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文帝当皇帝的时候，搞过一次科举殿试，就在他执政的第三年，也就是 1400 年。
结果一出来，整个帝国都傻眼啦：考中一甲的三个人，胡广、王艮和李贯，居然全是江西人。
并且，全都是江西吉安的人。
不光这样，二甲的头名和第二名，依旧是江西人。这就意味着，此次科举的全国前五名都让江西人给占了。
不过呢，这可算不上江西人最风光的时候。四年之后，到了永乐二年（1404），在朱棣当皇帝举行的第一场科举考试里，前七名都被江西人给包了。
就连皇帝也没办法，想把状元、榜眼换一换，哪知道换来换去，全是江西人。
在明朝，当官和升职，基本上靠的就是科举这条路。江西人考试特别牛，所以那时候就有了“朝士半江西”的讲法。整个国家，江西人占了一半的分量。
吓人的江西人！
江西人的表现特别出色，这就让有些人心里不舒服。在正德年间，内阁大学士焦芳，他是河南人，竟然开启了地域黑的模式，专门针对江西，还向皇帝提议别再给江西人京城官员的职位，这到底是为啥？
“王安石让宋朝遭殃，吴澄在元朝为官，都应该把他们的罪过公示出来，告诫以后别随便任用江西人。”
在焦大人看来，历史上的王安石和吴澄这两个江西人被他当成了“祸害”，难道这样就能说所有江西人都是“祸害”？
这么粗俗的推断，压根就掩盖不了焦大人的嫉妒心思。
打从宋代起，江西就发展起来了，经济和文化都特别兴旺。那有名的唐宋八大家，其中有 3 位是江西的。在宋、明这两个朝代，江西籍考中进士的人数，在全国能排到老二或者老三。特别是明朝早期，江西那可是相当耀眼，比周围哪个省都强。
就算到了清代，江西在科举方面表现不太好，但进士的人数还是排在全国第五，属于第一方阵里的。
南昌、吉安、抚州、建昌，这几个地儿，哪一个不是常常出现在全国进士排行榜上的？
不过呢，只有那些经历过风光时候的人，才清楚摔下来的时候会有多难受。一个省份，也是这样。
曾经人才济济、风光无限的一个省份，在近代这 100 多年来，竟沦为透明省份，偶尔出个名还得靠负面的天价彩礼这类新闻。
江西，到底是咋回事？
【01】
江西的没落，是由一场持续了十好几年的战争引发的。
1857 年，在江西抵御太平军的湖南人曾国藩，由于父亲离世得回乡料理丧事，在这个时候他给弟弟曾国荃写了一封信。
在这封家书当中，曾国藩讲，自己在外好些年，吃了不少亏，受了不少气，在对人对事上，根本没啥愧疚的，就只对不起江西的绅士。
为啥会觉得自己对不起江西呢？曾国藩说了两条原因：
第一，我打太平军的军饷，全是从江西劝捐弄来的；第二，江西人出了钱，都投到打仗里头了，可我没给江西除掉贼寇、安抚百姓。
这两个原因，虽说不是曾国藩的过错，可实实在在开启了江西在近代走向衰落的篇章。
太平天国战争持续了十几年，把江西给破坏得特别厉害。从 1853 年 2 月，太平军从武汉顺着江东下，占领了九江、湖口、彭泽，一直到 1865 年 10 月，其残部最后退到广东结束，差不多 13 年的时间里，太平军多次进出江西。江西成了主要的战区之一。
在曾国藩觉得对不住江西的头两年，他刚在九江打了大败仗，差点跳湖寻死。
残酷的战争让以前富裕的赣江西岸变得冷冷清清，连鸡叫狗吠声都听不到。江忠源为抵御太平军，在南昌城外搞焦土作战，把城外的民居全给烧没了，就连滕王阁也没逃过一劫。
据历史学家曹树基的估算，1851 年的时候，太平天国战争才刚开打，还没影响到江西呢，那时候江西的人口有 2400 多万。到了 1865 年，太平天国战争结束了，江西人口大幅减少，只剩下 1200 多万。
也就是说，在这十多年里，江西差不多少了一半的人口。
在人口就代表生产力的那个时候，一半的人口一下子没了，这对这个省的冲击肯定是要命的。
当然啦，太平天国战争对中国南方整体的破坏，特别是江浙两省，那可一点儿都不比江西轻。江苏、浙江的人口损失比例，也要比江西高。但是，在战后，这两个省靠着自身的区域优势，借助外来移民以及人口的自然增长，恢复元气的速度可比江西快太多啦。
