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智习室，挽救不了焦虑的家长和教培

站在印有“AI智习托管中心”几个大字的玻璃门门口，刘影打开手机微信聊天框，反复确认了两遍地址，走了进去。

前台的老师热情地向她介绍他们最先进的“AI学习系统”，刘影打断她的话，“我是来找陈老师的，微信上约好了。”

正是附近小学放学的时间，刘影环顾这间教室，发现一半的座位都还空着。少数几个孩子抱着平板电脑，在上面点点戳戳，大部分孩子仍低头写着自己从学校带来的作业。

片刻后，陈老师走了出来，领着刘影和孩子推开智习室正后方的一扇小门，走进其中一间小教室。

教室位于一间早已歇业的早教中心内，除了两间一对一小教室，整个早教中心还有三间大教室。透过玻璃门，刘影看到每个教室里都满满当当地坐着十几个孩子，老师的讲课声从窗户后面隐约传出来。熟悉的场景让她感到安心——找对地方了。

这间“AI智习室”开在市中心一栋新落成的商场里，一百米外便是当地一间重点初中的大门，步行二十分钟的距离内还坐落着两所小学，包括一所私立小学，家长们大部分重视教育，并且不缺钱。但智习室惨淡的入座率似乎说明，这样一种新的托管模式还没有得到太多家长的青睐。相反，在“AI学习”名头掩盖下的地下补习生意，却火爆依旧。

双减之后，为了谋求出路，原先的教培巨头纷纷推出了自己的AI智能学习机。早已饱和的教培市场也重新洗牌：个体加盟商购买三五十台学习机，再招聘一个督学老师，就可以开办起一间“AI智习室”，再通过线下的优势，将学习机卖给来寻求托管服务的家长。

但当焦虑的教培从业者和家长涌入AI智习室，却发现加持了“AI神话”的“新教培”，远远无法给予他们想要的慰藉。

题海战术里，老师是次要的

站在印有“AI智习托管中心”几个大字的玻璃门门口，刘影打开手机微信聊天框，反复确认了两遍地址，走了进去。

前台的老师热情地向她介绍他们最先进的“AI学习系统”，刘影打断她的话，“我是来找陈老师的，微信上约好了。”

正是附近小学放学的时间，刘影环顾这间教室，发现一半的座位都还空着。少数几个孩子抱着平板电脑，在上面点点戳戳，大部分孩子仍低头写着自己从学校带来的作业。

片刻后，陈老师走了出来，领着刘影和孩子推开智习室正后方的一扇小门，走进其中一间小教室。

教室位于一间早已歇业的早教中心内，除了两间一对一小教室，整个早教中心还有三间大教室。透过玻璃门，刘影看到每个教室里都满满当当地坐着十几个孩子，老师的讲课声从窗户后面隐约传出来。熟悉的场景让她感到安心——找对地方了。

这间“AI智习室”开在市中心一栋新落成的商场里，一百米外便是当地一间重点初中的大门，步行二十分钟的距离内还坐落着两所小学，包括一所私立小学，家长们大部分重视教育，并且不缺钱。但智习室惨淡的入座率似乎说明，这样一种新的托管模式还没有得到太多家长的青睐。相反，在“AI学习”名头掩盖下的地下补习生意，却火爆依旧。

双减之后，为了谋求出路，原先的教培巨头纷纷推出了自己的AI智能学习机。早已饱和的教培市场也重新洗牌：个体加盟商购买三五十台学习机，再招聘一个督学老师，就可以开办起一间“AI智习室”，再通过线下的优势，将学习机卖给来寻求托管服务的家长。

但当焦虑的教培从业者和家长涌入AI智习室，却发现加持了“AI神话”的“新教培”，远远无法给予他们想要的慰藉。

闫伟坐在一个单独的监控室里，十台学习机上的答题时间、进度在他的电脑上实时刷新着，学生每答一题，他选择的答案、花费的时间、正确率就会同时显示在闫伟的屏幕上。

忽然，闫伟发现某台学习机的窗口上，代表时间的数字转为红色，这意味着这个学生在上一题结束后，超过一分钟没有点开下一道题。闫伟推开监控室的门，走到那个学生的座位旁，发现他正坐在座位上玩儿着自己的手指发呆。这是智习室里经常出现的场景。闫伟提醒他不要走神，接着再次回到监控室。

很快，代表另一台学习机的监控窗口里跳出一个感叹号，系统显示，有名学生刚刚接连错了七道题，都是同一个知识点的。闫伟只好再次起身，找到这个学生，问他是否遇到了什么困难。

