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有一个地方,因贫穷而出名。
这里的大多数国民,都因穷而死。他们中大多数人根本不敢生病,因为攒一辈子的钱只够去一次医院,治不好就只能等死。
有一半的年轻人根本活不过17岁,甚至没钱收尸。
更要命的是,这地方还肆虐着埃博拉、艾滋病等传染病。还有恐怖分子的无差别攻击。
这个地方叫布隆迪,被称为“非洲之心”,却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2020年,医生谢无界作为援非医生,被国家派遣到布隆迪。
他在这里见过很多没有未来的孩子,只认识一个例外的人。
这里的孩子大部分没有将来,但有一个孩子不一样。
他的将来,是参加歌唱比赛,如果成功,就能离开当地,在法国变成“明星练习生”。
如果失败了呢?
谢无界说,那这个男孩就会被留在布隆迪,面对饥饿和无止境的恐怖袭击。
而谢无界认识这个男孩的契机,是因为认识他的妈妈,一个叫“麻吉”的丑陋女人。最开始,所有人都说,这个男孩是被妈妈的相貌耽误了,而到了最后,谢无界想告诉所有人——
这是一个愿意用生命托举孩子到更高处的女人。
这个故事来自于公众号【天才捕手计划】,他们只捕捉最带劲的亲身经历。
无论是给金三角毒贩运送物资的货车司机、专门破解重案要案的刑警,还是医院里的生死故事,你都能在那看到。
我至今记得第一次见到麻吉的那个下午。
由于语言不通,我们援非医生并不经常参与非洲医院里的八卦,但就连我也听过她的传说:新来的女保洁员是一个“能治小儿夜啼”的女妖怪,长得非常丑,看一眼都会做噩梦。
女员工们组成了联盟,说她是男人,不让她使用女厕所,这个丑八怪女保洁员半夜戴着口罩去翻墙上厕所,又吓到了一票人。
我曾经为这些传闻有些义愤填膺,见到她本尊的那一刻,我有点明白了。
远远看到的时候,我真以为那是个穿着裙子的男人。
她留着卷曲的短发,肌肉非常发达,肱二头肌比胸部更明显;脸被发达的颊部肌肉抻成了方形,和大部分黑人一样是突唇,又没有其他黑人那样漂亮的鼻子,而是少见的塌鼻,眉毛旺盛到连成了一片,以至于她没什么表情地看了我一眼,我就有点被吓到了。
我脑子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是,怪不得;第二个念头是,现在转开视线会不会显得不礼貌?
紧接着我又想到,这个长相估计是性激素出了问题,应该尽早诊断才对。
而对面这个女人没有管我在想什么,好像只是看见了一个苹果箱,平静地把视线转开。她的注意力全在围在她身边的五个孩子身上,对他们露出灿烂但难看的笑容。
这是下班时间,她似乎刚从外面回来,等在医院走廊上的孩子们围到她身边,叫着妈妈。她一一亲吻他们,拉着他们走到走廊拐角,六个人手拉着手,开始跳舞。
那是我见过最奇怪的一场舞蹈。
站在中央的麻吉,把一个蓝色塑料盆半扣在脑袋上,时而下蹲时而跃起,五个孩子围着她,打着拍子嚎叫、跳跃,动作大开大和。整个舞蹈连音乐都没有,只有孩子们跑调的喊声。
更怪异的是,五个伴舞的孩子几乎都是畸形。
最小的那个全身雪白,明显是白化儿,看起来有些笨拙;叫得特别大声的那个,左手有两根手指是连在一块的,鼻子也歪歪斜斜的,一直吸溜着鼻涕;还有两个长得很像,外表没有什么畸形,但细听就发现他们只会发出嘶哑的叫声,应该是哑巴。
