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elin 博士是我的博士生导师，我也是他带的第一个博士生。
在我的印象中，他总是沉着冷静，没有情绪。他说话声音很小，我的英语也不怎么好，最开始很难适应。尤其是在决定去留的电话上，我几乎完全没有听懂。幸好，他有带研究生的动机，又没有带过研究生，所以第一次见面时，在他心目中其实应该就定了。
当时的我，对为什么要去他那里做研究生，基本上就是背诵几句标准答案。对他所做的事情的方向没有任何了解，对要做的事情也没有多大兴趣。我有的只是被洗脑后的盲目自信，觉得自己只要努力，就能够获得成功。
回过头看，文革过后的北大老师，无论在学业上，还是在精神上，自己都在康复之中，其实没有什么时间和精力指导学生，他们所能做的，就是完成教学任务，在做事的层面兢兢业业，说得过去。
我这样说，可能是对我的母校的不敬，也是对我的老师的不尊重，但这的确是我此时此刻的心里话。在北大七年，我只是一个对世界毫无了解，只会背诵标准答案的小年轻…… 现在想来，内心中忍不住产生一种悲戚之情。也只有在现在这个时刻，我突然理解了广莹的爆哭。只是，将近60的我，不会再为我的经历去后悔了。其实，在大学同学毕业四十周年的聚会，同学的分享让我知道，比我惨的同学真的不少。有的同学完全没有适应北大的校园生活，像我这种只会背书的小孩，只是其中的一个案例。
一句话，我读书不是为了追求真理，而是为了自己的面子，为了父母，为了我根本不理解的概念，Motherland。Sundelin 博士让我开始了改变。回顾往事，我并没有主动向改变，我还是把自己当成真理，想去改变世界。Sundelin 博士对我的容忍和接纳，直到现在我才理解。他从来没有批评过我，也没有说过重话。他是一位温厚的长者，跟他在一起，如果不谈学术，你似乎感觉不到他的存在。做论文的前三年，他没有时间指导我，把我全权托付给Phillips博士，我的二导师，使我能够适应生活，不会因为多方面的适应和调整，而处在不快乐的心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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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想感谢我的论文指导老师Ron Sundelin，感谢他在我的论文研究中提供的指导以及对我论文写作进行了多次耐心的校正。在我的学习过程中，我极大地受益于他在超导射频（SRF）领域丰富的背景知识和深刻的见解，以及他对待每一项工作的态度，不论大小。通过他，我不仅学到了关于超导射频技术的详细实验技能，还学到了科学工作的基本规则。能有他这样的导师，我真是太幸运了！看，I am truly fortunate 有他做我的导师。上面写”是我的运气“的时候，我并没有读原文。也就是说，这种情感，31年以来，一直没有变化。应该说，一直没有衰减，倒是因为年龄的增长，这句话的意义变得越来越深远了。
可以这样说，我母亲在我的品格塑造方面功不可没，而在科学追求和做事的态度上，没有人能超越Sundelin博士对我的影响。更为滑稽的是，他退休的那一年，给我的来信中说，我终于有时间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了！![]()
因为他的贡献，当地报纸还专门发表了一篇文章。这次我找出来，这居然是记者报道的第一句原话！ I will be able to do exactly what I want to do.要知道，全世界第一个100%使用超导加速腔的超导射频技术可是由他和他领导的团队发明并实现的！这句话从他嘴里说出来，和我过去所受的教育相比，完全是截然相反。
今天，我能致力于学习领域的长期耕耘，他的这句话，可能起到了从来没有意识到的作用。今年，我开始强调并践行”说真话，做实事“，原来是来自Sundelin博士对我的终身影响。
你经历了什么？如果不慢下来，过去的经历，就如过眼烟云，可能毫无价值。
很幸运，Sundelin博士从天而降，成了我的博士生导师。今天，我能够有时间沉下心了，回想他对我的影响。我之所以能够适应国家实验室的工作节奏和美国的生活，Phillips博士功不可没。他和Sundelin博士正好互补，他对我的影响虽然没有Sundelin博士那样深远，但她给我的帮助可以用一个词语概括：无处不在！我的第一张信用卡申请、孩子妈妈的第一次车祸找律师，都是他打的电话。只要我问他问题，他一定竭尽全力帮助我。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很多。虽然我在北大七年，但是我的美国政治的认知，不如我儿子七岁的时候，就有点像宇睿妈妈如今的小学数学水平。比如说，我以为五十年代麦卡锡主义的麦卡锡是美国总统。如果不是总统，他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权力？这是我经常问Larry的问题。他从来没有嘲笑我的无知……看，直到现在，一提到他，我脑海里出现的还是Larry，叫他Phillips博士是在太生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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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我的第二位指导教师Larry Phillips，这篇论文是不可能成为现实的。Larry不仅在每一个细节上帮助我启动项目，还帮助我克服了生活中的许多其他问题。他的支持对我来说非常宝贵，因为作为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新成员，我在研究初期对许多生活小事感到完全困惑。但无论发生什么，他从不让我感到气馁。非常不幸的是，Larry已经在几年前去世，我是去年儿子参加师娘的追悼会和同学联系后才得知的。
