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亮亮：中国科技考古简史（1921—2001）

文摘 2024-04-06 21:36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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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亮亮

^{（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山西太原 030006）}

DOI：10.12405/j.issn.2097-1486.2023.03.009

引用本文：

侯亮亮.中国科技考古简史（1921—2001）[J].新兴科学和技术趋势,2023,2(3):330-340.

HOU Liangliang.A Brief history of Archaeometry in China (1921—2001)[J].Emerg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2023,2(3):330-340.

摘要：随着现代科学技术与考古学的日益交叉融合，考古学的研究领域不断得以拓宽，研究水平也持续得以提高，考古学研究已从定性描述的层次，全方位地提升至定量表述的层次。考古学面貌深刻变化的同时，其研究模式和研究体系也在有意、无意之间潜移默化地改变，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科技考古悄然诞生了。本文在参考前人归纳、总结的基础上，认真梳理我国科技考古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并将其划分为五个阶段，即萌芽阶段、早期阶段、初步发展阶段、快速发展阶段和成熟阶段，力图理顺和把握中国科技考古的学科发展规律，简要评述其发展的趋势和前景，希望对我国的科技考古工作者有所裨益。

关键词：科技考古；考古学；简史；发展历程

0 引言

我国的科技考古从萌芽、形成到全面发展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几乎和现代考古学在我国的引入和发展同步。但迄今为止，有关学者多关心于其所涉足的具体领域，不太注重科技考古整体学科的现状和前景，至于该学科的发展史，更鲜有梳理和总结。

近些年来，科技考古的飞速发展和重大影响，业已得到学术界，特别是考古界的普遍认可。为认清该学科的发展规律和历史任务，有必要对该学科的发展史进行梳理和总结。这是因为学科发展史的梳理，较之具体归纳和系统演绎方法，更能全面反映学科的本质和特征^［1］。本文拟从我国考古学和科技考古的历史渊源出发，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合理划分我国科技考古的若干发展阶段，捋清其发展过程。

1 考古学与科技考古

考古学自诞生始，即与自然学科结下不解之缘。考古学家在发掘和研究的具体实践中，将源自自然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适当改造，成功地应用于各个相关环节和领域，形成并不断完善着独具特色的研究模式和理论体系。随着科学技术在考古学领域的逐步注入与应用，考古学得以持续发展，其研究层次也不断得以深化。而与此同时，科技考古也应运而生。

1.1 考古学

现代意义上的考古学诞生于西方^［2］。20世纪初，“西学东渐”的浪潮将考古学带入我国^［3-4］。1921年，瑞典学者安特生在河南仰韶村进行的发掘^［5］，一改我国依赖文献探索历史的史学传统和金石学研究方法^［6］，宣布了我国近代考古学的诞生。1926年，李济在山西夏县西阴村庙底沟遗址的发掘，开辟了中国学者独立主持考古发掘的先河^［7］。1931年，梁思永在河南安阳后冈遗址发掘，首次采用依据土质、土色逐层揭露的方法，发现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殷商文化等三个文化层相互叠压的现象，为我国考古地层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8］。1931年和1938年，我国出版的《辞源》续编和《辞海》（戊种）中，正式出现了“考古”这一词条，说明考古学已经得到国内学术界的认可。同时，安阳殷墟的发掘及甲骨文的出土^［9］，致使社会各界对考古学在“证经补史”中的作用刮目相看，一定程度上终结了“疑古辩伪”的思潮^［10］。无疑，这时的考古学作为解决历史问题的重要工具，业已走上迅速发展之大道。其后，考古学开始在我国得以蓬勃发展。

1984年，夏鼐在介绍欧洲考古学发展脉络的基础上，结合我国详实的历史文献，清楚地阐释了“考古”一词在我国发展的历程^［11］。在总结前人观点基础上，他对“考古学”提出新的认识并做了归纳，认为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学科”。同时，他将考古学限定在“历史科学”范畴之中，充分肯定了其在历史学研究中的作用。此外，他还详细解释了考古学研究的对象和目标，即：

考古学不应限于古代遗物和遗迹的描述和系统的分类，不应限于鉴定它们的年代和确定它们的用途（功能）。历史科学应该阐明历史过程（processes）的规律。

在后来的考古学实践中，他十分重视科技在考古学中的应用，并将其视为学科新生点。他凭借敏锐的洞察力和积极有效的实践活动，使得这些工作做到了几乎与国际同步^［12］。

其后，张忠培和俞伟超分别对考古学的方法论及学科定位进行过探讨。张忠培认为：

考古学需要自然学科的帮助，才能扩大视野，增强深层透明度，以猎取更多、更准确的信息，揭示自身研究对象的奥秘。同时，考古学从来就置身于自然学科之中，并不断以自然学科的成果武装起来，以推动学科的发展^［13］。