六个人中,最扎眼的竟然是唯一一个不缺胳膊不缺腿的大男孩。十七八岁,穿着校服,面带微笑地注视着麻吉,时不时拉扯一下跳歪了快要撞到别人身上的弟弟妹妹。
不知道是不是夕阳的魔力,六个怪人凑在一起,反而不奇怪了。他们坚定不移地跳着,边跳边笑,陶醉于自己的舞蹈中。以至于我也有些转不开目光,甚至不自觉地笑起来。
他们好像……也是美的。
跳到大汗淋漓,麻吉用一个有力的动作结束了舞蹈。孩子们站成一排,麻吉从袋子里拿出了几根烤玉米,依次分发给他们,亲吻了他们每个人的额头,接着说了一句本地语。
奇怪的是麻吉拍了拍他们,他们就各自散开了,没有一起回家。只有那个穿着卡其色校服的俊秀男孩留到了最后。
他默默地跟着麻吉,收拾了现场剩下的所有东西,然后和麻吉一起,往保洁员的休息室走去。
夕阳的余晖渐渐消失,走着走着,路边的垃圾和苍蝇越来越多。所谓保洁员的休息室,其实也是堆垃圾的仓库,臭气熏天,飞满了蚊子苍蝇。
那短暂的、模糊美丑的黄昏时刻结束了,麻吉和她的病孩子们又要回到那个臭气熏天的小屋里,回到阴影里,仍然是大家眼中丑陋的保洁员和乞儿。
我心里却有些东西,不一样了。
那一场舞蹈, 让我很好奇麻吉是个什么样的人,也好奇这个“怪人之家”。
关于麻吉的事一点也不难打听,只要从三十句嘲笑她相貌的笑话里,筛选出一句关键信息就好了。
有人说别看麻吉又穷又丑,她背后其实有关系呢,这份保洁员的工作,是一个法国女人托关系找给她的。
本地朋友告诉我,那五个孩子都不是麻吉亲生的,之前都是在医院附近乞讨的。麻吉长得太丑了,嫁不出去,也不能怀孕,因此被赶出了村庄,可能因为太想当妈妈了吧,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和这些没人要的、有缺憾的小孩聚在了一起,扮家家。
我说可是其中还有一个健康孩子呢,也是被丢弃的吗?
对方想了想说,那个好像是和麻吉一起来的,之前没见过,不清楚。
他们似乎只在意麻吉身上怪异、丑陋的部分,但并不想真的关心这个人。
再一次见到麻吉身边的男孩的时候,我格外留意了几分。那天我去首都布琼布拉的菜市场,意外看到了那个穿着棕色校服的男孩竟然出现在了距离医院两个半小时车程的这里,手里拿着一叠布袋子。
布隆迪虽然穷,但和发达国家一样有禁塑令,所以市场里经常有小孩零售布袋子赚点钱,这孩子应该也是。只是不知道怎么跑这么远来了。
我给了一笔小费,让他跟着我帮我拿东西。男孩有些警惕这突如其来的好意,我笑了笑,跟他闲聊:“出来打零工帮妈妈养家吗?很辛苦吧。”
男孩用流畅的英语回答我:“非洲有句古话说,‘养活一个孩子需要一个村子’,你也看见了,妈妈养了不止我一个孩子。”
男孩告诉我,他叫尼维尔。尼维尔干劲十足,总是小跑着走在我前面,还会主动帮我们砍价,不管提了多少东西,始终不累似的笑吟吟的,五官圆圆的有点孩子气。
我问尼维尔怎么跑这么远来打工,尼维尔说,他在这个市场“分期付款”购买了一个带锁的柜子,每天都要付一笔钱给老板。
“总有人把垃圾扔在我和妈妈的被子上,所以我想买个带锁的柜子。”
我有些惊讶。就为了这个,他每天得搭好几个小时车来首都吧。
我记得本地通说,这个男孩不是之前在医院附近乞讨的,但我觉得他应该也不是麻吉的亲生孩子,麻吉的相貌可能是多囊卵巢综合症,甚至染色体异常,很可能是不孕的。
我向男孩试探这个问题,尼维尔满不在乎地回答:“只要在妈妈身边,我们便是妈妈的孩子。”
我又忍不住打量了他一下。这个家庭的其他孩子都有些疾病,所以被抛弃,那尼维尔是……?
