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70年，今日 请听他说【第二期】

1957年的冬季，尚政委坐火车出差，去郑州局参加铁道部召开的全路“反右倾运动”情况交流会。早上醒来，当他看到所在软卧包厢其他三人还在睡觉，就从包间出来，溜达到一硬卧车厢，坐在边椅上瞭望着窗外。由于他身着黑布棉袄，大裆黑布棉裤，脚上穿的是婆姨手工制作的黑条绒棉鞋，从头到脚一身农村人打扮，引起了列车员注意。一年轻女列车员来到他身后，用手拍拍他肩膀，“同志，你怎么还坐在这里！你是哪个车厢的？”

“噢…噢，我在前边车厢。”

“是不是该下车啦？”

“我还没到站呢！怎么能下车呢？”听到面前中年大叔的陕北口音， 列车员认定是从农村出来，或许是个要饭的，让他在前方站下车是正理，得把他带到硬座车厢去以方便下车。主意拿定，列车员伸手要尚的火车票，“你的车票呢？”

“我的座位牌子在包厢里。”

“那你的车票是谁给你买的？”

“他们。”

“他们是谁？”这时列车员显得很不耐烦，她下决心要赶尚去硬座车厢。尚说我得去包间把牌子拿上。列车员心想：看看你还能耍什么花招，眼神里明显透着不信任。

尚不紧不慢地领着列车员，来到所在包厢敲开了门，软包间有两人是兰州一块儿上车，参加同一个会议的领导，问老尚：“这么长时间你去哪儿啦？”

“我看你几个觉睡的实，怕影响你们，就去硬卧车厢边椅坐着呢。”。

包厢里几人之间的对话，女列车员看的真切也听的清楚，脸上露出了尴尬和紧张，悄声慢语对着被她误认是乞丐的领导说了声：“对不起！我误解您啦！向您赔不是。”说完之后迅速离开。老尚无奈的笑了笑！ 

1960年冬季，在兰州开往玉门的火车上，人多拥挤，尚政委自个儿坐在车厢西头，头上戴着单位发的宁夏滩羊毛皮帽子。就在火车开岀张掖车站不久，有个铁路工人找列车员报案：“我的劳保皮帽子被人偷啦！已找了两顿饭功夫，好不容易寻见了线索，可能就是那个农村人把我的皮帽子偷走了。”列车员顺着报案人的手指方向，看见穿着一身黑棉衣棉裤，腰上扎着布带子的中年男人，头上戴着皮帽子，坐在边座上打瞌睡。“肯定是他偷的，我的帽子我认得”列车员提高了警惕，事不宜迟，赶忙跑去找随车乘警汇报说，我们的车厢有小偷偷了东西，你赶快去处理一下。乘警年轻，没与报案者再核实情况，就跟随列车员、报案者来到尚跟前，问道，嗨！老实交代，帽子哪儿来的？说着还拿出了手铐，在这节骨眼上，与尚政委同行，在另一车厢挤坐的通信员小张赶了过来，“怎么啦？！咋回事？”

乘警说：“他偷了别人的皮帽子，有人报案。”

“这怎么可能！他是我们兰铁一处的尚政委，他戴的皮帽子是单位发的劳保用品，人人都有。你不核查就随便污蔑人，还有没有王法？你今天要敢铐我们政委，我跟你们没完！”

这下，乘警、列车员、报案者都有些慌乱，“哪这样吧，我们一起去餐车把事情再落实落实。”乘警提出报案者也一块儿去。

来到餐车坐下，尚政委指着报案工人说：“你可能没见过我，我俩是同一单位，发劳保品我也是有份的。你不搞清楚帽子是怎么丢的，盲目报案，这不是害人吗？”

“你这个列车员、还有你这个乘警接到报案，不核实身份、不调查事实真相，若盲目执法，是会出乱子的！”

“这都是我们的错，对不住领导。您处罚我们吧！”这时，列车长也被找过来，车长一边批评列车员与乘警，一边又给尚政委赔礼道歉，并提出要汇报一下列车上工作。这下可惹恼了尚政委，他吼了两声：“滚！滚！”就站起来，没有高声训斥，也没有尖酸刻薄的语言，只是两个“滚”字就化解了险些酿成恶性执法错误发生的尴尬场面。“我们铁路上有规矩，各自负责干好岗位职责的事，”所以你们也没必要给我汇报工作。以后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慎重、弄清楚来龙去脉再采取措施。你们都忙去吧！我们也该下车了。”