闫伟告诉他，把做题速度放慢一点，看题仔细点。学生苦着脸说，AI的讲解他根本看不懂。“那你就反复、多看几遍，就能看懂了。”闫伟鼓励他。

督学老师不能给学生讲题，这是入职培训第一天，闫伟接到的指令，因为这种做法会“污染AI数据”。

闫伟不明白这具体指的是什么数据。事实上，即便允许讲题，闫伟很多时候也不知道怎么讲。他毕业后一直在做幼教老师和艺术培训，中学那些稍微复杂一些的数学知识点早已经忘光了。AI智习室对督学老师的要求是“有耐心、会操作电脑”即可。

这和闫伟想象中的一份老师工作相差太远。看着学生呆坐在学习机前，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一段两分钟、语气生硬的讲解视频，而自己却没有办法指导他们，闫伟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暑期班开始后，学生呆在智习室的时间从每天放学后的两小时延长到了六小时 。早上八点半，学生们便要开始对着学习机刷题、学习，直到中午十一点半。四十分钟一节“课”，二三节课中间会有二十分钟的大课间，闫伟会组织学生们一起玩游戏、打狼人杀，这是学生们最开心的时候。

从早到晚对着一台机器做题，有些年纪小的学生会因为受不了这种枯燥的重复而崩溃。闫伟记得，一个三年级的小女孩做题做到一半的时候，放下学习机，哭着来找他，说自己要回家，已经没有办法再做下去了。闫伟先是安慰她，再做半个小时题就可以休息了，但女孩怎么都止不住眼泪，闫伟只好叫来她的妈妈，把女孩提前接走，等到第二天放学再来智习室。

在智习室工作的一个月里，闫伟数不清发生了多少次这种“罢工”。

AI也并不总能精准判断出一个学生做错题的真正原因。有时，一个初一的孩子可能只是因为看错选项而做错了几道简单的计算题，A就I会认为学生这个知识点掌握不牢，要求他从二年级的题目开始练习。学生会提出抗议，问他“我为什么要做这个”，而闫伟能做的也只是说一些鼓励的话，安抚学生的情绪。

无论AI如何深度参与“智习”，具体到一个孩子身上，他们要做的大部分事情仍然是刷题，只不过，做哪些题由AI决定。

反复练习同一个知识点十遍、二十遍，直到将同类题目要使用什么公式、填哪些数字、规避哪些“坑”都烂熟于心，解题就会成为一种“生理反应”。闫伟觉得，AI智习的本质就是复制了小镇做题家的成功模式。只要刷的题够多，成绩自然而然会有提升。

在AI智习室工作一个月多后，闫伟提了离职，回到了之前工作的艺术培训班做老师。“至少在这里，我可以用我比较擅长的东西来教那些想要学习这门技能的孩子。”闫伟说，他感到作为老师的自己重新“有用了起来”。

AI解题，解决不了情绪问题

“独立学习、解放家长”是很多AI智习室打出的承诺。但在厚望之下，AI却并不总能跨越人类教育者和机器之间的那道屏障。

宁阳阳和母亲在老家加盟了一家AI智习室，作为唯一的督学老师，她坦言，自己会“偷偷”给学生讲题。这显然是“违规的”，所以她的原则是，学生举手问，她才讲，不问就不讲。

来她这间智习室的孩子，大多数成绩远远跟不上现有学业水平。有的孩子认不全常见汉字，有的孩子数学只能考三十多分，还有的孩子已经上了初中，却连正负数的加减法都不会算。

落后于同龄人的成绩，也往往给孩子们造成特殊的心理困境。无论AI、补习，还是一对一，作用总是有限的。家庭和学校能够给予多少支持，往往才是影响孩子成绩的关键。

肖成被母亲领到智习室的那天，宁阳阳怎么努力也看不到他的脸。这个四年级的小男孩无论站着还是坐着，永远佝偻着背，脸埋在胸前，像是累极了的老人。

宁阳阳让肖成拿着AI学习机做薄弱知识点测试，检测结果显示，肖成需要从一年级上册的拼音开始学起。

练习了还不到十分钟，宁阳阳的监控面板上，肖成的做题数据停下了。宁阳阳来到他的座位上，这个男孩低着头，缩成一团。“我不会。”肖成敲着自己的脑袋，“我太笨了。我是个猪脑袋。”说着哭出声来。

肖成的母亲告诉宁阳阳，从三年前开始，她就要每天晚上陪着儿子写作业。这是唯一能够保证肖成完成学校作业的方法。一个不认识的字或一道不会做的题就能轻易击垮这个男孩的情绪，于是母亲要先花十分钟安慰他，再花更多的时候为他讲明白那道做不出来的题。到了深夜，儿子实在做不出来的题，只能由她代为写完。

