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科医生:在病人手机相册里,我看到最令人诧异的照片

文化   2024-09-11 15:16   北京  

家长为了反对儿女养宠物,能做到什么地步?

精神科医生林不周分享了一个极端案例。

有对父母为了阻止女儿养猫,直接把女儿送进精神病院,让她一住就是七年,还不打算接出去了。

为了救下这个女孩,林不周想到了一个特殊的办法:
邀请另一个精神病人,来帮她“治一治”。

这个故事来自公众号【天才捕手计划】,他们只记录最带劲的亲身经历。

无论是给金三角毒贩运送物资的货车司机、专门破解重案要案的北京刑警,还是医院里的生死故事,你都能在那看到。



我工作的地方是一个老式封闭的精神病院,为了防止病人跳窗,每扇窗户都装着细密的铁丝网。
每到饭点,就会有一大堆手指头从铁丝网的缝隙里伸出来,病人们捏着从油豆腐塞肉里剔出来的肉沫,或者咬成小块的红烧大排,扔到外面的水泥地上。
窗外,几十只流浪猫和一只大黄狗正齐刷刷仰着脑袋,准备争抢他们扔出来的荤菜。
这个满是精神病人和流浪猫狗的世界,有一种特别的和谐。
2024年5月的一天,我得到消息,医院即将搬迁。那几十只流浪猫拥有野外生存的能力,不用管,至于那只站起来有我一半高的大黄狗,因为体型太大,进不了楼房。
如何安置成了一个难题。
医院搬迁的计划定在了三个月后,医护人员忙着盘点要搬的家具和材料,病人红妹也开始紧张起来,她每天缠着我问:“林医生啊,我们搬家了,阿黄怎么办啊。”
我随口敷衍道,“找个领养啊。”
我上下班途中,她像是一个老派的英语班销售,跟着我一直问同样的话,每天至少重复20次。
有一次,我停下脚步,试探性地问了下红妹,“你家里人没法养?”
这句话其实意味深长。我听说过红妹过去就是因为养了太多流浪猫狗,被家人送进精神病院的。这个问题不仅关乎她家里能否养狗,也关乎红妹家里,还有没有人接纳她,甚至以后接她出院。
红妹愣了一下,摇了摇头,过了好一会才说,“他们都讨厌猫狗。”
“我在家里收藏了好多东西,来住院以后,我妈都给我扔了,好多碟片、佛经还有旗袍,现在都不在了。”

