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是之时，虽然明朝统治已经陷入崩溃的边缘，但是作为一个统治中国两百七十余年的大一统王朝，仍有复局之力：两京并存，藩王遍布，军队百万。

令人痛心的是尚拥有一战之力的大明，竟最终以明皇自缢而结束这个曾经“治隆唐宋，远迈汉唐”的伟大王朝。

史料虽然记录了崇祯南迁之议的五次经历，但真实的原因并不简单。

崇祯十七年二月（1644）全国形势图

1643-1644全国形势

崇祯十五年（1642）十一月，清军自松山大战获胜之后，再次从墙子岭越过长城入关劫掠。直至第二年四月，将北京城周边扫荡一空后才耀兵北归，劫掠人口、牛羊、金银不计其数。而明廷松山一败后，大同、宣府、蓟镇、山海、宁远等精锐边军损失殆尽，明廷蓟辽防线形同虚设，独存山海关吴三桂率领的辽东军最后一点家底。

而中原内地形势更加紧迫，崇祯十六年（1643）十月初三，李自成于潼关击杀孙传庭，陕西全境失守，明廷最后一支能够完全掌握的精锐“陕西军”随之覆灭。而后李自成占据西安称帝后，于崇祯十七年元月宣布东征，明廷上下顿时慌乱不堪。

遭受内外重击的明廷，尚存的军事力量中最强的便是吴三桂所率领的辽东军，其次便是与李自成屡战屡败的左良玉的荆楚军，其他分驻各地的官军已不堪大用。但辽东军肩负抗清重任，困守山海关决不能轻易调动，这也是为何直到十七年三月初六距离京师失守仅十三天，崇祯才下定决心命吴三桂弃关援京。而左良玉早在崇祯十一年十二月，全家老小在许州被暴动的士兵残害后，便一直与明廷貌合神离，兵骄将傲逐渐不受控制。而其他驻守官军则军力较少，战斗力较弱，难以依靠。

正是在这种内忧外患的形势下，明廷迁都南京、再筹复兴便是最好的抉择。要知强盛如唐，首都长安也曾被安史叛军和吐蕃相继攻占，最终唐廷避往蜀地才得以平定叛乱；北宋末年皇九子赵构退往临安（今杭州）甚至一路避敌海上，才得以继续享国祚百年。

孙传庭（剧照）

“南迁之议”议而不决

若想要迁都，崇祯需要得到朝廷重臣的支持，以免自己独自承受放弃宗庙社稷、祖宗陵寝的不孝罪名。

鉴于南迁支持者势单力薄，崇祯将“南迁之议”摆上台面，希望经过朝廷公议来决定此事。

这一下子就引起大臣们的争论。

身微官卑的大臣李明睿依旧坚定地鼓励崇祯南迁，他正式上奏，劝崇祯帝以“御驾亲征”的名义南下。

他在奏疏中说：“今日最急，无如亲征。京营甲兵不下十万，近畿召募得数十万，圣驾一出，四方忠义必有闻风响应者。”

此时，京城小干部李明睿扮演的是“南迁派”大臣的代言人。

反对南迁的“留守派”大臣立即派出代表与李明睿针锋相对，力阻南迁。

兵科给事中光时亨第一个跳出来，指责李明睿的奏疏是异端邪说，还说不杀李明睿，不足以安定人心。

留守派有自己的一套说辞。

南迁之议的争论，一直到李自成打进北京都没讨论出结果。

这种无休止的廷议一旦兴起，只会引起各派党争，留下一地鸡毛。

崇祯帝对此叹息道：“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为亡国之臣。”

在生命的最后几天，崇祯反复说的一句话就是“诸臣误朕”，他把南迁之议的破产甩锅给大臣，没有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崇祯帝优柔寡断而又刚愎自用（剧照）

南迁失败原因剖析

为何皇帝有意、而且也有臣僚提出迁都两套方案的情形下，最终南迁仍未能成行呢？

这个最关键的因素便是缺乏大臣的支持。

朱由检自身极度渴望迁往南京、躲避敌锋，自崇祯十六年春便与时任首辅周延儒商议南迁之事。但是崇祯在后来的多次商议之中，都未曾明确表态支持南迁，仅有少数品阶较低的官员提出南迁方案，但因得不到大臣的支持最终只能作罢。后世常因崇祯不主动提出南迁而指责其不能承担责任，不愿意背负丢弃国都、宗室陵寝的骂名，并将此归结于其性格的缺陷。

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朱由检画像

南迁的失败很大程度上的确是由崇祯性格所导致。但作为一个统治中原王朝十七年、继位之初便一举铲除前朝掌权者魏忠贤的王朝最高统治者，在明末时局动荡中跌打磨练的政治家，将所有的错失归结于其性格原因则实难服众。

事实上崇祯不愿主动提出南迁，是基于更深层次的考虑，更为关键的是这种顾虑若不能顺利解决，纵然南迁大明也难以为继。

崇祯第一次与周延儒考虑南迁时，便多番嘱咐其不要泄密，却被天启后懿安皇后得知阻拦南迁。崇祯大怒之下逼问由谁走漏风声，直到懿安后以死相逼才不得已放弃。

由此可知，崇祯绝不愿让人知晓其有南迁的意愿。

周延儒：崇祯视作心腹，后竟以战事瞒骗崇祯，被赐死

但为何崇祯此时却向周延儒主动提出南迁，而此后纵然形势极为危难之时，对其他六部重臣和阁臣陈演等人却只字不提？这是因为崇祯将周延儒视作心腹，其他明廷核心官员尚未能获得其彻底信任，而南迁之事又必须依靠这些重臣的支持。因为此时的崇祯无兵、无饷、无粮可用，没有朝中重臣的支持，一旦离开京师，便很难保证其统治地位。