可上看下看,也没看出来这孩子哪里不对劲。他健康漂亮,会英语,还特别孝顺,就像这个怪人之家里飞出的金凤凰。
我很喜欢这个孩子,采购结束时,我想给他一笔小费,尼维尔摆手不要,看了我一眼,支支吾吾地说:“你是医生,能帮我妈妈看病吗?妈妈的右边耳朵出了问题。”
我硬把小费塞到了尼维尔的手里:“看病随时来,这钱拿着给妈妈买柜子。”
尼维尔再次强调:“我们可能付不起药费。”
我向他比划:ok。
没过多久,尼维尔就带着妈妈麻吉来到了我的诊室。
我试着跟麻吉打招呼,但显然她听不懂英语、法语,还很怕我,一直低着头。我试着去戴手套,发现她反应更大了,她害怕医生。
尼维尔在旁边一直在用本地语说着什么,语气很温柔,到后来甚至抱住了妈妈的头,轻轻拍着她。
我在尼维尔的帮助下完成了检查。麻吉的耳膜有明显伤口,应该是耳膜穿孔。尼维尔听不懂这个单词,我换成更简单的语言:“你妈妈的右耳,应该是被人扇了一巴掌,或者打了一拳。”
尼维尔的表情从迷茫转为震惊,用本地语言问了麻吉一句什么。麻吉脸色一变,突然大声跟尼维尔争执起来,接着竟然像个赌气的小女孩一样跳下椅子跑掉了。
尼维尔被扔在诊室里,尴尬地愣在原地。我也有些不知道该说什么。看起来,麻吉受伤的原因肯定有隐情,而且不愿意告诉尼维尔。
还是尼维尔先处理好情绪,主动问我麻吉的病该怎么治疗。
我给他开了一板布洛芬,告诉他目前伤口还没有愈合,不能上药,最主要是不要进水,等好些了再来。
第二天早上我还没到诊室,就听见走廊那边一阵喧闹。走过去看,是尼维尔和那个手部畸形的小孩正在打架。周围围了一圈大人,非但不劝阻,反而在高声叫好,还下赌注赌谁赢。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厌恶丑陋的麻吉,她的孩子们在医院里也格外受到排挤,人们看他们都是看笑话的样子。
我分开人群,上前拉开了俩孩子,一人屁股上给了一脚。手部畸形的小孩凶悍地瞪了我一眼跑掉了,尼维尔在我身后抽抽嗒嗒地哭着。
我问他为什么和弟弟打架,他哭着说:“卡卡又开始偷东西了!是他害得妈妈被打……”
我大概明白过来,那个手部畸形的孩子也就是卡卡,在成为麻吉的“孩子”之前就是个惯偷,上回偷东西,物主找上门来把麻吉打了。尼维尔在我的诊室里才得知了这个消息,现在是在管教弟弟。
只不过,那天麻吉在诊室里看起来十分抵触,卡卡也是一副不服气的样子,尼维尔这个大哥当得真是里外不是人。
我有点心疼尼维尔,他这么健康聪明,关心妈妈,还会英语,放在哪个家庭里都是掌上明珠,在这却要过早地成熟起来。麻吉这个妈妈当得,像个孩子一样。
但这是家庭矛盾,我也不好说什么,只是叮嘱尼维尔,上课时间到了,快去上学。
我心里隐隐有种打抱不平的感觉,这孩子值得更好的,这个破破烂烂、甚至游走在犯罪边缘的家庭,简直是在拖累他。
不知道尼维尔是不是跟家里吵了架真有点心灰意冷,过了几天,带着麻吉来看病的人换成了弟弟卡卡。
麻吉的耳朵明显恶化开始流脓了,估计是没把我的医嘱听进去,用水洗了。这个妈真是让人不省心,感觉她领养孩子不是母爱泛滥,反而是在给自己找监护人。
尼维尔不在,我训她她也听不懂,我只能先给他们开药,一盒抗生素,2瓶左氧氟沙星滴耳液,一盒布洛芬,因为对他们的经济状况有预料,我没要钱,而是直接从自己的小药库里拿了免费送给他们。
卡卡拿到药愣了一下,比比划划地问我,能不能给他们开一盒杜冷丁。他用很夸张的动作说,妈妈很痛,需要这个。
麻吉的伤压根用不到杜冷丁,而且我直觉的不信任卡卡,非洲滥用止疼药物,杜冷丁上瘾的人很多,在黑市上卖得很贵,谁知道这小子想干嘛。
被我拒绝后,卡卡就带着麻吉离开了,没过多久,对面药店的药剂师找上了门,黑着脸问我怎么回事,一张处方只能拿一盒杜冷丁,你没和你的病人说吗?
