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答案在农田里

豹乡田的认养人已经超过1300人了！感谢大家对中国豹与农田生态系统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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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豹乡田已经等到了第二年的收获，我们也讨论过许多次保护豹与种地的关系，那么，豹乡田的特殊之处在哪里呢？

豹乡田的运行方式是有点复杂的；首先，它是一个针对华北豹保护的社区保护项目；其次，它也是一个农田生态保护项目；再次，它或许能成为一个乡村振兴的实验项目。

老豹子队员老齐在我们的南瓜地里修理南瓜支架 ©宋大昭

豹乡田的特别之处是，它的目标是：把种地作为社区工作的切入点，发动村里人跟我们一起去保护更大空间尺度上的华北豹种群。

这件事的难点，在于如何让村民向“自发保护”转换。

如果说过去我们通过给豹买牛排、宣传普法、老豹子队巡护等方式的社区保护是一种“契约式保护”，那么豹乡田要做的实际上是要把契约式保护变成自发性保护。前者像是一种买卖关系，我们通过一些交换条件（赔牛补偿、工作机会）或者约束力（巡护和执法）来阻挡村民的打猎行为。那么假设我们不在这里了，这种被动的社区保护就不存在了。

而如果豹乡田模式运转良好，那么它持续下去将根本地改变当地村民对野生动物的态度，因为野生动物的存在会让他们的生活更好。如果最后农民的主观能动性被发动起来，由他们自己来保护，那么即便猫盟离开这里，社区保护也将继续下去。

我们常说，野生动物保护工作是建立在社区工作基础上的，而这个社区工作的方法就有很多值得探讨。要保护野生动物，传统的方法是通过“命令——控制型”的保护政策，比如设立保护区，谁也不许进。但是当地老乡往往要依赖自然资源来生活（比如柴火、野菜），一刀切地禁止利用自然资源，会加剧保护区和人的冲突。同时它还忽视了当地人作为自然保护主体的自主作用。

还有一种方法，是通过经济激励保护。比如我们在和顺做的“豹吃牛”生态补偿。比直接给钱更加复杂的方式是生计替代，也就是提供一种更加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借此减轻一些对环境破坏较大的生产方式（比如砍伐、在保护区内放牧）的强度。

除非下血本进行生态移民，否则保护森林栖息地不能靠一刀切地把居民隔离在栖息地之外 ©肖师白

 人人都认为钱是万能的。但是许多事不能单靠钱解决。关键是如何运用钱这个杠杆，来改变居民的观念。如果居民可以通过替代生计得到稳定的收入，他们会主动去选择这种更加环境友好的生计。其中的关键不是“钱”而是“人”。

话题回到我们常说的农田生态保护。农业是影响生态环境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世界各国也在努力鼓舞农民，让他们加入到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行列中去。以美国为例，仅2010年一年，美国就在农业保护措施上花费了近60亿美元。美国农业部实施了环境质量激励计划（Environmental Quality Incentives Program）和保护管理计划（Conservation Stewardship Program），给农民提供经济支持，让他们在农业劳动中保护生物多样性。

正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根据社会和环境理论（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theory），如果要让农民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首先要了解农民的道德观和行为准则。比如，农民对生物多样性的包容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对农田里动物的态度。

调查显示，采取有机耕种方法的农民，更加欢迎蝙蝠、鸟等野生动物，可能是因为有机农业不使用农药，农民需要借助天敌的力量控制虫害。有研究方向，有机农田里的蝙蝠活动比普通农田多60%。

在我们的社区工作中，也常常能感觉到老乡对于野生动物的态度，是如何影响着当地的保护工作。和顺很少有打猎的风气，当地人对豹的态度是“豹是君子，你不惹着它，它就不会伤你”，我们熟识的老乡进山看到了豹子，还会当成一件趣事跟我们分享。现在猫盟种田的目标之一，就是把这种包容野生动物的宝贵观念传承下来。

“农民在想什么？”这个问题还可以往更深处挖掘，比如“农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呢？”

