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对于国际法来说多余的话

“日内瓦”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的观点，不代表任何组织或机构的立场。

“不破不立！”

2024年对于学国际法和国际法从业者来说，可能都是比较特殊的一年。俄乌冲突继续，中东局势恶化，苏丹继续被人遗忘，这还只是我们能在新闻上看到的武装冲突。时常能看到有人在朋友圈感慨，我们又见证了历史。

可能对于学国际法的人来说，这不足为奇——“战争，战争从未改变”。作为一群理论上研究或探讨过历史上的很多武装冲突，动不动就把几个国际法院的判决挂在嘴边的国际法学生或从业者来说，我们甚至觉得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经常有机会展示自己才识的时代，有时大家还会开玩笑说，真好，又要有更多工作岗位了。

确实，想要靠自己的专业知识找到一份工作，即使这份工作存在的前提是他人的苦难，可能也没那么丢人。联合国难民高专可以去说“难民署最大的失败就是它还继续存在”，但当所有冲突不可能在一天内全部解决，而那些有着用自身所学去帮助他人（而不仅仅为了一己私利）的年轻人需要每天为自己的吃饭，住房，以及签证担心之时，渴望一份稳定的工作，并希望自己可以以此为基础继续自己的研究或发展自己的事业，也确实是人之常情。

可笑的是，这些有关找工作的讨论在两三年前还有点价值，当时大家担心的也最多是几个国际法庭关门，工作岗位减少，或者是自己竞争不过下岗的有经验的国际法工作者。但到了2024年，当大家以为可以凭借多年所学侃侃而谈，在职场大展拳脚时，却发现，已经没有人愿意听你说什么，更别提有人愿意雇你去谈国际法了。很多人已经不再相信国际法，以及国际法治了。

当大家都不再去相信国际法，甚至可以从最基本的良知出发，对国际法提出各种有理有据的批判之时，我们首先要去怀疑的肯定是国际法本身出了什么问题。我们不能去和大家说，都是大家不懂诉诸战争权和战时法的区别，或者说这不是国际法的问题，是国家执行的问题，都怪各国的政治首脑。这并不是一个有效的沟通和工作的方法，也多多少少地犯了脱离群众的错误。而且说实话，作为国际法的从业者，我们也不配去这么说。

但我有时还是会忍不住去辩解，说媒体往往更愿意报道惨状，而遵守国际法的行为很少能被认为是新闻，你看我们几年前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专门创立了xxx项目来宣传国际法得到了遵守的案例。这有什么意义呢？当美国的国际法教授，中东的无辜儿童，以及北京的出租车司机都觉得国际法已死之时，我们还要去假装岁月静好，假装一切都在可控的范围内，而忽略事实上国际法可能真的做的还不够好，还不能满足大家对它的期待，大家也因此有着合理的理由去选择不相信国际法吗？

我不知道。

可能有时候拼命地寻找理由去为某件事辩护，只能说明你自己可能也没那么相信这件事了，你自己也需要这些理由来说服和安慰自己。

但我还是会去说，我自己相信国际法，起码在找工作面试的时候我会这么说。

在被问及我的求职动机，或者我为什么想要从事和国法的有关工作时，我习惯于讲这么一个故事：我小时候是一个热爱战争的小男孩，慢慢地在了解战争的过程中看到了战争的惨烈。我开始想要做点什么，于是在法学院里花了更多时间学国际法，选择了尺度最大的国际刑法，但最后又发现很多国际刑法的研究并不关注受害人个体的苦难，而只会去痴迷于法学技术的辩论，于是选择了叛逃去做过渡时期的司法，开始天天喊着“以受害人为中心”的口号批判那些只关注国际刑法的律师。

这个故事看起来还算自洽，或者更准确地说，我一直在努力让它看起来自洽。至少在那些社交场合中，用来应对大家对“一个亚洲人为什么从事国际法相关工作”的好奇时，还算不上无趣。

但其实这里很多逻辑都没那么说得通。从热爱战争到开始关注普通人的苦难显然不是一蹴而就的，二者之间甚至并没有那么矛盾，你完全可以在敬仰英雄叙事的同时纪念受害者的不幸，并立志让类似的惨剧不再发生。指控那些会为了一个名词的解释吵上一天的国际法学家不关注苦难也可能十分不公平，没有了他们，可能也就没人会去为了一两个稀有的案例而去专门研究和撰文了。以及，能够帮助到受害者的方法有很多，为什么我非要去抓着国际法不放，不去好好做点“实事”呢？

2023年底我在联合国认识了一位同事，一个P4级别的资深人道主义官员。他时常奔波于各个人道主义危机的一线，和古特雷斯合过影，为人友善，对实习生尤为关怀，会弹吉他，办得一手好派对，又恰巧是我之前实习的部门唯一一位在日内瓦的同事，就自然地熟络了起来。