渐渐的，肖成对母亲的依赖越来越强，再也不能靠自己完成作业，成绩也随之一落千丈，母亲开始着急。而最直接的解决方法，母亲认为，就是让他学会自己写作业。

新学期开始后不久，肖成就被送来了智习室。可是，AI要怎么解决这个男孩在面对习题时的自卑、焦虑和哭泣呢？

发现肖成的情绪问题后，宁阳阳搬来一把凳子，守在肖成身边，看到他对着题目发愣的时候就及时为他讲解，带着他把记不住的拼音重复读一遍又一遍，还变着方法安慰他，“你一定可以记住的。” 

一个多月后，肖成能认全拼音了。宁阳阳发现他的背挺得稍稍直了些，她能看见他的脸了。

学习是一项强调主动性的过程，但同时，学生的情绪也会产生重要干扰，显然，这是AI无法应对的。而那些制造情绪的现实问题，更是AI解决不了的。

宁阳阳遇到过想要从智习室退学的孩子，理由是“妈妈觉得没效果，白花钱”。宁阳阳并不感到吃惊，而是反问那个男孩，是不是又和妈妈吵架了，他点点头，转身离开了智习室。

那个男孩来找到她时，刚刚在这里上了一个半月的托管班。在宁阳阳的印象里，男孩每一次和母亲吵架后，就会用“不学习”来表达自己的抗议，趴在智习室的桌子上假装睡觉，不听从任何劝说。

有时他还会熟练地把作业里的练习题拍下来，放上搜题软件。“老师说，这个作业抄答案就可以了。”他泰然地回答宁阳阳的质问。

宁阳阳对于这种“顽固”也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看着他抄完了作业——归根到底，这里仍只是一个“学习托管班”。

而关于父母、家庭矛盾、负面情绪，这些教育中无法回避的话题，人工智能和宁阳阳一样束手无策。

转型风口里，

难以实现的暴富神话

2023年的AI热潮，给遭遇“双减政策”的教培行业带来新的生机。

AI智习室里，学生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情况，“定制”AI教师，针对基础知识查漏补缺，不用像在普通的补习班里一味地适应、追赶其他同学的进度。一些前教培从业者也将这种模式描绘为“教培转型的下一个风口”。

这是一个看起来相当完美的商业模式：合法合规，切中庞大且未被满足的升学市场需求，背后有先进的技术和成熟的品牌做支撑，而且作为个体经营者不需要太多人力投入。社交媒体上，有人分享自己开智习室的成功经历：“开业一个月32个座位就满员，每月收入8万加”“一个人的智习室，两年拿下一辆车”。

宁阳阳和母亲的自习室就是开在这样的风潮下。

今年年初，还在留学的宁阳阳回到老家。母亲告诉她，她退休了，没别的事情做，想试试在小区里开一家AI智习室，辅导小区里的孩子写作业。母亲退休前是当地小学的老师，有人脉、有经验，宁阳阳对这份副业全力支持。

但三个月过去，智习室只招到了三个学生。宁阳阳认为这是选址和宣传的问题——母亲的智习室办在小区居民楼里，学生只靠熟人介绍，当然难以扩大规模。而且，母亲没有加盟主流的学习机品牌，运营上始终缺乏品牌背书。

四月初，母亲和宁阳阳专程去上海参加了某品牌“AI智习室招商大会”。“就去看看。”母亲说，“如果觉得好，再继续做下去。”300多人的招商会上，宣讲者着重介绍了自家学习机的优势、“督学教练”的角色，以及AI智习室的广阔前景。在品牌宣讲者的描绘里，智能学习机将是帮助孩子适应AI时代、自主学习、成为“未来社会需要的人才”的必备工具。

宁阳阳被打动了。不仅是看到智习室作为一门生意“能赚钱”的潜质，她也认可这是一个真正为学生着想的事业。她忘不了自己初中时的经历：初一初二还是班里名列前茅的成绩，到了初三，数学突然跟不上班里的进度，她只能一个人在课后默默啃书本，干着急，成绩再也没能升上去，进了一所普通高中，接着是一所普通大学。她想，如果那时候她能有AI帮忙，或许结果就不一样了。

招商会后，宁阳阳和母亲当场签下了50台学习机的购买合同，这是成为加盟商的最低门槛。紧接着，租房、装修，宁阳阳一家投入大约二十万元，在一条紧邻当地中学的路边开了一家更大的智习室，能容纳大约25个学生。