俞伟超更明确地指出：

某种意义而言传统概念的考古学已开始走上了衰亡的道路。考古学有独特的方法论，在与其他学科（如历史学、人类学乃至自然学科的若干部分）相融合后，独特性越来越小^［14］。

这似可理解为考古学只有融合其他学科的理论和知识，特别是众多的科技手段后，才可能有更广阔的天地。在具体考古工作中^［15］，他积极践行考古学与其他学科结合的研究模式和思路，并取得卓越的成果，对后进的考古学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结合不断发展的考古学实践，学者们在总结前人认识和观点的基础上，对考古学概念认识不断深化，提出了新的认识。如严文明讲述到：

考古学是研究如何寻找和获取古代人类社会的实物遗存，以及如何依据这些遗存来研究人类历史的一门学科^［16］。

显然，此概念更重突出“如何寻找和获取古代人类社会的实物遗存”这一理念，即更强调考古学中发掘和研究的方法，直接反映出考古学自身发展过程中对科技手段的迫切需要。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科技方法在考古学中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首先，考古学者越来越重视科学技术在考古中的应用。其次，高校和研究单位开始纷纷成立相应的学科来培养专业人才。此外，考古学研究的内容日益多样化，考古学学科下开始分化出许多分支学科。总之，科技手段日益成为考古学不可或缺的研究方法，和考古学结合后，使得考古学研究的领域不断扩展，研究层次不断提升，研究内容更加全面。

目前，科技手段已经成为考古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被常规化地应用在考古学研究的诸多领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科技手段的不断应用是考古学的学科理论和体系完善、发展的重要动力。与此同时，专门研究科技手段在考古学中应用的学科——科技考古，也在悄然诞生。

1.2 科技考古

最初，所谓科技考古，仅仅是科技手段在考古学中成功应用的案例的集合体。从事科技考古的研究学者大都是自然科学家，他们都有着深厚的自然科学知识，但所从事的研究仅限于某个特定的领域。真正的考古学者，却很少从事类似的研究。这种状况在国外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但从本质上讲他们的科技考古研究与考古学本身是相脱离的。然而，我国科技考古的诞生与现代考古学的引入几乎同时，且一开始二者就有密切的联系，即科技考古的研究工作几乎都是为解决某一考古学问题展开的。

20世纪初到建国前夕，我国科技考古工作者主要以周仁和王琎为代表，研究领域主要为陶瓷和金属^［17-20］。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学者开始尝试用科技手段来分析考古学问题。如：1952年南京博物院罗宗真对宜兴周处墓出土的文物进行了相关化学检测等^［21］。此后，鉴于年代学在考古学的特殊重要性和¹⁴C测年技术的发展和成熟。1955年，《考古》杂志开始系统介绍¹⁴C测年方法^［22］。1959年，考古文博核心期刊中关于科技考古方面论文数量达到一个高峰^［23］。

1959年，在夏鼐、刘东生等的关心和直接指导下，仇士华和蔡莲珍开始筹建¹⁴C实验室。经过他们的不断努力，终于在1965年建成了我国第一个¹⁴C实验室，并测定了一批年代准确可靠的考古年代数据^［24］。其后，¹⁴C测年法很快成为我国考古学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手段，使得考古学者从年代学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更为重要的是，¹⁴C测年法的应用彰显了科技手段在解决考古学问题的强大优势和无穷潜力，某种程度上可将其作为我国科技考古形成的标志。

1959年到1978年间受政治运动影响，科技考古研究受到了一定影响，发展缓慢。1978年后，我国的科技考古步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考古文博核心期刊每年发表科技考古方面的文献都在10篇以上^［25］。同时，我国还出现了第一本全面阐述科技考古的专著——《现代实验技术在考古学中的应用》，为考古学的发展提出了许多新的思路和方法，也为科技考古勾勒出了前进的方向和发展的前景，其学术价值和今后的历史意义都是不可替代的^［26］。此外，自然科学出身的王昌燧也开始尝试开展科技考古方面的研究^［27］，如对古代黑镜研究、陶瓷起源等具体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极大推动了科技考古的发展。需要指出的是，他高瞻远瞩，从整体上把握该学科的理论体系，关心学科发展的方向和前景，第一次系统地总结并阐释了“科技考古”的概念^［28］。他认为：

自然科学的发展促使了考古学的诞生，而且贯穿于考古学发展的整个过程中。考古学的诞生和发展，就是一个不断从自然科学理论、方法、手段和成果中汲取营养，扩展自身研究范围，完善自身体系的过程^［29］。

他还对国际科技考古发展的现状作了总结，为我国科技考古指明了发展方向以及学科的新生点。难能可贵的是，当时他所指出的学科发展方向和学科生长点，现在大都已经成为了科技考古蓬勃发展的主导力量。

与此同时，袁靖也在积极践行科技考古的理念。1996年，他指出科技手段在考古学中的重要性，认为科技考古的发展势头不可阻挡^［30］。他将自然科学在考古学研究中发挥的作用归纳为两点——

