交换循环就越长、越复杂，外行人就越难以理解。Y 教授“推荐”了 X 教授的学生后，就能得到 X 教授的回报：X 教授会在编辑委员会、选举委员会或支持委员会上，提醒自己“意识形态派”（famille idéologique）的成员们注意Y 教授的书，尔后成员们则会在学术刊物上为该书撰写书评。在这种逻辑下，我们可以理解，巴黎高师文凭不止证明了学生有能力获取专业知识，并且能证明，学生获得了与教育机构有关的某种倾向。该文凭在权力的积累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院校之间的关系所代表的社会资本，如果通过持续不断地交换而得到了妥当维护，则会成为跨学科团结（solidarités trans-disciplinaires）的基础之一；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每当有人必须获得并维持在局部小型垄断组织（局限于某一学科范围内）之外的大学权力位置时，甚至是颇具声望的位置时（例如法兰西公学院所提供的位置），社会资本总会发挥决定性作用。作为实际或潜在关系的社会资本，巴黎高师文凭会对所有被把持的社会权力产生加倍影响；因此，一个人在这些权力等级中所处的位置越高，巴黎高师毕业生这一身份产生的影响就会越大。由于大学资本的积累需要花时间（这表明被持有的资本与年龄密切相关），所以这个空间中的间距，是以时间、时间差距和年龄差异来衡量的。因此，该场域的结构会向行动者们展示一条职业生涯的康庄大道：从巴黎高师毕业，然后成为助教、写博士论文，随后是讲师、副教授，再到索邦大学教授，最后到法兰西学会成员；所有其他历程都会被客观地与这一轨迹相比较。行动者们倾向于把此职业生涯（这既是竞争，也是比赛）的每个主要阶段，与进入这一阶段的正常年龄联系起来；参照这一年龄标准，我们在任何年纪（生物学意义上的）都可能显得年轻或年老。事实上，由于等级化的权力位置是以时间划分的，因此等级序列的再生产也意味着对各种差距的维持，即对继承秩序（ordre des successions）的维持。这一秩序受到了那些想要“走捷径”的急性子们（celeritas）的威胁，他们会将他们在其他领域获得的属性或权力引入大学秩序中；与之相对的则是沉稳的人（gravitas），人们认为这种健康的缓慢本身构成了一种严肃性的保障（例如，缓慢地写博士论文意味着某种严肃性），并且它还有力证明了何为恭顺（obsequium），即对既有秩序的基本原则无条件的遵守。所有人对抗所有人的斗争来自两类人之间永恒的竞争：曾经加入过竞争的人，以及那些具有竞争倾向的人（这些倾向是竞争所必须的，并且竞争还会加强他们的竞争倾向）。这场斗争无法避免永久革命的威胁，就其本身的逻辑而言，它还有助于时间差异系统的秩序再生产：一方面，这是由于竞争这一事实本身就意味着对竞争中共同利害关系的认可，并且还直接导致了这种认可；另一方面，这也是由于竞争每时每刻都仅限于那些在竞争中大致处于相同位置的竞争者，并且还会由那些在竞争中占据更有力位置的人来担任裁判。虽然很明显，如果没有使其成为可能的有效结构，所有的统治策略都将一无是处，但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只有当新进入团体的人（如助教）同意加入竞争的游戏，并因此而认可关键的利害关系，权力的功效才会真正对他们发挥作用（这种功效来自对战略位置的控制，它能够支配竞争者们的发展）。此外，行使学术权力的前提，是具备某种社会所赋予的能力（aptitude）和倾向（propension），从而可以利用学术场域所提供的各种可能性：首先要有能力“收到学生，妥善安排他们，让他们保持对老师的依赖关系”，进而确保持久的权力基础。而“拥有被妥善安排的学生”这一事实（某地理学家，1971 年），可能首先意味着某种操纵他人时间的手段，或者更准确地说，教授们可以支配学生求学生涯和职业生涯的节奏，从而可以加速或是推迟学生获得各种成就的时间，例如在各种竞考或一般考试中优胜、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发表论文或专著、获得大学教职的时间。