我懵逼地接过处方,发现左下角确实盖着我的章子;我又找到管理章子的护士,她惊讶地说,是“那个男孩”让她开的,“你给他们拿了那么多免费药,我以为你们很熟”。
护士出去转了一圈,立马就把在诊室附近徘徊的卡卡抓了回来。卡卡老老实实地低着头,说他是来承认错误的,希望我不要把这件事告诉尼维尔。
我被气笑了。原来他还会怕尼维尔啊,那这件事是他们的妈妈麻吉默许的吗?
卡卡说,他们就是为了骗我的药,故意让伤口恶化的。
我立马抬脚踢他的屁股,被卡卡灵巧地躲开了,他边跑边解释,他们这么做是有原因的,他们一家人很快就要搬走了,搬去必须要坐飞机才能去的远方,所以需要很多钱;这一盒药黑市上能卖20美元,可以顶麻吉2个月的工资。
他喊着:“求求你不要把这件事告诉哥哥,如果他知道,肯定就不带我去了!”
我一呆,就被这小子钻到空子跑掉了。
在布隆迪,我听过很多人的梦想是逃离,毕竟这里已经被许多人称为“没有希望的大陆”,但这家人绝对是我见过要出海的船只里,最破烂的一支,连家人都是现组的。
他们能出国?他们哪来的钱出国?
这个家庭里,唯一能和我好好沟通给我答案的估计就是尼维尔了。
再次见到这家人,是在穆塞业镇的教堂。他们正趁着礼拜后的人流,在教堂门口卖艺,表演那个顶着盆子的舞蹈。
很显然,麻吉笨拙的舞姿虽然在他们自己玩起来挺开心的,在外人眼里压根不够看,几乎没有人打赏他们。
这一家人也不慌,舞蹈结束后,尼维尔代替麻吉走上了“台”,开始清唱泰坦尼克号的主题曲。
他唱得有些意思,旋律填了一些非洲特色的桑巴元素,另外五名家人就合着这个节奏跳起舞来。这次围观的群众显然变多了,也有了一些打赏。
我不懂唱歌,只觉得尼维尔的音调节奏比他的家人们是要好一些,但也不至于惊为天人,反正不到我会打赏的地步。
我一直等到演出结束,看他们围坐在一起,尼维尔开始点数整场的收入。显然没几个钱,支撑他们这个家庭生活都有些勉强,不要说出国了。
尼维尔点着数,麻吉和几个孩子在一旁用本地语聊天。尼维尔看我在一边探头探脑的,就邀请我一起坐下。我问他们在聊什么,他说,这是他们例行的家庭会议时间,今天家庭会议的主题是“搬家到大城市以后要干什么”。
卡卡没说谎,他们真的要出国,可是,怎么出?
尼维尔还在带着笑意向我翻译,去了大城市之后,卡卡要吃鱼肉,不吃木薯;白化的那个孩子,想要漂亮的衣服和伞;哑巴兄弟做出双手转动车把的姿势,意思是想要一辆摩托车。
麻吉全程看着每一位孩子发言,并在结束时热烈地拍手。
我问尼维尔,他和麻吉为什么不发言,尼维尔平淡地说:“我和妈妈的目标从来都没有变过,就是希望能和大家一直在一起。”
接着,麻吉开始给孩子们讲圣经故事了,一家人十分温馨地依在一起,我把尼维尔叫到一边,想和他聊聊。
聪明人不说糊涂话,我直接问:“你们要搬去国外生活?”
尼维尔警惕地反问我:“谁告诉你的?”
我说你别管,如果你如实回答,我可以考虑资助你们5万布法郎。
尼维尔眼睛一亮,没犹豫多久就坦白了:镇上有一家法国人开的表演学校,告诉他们只要经过培训后,去参加一个唱歌比赛,赢了就可以一家去法国。
我几乎是脱口而出:“这你也信?”