一是开辟了在以往的考古学研究中不能涉及或忽略涉及的研究领域；二是进一步提高了考古学研究的效率、精确度和科学性^［31］。

在众多学者努力下，科技方法在考古学中的应用呈现出广阔的发展前景^［32］，在考古学研究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业已成为考古学的重要分支学科。同时，北京科技大学、上海硅酸盐研究所、中国科技大学、西北大学开始招收科技考古领域的研究人员，科技考古的队伍也开始不断壮大。

综上，科技考古在我国的发展有四大特点。其一，发展迅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发展速度更是惊人；其二，考古学和科技考古的关系紧密，二者一开始就结下了不解之缘，相互促进，互为影响；其三，冶金和陶瓷领域的研究起步早，且始终处于世界领先地位；¹⁴C测年等后进的核心技术，发展也几乎与世界同步；其四，科技考古学科建设薄弱，其发展一直停留在方法论层次方面，几乎无人涉猎学科理论与学科体系的总结和构建。

就科技考古（archaeometry）一词而言，她是舶来物^［33］。起初在我国，archaeometry的概念被译为考古定年学或考古测量学，即以“¹⁴C年代测定法”等测定考古样品年代的科学。后来，随着科技考古实践的深入，她的词义得以拓展，但同时也限定了她的主要任务，即辅助于解决考古学问题。Archaeometry所指的学科，被认为是考古学中定量化的分析，或科学技术在考古学中的应用的学科。由于考古学自身的特点，使得几乎任何一门自然学科都能被应用于其中，都可以或多或少解决一些考古学问题，因此考古学和自然学科的结合日益密切，考古学的交叉学科迅速发展，呈现百花齐放之势，专门针对自然学科在考古学中应用的科技考古也应运而生。

考古学发展的迫切需求，加之考古学者和科技人员共同努力，科技考古的研究和实践迅速增多，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广为学界重视，很快成了考古学的一个重要领域。近些年，科技考古发展更是趋于成熟，地位日益重要，成为考古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最终，由于科技考古拥有自身独特的研究对象，又有自成体系的理论框架，其作为一门专业学科的条件已经成熟。鉴于此，王昌燧于1996年正式提出“科技考古”的概念^［34］，在我国开始首次尝试构建科技考古的学科体系。他认为，科技考古“就是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分析古代遗存，取得丰富的潜信息，结合考古学方法，探索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科学”。这一概念，既反映了科学技术在考古学中应用的无穷潜力，又确定了科技考古的研究对象和内容。

其后，在王昌燧等的努力和倡导下，相关人员开展了一系列积极有效的科技考古实践活动，取得了一系列的重要的成果，组织出版一系列的论文集^［35-37］，为更全面更清楚的解决考古学问题提供了有意义的借鉴。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科技考古中心也出版了一系列的科技考古论文集^［38-39］。显然，“科技考古”的概念开始逐步被学术界的认可和推崇。特别是，西北大学的赵丛苍^［40］，北京大学的陈铁梅^［41］分别出版科技考古的专著，在肯定和遵循“科技考古”基本概念基础上，充分发展这一概念，并阐述科技考古的基本理念和具体内容，即将科技考古的研究分割为若干专题，在统一的理论和框架统领下分别阐释。至此，学术界开始普遍接受“科技考古”的概念。

同时，大众也开始接触和了解“科技考古”的概念。2004年，后晓荣、王涛撰写了一本通俗易懂的普及性读物，以生动有趣的科技考古故事向读者讲述了科技考古最基本的概念、理论、方法和取得的重要成果^［42］。该书生动有趣，老少皆宜，非常好的宣传和普及了科技考古的内涵。2008年，杨晶、吴家安也出版了科技考古的普及性读物^［43］。该书站在考古学家的视角，阐述了科学技术在考古学中的重要作用和巨大潜力，深化了考古学者对科技考古的认识和理解。该书内容深入浅出，符合公众的阅读兴趣，进一步向公众普及了科技考古的理念和知识。

如今，“科技考古”越来越多的出现在一般报刊和专业学术期刊上，说明她已发展成为一门成熟的学科。同时，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科技考古自身的发展历程有一定的规律可循。因此，目前已经可以从科技自身的学科理论和方法论来把握她的框架体系和发展方向了。

1.3 考古学与科技考古的关系

根据考古学和科技考古在我国发展的历程和它们各自概念的演进和变化，不难发现，考古学和科技考古的关系密切。现代考古学诞生于自然学科，其发展的过程也主要得益于自然学科的发展。同时，考古学发展的过程，也孕育了科技考古产生、发展的诸多因素。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考古学发展的需要，科学技术和考古学结合的程度更加紧密，二者相互影响，共同发展。科技考古作为科学技术与考古学二者之间重要的媒介，她在考古学发展和完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很大程度上可以说，科技考古是在考古学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诞生的，她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逐步成一门独立学科，成为考古学不可或缺的分支学科。目前，科技考古拥有固定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其发展有一定的规律性，显然已完全具备一门独立学科的基本条件。