当加沙的人道主义危机爆发后，他立刻开始了行动。他每天在社交平台上发声，分享最新的进展并号召大家采取行动，即使是在联合国针对这次危机重申了无数遍联合国员工使用社交平台的限制，又要求每个部门开展社交平台发声专题学习之后；他试图进入纽约的联合国大厦，与保安发生冲突并因此住院；他又在日内瓦的联合国正门外进行了绝食示威，甚至是为此准备好了辞职信；他也曾试图借助于音乐的力量，自己创造了几首歌曲并发布在了网上。绝大多数时候，他的诉求都很简单：关注人道主义危机，发挥联合国的作用。时至今日，他还在坚持发声。

同事们对他的态度大多是闭口不谈，也几乎没人会真的去参加他的绝食抗议，甚至大家还会有意地去和他保持距离。就连他办的派对，捧场的同事也渐渐减少了。

他的每一条推送和视频都会明确标注“这是我作为有着数年一线经验的资深人道主义官员的个人行为，不代表任何机构的立场，我的任何评论都与联合国秘书长的表态一致”。

这句话可能确实是个必要的免责声明，但也同时体现了，他只是在一个人在做这些事，甚至是在有些偏执地，脱离了组织，单枪匹马地发声。

我不知道是他陷进去太深了，还是其实是我已经陷在了这个个系统中，丧失了部分人性。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的事情还有很多。

作为一个十分喜欢批判一番的人，我曾经（或许仍然）十分喜欢奉行人道主义原教旨主义，批判一切不是百分之一百奉献自我的行为。我记得本科期间我曾经面试过一个想要当某个模联会主席的小朋友。我问他什么是维和三原则，他支支吾吾了半天，说了一个“维和部队不能被派去有危险的地方”。

我忏悔，我当时可能没忍住笑了。我可能到现在都还十分理想主义地相信，如果你连去任何有“危险”的地方都不愿意或者没准备好的话，你也就别干这行了。我笑是因为我还理想化地相信现实中的维和部队或人道主义工作者不会这么“知难而退”。这个笑之中既带着我对这种职业的向往，也带着一分庆幸，庆幸于还有人愿意为他人付出生命。

当然，维和和人道主义行动是有区别的，绝大部分的人道主义工作者也都没有军队背景，我们好像也不能像要求士兵一样，“要求”人道主义工作者随时准备献出自己的生命。但说到底，当你看到一些国际机构因为一两次直接的袭击就决定撤出整个国家时，或者认识了把一线工作当作一次自己的冒险甚至是炫耀资本的人时，你可能不需要精神洁癖，也会对整个体系产生怀疑。

但我也没去过真正的一线，我也完全没资格评价那些真正去过一线的人。即使在我想中的场景里，我可能也不知道，当我自己真的需要面对这种抉择时，我会不会真的去愿意牺牲自己。讽刺的是，即使是在日内瓦这种可能离一线最远的地方，我都曾抱怨过自己拿着日内瓦最低工资，有时甚至也会因此而反思自己是不是应该换个就业方向（说得就好像我现在这个背景回国能找到工作一样）。

一些常见的辩解，尤其是大家用来说服自己的辩解是，在总部，你要先保证自己在这个昂贵的城市生活下去，才能有余力更好地研究学术问题或在工作中帮助他人。如果你连自己的生活都需要担心，可能也就没有多少精力再去关注他人的生活了。而在一线，保障自己的安全同样是开展工作的前提，live to fight another day的逻辑永远适用，活下去才能帮助到更多人。

但为什么你的生命和你的生活就比别人更值钱呢？就因为你受过良好的教育，你来自于一个知名的国际组织，或者说就是因为你有幸出生在了一个和平又富饶的国家吗？你怎么知道那些受难的儿童，如果能够受到和你一样的教育，以后就不能成为一名学者或国际公务员呢？你又怎么知道，人家不是和你一样，有着家人和朋友还在等着你回家，即使家这个概念在物理意义上已经不存在了呢？你可以找出各种理由随时离开，而那些遭遇了人道主义危机的人，可能就只能永远地留在那里了。

但不得不说，这些言论的底层逻辑十分脆弱。我们很多时候还是把自己想得太伟大和“有用”了。好像没有国际人道主义机构的帮助，没有这些远在欧美的救世主，当地人就只能一辈子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这个逻辑十分可笑。起码对于红十字和红新月运动来说，不论是法理还是实践上，最主要的开展救援的人永远是当地的志愿者，他们才是那些不惧牺牲，默默付出，真正用自己的行为贯彻“人道主义”这四个字含义的人。对于我们来说，我现在在做的只是一份工作，我可以随时以健康为由让自己休息一段时间，可以随时离开，回去找父母啃老，甚至是骄傲于自己可以不在工作上投入太多的情感，通过与自己看到的苦难保持距离来吹嘘自己的专业性。而对于这些志愿者来说，他们所做的一切，已经早已不仅仅是一份“工作”了。