红妹今年49岁,身高一米六,胖胖的,常年留一个寸头,总是穿得很显眼在病房里晃悠,大红色的洋装、神经蛙的连体睡衣、青龙白虎的刺青袖套……以至于很少有人质疑她怎么一直在这里住着。
早在我来这家医院工作以前,她就在这里住着了,过上了一种无人过问的生活。
大多数时候,红妹会独自搬来藤椅,坐在医院院子里,当时还是小黄狗的阿黄绕着她跑啊跑,她就像逗婴儿一般,夹起嗓子和阿黄“汪汪汪”地对话。
两年前,红妹的管床医生离职后,我成了她新的管床医生。
我第一次看到了红妹的病历,14岁时,她得了“儿童抑郁症”。那大约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人们对精神类疾病充满偏见的年代。我拿着病历去问红妹,她请我把病历收起来,说看着不舒服。
直到盯着我把纸质版病历放回桌兜,合上抽屉,她才愿意讲述她的过去。
红妹出生于本市的国企家属院里,父母都是国企职工,她也在职工子弟学校读书。她小时候一直是班里第一名,处处要强。上初中后考不了那么好了,精神状态不再稳定,住进了市精神病院。
她再没能去上学,病史上写:“患者行为孤僻,不上学、不出门,生活懒散,稍不如意便打骂家人”。
出院的时间里,家里人试图让她去找工作,催她按时起床吃饭,指责她所有“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她是被说烦以后,才动手打家人的,还自杀过几次。
随着住院次数的增加,她的诊断从“儿童抑郁症”变成了“精神分裂症”,这是她被社会指派的新身份。
红妹24岁时,她姐姐在国企分到了房子,全家都搬去了姐姐的房子,留她一个人在从小长大的房子里。除了她妈妈每周来帮她收拾垃圾,往冰箱放食物外,再也没有人和她吵架了。
红妹告诉我,那时她每天只去两个地方,一是图书馆,另一处是寺庙,庙里的“师兄”们会和她聊天。她把所有人都叫“师兄”,“因为把别人叫弟弟毕竟不好,女的又是不如男的,所以一律都叫师兄。”
生活的转机发生在2009年4月30日,那天,红妹带了两只刚出生的流浪狗回家。
她给小狗取名,一只叫四四,一只叫零零。
红妹亲眼看到小狗的妈妈被小区里的男人打死,她救不了大狗,只能救下她的孩子。
小狗刚被带回家的时候,眼睛都还没睁开,“他们会把第一眼看到的东西当作妈妈,所以我是他们的妈妈。”
从那以后,红妹每隔几天就捡一只流浪动物回家。她给每一只猫狗都起了名字,在笔记本上记下他们的成长日记,后来的十年里,红妹养了八只狗,和一百多只猫。
她最喜欢的是一只叫“喵”的橘猫,说着,红妹迫不及待地要给我看“喵”的照片。
她从柜子里拿出一个手机包装的纸盒,从里面小心翼翼地拿出像是新的一样的手机,按下开机,点开相册,里面全是各种猫狗的照片。她给我看了“喵”的照片,还有更多猫狗。
在老旧的木色家具中,每一只猫狗以不同角度铺在床上,脖子上挂着金色的绳子。
我看着感觉有点怪,这些猫狗的毛皮看起来湿湿的,形状也有点说不出的古怪感。
仔细看,照片里的猫狗全都已经死了。
各种意义上的死。
我好奇地问:“这些照片都是尸体?”
“对呀。”红妹的语气听不出情绪,像是在讨论很平常的事。
四四被带回去没几天,突然“汪”了一声,就死掉了。咪养了两年,也是有天突然就死了。
红妹说,她买了陀罗尼巾,把去世的小猫小狗包起来,祈祷七七四十九天拿到小区的土里埋葬。可后来她还是舍不得,再死去的猫狗,她就不埋了,放在冰箱里,“我家有个双开门冰箱,里面都放得下。”
我看着照片中的红妹,三十多岁的样子,和现在一样理着寸头,戴着秀气的金属框眼镜,身上抱着猫狗的尸体,眼神空洞地看着镜头。怎么说呢?给人一种寂寥的样子。
尤其是听她说,她是一个没有父母朋友往来,只有猫狗陪伴的人。
也许是因为猫狗的陪伴,那二十年的时间里,红妹没再住过院。
而她再次入院,却也是因为这些流浪猫狗。
毕竟她是一个独自居住的精神病人,家里养了上百只猫狗,极可能臭气熏天。让邻居不喜欢她,不敢去她住的地方。那天,她的父母、姐姐和邻居,联合警察一起把她从家里拖出来,再次送进了精神病院。
她这一住就是七年。
我忍不住问,“你走了之后这些猫狗怎么办?”
红妹说,“他们找了警察来我家抓猫狗。猫本来就是散养的,大多跑进小区了,当时家里有七只狗,其它六只都被抓走了,被统一送去安乐死。只有零零,我姐姐说,抓狗的时候零零不见了,没有抓到。”
“我住在精神病院里,花的钱比住在家里少,事也少。我以前住的房子还能租出去,赚几千块。他们不会再让我出去了。”
回忆到最后,红妹的脸上还是带着笑意,她说,“养猫狗那几年,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几年。”
可我却觉得好压抑。