因此，有必要通过历史学的途径对科技考古学科自身发展的历程进行梳理，使我国科技考古工作者清楚把握科技考古发展的脉络，更好理解科技考古学科的发展规律和以后的新生点。

2 中国科技考古发展的历程

在我国，几乎不见科技考古发展历史的系统研究，仅有个别学者通过统计发表的科技考古文献的数量来进行简单分析，进而总结我国科技考古的发展特点。这是科技考古史研究的有益尝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科技考古发展的脉络。

钱俊龙最早做这方面工作，他对新中国成立到2001年考古文博的九种核心期刊所发表的科技考古文献的数量进行了统计、分析后，将我国科技考古的发展历程划分为3个阶段，即倡导期（1950—1977），初步发展期（1977—1989），快速发展期（1990—2002）^［44］。其后，向安强据《考古》《文物》《考古学报》三大刊物中发表的科技考古方面论文的数量，用类似的方法对科技考古发展的历程进行了细致的划分，将科技考古发展的历程划分成九个阶段^［45］。显然，这些工作是对科技考古自身学科历史研究的积极尝试，也是科技考古蓬勃发展被学术界重视的有效佐证。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这种仅凭统计文献数量来划定科技考古发展的各阶段，略显武断，缺乏合理性，容易忽视科技考古发展过程中承前启后的大事情，如¹⁴C实验室的建立，“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开展等等，没有将这些促进和影响科技考古发展的关键事件融合进去。此外，这些关于科技考古的文献都是新中国建立以后的科研成果，忽视了在此以前科技考古在我国发展的基础。

此后，《科技考古的现状与展望》^［46］一文弥补了这些不足，对科技考古的发展历程做了系统的总结和概括性的划分。这个划分方法把握住了科技考古发展的根基和发展历程，使我们对科技考古的来龙去脉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但叙述过于简单，仅仅给出了每一个阶段的框架，详细的内容还有待补充。

由此，本文拟吸收钱俊龙和向安强二人的成果，以《科技考古的现状与展望》的划分为基础，并将影响科技考古发展的重大事件融合进去，尽可能对学科的发展阶段做一个合理的划分，客观地阐述每一个阶段发展的特点和状态，以期能够全面勾勒科技考古发展的历史。综合前人成果，本文将该段历史划分为5个阶段，即萌芽阶段（1921—1949）、早期阶段（1949—1957）、初步发展阶段（1957—1978）、快速发展阶段（1978—1996）和成熟阶段（1996—2001）。

2.1 萌芽阶段（1921—1949）

20世纪20年代，由于化学史研究的促进，我国科技考古开始萌芽。化学史是一门多科性的边缘学科，涉及领域宽广，需精通古代文献和历史，并运用现代化学分析实验等手段，才能顺利进行研究^［47］。这一时期，化学史研究的内容多是用现代技术手段来研究古代的化学工艺等，可以说是用科技手段来解决考古学问题。

20世纪初，少数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开始关注我国古代劳动者的生产技术，其中涉及了一些化学史的内容。最初，引起学者们注意的是古代金属利用的问题。1920年，王琎考证了古书上“对于原质之理论”、“对金属制理论”以及“金属发明先后”等，认为“唐以前的合金近于六齐”；另外，还详细考证了金属化合物的制法^［48-49］。1925年，梁津研究认为，除周代铜镜外，其他时期的铜镜所得结果都接近“六齐”的成分^［50］。1923年至1925年，章鸿钦还对我国用锌史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为古钱币的发展提供了重要证据^［51-52］。此外，关于我国金属铁、镍、铜、锌及陶瓷、造纸和火药等起源的探讨和研究也非常热烈^［53］。

王琎等人拥有广博的科学知识，采用多样化的科技分析方法，潜心于化学史的研究；同时，将实验分析和测定大量数据，与历史记载、文献考据结合起来进行比较研究。因此，他们得出的结论准确可靠，取得了丰硕成果。从1921年起，他们开始将成果不断发布。其中，1923年王琎发表的《五铢钱化学成分及古代应用铅锡锌躐考》一文，通过对数枚不同时期五铢钱进行分析和化验，依据它们的化学成分来判断年代，结果实验所得年代和他们的实际年代相互印证^［54］。这是化学史的一个开创性研究，也是考古学研究的开创性成果，某种程度上标志中国科技考古的诞生。

古陶瓷的科技研究也始于这一时期。1921年，王琎开始运用化学知识来进行相关讨论，并发表《中国古代陶业之科学观》^［55］，为我国陶瓷研究提供了新的启示。1927年后，我国著名化学家周仁出任中央大学工学院院长，先后创办了钢铁、陶瓷、玻璃三个试验场^［56］。在陶瓷试验场中，他开始了中国传统陶瓷工艺技术的研究。1928年夏，奉命为孙中山遗体安葬研制精仿古瓷品，这为我国陶瓷的科技研究奠定了基础^［57］。后来，以周仁为代表的陶瓷考古学家开始尝试用分析化学的方法来研究陶瓷的结构和成分，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使得我国的陶瓷考古的研究迅速达到了世界一流的水平^［58］。新中国成立后，在周仁的领导和影响下，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成为古陶瓷研究领域中最具实力的研究机构。