可能这也是为什么我会觉得我还没准备好去一线的原因，我觉得自己不配和这些人为伍，也不知道自己作为一个“局外人”，到底要怎么看待这一切。

我其实十分享受我在2024年年初结束的这段联合国的实习，因为我十分有幸地可以为一场最举世瞩目的冲突做点“实事”，也可以十分近距离地（通过网线）接触到这场冲突一线的人和事，虽然我做的所有事情和国际法毫不相关。

简单来说，我带着十几位志愿者做了一个人道主义需求评估的项目。我们工作的方法十分简单：阅读所有有关的联合国报告、人道主义机构报告以及社交媒体上的推文，从中标记和归类不同主题的信息。通过这些信息，我们可以根据一线同事的要求总结出有关不同专题的报告，也可以分析出什么问题鲜少受到国际组织的关注，或是某几个组织在某一个问题上进行了重复的劳动。就比如说在冲突的最初期，对于某个医疗问题来说，我们发现虽然各个机构都在关注这个问题，也意识到了有很多的案例在没有麻醉药的情况下不得不被实施，但实际上只有妇女和儿童的案例数量的得到了统计，没有机构专门地去统计了成年男性，或总体的案例数量。由此，我们得以帮助同事更好地去协调需求的评估，并以此为依据优化后续药品的调配。

在这场冲突爆发的几天后，我就在一个线上会议中认识了一位我们机构在当地的同事，他在正在爆发冲突的城市里长大，现在也每天都试图在和当地的亲友、联合国工作人员，以及无数的普通人保持联系。我清楚地记得在那个会议之中，他打断了一个身在总部的同事的报告，花了十分钟介绍当地绝望的实际情况，又花了二十分钟的时间来诉说当地同事，以及他自己对于整个国际体系的失望。说完之后，他停顿了几秒，开始继续回到之前的话题，十分专业地和我们开始讨论如何才能更好地从总部支持一线的工作。

我后来加了他的领英，他公开的自我介绍上写着“人道主义者；父亲；试图为所有人，包括我的两个女儿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

说实话，我当时还感觉到了一丝激动，这毕竟是我第一次直接针对一个正在进行的武装冲突开展工作。我觉得我不光可以投身于联合国的行动之中，还可以收获到一个批判性的视角。这样一来，我既可以“专业”地通过批判防止自己迷信国际组织的作用，又可以以这些情绪化的宣泄为鉴，提醒自己要试着与冲突保持距离，不让自己陷进去。

我同样印象十分深刻的是，我们当时一位工作最为认真的志愿者有一次在邮件里因为一个有关分类标准的技术问题和我产生了争吵。我有充分的逻辑和国际法依据（这也是为数不多的国际法在这份工作中有用的时候）来支持我的观点，而她却觉得，我的观点十分冷血，失去了人情味。我其实十分同意她的观点，但我也知道如果我们按照她的观点更换标准的话，我们所得出的结论很可能就不再那么“中立”，从而更不会被接受。在把这个问题聊开以后，她觉得自己可能过于情绪化了，而我也在反思，我是不是太过于不情绪化，太过于把自己藏在“专业”这个借口后面了。

但你真的很难让自己一直保持距离，一直让自己不被情绪所影响。你可能只是一直在积压所有的情绪，一直在骗自己罢了。

几周后的一个单位的派对（实际上联合国的派对其实就是冷餐会，但酒管够）进行到一半时，我收到了上面这条消息。发消息的同事身在冲突一线，可能在他们的时区当时还是工作时间，也或许对于他们来说，工作时间这个概念已经没有意义了。我记得我看到这条消息后十分不知所措，又怕自己又什么太大的反应会影响到同事们的兴致，毕竟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和我一样，每天要面对冲突和灾难。我默默地走回了自己的工位，唤醒电脑，对他人编出来了一个“我忘了做法语课作业”的谎言，又突然不知道自己可以再多做点什么。

没有人能不被自己的情绪所影响。

而当我去年远离了“做实事”的工作一整年，慢慢将自己变成了一个沉迷研究历史、举办会议和撰写讲稿的国际法律师之后，我发现自己可能更难去骗自己了。当我现在再去看到冲突的惨状之时，我会更加强烈地感觉到情绪的影响，或许是因为我更加明显地意识到了自己只是这个不完美的国际体系中的一个普通打工人，掀不起什么波澜，也可以被很多人所替代；而我也慢慢地和那些曾经自己所批判的法学家一样，眼里只有有关一两个名词解释的争论，而没有直接去一线，或是去做更多的“实事”。

或许正因如此，去年一年，我开始变得更加nerdy了。这完全不是因为沉迷工作或国际法能为我的良心得到救赎，而仅仅是因为，当你不得不直面内心的困惑和恐惧时，可能唯有那些让你觉得自己擅长且值得信任的事物，才能带来一丝安全感。

祝大家2025年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安全感。

“微信公众号居然要开会员才能听AJR的原版！”

李桐

2025年1月13日，于日内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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