我无法想象红妹和猫狗又经历了怎样一场混乱。除了最初捡的小狗零零,像是成了仙,死里逃生获得自由。而其它的狗狗,和它们的主人红妹都没有一个轻松的结局。
红妹刚来医院时,对人的敌意很强,大概也是因为有过这段经历吧。
她三天两头就会和不同的病人吵架,被护士们约束打针。她的敌意会持续很久,追着人一直骂、甚至大打出手,最后医护人员就只能帮她换病房。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我们医院也来了一群流浪猫狗。
虽然精神病院被高墙和铁丝网围绕,但四面高墙挡不住野猫。几年前,一只身材壮硕的三花母猫跳进院子,占领了这片地盘,她在这里养育了几十只孩子。
时不时有外来野猫试图争抢这片地盘,三花母猫会和她的孩子们迎战,有些猫被打得遍体鳞伤,夹着尾巴逃走;也有些猫打赢了,就和大母猫交配,融入这个院子,生下一批野猫。
红妹和其中一些猫关系很好,好到它们甚至可以趴在红妹身上睡懒觉。
我不记得院子里什么时候多了条小黄狗,只记得有一天红妹坐在院子里,用喊婴儿般的语气喊着“黄黄,黄黄”,一只小黄狗像是倍速播放一样,在红妹的脚边蹿来蹿去。
自从有了这些猫狗以后,红妹和病人们的冲突就变少了。
可眼下医院要搬迁,红妹又要只剩自己一个人了。
相比自己,她更操心阿黄的命运。
我们科有个护士把阿黄带回去过,当天阿黄就在她床上大小便,隔天就被送回来了。我也把阿黄带回家过,当天床上就多了小便,家里还闹了一阵子跳蚤,养两天我也受不了。
附近农村的护工说,阿黄是土狗,不会有人养的。还不如把阿黄卖给狗肉火锅店,还能卖出八百块。
这话被红妹听到以后,她总是抱着有她半个人那么大的阿黄,把他放在地上,然后耷拉着嘴角拜托我,“不要让她们卖狗肉!”
“再不行你能不能帮我报警,让警察把狗带去安乐死。”
她这样哀求着我,也哀求着每个护士和护工,而我却听到她们背后聊天时调侃,“好好一个狗,不卖狗肉,狗还有安乐死的。”
随着医院搬迁的时间越来越近,红妹找我念叨的次数也越来越多。她又一次来找我时,语速很快,像是要发病了一样。我忙安慰她,“深呼吸!冷静!”
我们站在院子一角平复情绪,而背景音很吵,我一看,居然有个病人在和狗赛跑,互相对着“汪汪汪。”
和阿黄赛跑的人叫阿桂。
她几乎是和红妹最不对付的病人,过去她总是对猫狗“喊打喊杀”的,还差点害死红妹养的一只猫。
这俩人一言不合就干架。
但是此刻,红妹也顾不上她的“仇人”了。为了阿黄不被宰杀,她几乎说尽了这辈子求人的话。我隐约觉得,阿黄就像红妹养过的许多只猫狗,当初她最终没能保护得了他们。
要是能救下阿黄,也等于救了红妹。
不远的地方,阿黄依然撒了欢奔跑,对自己的命运一无所知。


为了不让阿黄被抓去卖狗肉,我灵机一动,想了个妙招:我准备给阿黄打疫苗。
我花了钱,阿黄就不是没人要的土狗了,起码是一只身价几十块钱的土狗,等我把这件事广而告之,护工们也不敢随便把阿黄拿去卖狗肉了。
红妹听说了我的方法,每天耷拉的嘴角终于扯成了一条直线。
可她很快又开始操心,“买疫苗一定要看好,要有犬瘟、犬细小和犬腺病毒的,不要漏了。”“记得啊,犬瘟、犬细小和犬腺病毒。”
我应着,“好啦好啦知道了,说过很多次别再说了!”
我上淘宝逛了好几个店家,买了个看起来靠谱的犬疫苗链接,过了三天,低温冷链寄来了。
我没有给狗打过疫苗,去找护士,护士避着我,去问护士长,护士长说我不知道啊。
当了这么久医生,我一直希望能和同事们和和气气的,还没碰上过这么多拒绝。红妹跟我解释,她们已经说好要卖掉阿黄了,现在护士都不敢站在我们这边。
我有时觉得红妹很容易放大别人的恶意。但她现在说得也有道理,护士们这时帮忙,确实像是站队。
那我就只能自己上了。
我准备好疫苗,和红妹在医院里找了半天,都没找到阿黄的踪影。我们俩找了一圈,才发现阿黄被护工关在了休息室里,每天只能出来放风一段时间。
我不好明目张胆地进去偷狗,只能守在休息室门口,时不时看一眼,看阿黄什么时候被放出来。
好不容易等到阿黄出来,我赶紧喊红妹过来帮忙抓着阿黄,我来打疫苗。
正准备下针的时候,红妹的病友阿桂却来了,就是那个热爱和阿黄赛跑,互相“狗叫”的女人。
我记得红妹和此人的关系一直不好,尤其现在,这人边靠近边笑着说“林主任”,还笑得挺瘆人。
但她走到我俩身前的时候,伸出双手,不是来打闹,却是来帮忙的。
红妹抓着阿黄的前脚,阿桂帮忙压着阿黄的背,我顺利给阿黄打完了第一针疫苗。