宁阳阳还特地参加了总部的新媒体培训。总部的营销人员提供了一个内部的“爆单”文案系统，所有人都可以用这个系统里的AI一键生成社交媒体文案，而内容自然都是智习室的惊人学习效果，和“超低投入、三个月回本”的创业神话。

按照一家AI学习机品牌招商宣传册的说法，一台学习机的销售利润能达到60%，智学室靠售卖学习机和收取督学费，3-4个月就能回本。社交媒体上，一些名为“xx智习室”的账号上已经开始做起了“教你开智习室”的业务。

但一台学习机四五千元的购置成本，仍然成为家长们选择的阻力。虽然同样的价格，在过去的教培市场也就是一门学科一个学期的学费，但AI学习机作为近两年才兴起的新事物，“到底多有效”还没有经历过太多验证，也没有在家长间达成共识。

宁阳阳的AI智习室也因此陷入窘境。开业到第四个月，只招来了不到十个学生，刨除房租和人工成本，几乎没有办法做到盈利。

为了尽可能扩大盈利，宁阳阳专程去照相馆拍了一张形象照，深灰背景、黑色西服套装、卷发、职业的微笑，这也是她心目中家长信任的老师形象。

她将这张照片设置成自己的微信头像，每天在朋友圈分享能够吸引家长点赞的帖子：“原创心得：提分逻辑其实很简单！””未来的时代一定是AI老师教书，真人老师育人。“

在暑假开始的第一个月，她已经发了28条朋友圈，制作了十多条小红书，试图用各种方法向家长展示AI智习的惊人功效，和学生“一个月提高41分”的学习成果，但效果仍然不尽人意。

以AI的名义，也要继续补课

刘影第一次听说“AI智习”就是从一位地下补习班老师那里。

升上四年级，刘影儿子的数学成绩开始下滑，80分上下的考试分数，不算差，但离她对于“学霸”的期待还是有距离。同班同学的家长告诉刘影，自己的孩子两年前就开始补课了，数学成绩从二年级时的全班倒数提到了全班前几名。刘影心动了，从家长那里要来了数学老师的联系方式。

加上微信，老师告诉刘影她来晚了，他的学生已经满员了。刘影问，能不能明年暑假再来报名？老师说明年也没机会，他的学生都是从一二年级开始跟着他补习，从来没有人退出，要一直跟着他到上初中。老师给刘影推荐了自己教培机构的前同事，“他和其他几个老师开了一个AI智习室，补得也很好，你可以联系他。”

来到智习室前，刘影在身边的家长里打听了一圈，没有人知道“AI智习”是做什么的，大多数人甚至没有听过这个新名词。

她在微信上问陈老师，现在不是不允许开补习班吗？其他老师都是在小区里租房子自己偷偷开办，你们的补习班怎么能开在商场里？

陈老师解释，他们对外的主要业务是AI智习托管，有正规营业执照。补习只是副业，不对外招生，也从不宣传，有孩子需要就补一补。又补充一句，之前和他在同一个补习班的老师很多都在自己开课。

刘影听说过那个补习班，“双减”前是当地有名的教培机构，尤其是几个数学名师班，家长们挤破头地想进去。2020年之前，这家补习班在这个四线小城市里开了三个校区，最大的校区有上千名学生，几乎是一所小学的规模了。刘影听说后，立刻就决定让孩子跟着陈老师上数学。

因为要来找陈老师补习，刘影顺便给儿子报名了这间智习室的暑期托管班，主要是看中了价格便宜：一天50元的托管费，还有老师辅导错题。但宣传海报上的“1对1精准化智能教学系统”刘影却没见到。儿子到了智习室，也只是埋头写自己的作业，到时间了便去后面的早教中心上课。

前台的老师解释，要先购买一台3000元的AI学习机，才能使用这套智能系统。刘影果断拒绝了。在她听来，那些所谓AI辅导的功能，一个人类老师都能做到，而且做得更好。更重要的是，她很难把孩子的成绩托付给一个以前听都没听说过的“系统”。

开始上补习班后，刘影的儿子告诉她，有的同学同时在那里报名了数、语、英三门课程，每天从上午补到下午都跟着老师学。而他只上一节课，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智习室”的桌前写作业。

刘影又着急起来，感受到某种差距正在拉大，需要赶紧弥补。但老师的人力是有限的，这一点比不过AI。陈老师的智习室今年暑假班早已满员，刘影决定再多问几家，她相信在这座城市，着急的家长一定不只有她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