尼维尔脸色变了,抬高声音说:“我对我自己唱歌的天赋很有信心,我们一家人跳的舞很有非洲特色,这是让·托老师亲口告诉我的!她不会骗我们,她一直在帮助我们家,帮助我上学,帮我妈妈找到工作。”
原来麻吉的所谓法国人靠山,是尼维尔的表演老师。
没等我质问,尼维尔自己心虚似的补充了一句:“就算……起码我们还在一起,在一起努力,就算没得到什么也不亏,不是吗?”
尼维尔回去时,家庭会议正好结束了,结束语还是那句听不懂的当地语,还有一人一个来自麻吉的额头吻。
免费培训,便宜比赛,送人去法国,这样的馅饼,选中一个怪人之家,还有这种好事?
我决定去见见那个法国人让·托。
本地通朋友带着我去到了表演学校,到的时候学员们正在上课。台上有3男3女在模仿足球进门时观众与球员的动作。
场边,一个戴着金丝眼镜的胖胖的老太太正在监督着他们的表演,她非常严厉且负责,光我看的那十分钟,她就厉声打断了学员6次,每次打断后会亲自上台纠正学员的动作。
本地通告诉我,这就是让·托老师,也是镇上这家表演学校的主办人。麻吉也在这里上表演课。
来之前我查过了尼维尔说的那个唱歌比赛,那个比赛确实存在,是一个以整个非洲为单位的海选比赛,有点像快乐女声。
比赛根本没有承诺胜者会得到法国签证甚至法国国籍之类的,但获胜的人会得到一个类似“非洲总冠军”的名头,也许有了这个名声之后,就可以去法国之类的地方表演。
我不懂音乐,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选的,但总觉得以尼维尔一家草台班子的程度,当非洲总冠军还是差远了。如果让·托给他们介绍的是这个比赛,无疑是画了太大的一个饼。
我很想问问让·托老师到底在想什么。
一直等到下课,让·托老师才走下来。本地通在我的授意下,没有告诉她我是援非医生,而是将我介绍为一名中国作家。
让·托老师闻言眼睛一亮,把我们引到办公室,还专门开了一瓶红酒。她慷慨激昂地给我们介绍了她开办的这所表演学校,以及她培育出来的很多孩子:“我们关注第三世界的普通人,想要改变这个不公平的世界,在任何地方都有天才的存在……”
故事就酒,她很快就把自己灌得有点醉了,我才进入正题:“让·托老师记得尼维尔吗?我是从他那里知道您的。”
让·托老师醉醺醺但眼睛亮闪闪地回答我:“当然,他是我最得意的作品之一。”
这句话让我感到有些不舒服,我打断她问:“尼维尔说的那个比赛是真的吗?”
让·托老师先是笑了:“你和他妈妈一样,想来打听我是不是骗了尼维尔?”
她突然端正了脸色,把杯子倒扣在桌子上,严肃地说道:“是真的,我不会骗那个男孩的。”
让·托老师严肃起来很有些唬人,我有点怯,但还是坚持问下去:“那赢了比赛一家人去法国生活也是真的吗?”
让·托老师又笑了,眼睛上下打量着我:“您是一名作家,来这也是看上了这个男孩的故事吧?那你觉得,这个故事怎么写才好看呢?”
她露出了十分玩味的笑容:“一家人轻轻松松逆天改命的故事好看吗?会不会有些假?贫苦的母亲、残疾的弟弟,为了不拖累有天赋的尼维尔,牺牲自己送他去艺术的殿堂,这样是不是更好一点?”
我恍然大悟。光比歌声,尼维尔没有胜算,所以让·托给他设计了一个“故事”,一家人一块去表演,让其他人看到麻吉的丑陋、弟弟的残疾,反衬得尼维尔更加优秀和辛苦,这样才有人会选他。
从头到尾,真正要“出道”的只有尼维尔一个。而他们还在做着一家一起去大城市的美梦。
我感觉到一股怒火在胸腔里涌动。她把自己当什么,上帝吗,甚至在恶趣味地编排一场悲剧,就为了博人眼球?