阿黄平时很爱对着人“汪汪”叫,这会儿趴在地上却很乖。
打完针,他抖了抖身体,又开始撒了欢地四处跑。看着他欢脱的背影,我寻思阿黄这条小命,应该能给他保住了。
过了几天,我准备给阿黄打第二针疫苗,翻遍整个医院却都没有找到!
连护工休息室都没有!
我急匆匆跑去问红妹有没有看到阿黄,她却安慰我别慌。
她说,前两天阿桂出院,把阿黄也接走了。红妹脸上带着笑:“阿黄享福了,过上好日子了。”
听她说的时候,我脑子里乱乱的,阿黄有了个好归宿,我不知道她是不是想起了成功逃脱七年前那场混乱的小狗零零。走到办公室门口我才反应过来,怎么是阿桂来把狗接走了?
她和红妹不是“仇人”吗?

阿桂来的时候阵仗很大,因为她是被老公和儿子“押”来精神病院的病人。
半年多以前的一天,医院门口停了两台小轿车,阿桂穿着蓝色绣花睡衣,坐在后面那台车里。他们一大家子男的下了车,把她扯出了车里,像押送犯人一样——
两个男人架着她,旁边还站了三个男的一言不发,看起来压迫感十足。
而她十七岁的儿子独自坐在前车的后座,沉默地看着这一切。
阿桂的表情很凶,脸气得发红,在她即将被抬进医院大门的前一刻,她高傲地宣誓着最后的一点尊严:“放我下来,我自己走进去!”
可没有人听她的。
她被架着进了院子,大铁门开了又锁上之后,她才被放下来。
阿桂的病史上写着,她有“精神分裂症”八年,觉得家人会害她,无故和家人发脾气,每年都会住院。去年她第一次来我们医院,住了三个月,我是她的管床医生。
今年她第二次来,依然是我管她。
她这次入院的情景几乎和上次一模一样,垮着一张脸,一句话不说,无论我问什么,她都只是鄙夷地发出一声:“哼”。
按照我的经验,这种情况大约会持续一个多月,然后她紧绷的情绪会慢慢松弛下来,变得像个慈祥和蔼的阿姨,虽然仍旧不怎么说话,但会和我们打招呼。
这样的变化意味着治疗有效,离出院不远了。
这次,我把阿桂安排在了走廊尽头的四人间。最里床是一个88岁的阿尔兹海默病的老太太,多年卧床不动,没有人知道她到底还有没有意识,她每天只是躺着,发出带着痰的呼吸声。
隔壁床是一个精神分裂症的老太太,她的身形有点像《巴黎圣母院》里的钟楼怪人,白天大部分时间,她会绕着田里逆时针一圈一圈地走,她从来不理人,也没有人听过她说话。
而阿桂旁边的床位,是红妹的。
我领她进去的时候,红妹不在病房里,她床边堆了两叠人那么高的书堆,大多是《清宫十二帝》这类历史奇谈,书页边缘都已经泛黄。
阿桂进了病房,也不理人,自顾自地收拾行李。我试着和她说话,她只是大声叹气,带着一些无奈,像是一种刻意叹给别人听的声音。
我习惯了她不搭理人,简单交代了两句,就回了办公室。
没想到阿桂来的第一天晚上,就和红妹结下了仇。

