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不仅仅是一个家庭的问题,它关系到社会的未来。”
自从国家放宽生育政策以来,政府不断强调家庭应承担起生育责任,但实际效果却远不如人意。生育率连续多年下降,人口危机日益严重。
面对这个局面,许多人将矛头指向了“女性被捧杀”的问题:即社会对女性既有“生育英雄”的期待,又有“职业女性”独立发展的要求,导致了她们在两者之间的深刻矛盾与困境。在中国的二胎、三胎政策“踩空”背后,社会、文化、经济等多方面因素的错综复杂,才是导致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2015年,国家开始全面放开二胎政策,标志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历史性转变。2021年,三胎政策再次推出,国家希望通过这些措施来应对日益严峻的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不足的问题。现实却让人失望,二胎和三胎的生育率并未如期上升,反而进入了持续下降的趋势。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3年出生人口仅为902万,创下自1961年以来的新低。这一现象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难道政策的放宽真的只是一个数字游戏吗?为什么即使政策宽松,年轻人依然不愿意生育更多的孩子?经济负担与养育成本是最直接的因素。首先,房价高企、教育费用激增以及日常生活成本的上升,让大多数年轻父母对生育的热情大打折扣。许多家庭在考虑要不要二胎、三胎时,首先考虑的是经济条件是否允许,以及是否能提供一个高质量的生活和教育环境。根据2019年的一项调查,超过60%的年轻人表示,生育的最大障碍就是“负担过重”。“女性不该只做母亲,也不该只做职业女性,而是要做一个自由选择自己人生道路的人。”——心理学家朱迪·斯洛博金曾在其书中如此指出。
这句话深刻揭示了现代女性在家庭和事业之间的挣扎。
自二胎、三胎政策放开以来,社会普遍对女性的期待变得更加复杂。一方面,社会期待女性承担起更多的育儿责任,另一方面,女性又被鼓励在职场上拼搏,实现自我价值。这种双重压力,让许多女性感到无所适从,尤其是年轻母亲,她们在家庭、事业和个人生活的多重角色中,几乎找不到喘息的空间。一档创业节目中,记者曾采访了一名叫做李琳的创业者,34岁,是一家知名互联网科技公司的高级产品经理,同时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住在上海一套70平方米的精装公寓,日常生活节奏快、压力大。她的两个孩子,一个刚满五岁,另一个三岁,分别是她和丈夫从两年前开始尝试着扩大家庭的结果。作为一位在职场上打拼多年的女性,李琳的时间总是紧凑得无法喘息。每天的早晨,她要赶着送孩子上幼儿园,结束后才匆匆赶往公司,常常与同事们一起加班到深夜。尽管外人看来,她的事业蒸蒸日上,家庭幸福美满,但在她心中,确实充满了纠结与焦虑。她坦言,作为一名女性高管,她的工作压力已经非常巨大,每天都要应对公司战略决策、产品迭代、客户需求等各种挑战,忙得连喘息的机会都没有。而在家里,她不仅要照顾孩子的生活,还要平衡丈夫的需求以及老人的健康问题。“尤其是现在,孩子需要更多的陪伴和教育。我有时候觉得自己像是被分割成了多个角色,每一个角色都在争夺我的时间和精力。”她无奈地笑着说。她觉得自己没有完全的“私人时间”,没有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更别提考虑是否要生第三胎了。她坦言,虽然政策鼓励生育,但她常常感到,社会对女性的期待似乎陷入了一个困境:既希望她们在职场上有所成就,又期待她们在家庭中扮演“传统母亲”的角色。这种矛盾的压力并非李琳一人所独有。像她一样,许多女性都在面临着同样的“被捧杀”困境。在中国这个快速发展的社会中,女性不仅要在职场上证明自己的能力,还要在家庭中承担起照顾孩子、养老育老的重任。而二胎、三胎政策的推出,虽然在口号上强调“鼓励生育”,但在现实中,很多女性却发现自己面临着两难的选择。在许多家庭中,尽管女性承担了生育的责任,但男性在育儿和家务中的参与度仍然偏低。即使在许多鼓励生育的政策背后,男性的参与仍显得不足,这加重了女性的育儿负担。在一项全国性的调查中,约有70%的女性表示,自己在育儿和家务分担中,依然承担了“80%以上的责任”。知名主持人和演员谢娜与张杰的家庭,便是这一结论的典型案例。谢娜作为中国内地娱乐圈的当红女星,长期忙于工作,拥有大量的粉丝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力。而张杰,作为她的丈夫,不仅是歌手,还同样在演艺圈有着不小的地位。两人的婚姻一度被视为模范夫妻,但背后的家庭责任却鲜为人知。在公开场合,谢娜曾多次透露过自己在育儿过程中的辛苦。在她生下双胞胎女儿后,她坦言,尽管丈夫张杰在音乐事业上取得了卓越成就,但在家庭事务的分担上,自己依然承担了绝大部分责任。谢娜在一次访谈中说:“每天晚上,我一边处理孩子的日常作息,一边准备第二天的节目。”她表示,即使有了丰富的社会资源和外界支持,她依然感到身心疲惫。她所言的“妈妈总是背负着80%的责任”不仅是一位明星母亲的心声,也代表了无数普通女性在现代家庭中面临的困境。尽管夫妻双方有着平等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但家务和育儿的责任,依然大多由女性承担。这一现象并非个别案例,许多女性在生育后依然面临着繁重的家庭责任,而男性的参与度往往远远低于女性的期待。这种性别不平衡的育儿责任分配,加重了女性的心理负担,影响了她们在职场和家庭生活中的平衡。正如艾米莉亚·豪普金斯所言,生育问题本质上不是个体选择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结构的反映。
在现代社会,生育已不再是单纯的家庭问题,而是涉及到社会资源、经济发展、文化认同等多方面的复杂因素。
在中国,快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日益激烈的职场竞争、以及日趋昂贵的生活成本,都让年轻一代对生育持谨慎态度。而与此相对的,是社会对年轻父母的期望和压力。政策的放开,固然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但单靠政策的推动,未必能真正解决深层的社会问题。二胎、三胎政策相继“踩空”,背后不仅是社会对女性的多重期待和压力,也涉及更为复杂的社会文化和经济背景。在这一系列问题的背后,更多的是社会责任的缺失、家庭责任的再分配,以及对个人自由选择的深刻反思。或许,只有当社会真正理解并尊重每个家庭的选择,才能真正破解这一生育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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