江西一直没法从这一轮人口创伤里恢复过来。到了 1953 年，整整一百年都过去了，期间还经历了两次国内革命战争以及抗日战争的大量损耗，江西人口跟太平天国战争之前的最高值相比，还差将近 800 万呢。
一个地方，千万别成为打仗的人必争的地方，得成为做生意的人必争的地方。整个江西，地理位置被说成是“吴头楚尾，粤户闽庭”，其实就是个中间的区域。这种“中间的省份”，要是能发展成商品运输的必经之处，那肯定能赚；要是赶上战乱的年代，那可就是“公地”的悲剧了。
【02】
曾国藩对不住江西的第一个缘由，同样让人细想起来害怕得很：江西成了军饷的提款机器。
曾国藩在江西跟太平军打仗的时候，江西的士绅捐出了大概八九十万两的军费。可要是把整个太平天国战争那段时间都算上，江西在军费方面的募集款项（其实就是摊派），能有 1.3 亿两之多，在全国都是排在前面的。
糟糕的是，晚清时候的劝捐，简直像财政鸦片似的，一旦开始就收不住，戒不掉。在平定太平天国之后，地方士绅的捐输依旧是清廷筹得各类军饷的主要途径之一。
国内哪个省份打仗了，他们头一个念头，就是去江西弄些钱来，最厉害的时候，竟然有好几个省同时在江西设局劝人捐款。当时的江西巡抚刘坤一实在忍不了，多次给朝廷上奏，讲江西经过太平天国那场战争，实际上整个省都烂得不行，老百姓没力气支撑了，可浙江、安徽刚搜刮完一轮，陕甘云贵四省又来，“但凡家里有点钱的，早就累得不行了，眼下能捐款的人家，真没多少了”。再这么捐，地主家也没存粮啦。
不光存在摊派式的劝捐，而且还有强制性质的厘金。
厘金起初就是为了应对军费开支才有的，可一旦开始征收就没法停下了。江西在全国属于很早就征收厘金的地方，征收的税率比临近的安徽、湖南、湖北等省高得多。
清政府定的厘金税率是“逢百抽一”，也就是 1%。不过江西一开始收的是 2%，之后不停地往上加，居然加到了 10%。当时有人讲，“江西厘金收得最重，在全国都是数得着的”。
在最高的那个年份，江西一个省征收的厘金，能占全国的 11%。
最糟糕的是，对江西士绅的捐输，对江西商货收的厘金，让当地各个阶层日子过得很惨，可最终一分钱都没花在本省的经济建设上。
在江西，平均每年厘金能有大概 100 万两的收入。这收入分配情况是：给朝廷交上去约 35 万两，军费花掉 30 多万两，其他方面的开销也用掉 30 多万两，留给本省的还不到 1%呢。
有历史学者觉得，战后的江西老是忙着应对朝廷各种各样的财政要求，没法集中人力跟财力去做地方社会重建的事儿，所以社会经济恢复得很慢，最终让江西在近代衰落的局面定下来了。
对于江西而言，要是说上面那些原因属于制度性的悲剧，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差不多就注定了本省的衰落没法改变了——那便是近代中国的商路和贸易重心出现了转移，这称得上是江西没落的历史性悲剧。而且这个趋势跟战争、摊派、重税对江西的搜刮几乎是同时的，真可谓是祸不单行。
具体来讲，在鸦片战争之前，江西南边靠着广东，北边连着内地，是内地的商货聚集起来往南运到广州的一条重要通道。赣江之上出现了一些繁荣的商埠，经济总体来说是比较发达的。
鸦片战争结束后，因为上海开埠还有商路改变，中外贸易的重心慢慢从广州挪到了上海，后来外国轮船又被允许在长江通航，全国的内外商货流通都换了路线，赣江就不再重要了，从江西到广东传统的商业运输线路彻底衰败。江西呢，一下子从经济的主要通道变成了商业路线的死胡同，地位一下子就掉下来了。
失去了地缘优势的江西，近代以来只能瞧着东南沿海那一圈省份蓬勃发展、迅速崛起，而自己却经历了从未有过的衰败。
【03】
当然，就像江西在宋、明两代那么风光，在近代却暗淡了，说到底，原因还是在人这儿。
咱们老是讲，近代中国遭遇了“数千年都没有过的变局”。这几个字讲起来简单，可对于当时的人来讲，那真是残酷至极的转变。
