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疫情中，许多居村委会工作人员顶着成倍的压力奋战在一线，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然而，“居委不作为”“居委干部态度好差”等负面评价也屡见不鲜，上海居委会数次被舆论推上风口浪尖。
综合大量数据分析和采访，我们发现市民和居村委会双方对疫情期间上海基层治理状况都有诉不尽的苦水。居民合理诉求得不到满足，主要体现在物资发放、管理能力、信息公开等7个方面。而对居委来说，1个上海居委会平均需要对接3940个居民，抗疫一线居委干部甚至忙到36小时连轴转。面对冗杂的职责与繁琐的流程，多位受访者表示居委实际能决策的“连30%都不到”。这次疫情给上海居委带来更大挑战的同时，也暴露了常态下基层治理的积弊，例如居委会日常职能就多达119项，而其中协助政府的工作事项近半。此外，已公开的最新数据显示上海全市居委平均年龄达45岁，大专及以上学历占比不到70%，人员结构亟待改善。怎样更好地发挥居委会在社区治理生态中的作用？疫情过后，上海的基层治理该走向何方？
4月1日上海进入全域静止状态至5月18日，讨论“上海居委”或“上海村委”的原创微博已超万条。在微博上，有上海网友晒出居委会发的爱心蔬菜大礼包，也有人抱怨着对居村委治理不力的不满：“做核酸秩序差，连通知都是小区居民自愿建群沟通的！””居委会安排的团购菜，价格高而且菜都烂了”……我们收集这些声音制成词云图后发现，作为连接封控社区和医院等外界机构的枢纽，居委会承担了远超日常的工作任务。物资、核酸、隔离、转运、老人等词频频被提及，直指他们需承担的物资采购及发放、组织核酸检测、阳性病例转运和照顾老人群体等繁多任务。平日“存在感”较低的居委会突然肩负民生重任，成为舆论焦点。任何一件服务事项没有得到妥善解决，都可能引发市民不满。在一份广泛流传的共享文档“上海街道居委红黑榜”中，居民们自发为居委评分，“推荐”或者“避雷”——网友将文档戏称为最新版“上海买房指南”。分析这些评价可以发现，居民最关注的是居委会在疫情中的物资发放情况、管理能力和信息公开情况。此外，不能及时进行阳性病例转运，也是居民把居委会“拉黑”的重要原因。对于市民的抱怨和不满，一些居委干部显得非常无奈。从3月中旬开始忙碌的虹口区某居委会主任左平4月3日受访时表示，自己前一周有三次36个小时连轴转。他坦言，单单组织核酸检测就涉及布置场地、统计名单、为老人制作健康码、核对并上报检测结果等任务，非常耗时。而日常接收与发放物资、帮忙买药、送快递上门、回收楼道垃圾的工作量也很惊人，“没有电梯，全都靠脚爬出来”。左平所在的居委会每位工作人员都在吃药，“靠一口气撑着”。但居委再费力也难以完美应对所有事项，此时“所有的情绪都会爆发在基层”。左平认为，某种程度上居委干部成为了“情绪的宣泄口”。人少事多：1个居委会平均对接
3940个居民，每日工作超15小时
疫情之下，一面是居民的合理诉求得不到满足，民众对基层治理效能的信心断崖式下跌；另一面，正如左平所说，处于防控一线的多数居委干部面对庞大繁杂基层事务忙得焦头烂额。什么造成了这样的困境？人少事多是上海疫情防控期间居委会面对的直接难题。
我国《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居民委员会一般在100户至700户的范围内设立，由主任、副主任和委员5至9人组成。事实上，根据目前公开的常住人口及居村委会个数的最新数据可以粗略计算得出，上海市一个居（村）委会平均需对接约3940名居民，在松江区这个数字甚至达到了5199。疫情中，个位数的工作人员对接数以千计的居民，这样的人员数量设置使得基层工作人员不堪重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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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新区居委干部周金5月13日表示自己从早上8点到深夜11、12点随时都有可能接到居民的求助电话，“工作量太大，最厉害的时候，一个人一天接了70、80个电话”。电话一端是数量繁多的居民诉求，另一端是疲惫不堪的零星几位工作人员，向上传递渠道的拥堵导致了问题处理的效率低下。
左平同样表达了基层工作者的难处，“政府稳定一方的要求布置下来，我们也想尽快做到，但是总要有相应的人和资源。我们居委会就6个人，什么都要去做。”在居村委会人员结构方面，工作人员整体年龄偏大，学历偏低也是行动效率低下的困境之一。周金透露，他所在的居委会平均年龄42岁，8名工作人员中仅有3位是本科毕业。疫情中，住在宝山区的90后志愿者郭晨艾也发现她所在的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年龄在40-50岁之间，文化水平偏低，不利于防疫工作的开展，“居委没有能力有效组织志愿者队伍，甚至发给我们的通告里都经常有错别字”。 繁杂琐碎的社区防疫任务使得本就人手不足、效率偏低的居委更加左支右绌。我们根据上海市松江区某防范区小区居委工作人员的工作节奏绘制了时间表，可以看出该小区居委工作人员每日工作时长至少15小时，而在风险等级更高的封控区、管控区，居村委工作可能更加繁重。在人少事多的表层原因之下，居委会普遍存在着更深层次的权责不对等问题。疫情凸显了居委会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上情下达、下情上传”的纽带价值。但现实中，这一角色定位下的居委并未被赋予足够的具体事务决策权。所以，面临居民的紧急反馈，他们只能通过继续上传的方式等待下一次的指令下达，并据此执行。左平告诉记者：“我们很多问题是要请示的，在这个框架内你不能逾越，不然就是你的责任。”自“居委”这一节点向上传递，往往需要经历系列漫长的流程，从居委到街道，再到区，层层请示。以阳性人员转运迟缓这一突出问题为例，居委需要获得上级政府下发的封控单才能够进行转运，但封控单的申请与下发流程极大拖慢了处理速度。