许久我蹦出一句话:“你为什么不直接给尼维尔说清楚,最终只有他一人去法国呢?”
让·托老师眨眨眼:“尼维尔很聪明的,你以为他不知道吗?”
让·托又给自己倒了杯野格,悠闲地说:“我认识尼维尔比你要早得多,我甚至可以自称尼维尔的另一个母亲。我可以告诉你,尼维尔该给麻吉的报酬,早就给够了。”
她说,尼维尔是麻吉在草丛里捡到的孩子,当时他非常瘦弱,但布隆迪政府对儿童的保护非常好,母婴基金会给了他一笔资金,而这笔资金就落到了捡到他的麻吉身上。
从这笔钱开始,麻吉一直以尼维尔的母亲自居,领了许多补助金。
布隆迪是一个对单身女性相当残忍的社会,她们没有土地、没有技术,脱离家庭多半只能去乞讨或者卖淫,而麻吉的相貌决定了她在这两条路上都不会有太多收入。
从这个角度来说,不是她养大了尼维尔,而是尼维尔救了她。
我质问她凭什么这么说?
让·托指着自己说:我就是那个给她发钱的基金会的负责人。
让·托暗示我,尼维尔其实早就在为分别做准备了。是尼维尔鼓动麻吉收养了其他几人,既是作为表演时的NPC,也是为了等他成为表演明星离开这个家后,有人照顾麻吉。他已经仁至义尽了。
我知道她的描述中一定带有偏见,我亲眼见到的这家人的互动不会是假的,麻吉和尼维尔母子之间的爱不会是假的,可是谁有知道,这爱不是来自于这样一种合作关系呢?
我的脑子很乱,不愿意接受她这样猜测那一家人,拉起醉醺醺的同事准备告辞。临走前我还是忍不住回过头来,问:“你能保证尼维尔一定能去法国吗?他去了法国,一定能继续唱歌吗?”
让·托反问:“你能保证你的每一篇文章都会被读者喜欢吗?”
我被噎了一下,又问:“你不怕我阻止尼维尔吗?”
让·托摊手:“只出去一个,和一个都出不去,你想怎么选呢?”
我确实上头了,我指责她编排尼维尔一家的命运,指责她给尼维尔画饼,却忘记了,大部分人连这个被编排的机会都没有。哪怕是一个画出来的大饼,已经是尼维尔能争取的最好的东西。
我苦笑一下,关上了门。
我不愿意相信让·托对这家人的揣测,但回过头来看到这一家人的一言一行,似乎又在无形中印证着她说的话。
比如,这几个孩子在集市里搬运东西时,之前是尼维尔来谈价格和组织,现在换成了卡卡,尼维尔只负责在一旁监工。
再后来,两个哑巴小孩也出来打工了,三个孩子会分工合作,一个孩子负责搬运鸡蛋,另一个孩子在一旁护着,还有一个孩子在前面开道。
搬运结束后,所有的小费都会被收到尼维尔手里,几个孩子只能眼巴巴地看着。
我有一种尼维尔在训练他们赚钱,并利用他们攒钱的感觉。
再过了一段时间,尼维尔干脆不来菜市场了。卡卡取代了他的工作,变得老实可靠起来。之前尼维尔在他身上发的火,似乎也生效了。
卡卡告诉我,尼维尔去加练了,他们一家人真的在比赛中拿到了名次,但让·托老师只叫尼维尔去加练,“也许是哥哥唱得比较差”。
我拍了拍卡卡的肩膀,有点心疼他。
本地通同事跟我八卦说,尼维尔在镇上已经出名了,没想到我们这个小地方竟然出了个歌手。
哪怕不去法国,这个比赛也已经改变了他的命运。他走得越来越远了。
我没有表现出一点高兴,问他,麻吉怎么样了?