简言之，这一阶段我国科技考古的研究比较零星，且主要集中在冶金和陶瓷两个具有传统优势的领域。其中，冶金的科技考古研究是出于王琎等人对古代工艺进行探源，对古代工艺的记述进行了很好的补充。陶瓷的科技考古，是以周仁为领军人物同时在很多方面开展研究，但多以生产为目的，不以科技考古发展为目的。综上，科技手段在古物研究中不断被应用，并取得了一些卓有成效的进展，为科技手段在考古学的应用提供了很好的研究实例，为科技考古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故本期应为我国科技考古的萌芽期。

2.2 早期阶段（1949—1957）

新中国成立后，科技考古的研究现象开始零星出现。这一时期，考古学者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对古代的生产工具有浓厚的兴趣。因此，在各地的发掘工作中积累了很多关于铁制工具和炼铁的材料，并对这些遗物进行过一些科技考古方面的研究。

此时，关于我国何时开始掌握冶铁技术以及所使用什么样的方法的讨论，争论最多。为了解释这些问题，自然科学的方法开始被应用到考古材料的研究领域，即用金相和化学分析法来研究我国古代的铁器。如：1956年，孙廷烈对河南辉县出土铁器进行了金相学研究，认为当时的冶铁技术是固体还原法^［59］。此外，20世纪50年代初，南京博物院罗宗真将宜兴晋周处墓出土的文物送到南京大学化学系进行了检测，借助于自然科学家的分析来解释考古学问题^［60］。这次检测意义重大，因为考古学者开始重视和自然科学家的联合来共同解决考古学问题，这是科技考古在新中国的最初发展。因此，像罗宗真这样的考古学家，请自然科学家帮忙分析自身不熟悉的文物这一阶段，似可为我国科技考古的早期阶段。

需要解释的是，南京博物院的罗宗真为什么会对出土文物进行科技方面的鉴定呢？是一时冲动？还是深思熟虑后的行动呢？从南京博物院的学术背景来看，我们认为这是偶然中孕育的必然现象。南京博物院学术气氛浓厚，历任馆长都有深厚的学术背景，且一般都有出国经历，可以把握考古学学科自身发展脉络和趋势，能够认识到科技分析在考古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南京博物院前身是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1933年，由我国近代民主革命家、教育家蔡元培先生的倡议，南京国民政府创建的。蔡元培任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长，他明确提出了建院宗旨：

为提倡科学研究，辅助公众教育，以适当之陈列展览，图智识之增进^［61］。

南京博物院历任院长：徐平羽、曾昭燏、姚迁、梁白泉、徐湖平、龚良等，他们涉猎面宽广，对理工科的知识大都略懂一二，特别像曾昭燏更是化学家兼博物馆学家。在这样的学术背景的影响下，进行全面深入的学术研究，将出土文物送到相关机构进行测试不应为一时冲动之举，而是在深思熟虑后做出的行动。宜兴晋周处墓出土青瓷、金属制品等的检测一方面促进了科技考古的发展；同时，也为全面认识古代文物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尽管周处墓的有关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激烈争议，但“弘扬科学精神，拓展科学实践，不懈探求真知，才是为学的根本。提倡思想自由，学术独立和宽容精神，才会有真正的学术繁荣”^［62］。

综上，这一阶段考古学研究中能涉猎自然科学的学者较少，但已有一些人认识到科学技术在考古学研究中的潜力，开始大胆尝试用科学技术来解释考古学问题，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促进了考古学的发展。尽管自然科学家和考古学家彼此还比较陌生，但开始有了切磋和磨合，共同联合来解释考古学问题，并认识到合作的前景及科技手段在解决考古学问题的巨大潜力。因此，这一阶段应为我国科技考古发展的早期阶段。