从唐玄宗唐肃宗灵武一事便可知其中缘由。天宝十五年五月，安史叛军攻破潼关。六月十三日，唐玄宗仓促之下带领少数朝臣以及妃嫔逃出长安，十四日，步辇还未出陕西，随行军众便发生兵变，斩杀玄宗心腹杨国忠、逼死其爱妃杨玉环。仓皇南逃的唐玄宗此时实际上已经完全失去了臣属，丧失了对臣下的控制，形同傀儡而毫无约束号召能力。直到七月十二日，唐玄宗之子李亨在大臣的支持下继位为唐肃宗，才得以收拾残局、拢聚人心，再造李唐。

唐玄宗：大唐盛时的开创者也是毁灭者

此时的崇祯心里十分明白，倘若不能得到属下大臣的绝对支持，仓促间逃往南京，一出北京城便会遭遇唐玄宗一样的处境。

倘若后期国家形势发展较好，还能与李隆基一般得回故都、安享晚年，倘若不成恐性命也难以保证。

崇祯煤山自缢（剧照）

大臣的顾虑

那为什么大臣们就无一人愿意站出来支持崇祯呢？

这一部分是因为崇祯尚未培植像杨嗣昌、周延儒等心腹，另一方面也是大臣们对于崇祯极度失望。

崇祯一朝十七年，内阁首辅大臣更替竟达五十余人，且崇祯性格多疑嗜杀，如同唐玄宗一般早已令臣属失望，而崇祯的心腹杨嗣昌等人又因各种原因相继脱离领导核心。

倘若此时有大臣提出南迁方案，待前往南京后若此事重提，大臣之身家性命则绝不可能得到保证，前任兵部尚书陈新甲，就是因为泄漏了与清和议一事而被崇祯赐死。

所以阁臣和六部重臣在被崇祯逼迫无奈之下，都转而纷纷接受君王守京师、太子前往南京监国的提案。

李自成两路进军北京路线图

可听到这种大臣表态后的崇祯十分恼怒，大臣的心愿是更愿意另立新君，这种情形对于早已习惯于大权独握的崇祯而言绝对难以接受。一旦太子抵达南京，大臣们便会迅速聚集在太子身边，协助其登基称帝，崇祯旋即成为孤家寡人，无人会关心其死活，所以崇祯最后以“朕经营天下十几年，尚不能济，哥儿孩子家做得甚事”为由彻底拒绝此提议。

但倘若此时崇祯不顾一切下令南迁，那丢弃宗室陵寝、丧失故土之责便能瞬间令其失去天下士人所望。崇祯若前往南京后执意继续掌权，则明廷内部发生动乱可能性极大，复兴绝无可能。所以纵使南迁，他只能选择如唐玄宗一般为国事退让，无奈之下接受太上皇称号，由太子登基重聚人望，以图江山再复。

此外还有一个关键因素。便是粮饷问题。

崇祯此前向吴三桂父亲吴襄询问将辽东军调往京师勤王，所需饷银几何，吴襄回复需百万军饷。而此时的明廷国库仅存白银七万两，内帑、宫室金银补充也仅能提供二三十万两，更令人气愤的是皇亲国戚文武官员也仅愿供应二十万两，百万军饷根本无从筹集，宁远调兵一事也只能一再耽搁。

所以纵然崇祯决议南迁，也根本无法支持十余万军队护行至南京，一出京师就有发生兵变的可能。这也是为何三月四日，驸马巩永固自称能聚集十万军马护送崇祯南行，被大臣们斥为荒诞的原因所在。

要知明朝末年因粮饷不济多次发生兵变，大将左良玉家属便是被杀红眼的叛变官军所残害。

绝世名臣于谦：扶大厦之将倾，救万民于水火

但若诸臣中能有如于谦者挺身而出，力挽狂澜排除众论，力推南迁之议，崇祯顺势推动以促使南迁成行。君臣一路从运河漕运南下，数十日便可抵达南京，将北方这烫手山芋交由农民军李自成以及关外清军。明廷则依托于未曾遭受兵灾的南方大好局面，厉马秣兵，整顿朝政，君臣同心伺机北上收复故土也未尝不可。但这一切都是妄言，崇祯一朝十七年的时间都未能改变遗留的弊端，偏安一隅之境则更难以为继。

基于上述所言，将南迁之议失败的责任完全推给崇祯并不合适。考虑崇祯的境遇，只要这些顾虑不能消除则根本无法出京，也可知崇祯痛骂“诸臣尽亡国之臣”也不无道理。如果硬要追究崇祯之责，笔者觉得其最大的失误便是到危机关头，仍不愿遣太子往南京监国之事。

从太子朱慈烺被李自成俘虏后，言辞正色，痛斥百官，要求厚葬其父皇、母后等事可以看出太子也是品行能达之人。不论其是否有经世之才，倘若能早日前往南京监国，纵然不能恢复故土尚可自守东南有余，待北方时局有变再复故土也未尝不可。

然而崇祯却拖延直至京师被围之后，才分令皇子三人前往国戚之家，自然为时已晚。而后李自成败逃出京师后，太子却不知所踪，没有臣属的周旋围护，纵然是皇家血脉也难以号召人心。

后世冒充极多的朱三太子（影视配图）

可叹创造伟大文明、将中华民族再次推向世界巅峰的明朝竟因此半道而终。

虽然后世的满清作为新崛起的势力，充满朝气、积极进取，维护了国家大一统局面，但因其民族自身历史发展的局限、封闭和落后，迫使中国进入“万马齐喑”这种历史性倒退的社会局面。

两百余年后中国再醒来睁眼四望，却发现沧海桑田、世间已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