本地通同事说,就那样啊,好像比之前更疯癫了,总是带着个没有插的耳机边唱边跳,唱的歌要多难听就有多难听。
我找到们一家人之前跳舞的走廊里,见到了疯疯癫癫的麻吉。她坐在地上唱着歌,我躲在角落听了一会,她唱的是泰坦尼克号主题曲,那天尼维尔在教堂里唱的,大概也是他的参赛曲目。
那个孩子,已经完全把这个家庭抛掉了吧。
我不忍心再看,匆匆走开。
又过了几天,麻吉被看不下去的本地通同事带到了我的诊室,一起来的还有卡卡。麻吉的耳朵又恶化了,流着黄绿色的脓涕,隔着口罩都能闻到臭味,凑近她还能感觉到她在发烧。
我判断可能是急性化脓性鼻窦炎,想让麻吉住院治疗。本地通同事给他们翻译,他是个玩世不恭的人,翻译之余还笑着跟他们说了句什么,卡卡立马示意他闭嘴。
我问本地通他们说的是什么,本地通说,自己开了个玩笑,说“你们大哥有钱了,可以付医药费了”,卡卡让他不要提。
我只给他们开了些自己的药,叮嘱他们既然就在医院工作,有事情就及时来。
尼维尔走了,我想多照顾这家人一点。
三天后的下午,我意外地在麻吉的病床前见到了尼维尔。
尼维尔穿着前所未有的齐整衣服,总是挂着笑的面庞此刻看起来比之前要疲惫很多,也稳重很多。他好像一下长大了。
看见我出现,他很惊喜的样子,立刻缠着我问妈妈的情况,叮嘱我多开些药。
这种患者家属我在国内见过很多,因为自己很忙没法照顾家人,带着愧疚心,对医生的要求就会“高”得很粗暴,只知道要求多开药、多住院。
他主动说,现在他因为要学习乐理知识,在穆邦达镇子上租了一间房子,他建议过麻吉辞了工作去他那住,是麻吉拒绝了他,以至于生病了他都不知道。
其实他不必向我解释,我对他没有怨气。一个更好的未来,谁不想要呢?
我岔开话题问他比赛怎么样了,装出很感兴趣的样子。
尼维尔眼睛一下亮了,他说了很多,大多是让·托老师对他的肯定,他学到的新知识……
说着说着,他又开始抱怨家人,说我早就告诉过妈妈了,学习的这段时间我就不在家吃饭了,不用给我留煮玉米,我的那份让卡卡或者谁吃了就行,但是我今天打开柜子,发现了好几根长了毛的玉米,摆在被子上。
“被子又被弄脏了,我真不知道我买这个柜子还有什么意义。”
原来,他还是买了那个上锁的柜子,留给麻吉。
“卡卡也不省心,说了很多次在市场不要把钱留在身上,要留到买东西的地方,不听,结果被抢了几次,有时还要妈妈亲自去市场接他。”
“他总是趁我上课的时候来捣乱,冲着我做鬼脸,我现在回来了,他反而在睡觉……”
我看着滔滔不绝抱怨的尼维尔,有些迷茫。不知道他是怀念自己作为这个家顶梁柱的感觉,还是在用这些细碎的抱怨,弥补自己良心的不安——你看,这些家人真的很麻烦、很不懂事,我不想回来,也不全是我的错,对吧?
也许是我沉默太久了,尼维尔也渐渐安静下来。安静了一会,他问我:“谢医生,有人跟我说,‘你必须要抛弃一些东西,太过软弱就只能一辈子呆在垃圾场里’,这句话是真的吗?”
我知道,这是曾经的尼维尔的求救。但我也无法决定,曾经的那个他,和现在的这个他,究竟哪个好。
我想了很久,对他说:“你知道吗,在中国,也有很多人说我是垃圾,说我只知道死读书不会变通。但我一直记得,我爷爷告诉我,我是最有希望的一代。”
尼维尔看着翻译软件,懵懂地问我,什么意思?