2.3 初步发展阶段（1957—1978）

1957年到1978年，我国科技考古事业既有停滞也有发展。夏鼐时任考古所所长，十分重视现代自然科学方法在考古研究中的应用，他及时把¹⁴C断代法的技术和设备引进入我国^［63］。1955年，美国科学家发表有关著作后不久，他便对其重要意义有了明确的认识，呼吁早日在我国建立自己的实验室以适应考古工作的需要。由于他的远见卓识和多方筹划，1957年高能所的仇士华、蔡连珍夫妇开始同中科院地质研究所的有关人员筹办建立¹⁴C实验室^［64］。他们自力更生，克服各种困难，终于在1965年建成了我国第一个¹⁴C实验室。相比于以后全国同类的实验室，这一实验室长期居领先地位，为中国考古学的研究，特别是史前考古学的研究，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¹⁴C实验室的建立，是我国科技考古史上一件的大事，对我国考古学和科技考古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后，¹⁴C测年技术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并开始有自身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需要指出的是，年代学与考古学结合最为紧密，一直是考古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是考古学研究的基础。在应用¹⁴C测年前，针对史前考古而言，只能依靠地层学和类型学来确定相对年代。由于年代学在构建史前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中占据半壁江山，这就要求考古学者把时间和精力集中到地层学和类型学研究中，以期精准划分诸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可喜的是，¹⁴C实验室的建立把我国考古学者从年代学研究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同时，也使得考古学者看到了科学技术在考古学的应用绽放出了耀眼的光芒。因此，¹⁴C实验室的建立，可以说是标志着我国科技考古形成的一件大事。

从发表的论文数量和内容来看^［65］，这一时期科技考古的研究成果有所增多，但主要集中在冶金和陶瓷两大领域。冶金方面，金相学、化学分析的方法被普遍使用。1960年，华觉明等用金相学方法研究了战国到两汉的26件铁器，探讨了这些铁器的使用年代、冶炼方法和加工工艺等，还提出冶炼技术史上新的见解——我国古代冶铁的铸造和锻造是并行的^［66］。张子高和杨根也采用了相关科学分析方法对兴隆战国铁范进行了科学考察，进一步支持我国古代冶铁的铸造、锻造是并行的观点^［67］。值得提出的是，柯俊等开展的古代冶金技术研究，开始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冶金技术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68］。

古陶瓷方面，周仁开创了古陶瓷科学技术研究的传统，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使得我国陶瓷考古的研究迅速达到世界一流的水平。如：周仁、李家治在研究了十七个窑场不同时期的瓷器标本后，认为我国各窑的釉都是以石灰为溶剂的石灰釉，早期氧化钙加入量（g）高，达10％~18％；元代到清初减至4％左右，他们认为这是我国陶瓷技术改进的重要标志^［69］。他们还专门对景德镇历代陶瓷胎、釉和工艺进行研究，发现千年瓷都瓷器质量如何不断改进，有哪些有效的方法等进行了细致的研究，明晰了景德镇各代瓷器的成份，了解了相关的烧造工艺，并能够成功仿制，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果，这些不但丰富了陶瓷的历史知识，还对陶瓷生产技术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70］。尽管当初冶金和陶瓷两个研究领域，最初不是从科技考古学科角度出发的，但如今都已成为我国科技考古的主导力量。

这一阶段，尽管受到政治运动的影响，但¹⁴C测年、古冶金技术和古陶瓷的研究仍取得了很大的成果。¹⁴C测年实验室的建立使我国考古学的测年研究达到了国际水平，古冶金和古陶瓷的研究发扬了我国传统研究领域的特色，科技考古研究体系的雏形开始形成，为下一阶段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因此，该期为我国科技考古发展的初级阶段。其中，¹⁴C测年实验室的建立标志着我国科技考古的形成。

2.4 快速发展阶段（1978—1996）

1978年后，“改革开放”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我国各项事业取得了快速的发展，特别是考古文博事业更是以惊人的速度向前发展。科学技术在考古学中的应用得到了普及和推广，科技考古研究的成功案例不断增多，很快成为考古学不可或缺的重要辅助手段，科技考古学科组建的条件日益成熟。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推进，考古事业也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但此时，考古学者不得不将精力投入于工程建设过程的抢救性发掘，关注于抢救出土的大量考古学资料和文物，没有更多的精力开展相关研究，导致研究滞后于发掘。考古资料和文物得不到充分的研究和展示，不能很好地体现我国考古学者的研究水平。尽管如此，苏秉琦还是凭借过人的精力和胆识，统领全局，很好地开展了考古学理论研究^［71］。20世纪80年代初，在苏秉琦区系类型理论的指导下，我国考古学区系的划分以及时空框架构建基本完善^［72］。在此基础上，我国考古学研究自身需要有更深层次和更快的发展，故考古学与科学技术在更深层面上的结合以及多学科联合成为必然。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以断代测年、古冶金技术和古陶瓷研究队伍为主体，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及北京科技大学等单位发起筹备的中国科技考古会，陆续召开了一届全国科技考古术讨论会，使我国的科技考古工作者有机会聚会一堂，交流学术成果，商讨科技考古学科发展大计^［73］。同时，在苏秉琦和刘东生、侯仁之的关心和支持下，周昆叔等组织召开了一届全国环境考古学术讨论会，引起考古界的浓厚兴趣^［74］。这一时期，我国考古界的思想也十分活跃，学术讨论的气氛友好而激烈，为科技考古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非常好的氛围。

