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思故我在”，十七世纪法国著名的哲学家笛卡儿曾经提出过这个有名的公式。三百多年后，萨特在他的自传里则这样说：“我写作故我存在”。

似乎是无独有偶。从表面上看，笛卡儿认为只有当“我”思维时“我”才存在，强调了思维对人的重要性，把思维抬到这样高的地位，以至成为了人之所以作为人的唯一本质与标志，对人的本质与人的存在作了具有普遍意义的最高的哲学概括。其实，在笛卡儿的哲学中，思想是一种先验的东西，它并不取决于、依存于由于偏见与认知能力的局限而必然处于怀疑状态中的求真理者“我”，它具有一种绝对的超物质的性质，其完整性只可能来自上帝。

至于萨特的“我写作故我存在”，从其表面的词义来看，它只是讲作为一个作家的他自己，讲他作为一个作家的存在意义，似乎并不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最高的哲学概括。其实，它却是他的“存在先于本质”这一根本哲理的具体化，人的存在在先，本质在后，有什么样的存在，才有什么样的本质，在这里，萨特抛弃了上帝、抛弃了人对上帝的依附，也抛弃了人的超验的、抽象的本质与对人的绝对理念，而以人的具体生存状态与客观实际为其出发点与依据，把实实在在的具体的存有的状态作为抽象本质的基础。

就他自己而言，我写作，故我存在，我如此存在，才是我这样一种本质的人。在这里，"我写作故我存在”虽然只是人存在的一种方式，但却体现了萨特存在主义的基本哲理命题，具有普遍的意义，它可以变换为其他种种存在“我战斗故我存在”、"我开创故我存在”、"我耕耘故我存在”，以至于千百种、千万种。

只不过，在萨特关于人的基本哲理中，"存在”还具有着深广丰富的精神文明的内涵，"存在”并非是生理人、自然人或植物人式的“存在”，而是社会人、文明化的人、具有自主意识与决断意志的人的“存在”。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萨特的“我××故我存在”，实际上是一种精英者的哲学公式，而非芸芸众生、行尸走肉者的存在公式。《文字的诱惑》，就是这样一部由一个精英者所写的、解析自己的精英存在方程、供精英们阅读的书，它贯穿了作者的存在主义哲理，可以说是萨特的存在主义人生哲理的一个标本。

这本书动笔于1953年。这时的萨特已经是名震全球的大哲学家、大思想家、大文学家了，虽然这时离他生命的终点还有二十七年之久，但他已经完成了他在各个领域里的绝大部份作品。

在哲学方面，《想像》、《想像的事物》、《存在与虚无》、《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等，早在四、五十年代就已经完成，只剩下了《辩证理性批判》与《方法论问题》是后来六十年代的事。

在小说创作方面，他完成了《恶心》、《墙》、《自由之路》三部曲之后，早在四十年代末就已经搁笔。

在戏剧方面，奠定了他不朽地位的三个哲理剧《苍蝇》、《间隔》与《魔鬼与上帝》以及社会写实剧《必恭必敬的妓女》、《死无葬身之地》、《肮脏的手》均已轰动剧坛，还没有写的只有《涅克拉索夫》与《阿尔托纳的隐藏者》。

而在文艺批评与文学传记方面，《什么是文学》、《福楼拜传》、《波德菜尔》与《圣日内》也都已经问世。

写作，就是他的存在的标志，在这一点上，他与他所研究过、所论述过的波德莱尔、日内以及福楼拜都没有什么不同。他接连地对波德莱尔与日内进行了相当大规模的论述，后来又为福楼拜贡献了两大卷巨著，显示了他对写作者的存在进行解析的巨大兴趣。既然围绕着人的存在问题进行了艰深的思考，那么对自己所熟知的写作者这一种人的存在，也就自然会有更多的关注与兴趣；既然对其他的写作者进行了解析与论说，那么为什么不转向自己了解得最深切、审视与解剖起来最方便、最现成的自我这个写作者呢？于是，他自然而然就开始了这部自传的写作。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萨特不仅仅写了上述三部作家评传，而是一共写了四部，他的自传就要算是其中之一。