周金表示，层层上报和逐级下达会耗费很多时间，居委会接到封控单的实际时间通常比阳性确诊时间晚4、5天，极端情况下甚至会达7天。收到封控单之前，居委会只能等待，没有权力限制居民自由，也不能独立进行转运。而一旦封控单下发，当时接到封控单的人无论是依旧处于阳性状态，还是已经转阴，都必须被转运。随着疫情之下大量政策性安排和居民需求的同时涌现，决策权缺失的阴影愈发渗透在居委会发挥“上传下达”功能的每一个环节。正如左平所说：“居民跟我提出来的意见都是很具体的，是迫在眉睫要我去解决的，而我这边居委会能决策的连30%都不到。”没有决策权却直接与群众打交道的居委会可能成为众矢之的，甚至那些源于其他治理主体的工作失误，也被归因至居委身上。住在浦东新区的栗诗常抱怨所在的小区核酸检测时间模糊，“居委通知下午1点做核酸，但等到3点医务人员才进入小区。”在她看来，频繁变更是由于居委的工作不到位，小区里的居民也因此对居委存在不满。但浦东新区的居委干部张圆则表示，这是因为街道疫情防控办通知的核酸信息并不明确，且容易变化，导致与医护人员时间衔接难以精准。这其实连带着影响了居委会向居民传递信息的准确性和透明性，也相应减损了居民对居委会的信任度。面对居民对指令混乱的批评，部分居委会工作人员选择放缓信息传达速度。周金指出，为了避免朝令夕改的不确定性，有时需要等消息“缓一缓”。他谈到：“我曾经看到一个口径一天之内变了四次，对此领导可以不用负任何责任，而我们居委是直接面向居民和广大百姓的，口径不能随意变化。”然而，延迟信息公布又可能被居民解读为“信息公开不及时不透明”。居委会应对着来自上级政府和市民的双重压力，经常两头为难、吃力不讨好。少数居委会工作人员确实存在不作为、乱作为的问题，但面对权轻责重的现实，即便是真心想服务居民的社区工作者，也有心无力。上海疫情是基层治理矛盾爆发的导火索，但裂痕早已存在，基层之困积弊已久。根据2019年“上海都市社区调查”（SUNS）数据，即使是在日常情况下，上海市民对居（村）委会的信任度依然偏低，有近半住户对居村委会并不信任，其中持非常信任态度的居民仅有一成左右。现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林尚立2014年就上海基层治理问题接受采访时曾表示，在上海，具备足够知识储备又能做好群众工作能力的社区领袖正面临断层的风险。结合疫情背景，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顾东辉认为，灵活利用小区机动力量、推进志愿者常态化队伍的建设的同时，必须优化居委会的人员结构，通过政策指令等方式逐步调整人员的年龄、文化程度、专业资历等方面的占比，提升居委会队伍整体的能力素质。这也正是上海加强基层干部队伍建设的大势所趋。根据已公开数据，上海市近年来居（村）委会工作人员平均年龄整体呈现年轻化的态势，从2012年的50.7岁降为2018年的45岁。同时，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比重也增加到至少69.16%——去年数据显示，在崇明区，这一比例已逾90%。与人员结构优化同步进行的是基层减负，为基层自治“放权”。中国矿业大学教授池忠军在2022年的论文中提及，尽管在法律层面被界定为自治组织，现实中的居（村）委会大多处于行政化的状态。至今，在许多居委会工作人员之间还流传着“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说法。以上海市浦东新区为例，政府印发的《居民区工作清单》显示，居委会的日常工作内容多达119项，其中协助政府的工作事项近半——而这还是近年来社区减负后的职能范围。对此，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王德福曾主张合理去除社区冗余行政，为社区真正减负——持续减轻基层负担、深入开展居村协助事务和居村挂牌专项清理工作，这与上海市民政局《2022年上海民政工作要点》改革方向一致。在为居村委减负的同时，广泛动员各方力量，居委会、业委会、物业管理三方相互协作，激发群众参与热情，才能营造更好的社区共治生态。作者（排名不分先后，按拼音顺序排序）：
边嘉璐、陈杨、高文昕、胡悦、欧阳文昕、张思睿
参考文献：
[1] 顾东辉.从“区而不社”到共同体:社区治理的多维审视[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58(06):89-97.
[2] 沈立里,池忠军.“去行政化”的限度：获得感视角下居委会社区治理困境论析[J].理论月刊,2022(03):49-57.DOI:10.14180/j.cnki.1004-0544.2022.03.006.
[3] 张雪霖,王德福.社区居委会去行政化改革的悖论及其原因探析[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6(01):32-38.DOI:10.16365/j.cnki.11-4054/d.2016.01.005.
[4] 孙秀林.嬗变中的上海：民生发展与社会治理[M].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
[5] 方松微空间：迎万难才能赢万难！在社区战疫第一线，居委会工作的每一天……
https://mp.weixin.qq.com/s/mAueUMJTzpSyzykEtO0Znw
[6] 中国社会工作：疫情下的社区居民自治（上）——模式总结
https://mp.weixin.qq.com/s/FTOqKl5J7PdCk4oPOjTo6Q
[7]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政府：居民区工作清单 https://www.pudong.gov.cn/006010006007003003/20211224/339121.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