那天夜里,精神科病房二楼,走廊尽头的房间里,时不时传来婴儿哭喊一般的幼猫啼声。
幼猫是红妹带进病房的。黑暗中,红妹穿着一件带兔子耳朵的连体睡衣,弯曲着身体,把幼猫抱在怀里。只是幼猫的叫声实在吵到了病友们休息。
凌晨三点,阿桂实在受不了了。
她气势汹汹地从床上爬起来,不停尖叫,走向黑暗中的隔壁床,对着红妹就是一巴掌。
早上八点,护士站,十三个医护人员疲惫地围着开早会。
值班护士面色凝重地说,“昨晚红妹把猫带进房间,猫叫了一晚上。凌晨三点,阿桂打了红妹,很多患者都起来了,说猫叫声让她们睡不着。”
另一个护士接着说:“红妹昨天下午就把猫带进病房,一整晚抱着猫睡”。
护士长总结:“这么多人投诉,必须给个交代。今天让保安师傅把猫扔出去,阿桂打人也必须要批评教育。”
在场的医生事不关己地拿起手机开始划,打发着无聊的时间,等待早交班结束。我站在医生中最右边的位置,尽管这意味着一个较高的职位,但我并不打算说话,只是憋着慌。
交班结束后,我大步走向穿着彩虹色民族风洋装,理着寸头的红妹。
幼猫被她抱在怀里,后腿撑在她的胸口上,红妹拖着小猫的背部,让小猫像婴儿一般被抱着。她仿佛不知道昨晚幼猫给病房带来的风波。
红妹前面站了三个老大爷,保安季师傅声音洪亮地说,“放下来,拿去扔了。”
红妹不肯,“这猫还不会自己排便啊,没有我照顾它会死掉的!”
保安大爷用充满威慑力的语气大吼,“拿来!”还伴随着伸手要抢幼猫的动作。
红妹从抽泣,转而声嘶力竭地大哭。她一边哭,一边交出了胸口上的幼猫。
护工大爷像老师在训学生一样,说,“一个猫而已,有什么好的。”他接过小猫,把小猫放进红妹给猫准备的纸箱里,直直往精神病院的大门外走去。
我站在红妹旁边,她低着头,手捂着脸,站得直直的,声嘶力竭地喊叫,身体却一动不动。
她拉住我说:“林医生,能不能拜托你,把小猫拿回来。要是没有我隔两个小时刺激一下小猫的肛门,让她大便,她会死的。”
我拍了拍红妹的背,“没办法,小猫吵到别人了,好多人投诉,病房里本来就不能养猫。”
等我们都离开后,红妹还是一直站在院子里大哭,哭声响彻两栋楼。她从上午八点,一直哭到了中午十一点吃饭的时候。
医院里的几十号病人似乎对她的大哭视而不见,这里谁又正常呢?
驼背的老太太和往常一样不断地经过她,绕着院子散步,几个患者大爷依旧在扫院子,还有个常常独自在院子里自言自语的阿姨,站在田的另一端尖叫,只不过这天她的尖叫声“哈哈哈哈”的,像是在嘲笑红妹一般。
医生办公室里,有个医生嘲讽了句,“哎呀,这声音听起来真像精神病院。”
大家依旧忙着自己手上的事情。
中午,患者都回了楼里,红妹主动和护士说,她控制不住自己了,能不能把她约束在床上,给她打针,让她平静下来。我和护士对视了一眼,默默行动。
打了针过后,红妹就不哭了。
她安静地在床位上叠自己的衣服,也不再提起小猫的事情。
过了个周末,护士告诉我,“周日阿桂老公来探视,夫妻俩吵架,红妹还跳出来跟他们一起吵。”
这俩人又吵起来了,头大。
查房的时候,红妹急着跑来和我说,“阿桂跟她老公说你让她们离婚,两套房子都分给她!我当时在场,你不可能这么说的!”我顿时虎躯一震,这火居然烧到我身上了。
我想起前两天阿桂问过我离婚的问题,吓得我反复回想,我没有说她们家房子要怎么分。
阿桂经过的时候,还笑嘻嘻地和我说,“林主任啊,你说的太准了,我老公一听果然生气了。”
听完我更生气了,赶紧当着阿桂的面,打给她老公电话解释清楚。
这一切都是半年前左右的事儿了,我和阿桂减少了沟通,我也以为她和红妹是彻底闹翻。
现在我却意识到一丝不对劲,阿桂怎么和红妹的关系也变好了?而且还来救猫救狗,这些吵人的小动物不是她最讨厌的吗?

