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人都可能成为难民，这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

作为一名传播官员，我已经在联合国难民署工作了十余年。在这段时间里，我报道了来自世界几乎每个角落的人们被迫流离失所的故事。可以想象，我写过无数次“任何人都可能成为难民，这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这句话。

而现在，这正发生在我的家人身上。

当我们在联合国难民署说出这句话时，它并不是一个口号，也不是因为我们缺乏更好的表达方式。我们这样说是因为事实就是这样的。对于我们中那些接触过“被迫逃离”的人，尤其是那些有过类似亲身经历的人，这些话有多么真实，我们最清楚不过。

报道“流离失所”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特别是当你亲眼目睹了它对人们造成的影响之后，“流离失所”便再也不只是一个冷冰冰的词语。

“流离失所”的背后，是无尽的苦难故事，无数人的哭喊，失去的眼泪，分离的痛苦和难以想象的抉择。在有关难民或境内流离失所者的语境中，这个词通常还伴随着“被迫”一词。我们在联合国难民署坚持加上这个词，这么做是不无道理的，因为我们了解，一个人最终接受自己别无选择而不得不离开家园，需要经历多少痛苦。

但当我阅读关于被迫流离失所者的新闻报道，或是与人们讨论这些问题时，我几乎总是会感到失望，甚至愤怒。这些报道和讨论缺乏同情心，甚至表露出了漠不关心和事不关己的态度。当我眼睁睁看着我的祖国被摧毁，目睹无辜平民的伤亡，我不仅对所见的恐怖感到震惊，也对这些报道方式和人们的态度感到羞愧。

当你的工作就是传播战争对人们的影响时，你很快就会意识到，在战争的迷雾中，遭受最多苦难的人几乎总是会被遗忘或忽视。为了让他们得到重视，我们通常会用上各种统计数据，因为我们就生活在这样一个需要量化痛苦和苦难的世界里。惊人的数字能够登上新闻，仿佛只有这样整个局势才值得大家关注，虽然也只是暂时的。世界继续前行，人们的注意力逐渐被其他话题分散；数字继续攀升，人们感到不堪重负，干脆选择保持距离，不再关注，因为这个问题太大，让人感觉到无能为力。

你能理解我们作为传播者的困境吗？

但对我们这些认识过因战争而生活支离破碎的人来说，我们永远都无法忘记。

我永远不会忘记乌克兰慷慨的亚历山大。他的家被俄罗斯的空袭彻底摧毁，我们站在一片废墟之上，看着他曾经的家仅剩的几片瓦砾，他却坚持把自己仅有的两个橙子送给我。我也永远不会忘记叙利亚阿勒颇乡下的阿玛尔，她是五个孩子的母亲。阿玛尔在战争中失去了她的家和挚爱的丈夫，只能独自抚养着孩子们，同时努力重建她自己的生活。我又怎么可能忘记2015年在莱斯沃斯岛海岸遇到的法尔希德，一个年轻的阿富汗工程学学生。他逃离了塔利班，试图在欧洲寻求安全。在与我交谈时，他泪流满面，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可能再也见不到病重的母亲了。

目前，我正在联合国难民署驻约旦安曼的地区办公室工作，协助应对黎巴嫩（我的祖国）和叙利亚的紧急情况。当我们几乎每天都在为记者准备数据，或将这些数据写入报告时，我无时无刻不在被提醒，那130万流离失所的人中有我的叔叔、婶婶、表兄弟姐妹和朋友。当我阅读那些人员伤亡的报告时，我脑海中浮现出的也是那些我们认识的人的面孔。

当我听到强制疏散的命令时，即使我处在另一个安全的国家，我也会感到恐慌，因为我知道那种感觉。我知道那一刻占据在人们心中的恐惧和迷茫，我也知道人们根本没有时间去思考发生的一切，因为在你想清楚任何事情之前，炸弹就会落下。我知道这种感觉，因为我经历过。

1996年，我们全家住在黎巴嫩南部的一间公寓里。凌晨时分，晨礼祷告时间，我们在睡梦中突然被当地清真寺的一则惊慌失措的广播惊醒。那天伊玛目准备像往常一样进行礼拜呼唤，但他醒来时发现，以色列国防军正在我们向我们的社区空投传单。这些传单是疏散命令，而当时人们都在熟睡。如果不是因为伊玛目起身准备晨祷，没有人会知道撤离的消息，我们今天可能都已经不在了。我清楚地记得我的母亲如何慌张地把我们从四楼赶到车里。有的人连鞋都没穿。那一刻，一切都太仓促，我们穿着睡衣，被母亲塞进车里。母亲启动了车，我甚至怀疑她都不知道我们打算开去哪里。