我感谢的第三个人是另一个Larry，他本科毕业于加州理工学院，在康奈尔大学做的博士后。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一个天花板似的存在。
我是材料系毕业的，他的编程能力、电路板设计能力，就像我解初中数学一样，没有任何难度和挑战性。我还是北大无线电系毕业的，电路设计学过，但从未实践过，所以要使用时完全抓瞎。而在他那里，什么都是滚瓜烂熟，手到擒来。在他面前，我觉得自己一点都不聪明。就说程序走不通，我是一行一行读的，他是一段一段读的。电路设计也是一样，就像我们说话一样，一眼就能看到问题。我在北大学得还算是还可以的，但Larry比起来，我觉得自己非常无知。我想感谢的第三位是Larry Doolittle，他是我的准导师,也是我的朋友，给了我许多宝贵的互动“刺激”。没有他，我在CEBAF的经历就会远不如现在这么有趣，这样激动人心。在国家实验室的工作经历充满了许多有趣的合作和支持，我衷心感谢许多同事和合作伙伴，他们在各个领域都为我提供了强大的支持。![]()
“如果没有以下科学家的帮助，我的成就将大打折扣。Peter Kneisel 教会了我射频测量技术，并与我分享了他的热量计测量经验。他还慷慨地把他的射频测量设备给我同时使用，而我当时毫无经验，他并不担心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所以，这一点值得我真诚的感谢。我还要感谢Ganapati Myneni在低温测量上的帮助，Viet Nguyen在许多方面的建议，Charlie Reece在设备和实验安排上的支持，以及Joe Susta在VTA活动安排上的协助。此外，与这些人一起工作的经验将成为我未来职业生涯中的宝贵财富。特别感谢Jay Benesch、Ricky Campisi、Fred Dylla、Kenji Saito和Byung Yunn，他们的宝贵支持和讨论。”
Peter Kneisel 是一个很成功的科学家，和Larry Phillips博士一样，是我导师Sundelin博士的左膀右臂。他是一位德国人，做事非常严谨，说话非常直接，性格和Larry正好相反。他和Larry相处还不大对劲儿，但丝毫没有影响他帮助我。我导师是州长特聘教授，Peter是州长特聘科学家。
Peter则更擅长处理技术问题。他的支持对我来说至关重要。
Ganapati Myneni 来自印度，他是一位低温物理的科学家，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印度人。我做低温测量的碳电阻就是他给我的，他教我如何做成温度计并校准。Viet Nguyen 来自斯坦福直线加速器，是我认识的第一位越南人。我不知道他的专长是什么，反正我有问题，就会到他的办公室去聊。Charlie Reece是我老板的行政助手，性格非常好。Joe Susta是一位阿根廷人，负责低温设备的安装与设计。Ricky Campisi是一位意大利人，交往不多，就记得1997年7月底带我去华盛顿DC开超导誓师大会，见到了里根总统。
其他的几位都是我快要毕业时才来的，我的感谢更多的是是礼貌性的。
总之，写致谢部分，我也花了大量的时间，这是我曾经的“心流”创作。
他们是我经历的一部分，我现在和学生之间的平等与尊重，主要来自当初与他们的共事。这里，没有后来在英特尔工作时那样明显的层级结构。
5. 技工
与工程师和技工的合作同样有趣。给我帮助最多的是Tom Elliott，他是Larry的技工。他跟我无话不说，是那几年最好的Buddy（朋友）。我的车坏了，他动手帮我修过好几次……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天天见面并聊天。![]()
从技术人员和工程师那里得到帮助是另一种截然不同的经历，我非常感激并享受其中。正是Tom Elliott帮助我学习了许多技能，如机械加工、焊接等。在这些年里，他也一直是我遇到任何问题时值得信赖的顾问。另外两位在这些年里最耐心和帮助我最多的老师是Bob Bennett和John Brawley。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在工作中发展了我的技术技能，也增进了我对日常经验的理解。特别是，John在焊接三轴铌腔方面做得非常出色，而这正是我论文的核心部分。Tom Powers为我布置了扫描电子学的印刷电路板，而我的办公室同事兼朋友Bruce Almeida在电子学和计算机硬件方面给了我很多帮助。
John Brawley 来自康奈尔团队，为人正直谦逊，讲话非常靠谱，换言之，他是技工里最有思想的一位，年纪也比较大。Bob Bennett 来自费米实验室，经验丰富，为人豪爽。我记得他说过，他每天要吃一磅牛排，那是他的最爱。一个男孩与他读高中的女儿拍拖，他一天晚上拿着步qiang去找那个男孩，让他不要再纠缠他的女儿。他说，那个男孩就差尿裤子了。这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居然有这么干净利落处理事情的。和博士们聊天，绝对听不到这样刺激的情节。
这里需要提一下和我同办公室的同事Bruce Almeida。他为人忠厚，天天带着笑脸和我沟通。突然有一天，他吞qiang自杀了！当时好像还没有抑郁症这个说法，现在想来，他应该是抑郁，但我完全感觉不到。
这些技工们帮助我解决了各种问题，每个人都是我的老师，我们的关系非常和谐愉快。总的来说，我在国家实验室的工作经历非常愉快，我从中获得了很多支持和友情，虽然感到了巨大的文化差异，但没有感觉到任何对我的歧视。我从一个只会做题、对其他方面一无所知的学生，成长为一个有自己的主见、能够解决各种复杂问题的知识工作者，CEBAF的博士学习经历为我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我从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身上，无意间学到了许多宝贵的人生经验。通过一件件事情的完成，我不断进步，总在努力超越过去的自己，一次又一次地展示了卓有成效是可以学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