而我是从红妹口中才得知了一些关于阿桂的事情。

她们俩同岁,成长于同一片国企大院,家人也是国企职工。阿桂妈妈很早就去世了,她小小年纪就承担起“母亲”的角色,做所有的家务,帮家人们洗衣服,给爸爸和妹妹买菜做饭。
阿桂处处想要讨好爸爸,可收到却是许多指责,切菜的角度不对,水烧开了溅到外面了,买回来的菜吃起来不新鲜。爸爸似乎只有和妹妹在一起时,才会放松开心。
阿桂很出息,读了中专,后来也进了国企,老公也是公务员,两人生了个儿子。
这样幸福美满的生活,直到阿桂下岗,戛然而止。
成年以后的阿桂依然在支撑家里的生活,每月寄给爸爸自己的收入,而爸爸把这些钱拿去支撑远在上海打拼的阿桂妹妹。阿桂还有工作时丈夫不好说什么,直到她下岗,还要拿家里的钱支援亲戚,这就不行了。
阿桂受不了丈夫和儿子的指责,决定出门摆地摊。她每天早上推着车子出门卖葱油饼,把赚的钱都寄给爸爸。而她越是努力,老公和儿子越是疏远她,儿子说恨妈妈,因为妈妈只在意外公,钱都到小姨那里了。
后来,阿桂变得越来越孤僻。就连她去摆摊的时候,四周人都能看出她讲话颠三倒四的,好像不太正常。她在几个医院辗转了一段时间,就来了我们这里。
红妹说:“她这是愚孝,没办法的。”
红妹还说,阿桂所有的行为,都是为了气她老公。上一次,阿桂编造关于我的谎言,就是为了老公生气,以为房产要被拿走了。红妹跳出来为我辩解,和这两夫妻吵起来,尤其让阿桂的老公更生气了。
阿桂一看,这病友病得有价值啊,这反而拉近了两人的关系。
听完红妹说的,我也去找了一趟阿桂。
上午,阿桂在院子里逗狗,我和她打招呼,她笑了笑说林医生好啊,我再想接话,她说着“黄黄黄黄”,往前扔了一个狗饼干,和阿黄一起跑走了。
下午,阿桂在厕所洗衣服,我和她打了个招呼,她头也没抬,继续搓衣服。
每次我试图和她说话,她都只是和我打个招呼,然后继续做自己的事。
接下来这段时间里,阿桂却明显越来越开朗。
我想,这可能是因为红妹。阿桂从早到晚都和红妹待在一起,要不是在院子和猫狗玩,就是坐着促膝长谈。我听过一耳朵,她们在聊过去国企大院里,妈妈给她们做的饭。
我有时想,是不是人被打上了“精神病”的标签,就再也无法拥有朋友了。
再被过去亲友提及的时候,只剩麻烦和恐惧。
而红妹和阿桂,她们生长在同一个国企大院,也都经历了跌宕的人生,在精神病院相遇,也许她们是世界上最有可能成为朋友的人。
红妹帮了阿桂,阿桂也想帮一把红妹,所以她带着阿黄一起出院了。
只剩下红妹,要独自在这一直一直住下去。
医院搬迁前,红妹和大主任说,自己这几天睡眠过多,每天躺着起不来。大主任说,那就把抗精神病药减一点量,抗抑郁药也停了吧。
红妹没说什么,看着我们查房离开。
午休的时候,我吃完外卖准备去扔外卖盒,红妹叫住我,说,“林主任我真的好悲伤,你懂吗?我不想起来,是因为不愿意面对这个世界。我想念我以前养的猫狗了,我想零零了。”