我说了一句很烂俗的话:“Follow your heart.(听从你的心。)”
至于这个初心究竟是扬名立万还是一家团圆,就要问你自己了。
麻吉身边的人换成了卡卡,不知道尼维尔或者她用了什么样的魔法,这个小魔王老老实实地留了下来,取代尼维尔的工作,作为家庭中的男人去抛头露面,养活麻吉。
我们默契地不再提起尼维尔,只偶尔听说,他在镇上小有名气,忙于在各种地方表演,就算不去法国,大概也不会回来了。
我以为这个故事会就这样结束。
5月10日的早上,我突然接到消息,布琼布拉发生了两起恐怖袭击,请求我们的援助。
我们带上必须的医疗器材,立马赶往了现场。
这不是我第一次参与恐怖袭击的救助,可能也不是最后一次,但每一次,都让我感觉非常恐怖。鲜血流了遍地,耳边都是孩子拼命哭叫妈妈的声音,我感觉自己比起医生,更像是屠夫。
所有人都不能睡觉,一睡着就会被护士拍醒,因为不知道是不是再也不会醒来的伤员。
整场救援忙乱又短暂,没几个小时就结束了,没有能医治的伤者了,要么做完了,要么停在帐篷里等家属过来辨认。我站在尚未打扫的诊室中间,感觉整个人都被拆散了一遍。
耳畔还有孩子在叫着“妈妈”,我突然想起了麻吉。我想起了那个破破烂烂、被抛弃的家,和那支充满生命力的舞蹈,我想去看看她。
一步步走近隔间,似乎听到了什么声音,我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是尼维尔的歌声,他回来了。
我站在门口往里看,尼维尔穿着之前那样破破烂烂的衣服,坐在麻吉脚边,唱着歌,看着麻吉跳舞。
麻吉又恢复了之前舞蹈时那快乐到有点用力过猛的样子,蹦着、大叫着,孩子们在她脚边叫着跳着。我的嗓子非常痒,眼睛也有点酸。
我不忍心打扰他们的时间,在自己流泪之前转身离开了,但没走多远,尼维尔追了上来。
他郑重其事地告诉我,他放弃比赛了。
他在镇上听说了暴恐事件的发生,那是第一次,他意识到妈妈可能在自己看不到的地方死掉,他可能再也见不到妈妈了。
他不能接受这件事,所以他决定回来。
他用了可能半年、一年的时间,找到卡卡和其他孩子,教会他们如何照顾麻吉,一点点地告别,却只用了一夜,就决定回来。
我们曾经觉得多么困难、多么复杂的决定,在失去家人的恐惧涌起来的一瞬间,变得无比简单。
尼维尔问了我最后一个问题:“谢医生,你觉得去法国是真实的吗?”
我谨慎地回答:“那取决于你是否想去。”
尼维尔笑了:“我觉得跟妈妈在一起,更真实一些。”
他向我摆摆手要离开,我张了张口,突然叫住了他:“你们每天唱歌之后,麻吉亲吻你们的时候,你们说的那句话是什么意思?”
尼维尔愣了一下回答我:“‘爱你,永远在一起。’”
走在回到诊室的路上,我也给老妈发了条信息:“爱你老妈,夏天见。”
有个十分贫苦的家庭,家里最值钱的就两样东西:丈夫的金怀表,妻子的长发。圣诞节时,没钱买礼物的妻子决定剪掉自己的长发卖钱,为丈夫买一条表带。
当交换礼物时,丈夫流泪了,因为他卖掉了金表,为妻子买了一条昂贵的发带。
也许我们很多人都做过这样的“傻事”,当掉自己宝贵的东西送给别人。当这件事成为双向奔赴的时候,场面就会变得尴尬又感动。
就像麻吉想送走自己唯一的孩子,成就他的未来;而尼维尔又放弃了自己的明星路,回到家人身边。
在《麦琪的礼物》下,有一条很动人的评论:
“我读懂了作者的真正用意,他并不是认为爱在现实中是那么无助,从来都不是,他想说的是,如果两个人在绝望之中依然,紧紧地抓住对彼此的爱,那么爱就会为他们带来希望,带来力量,带来安慰,带来支持,带来一切。”
除了尼维尔和他的妈妈,援非医生谢无界还记录过很多他在非洲遇到的人和故事——
有个非洲当地的女孩,就因为中国人交往,被活活打死;
有一位父亲,就因为孩子顶嘴,决定割掉儿子身上的一个器官;
谢无界曾先后两次申请飞往世界上最贫困的非洲国家布隆迪,在当地提供医疗帮助,并记录当地这些人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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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编辑:卡西尼 小旋风
插图:大五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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