相应的，这种手段也是权力的一个维度，并且通常只有谋求这一权力的人也或多或少有意识地参与这场共谋，此一手段才会在他们身上发挥作用，并使他们维持一种温顺服从的倾向，有时这种倾向甚至会持续到相当大的年纪；总而言之，这种倾向多少有点幼稚（如在德国，人们把博士论文导师称作 Doktorvater，字面意思就是“博士之父”），我们可以用它来描述各种不同年龄优秀学生的特征。“对助教和讲师而言，在某一期刊上发表文章之前，他们往往会有些停滞不前（⋯⋯）。特别是在巴黎，他们可能要等上一两年，这对等待进入讲师资格名单（LAFMA, liste d’aptitude à la fonction de maître-assistant）的他们而言，是非常难熬的。”（某地理学家，1971 年）“老板有权力，因为他们有权任命助教。他们有两方面权力：首先，他有权选择助教；其次，他有权让他们为此首先付出回报。而在讲师资格名单上注册以后，助教就不再负有契约规定的义务了：于是人们又发明了一些规则，需要达成某些条件才把他加入这个名单；对某些老板而言，条件是论文必须要写到一定页数；对另一些老板而言，则是是否殷勤的问题。”（某文学教授，1971 年）在权力很少或完全没有被制度化的情况之下，持久的权威和依赖关系建立在期望之上，这种期望就像是对未来某一事物的狂妄野心，它长久地改变了某些人的行为，也就是说，只要期望还存在，他们就会一直望眼欲穿。这种关系也取决于使人等待（faire attendre）的手段：导师要么会刺激、鼓励学生的期望，要么会延缓他的期待，他会通过某些承诺或是技巧不让学生失望，甚至会否定他们的预期、让他们对预期目标灰心；同时，导师还会让学生抑制和克制浮躁，这使学生能忍受并接受延期、忍受希望和预期目标的持续落空。虽然担保人（导师）的承诺或鼓励都明确暗示着种种期望，但它们会无限地推迟、延后甚至中止。因此，大学权力由一种特定能力组成：一方面，它会对希望产生影响（这些希望本身，既建立在参与游戏的倾向以及对游戏的投入上，也建立在游戏客观的不确定性上）；另一方面，它也会对客观可能性有影响，尤其在限制潜在竞争者的领域时。长期以来，如果一名外省教授想去索邦大学，或者一名索邦大学或法兰西公学院的教授想进入法兰西学会，他为了自身竞选而投靠的法兰西学会成员或索邦大学教授就能指定他的助教，并且还能得到他的选票（尤其是在指定继任者时），或者只是得到他的敬重——他会在自己的论文中论及这位教授（虽然举某个具体的例子也许可以缓和我稍显武断的分析，但想必读者一定能理解我为什么没有这么做）。权威建立在对职业生涯的预期之上：我们只有在一心想要某物时，才会深陷其中。但是，这些预期本身并不独立于或然的未来的客观存在，这些或然的未来既没有完全确定，也并非完全不确定。尽管为了使该机制运作，显然有必要让几个具有相同头衔、在学校教育层面属于同一世代的对手去竞争相同的职位。但他们的数量必须足够小，这样他们才有理由去憧憬那些在他们眼前的职位，并且能预先认同那些现在正占据着这个位置的人；与此同时，他们的数量也要足够多，这样他们才不会有绝对的把握（如果有绝对把握，期望也就无从说起了）。在如此定义的自由空间中，导师会依据各种次要属性（年龄、性别、巴黎高师毕业生）来评判不同对手之间的竞争，并且会提请人们注意各种优先次序和优先权（例如：“我会把你的名字加入讲师名单中，但不会在 X 老师前”），以及各种承诺和等级次序。一些来自普瓦捷（Poitiers）、雷恩（Rennes）或里尔（Lille）的“大学校学生们”每星期会受邀参加导师的研讨班，就其功能和运转机制而言，这些课程更接近美国教授协会每年组织的大型专业聚会，也就是说，更接近于学术市场（academic marketplace）的逻辑，而非德国传统中的研究讨论课：对那些想要发迹的人而言，这些会议几乎是强制性的，它们聚集了所有觊觎某一职位的竞争者们；在这里，学生们会摹仿性地服从于导师或更强大的对手，正是在这种服从中，并且通过这种服从，科学研究的伦理会被反复灌输，并不断得到强化，这比任何其他因素都更能决定学术生产的形式与限制。本文出处：《学术人》，[法]皮埃尔·布迪厄 著，王睿琦 钟牧辰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拜德雅，2024年
文章采编：韩潇
排版：祁御
审核：说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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