值得提出的是，班村遗址和舞阳贾湖遗址的考古学发掘实践非常好地融合了考古学和科技方面的工作和成果，进一步将我国的考古学的发展推向了更高的研究层次。班村考古发掘由俞伟超组织^［75］，他邀请了地质、地理、动物、植物和理化等专家在该遗址开展了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客观上讲，班村考古的意义主要不在于具体的发掘和研究成果，而在于对我国考古界的影响，特别是对年轻一代考古学家思想的深远影响。除班村遗址外，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张居中对舞阳贾湖遗址的发掘和研究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76］。他凭借刻苦专研以及贾湖遗址的丰富内涵，并结合众多学科专家研究的成果，进行了非常有效的合作，“十年磨一剑”，终于出版了学术大作——《舞阳贾湖》^［77-78］。这本发掘报告一改以往的风格，融多学科研究成果为一体，面目焕然一新，对我国考古界和科技考古界的影响不可低估。

20世纪90年代初，由于科技考古的快速发展，许多学者都认识到了科技考古的重要性，相关的专著纷纷开始出现，如出现了我国第一本全面阐述科技考古的专著——《现代实验技术在考古学中的应用》^［79］等。同时，在王昌燧等学者的推动和努力下，科技考古迅速发展，研究成果丰硕，科技考古学科体系和学科框架日益明朗。此外，值得提出的是，王昌燧结合科技考古的实践，高瞻远瞩，从整体上把握该学科的理论体系，关心学科发展的趋势，第一次在我国系统地总结并阐释了“科技考古”的概念，构建了学科体系的基础^［80］。他还对当时国际科技考古发展的状态进行了总结，为我国科技考古指明了前进方向以及学科的新生点。

这一阶段，科技考古的发展呈现出缤纷多彩的态势，研究领域多元化，研究视角宽广化，研究手段多样化，似乎任何科技进步都可以在考古学中展示自己的价值。科技考古发展迅速，在科技考古发展的历程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是我国科技考古发展史上的快速发展阶段。

2.5 成熟阶段（1996—2001）

在前面成果之基础上，科技考古在考古学中发挥的作用被普遍认可，成为解决考古学问题最常规的手段之一，科技考古的发展也迈入了成熟阶段。此阶段内，科学技术在考古学中应用日益成熟，科学技术成为考古学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科技考古独立发展成为考古学重要的分支学科，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在解决重要的历史问题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我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连续不断悠久文明的古国，因此考古与科技考古研究的条件得天独厚，科技考古在为解决中华文明起源和三代的历史问题上定能发挥重要作用。1995年秋，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宋健邀请在北京的部分学者召开座谈会，在会上宋健提出并与大家讨论建立夏商周断代的设想^［81］。年底，国务院召开会议，成立了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领导小组，聘请了历史学家李学勤^［82］、¹⁴C专家仇士华^［83］、考古学家李伯谦^［84］、天文学家席泽宗^［85］为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1996年春，夏商周断代工程组织了一个由不同学科的21位专家形成的专家组，拟定了夏商周断代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1996年5月16日，国务院召开了会议正式宣布启动夏商周断代工程。经过5年的集体努力，这一涉及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科技测年等学科，直接参与的专家学者达200人的科研项目，取得了十分重要的成果，达到了计划预定目标，制定了夏商周年表。2000年11月9日，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办公室正式公布了阶段性成果。同时，《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也正式出版发行^［86］。

需要指出的是，夏商周断代工程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功，原因有三：

其一，我国考古学事业的飞速发展。在20世纪中，中国考古学，特别是夏商周三代的考古学取得的成果，为研究夏商周年代学积累了大量的材料；其二，我们国家的许多学科都有比较好的发展，如天文历算、测年技术等，为断代工程提供了技术条件；其三，我们还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优势，便于组织，在这样条件之下，我们可以动员我国尽可能多的学者来参加这样一个大型的多学科的集体性的工作，能够更好地融合自然学科和人文学科的知识进行多学科的研究^［87-88］。

夏商周断代工程是我国的科技考古在学术界中的集中展示，也是考古学与科技考古全面发展新阶段的重要成果，标志着科技考古学科发展的成熟，科技考古进入了发展的成熟阶段。

同时，还出现了许多科学技术在考古学中成功应用的案例，如周昆叔开创的环境考古学工作，袁靖主持的动物考古学工作，赵志军开展的植物考古学工作等都取得了重要的成果，这些都是科技考古在新时期新发展的具体体现。相关的科技考古方面的论文开始结集出版，例如，在王昌燧等人的倡导和努力下，科技考古研究成果的展示平台得以搭建，《科技考古论丛》等一系列论著顺利出版。这些出版物对学科的建设意义重大，为学科的建设积累了许多成功的案例。另外，相关的学术机构开始建立科技考古的教学平台，纷纷招收科技考古的研究生和工作人员，科技考古的从业者迅速增加。