这是2022年发表在《人类与自然》（People and Nature）上的一项研究提出的问题。研究者的资料来源，是爱荷华州立大学和国家农业统计局对爱荷华“玉米带”农场主进行的问卷调查。调查里的问题可以分成三项：

农田对于野生动物的意义究竟如何，来猫盟视频号，看看农田里的大鸨的故事吧

第一项是“你认为怎样才算是好农民”，“好农民”的标准可以分成四种，生产至上者（productivist），保护土地者（soil conservationist），保护野生动物者（wildlife conservationist）和热心公益者（civic-minded）。

第二项是“你有没有参与保护动物栖息地的活动”。爱荷华州官方向农民推荐了一些保护栖息地的方法：比如在田埂上留出至少三英尺（0.9）米宽的一道野草；比如种草种树为野生动物提供栖息地；再比如留着水沟边的植物，到夏末才去修剪，因为夏天鸟会在里面做窝育雏。  

第三项是“娱乐活动”，一些活动是跟自然环境紧密联系的，比如观鸟，所以他们也要关注一下，喜欢这些活动的农民，会不会更加爱护野生动物。

农场主对不同身份的认可，明显影响了他们对野生动物和大自然的态度。比如，对“保护野生动物者”的身份认同每增加一个标准差，他们保留田埂野草的几率会上升79%；对“保护土壤者”的认可增加一个标准差，留下水沟边植物的几率会上升35%，而“产量至上者”的认可增加一个标准差，种树为野生动物提供栖息地的几率会下降24%。

也就是说，农民心里最在乎的是什么，以及他们认为自己“应该做什么样的人”，这些看似很“虚”的东西，却在实实在在地影响他们保护野生动物的决策。

娱乐活动的影响也值得注意。参与调查的人有44%报告他们会观鸟，还有75%报告他们为了让鸟有地方做巢，改变了割草的方式。研究者因此提出，宣传观鸟之类“玩”的活动，也可以鼓励更多人保护野生动物。

陶渊明《读山海经》里有这样几句：

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

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

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

注意这里出现的几个因素，大自然，野生动物，工作，休闲。陶渊明和今天的农民一样，不仅在劳动中建立身份认同，也在娱乐中建立身份认同。

论文作者在这里引用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我在地上做的那些农活以外的事，说明了我是谁”（the non-farming activities I pursue on my land say a lot about who I am）。陶渊明是否在野生动物和大自然的启发下，想清楚了“我是怎样的自己”，我们不清楚。但我想，他如果活到今天，也会愿意做一个支持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的新农人。

参与豹乡田工作的老乡们 ©王身敦

回到猫盟和豹乡田，我们在和顺进行的社区工作，对老乡们野生动物保护意识的改变，已经能看到一些苗头。比如乐毅村的爱珍婶会告诉我们“有獾子困在下水道里”，让我们去救助，改萍姐会带我们去看獾子洞，老乡遇到蛇、狍子等动物，也会用手机录下来，分享给我们。想知道猫盟与老乡们如何跟野生动物共处，可以看这篇文章：《猫盟的社区保护，不能忘了这些“朋友”》。

豹乡田里的野生动物们

这种观念转换很奇妙，你很难说清楚到底是我们做了什么导致他们的改变，但其实每件事情都很重要。它是一个润物细无声的过程，你活出了一种对的样子，然后慢慢去感染别人。重点在于：你必须在这里，按照自己的原则，去过他们的生活。

[1] Kross S M, Ingram K P, Long R F, et al. Farmer perceptions and behaviors related to wildlife and on‐farm conservation actions[J]. Conservation Letters, 2018, 11(1): e12364.

[2] Dixon A P, Arbuckle J G, Ellis E C. Farmer identities influence wildlife habitat management in the US Corn Belt[J]. People and Nature, 2022, 4(1): 103-114.

[3] 周学红, 杨锡涛, 唐谨成, 等. 野生动物就地保护与其分布地经济发展的相容性[J]. 生态学报, 2016, 36(21): 6708-6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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