七月底,我们如期搬到了新院区。
新楼盖得很现代,白色的几何线条构成了利落的外观,每一个病房里都有甲级写字楼那样的大落地窗。只是病人们将不再拥有院子,长年住院的病人,可能长达几年都没有机会出这栋楼。
红妹住进了新的病房里,家人没有要接她出去的样子。
有天她问我,“林医生,我以后想要遗体捐赠,能不能让我姐姐来帮我填写申报。”
我听了一愣,“你才五十岁,还能活很多年呢。”
红妹说,“先预备着嘛,我怕过几年我姐姐也老了,没有人帮我申报了。”
我查了下填报流程,在微信小程序上预约就行,但是红妹没有微信,这事只能先搁置着。回病房的路上,我心里却挺不是滋味,总觉得阿黄和阿桂都走了,红妹的生活少了很多盼头。
那天我路过病房,却碰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居然是阿桂!
她看起来状态不错,穿着花朵图案的连衣裙,戴着太阳眼镜,烫了个卷发,坐在红妹的床边。她把阿黄抱在怀里,城区里的病房更不让养动物了,她没有让阿黄下地,只是把阿黄递给红妹抱。
我和阿桂打了个招呼,她很友好地说,“林医生好。”
阿黄看着比在医院散养的时候更干净了一些,像个城里狗了,可见了我还是直想往我身上扑,结果被红妹和阿桂双双按下。我叮嘱了两句,就溜出了病房。
后来,阿桂也时常会来看红妹,有时候是收摊的时候,她带着一塑料袋葱油饼来分送给病人吃。有时候是晚饭时间,她提着烤鸭外卖专门来找红妹。看来,她没再把所有钱寄给爸爸和妹妹了。

八月份的一天,我正在动笔写下这个故事,医院门口又传来动静,“新病人来了!”
我探出头去,没想到这次来的病人,又是阿桂。
这次她不是被人架进病房的,而是自己走进来的。她一进医院,就轻车熟路地走向熟悉的房间,热情地和红妹打招呼,路过我的时候还喊了声,“林医生好!”
等阿桂走远了,她老公才告诉我,这次不打算接回去了。
我愣了一下,心里有些难过。
阿桂也要没有家了。
后来我试探性地问起阿桂时,她却很坦然地告诉我,她愿意住在这里。
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每个周末要把阿黄遛来医院,让她抱一抱,这是她要养的狗。
我不知道,她的要求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红妹。
只是每当我看到她们和阿黄一起玩耍时,心里的难过都会淡去许多。

我在网上看到过一个说法,叫做朋友是后天选择的亲人。
这话放到红妹和阿桂身上很贴切。
红妹在空无一人的房子里住了二十年,每天只能和猫狗游戏,最后平静的生活被家人亲手打破。而阿桂,更是被家人亲自“押送”进医院,不留一点尊严和体面。
她们都是被亲人抛弃的人。但在精神病院里,她们成了彼此后天的亲人,创造出一个有狗、有爱、有美食的新世界。
我看过一句印象很深的台词,“人总要有自己的心灵归属地,否则,到哪里都是漂泊无根的人。”
而我想,只有心灵的归属感,才是对一段美好关系最准确的定义。
除了这个故事外,【天才捕手计划】还记录过很多精神科医生的诊疗案例,这里有被精神疾病困扰的人最真实的一面:

有个女孩长期受自闭症困扰,连医生都不能让她开口说话,却被她的精神病舍友治好了。

还有个女孩被家人过度关爱,连来月经都要被送进精神科

记录这些故事的精神科医生有个口头禅:“谁还没个犯病的时候?”

他们记录下这些故事,是希望帮大家从另一个角度理解世界,从而更好地了解自己,更重要的是,允许自己偶尔情绪低落,少点自责。

看完这些故事,也许你就能更擅长对自己好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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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编辑:赵岛泥 小旋风

插图:大五花

本篇9291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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