然而，当我看到媒体对这些事件的报道时，却发现这些报道很具有误导性，让人以为这些所谓的“撤离”是慷慨的举措。作为一个亲历者，我知道这些并非撤离，而是驱逐。

但我很想知道，是否有人真正理解这些被迫“撤离”意味着什么？

如果你现在必须逃离你的家，你会去哪？

在漆黑的夜里，你该往哪个方向跑？跑多远才算安全？

你会带上什么？

在行李箱里，你又能装下多少回忆？

当然，无论如何最重要的都是你的安全。但被迫离开自己的家绝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身体转移，它不仅仅是换个屋檐继续生活那么简单。被迫离开自己的家感觉就像遭受到了虐待和侵犯。你会感到赤裸、你会感到暴露无疑、你会感到脆弱。

当人们被迫逃离，被驱逐出他们的家和住了一辈子的城镇时，心理上的创伤无法用言语形容。我清楚地记得，我们在电话里如何恳求自己的家人离开他们的家，而他们又如何极力抗拒。

没有人想成为难民。这不是任何人想要的。

逃离自己的家完全是迫不得已的最后选择。

没有人想离开自己的家，去住在避难所里，或排队领取毛毯和食物；没有人想离开自己所爱的所有人和所有事，去别人的国家做一个陌生人；没有人想离开自己温暖的社区、离开走向面包店时迎面微笑的面孔，或是家庭团聚时的热情相拥，去到另一个会以敌意和蔑视迎接你的地方；没有人想离开自己弥漫着茉莉花和橙花香气的家园，去住在某个难民营里；没有人想离开自己儿时嬉戏的街道以及见证了他们成长的建筑，去寒冷而陌生的街道上游荡；没有人想离开自己和家人世代精心呵护的橄榄树；没有人想离开自己的国家，去成为一个无名无姓的统计数字，或者在不愿接纳他们的国家里成为一个政治筹码，而他们唯一想要的就是回到从未想要离开的家。

没有人想成为难民。

“难民”这个身份是沉重的。仿佛它会成了你唯一的标签，而你，那个曾经丰富多彩的个体，如今只能被简化成这个单一的身份。

成为难民意味着你必须不断为自己的“人性”而斗争，不断证明自己值得获得保护和同情。你被期待能够融入新的环境，表现得“不太特别”，因为只有这样，你才可能会被接受——好像你一跨过国界，你就得放弃自己的身份、传统服饰、宗教信仰，以及所有让你成为你自己的东西，仅仅为了能够被“容忍”，更不用说被真正接纳了。

坦率地说，作为一个传播工作者，我不确定我们是否成功地向“受众”传达了这些（我其实不太喜欢“受众”这个词，但这是另一个话题）。

当我看着我的同胞为生存而逃亡，或者目睹苏丹和加沙地区的灾难时，我常常思考：对那些有幸生活在“和平”国家的人来说，被迫流离失所是否是一个过于难以想象的概念，以至于他们无法真正理解？是否是因为他们相信这种事永远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所以觉得这不是一个需要关心的问题？我不知道。

不过，我知道的是，向那些一直有幸享受和平之利，并认为和平理所应当的人传递和平的脆弱性，本身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而我没有那么幸运。我和我的家人被迫从家中流离失所很多次了。而现在，当我写下这些话时，我的家人再一次被迫流离失所。他们是黎巴嫩正在进行的战争中130万流离失所者中的一员。

在过去几周里的每一天，我都会走进办公室，在工作之前先打开电视，让新闻一直放着。当我敲击键盘、回复邮件时，我会一直试图平复内心翻涌的思绪，压抑着想要尖叫的冲动，因为我在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国家在电视直播中被轰炸。而我能做的，只有看着。

这感觉就像一场反乌托邦的噩梦。

但请让我告诉你，不管时间过去多久，你都永远不会习惯这种感觉。问问任何一个曾经经历过家园破碎和毁灭的人，他们都会这么说。

真实情况是，你在经历过这些后不再会和别人谈论这些事情，因为你不想成为那个总是消极和负面的人。慢慢地，人们也会停止询问你的状况，因为他们已经习惯，甚至忘记了。

于是你开始装作没事，微笑着，转换为“工作状态”。

但你没有忘记。

在你的内心深处，当思绪飘散开时，你便会想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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