传记或自传的写法大体上有两大种倾向，一种以编年史的叙述为主，夹带着一些分析与反思，主要兴趣在于纪实。另一种是在叙述的基础上以剖析省视为主，目的在于发掘本质与精髓。萨特是哲学家，对形而上学的内容有执着的追求，他总想找到他所论述的对象的内核。在《波德莱尔》中，他感兴趣的是诗人身上的“内疚问题”，是他那种“自己是多余的人”的感受，是萨特自己所认同、所强调、所宣扬的那种对世界的“恶心”感。在《圣日内》中，他感兴趣的是日内向往着成为一个圣徒，但由于小小的过错而被社会抛弃后那种敢于对自己的过错承担责任的精神。在《福楼拜》中，他感兴趣的是“家庭里的一个白痴”成为了《包法利夫人》的作者这一过程中的精神奥秘。

与此同时，作为一个作家，萨特也追求形象与真实，他在自己的作家论著中力求把所分析与论述的对象写活到像小说中的人物那样栩栩如生的程度。不论是他哪种追求，当他把自己当作解剖与描绘对象的时候，当他为自己写自传的时候，无疑都更为容易实现，当然也有更为不容易、更为艰难的一方面。

这部自传虽然动笔写于1953年，但其间多经修改补充，直到1963年才发表，而它的篇幅又并不长，不过十多万字，它所追述的生活也很短，只是他从童年时期到1917年，也就是他才十二岁时的生活。为什么一段既不漫长也并不难追述的童年生活，萨特竟花费了这样长的时间去认真酝酿、琢磨？

最明显的原因是，他并不是要把这本书写成儿时纪实，他对童年趣事几乎毫无兴趣，如果他真去写童年趣事的话，那对他也许简单得多。事实上是，他在这本书里几乎集中了全部精力去追述他与文字的因缘，而与这一特殊对象的因缘就决定了他以后整个一辈子的道路、职业与所作所为，决定了他何以成为了世人后来所认知的作家让-保罗·萨特。也就是说，他在追述与解释他作为一个写作者的存在的最初那些根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在这本书里所作的，就是解剖他后来发展成为一个大作家大哲人的最初的那个雏形，就是分析他作为写作者的存在的某些基因。

从一个只有十二岁的小孩身上难道就可以看到一个未来的存在主义大师的身影？一个存在主义文学家的雏形难道在童年时期就已经形成？当狄更斯十二岁由于家境贫困而不得不到一家皮鞋油作坊当学徒时，谁能想像他日后将写出《匹克威克外传》、《奥列佛·推斯特》等一系列杰作；当只念了三年小学的高尔基十一岁开始在学徒、童工、仆役的悲惨生活中熬煎的时候，他自己做梦也没有想到他将成为俄苏文学中的首席代表。对他们来说，路是人走出来的，作为写作者的存在是后获的。而要从十二岁以前的生活与个性中就找出一个未来的思想复杂、精神独特的作家的基本根由，这是可能的吗？

但萨特在这部自传里偏要进行这样一桩费劲的工作。为此，就需要深入的挖掘，需要精细的剖析，更需要有无情的审视与严格的自省，这就是我上面所说的写这样一部自传之更为艰难的一面。

萨特有他自己的特殊性，他的童年与少年生活至少不像狄更斯与高尔基那样愁于衣食，那样迟才与文字这个东西接触。他小资产阶级的小康之家，他在家庭里所处的受宠爱的地位，他在幼小的年龄就与文字开始有了因缘，这三个基本的事实状况，构成了一片特定的三色土，从这片土壤上，萌生出萨特作为写作者的生存状态的萌芽，由这萌芽就有了以后的让-保罗·萨特。

萨特站在1953年已功成名就的存在点上，溯本求源，寻根究底，回顾着、审视着、剖析着他最初是如何朝这种生存状态走去、是如何有了这种存在状态的胚茅，以及这种胚芽是如何发展的，这样，就产生出他这本独特的书，这部叙述与分析他与文字的因缘、文字对他的诱惑、他在文字堆里打滚了一辈子的根由的书，而写作这样一本虽有叙事性但更以剖析性为主的书的意图，也就决定了这本书既没有多少趣闻轶事，也没有多少童稚意蕴，甚至也没有编年史的连续性以及当时原始心态图景的完整性，倒另有一番独特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