该阶段以夏商断代工程为契机，科技考古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科技考古在解决考古学问题已比较成熟，并成为解决考古学问题一个常规化手段，得到了考古学界的认可。科技考古在解决考古学问题的过程中自身又有了分工，对不同领域的问题不断深入，发展出了许多科技考古的分支学科，科技考古百花齐放，蓬勃发展。这一阶段的很多工作，至今还是学者研究的重要课题。

总而言之，这一时期科技考古发展的势头喜人，科技考古的研究领域不断扩展，发展不断多元化，科技考古在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带动下步入了一个成熟的发展阶段。

3 中国科技考古发展的现状和展望

考古学发展的历史表明，尽管考古学是社会科学范畴中一门探索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类古代社会历史发展的科学，然而它却与自然科学存在密不可分的因缘，而且二者间的联系日趋紧密。科技考古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在解决考古学问题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逐渐成为考古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科技考古研究的成功案例日益增多，学科体系和学科框架构建的条件也日益成熟，科技考古学科的专著已有大量出版，科技考古已被人们广为接受，其发展势头喜人。

我国科技考古发展的现状，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表现在科学技术全面而深入地应用于考古学的诸多领域。例如¹⁴C测年方法不断改进和进步，精确度颇为可信；生物考古学，环境考古学，动物考古学等新兴学科中应用科技手段越来越多，古DNA、同位素食谱分析等都成为考古学不可或缺的手段和方法。科学技术在解决考古学问题过程中积累了足够多的成功案例，而且在科技手段和考古学磨合的过程中，有许多技术得到了改进和提高，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科技考古的进步和发展。其次，科技考古的发展现状，还表现在科技考古发展的全面性。几乎考古学所能涉猎的领域都有科技考古研究的身影，而且已出现一些较高水平的成果，且呈迅速发展之态势。特别是原来一些无人问津的领域，如古代漆器和纸张，现已出现一些较高水平的成果，且呈迅速发展之态势。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科技考古已经被人们普遍接受，人们对多学科协作的普遍认可。科技考古的研究论文集、教科书以及普及读物等已相继出版，这些都很好地在专业人士间宣传了科技考古的理念，并向普通民众很好普及了科技考古的知识。在夏商周断代工程（文明探源工程）的影响和推动下，人们开始注意到农业起源与传播、人类的迁徙、社会的分层、文化的交流等重要科技考古问题，这些问题需要通过多学科协作来研究，唯此才能将这些问题逐步引向深入。无论从科技考古研究广度、抑或从研究深度，都清晰地表明，我国的科技考古正在蓬勃发展之中^［89］。

科技考古的研究内容层出不穷，中华大地有取之不尽的文化遗存，各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在科技考古的统一引领下都有和考古学进一步渗透和融合的空间^［90］。因此，我国科技考古的前景和发展空间广阔，本身有着无限的魅力和潜力，定会在人类历史研究的历程中留下浓厚的一笔，发挥出自身独特的价值。

致谢

感谢王昌燧先生的鼓励和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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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王昌燧. 学科进展与展望：蓬勃发展的科技考古学［J］. 南方文物， 2009（3）：7-14.

A Brief history of Archaeometry in China （1921—2001）

HOU Liangliang

（College of Archaeology and Museology，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6， Shanxi，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integration of archeology and the modern science technology， the research field in archaeology has been widened， the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has been upgraded from qualitative description to quantitative description. Meantime， the model and the system of the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have also changed， archaeometry emerging quietly in this process. Based on the previous research，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archaeometry， and divides it into five stages：the embryonic stage， the early stage， the initial development stage， the rapid development stage， and the mature stage. Finally， this paper tries to sort out the development law of the Chinese archaeometry， and it also briefly describes the trends and prospect of the Chinese archaeometry， hoping to be beneficial to the archaeometrists.

Keywords: archaeometry；archeology；brief history；process of development

作者生平：

侯亮亮，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中国科学院和德国马普学会联合培养博士，“三晋英才”支持计划青年优秀人才，复旦大学访问学者。曾或现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等多项课题。在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steoarchaeology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Reports Science China Earth Sciences Frontiers in Earth Science、《中国科学：地球科学》《考古》《第四纪研究》《边疆考古研究》《人类学学报》《华夏考古》《南方文物》《北方文物》《文物季刊》《东方考古》《北方民族考古》和《光明日报》等国内外重要学术期（报）刊发表论文五十余篇。现主要从事科技考古研究和教学，研究方向为科技考古学、稳定同位素生物考古学和文物保护学等。目前，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新石器时代早期粟黍的利用及其与家畜驯化的关系，先商文化时期的生业经济及人群迁移活动，北魏平城地区的生业经济及人群融合，历史时期中国北方边地的开发等研究。E-mail：llhou@sxu.edu.cn

基金信息：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9BKG044）

中图分类号： K85

文章编号：2097-1486（2023）03-0330-11

文献标识码： A

收稿日期：2023-07-10

修回日期：2023-08-20

出版日期：2023-09-15

网刊发布日期：2024-03-29

责任编辑：赵云波

科技考古

介绍科技考古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和相关学术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