最为显著的变化，起码有两处：
一是到了军功时代。在这乱世里，动不动就跟外国人打仗，国内造反叛乱也是接连不断，军事人才变得特别耀眼。大家都知道，湖南靠着湘军崛起，军政人才特别多，差不多左右了近代中国的命运。可江西正相反，军政人才少得可怜，按曾国藩的说法，太平军能在江西横着走，就是因为江西“既没有打仗的人才，更没有带兵的人”。
二是洋务时代到来啦。按照费正清的“冲击—回应”模式来讲，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就是不停地被西方冲击，然后做出回应。这种回应呢，就是向西方学习，从机器、实业再到制度、文化，哪个地方洋务、实业人才多，哪个地方就能发展得更好。大体上，中国最早的洋务派基本都是军功人才转行过来的，江西没啥“中兴大臣”，在这方面也就落后了。
在这么一个凭借军功和洋务发声的新时候，江西的精英究竟在做啥呢？
忙着参加科举呢。
学术界以前有种说法，近代中国之所以落后，恰恰是因为在近代以前中国太厉害了。这算是文明的负担，也算是传统的束缚。江西就属于这样的典型。
宋、明时期科举搞得红火，让江西有了发达的文教传统。科举在江西越是强项，他们就越不想撒手。19 世纪后半段，江西兴学读书的传统，比啥时候都厉害。但悲催的是，当时江西人学的、读的，还是老一套，四书五经，之乎者也，跟时代发展的需要完全不合拍。
在太平天国战争的那十几年里，科举考试停了，这让江西人痛苦得没法形容。因而，战乱结束后，江西人口虽说减少了一半，可科举的人数却出现了一个极其少见的高潮，成为全国唯一一个科举生员人数没降反倒上升的省份。
还有一个数据能表明江西人对传统科举特别热衷：太平天国之后，全国捐监（花钱买监生资格）的人数大概是 53.3 万，当中江西就有 5.8 万，在全国总数里占 10.8%。除了八旗子弟，江西在全国排第一。
当时代的潮流都已经朝着军功和实业的方向转变了，可江西人的关注点却还是在传统的科举功名那里，这样咋能跟上时代步伐呢？
江苏和浙江这两个科举方面的强省，在晚清时期科举的成绩那是相当耀眼。不过，这俩地儿在沿海，受到西方冲击的劲儿更大，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科举出身的人更会自我调整，也更愿意接受新东西，所以就有了状元实业家张謇、进士出版家张元济这类厉害的人。相比来讲，江西传统精英的守旧不变通，实在是很可怕。
在整个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那段时间，江西这块地方，既没有传播新观念的报纸，也没有讲解、研究西学的书籍。偶尔出了几个新式人才，在本省也基本上没干出啥名堂。就像瑞金的陈炽，他写的《庸书》《续富国策》这类宣传维新思想的书，在外地影响很大，多次再版，可在本省却没法出版。
再比如说修水的陈宝箴，在晚清那可是少见的开明督抚，不过他主要的功绩在湖南，把湖南的维新事业搞得特别出彩。对比起来，近代江西历任的官员里，多数都是顽固守旧、没啥本事的人，对洋务、维新这些事不但不支持，还使劲抵制。这期间虽说有沈葆桢、刘坤一这样搞洋务的官员在江西主政，但他们主要忙着镇压太平军和到处防军救灾，没把江西领上近代化的道儿。
在整个近现代史这一百多年里，要讲起来，江西唯一让人总挂在嘴边的突出之处，就是出了全国数量最多的开国将帅。为啥会这样呢？那是因为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共产党人在江西的山区搞起了好几个革命根据地和苏维埃政权，把江西变成了培育革命人才的大熔炉。
总之呢，每个时代都有自身的难题，每个时代也都存在自己的机会。重点在于怎么突破和进步。
历史说的是过去的事儿，可它能让现代人拥有面向未来的才智。希望江西能变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