这件事是尚政委长子尚援朝追忆老父亲生前轶闻时讲出来的。晚年尚政委在儿女们影响下，也时常去西安一些饭店吃饭。去的次数多了，他也知道哪个饭店菜品好，价格适中。老人许愿小孙女过生日时去西安饭庄，孙女生日当天上午，当爷、孙俩在西安饭庄边吃边聊时，发现邻桌一对年轻夫妇离开时，所点红烧肉没怎么动筷子，爷爷对孙女说：“你看他们点了红烧肉，不吃就走了，多浪费。我去端过来咱俩吃”。孙女熟悉爷爷勤俭节约的习惯，点头同意，爷爷在周围用餐者不屑目光下，将红烧肉端回自己的餐桌，开始吃起来。子女们担心老爷子，找到了西安饭庄。一见面，老人就将此事讲了出来。子女们只能悄悄说道：“老爸，你不怕饭庄服务员对您有看法？不怕周围用餐者小瞧您吗？”

老人不急不怒说道：“这有什么呢？我不端过来，饭庄服务员收拾时会将整盘肉倒进泔水桶，我这么做避免了浪费。才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更不在乎他们怎么评说。”

笔者在兰州基地工作27年，接触了许多曾与尚政委风雨同舟、并肩战斗的老朋友、老同事和职工群众。他们当中有当年解放兰州，接受旧政权的原二处公安科长薛引祥；有1941年毕业于唐山铁道学院内迁贵州交大的高级工程师彭汝章；有解放前就读于四川大学的统计工程师陈万泉；供应科售货员朱希泉；部队转业干部邹定贤；老队长王琮；还有王岁成、刘凤山、李建等。无论是干部工人，提起尚政委，无不伸出大拇指，“老尚是个大好人、好干部，他时时想着国家单位利益，他用干部重德爱才。凡事以身作则，主动配合技术、行政管理干部；分工不分家，心在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只要是有利于工作，有利于安全生产，有利于职工生活他都会倾力带头支持。在政委、党委书记岗位上，仼何时候都把完成企业生产任务、关心职工生活、改善工作环境放在心上。历次政治运动中，关键时候都能客观公正解决处理好内部发生出现的问题。

彭高工（彭汝章）生前曾几次给我聊过尚政委：“你知道尚政委吗？”

“我知道。都是你们这些老前辈介绍我才知道的。”

“他是个难得的好人，五、六十年代，他为我们工程技术人员，说了不少公道话。反右倾时，他说工程技术人员整天在工地忙，哪有时间参加运动。忙完再安排他们补上这一课。生活困难时期，尚政委等领导为使职工少挨饿，不浮肿想了不少办法。确保了镜铁山、潮石线等工地，没有出现饿死人现象，这都是尚政委等领导干部的功劳。”

就在2008年10月，我去看望患病的彭高工。一见面他就问我，“你知道尚政委多大岁数吗？”

“我不清楚。”

“他大我一岁，今年应该95岁！尚政委是大好人，德厚寿高，我要与他竞赛，争取活到100岁。”

一个经历过多次政治运动的老工程师，能对单位党委书记赞不绝口，要与其竞赛看谁更长寿，真是难能可贵。就凭这一点，尚政委肯定是有许多不同于一般党群干部的魅力，及高超的领导艺术。彭高工晚年关心母校发展，一次给西南交大将省吃俭用存下的两万元捐给了土木工程系；将800余册珍贵藏书捐给了学校图书馆。为母校培养国之栋梁贡献了力量。（尚政委享年95岁。彭高工享年97岁）

90余岁的朱希泉，回忆时连连称赞：“尚是一个非常本分、朴实节俭的人，不像有些干部，官不大，架子不小，走哪都是前呼后拥，让职工很看不惯。而尚政委不论到哪个工地，更像“大头兵”和“老普工”，看见工人干啥，他抓起来就干，挖过土方，抡过十字镐，装卸过汽车。有次他在铁山大落海子隧道进口，看见许多工人正在倒运材料，就跟着干了起来。不巧头碰到一个围栏架子上，鲜血渗了出来，工人们劝他快去保健站包扎一下，没想到他用手绢在伤口处擦了擦，又接着干起来。他当领导不摆架子，总是勤勤恳恳，实实在在。”

看到朱希泉发自肺腑对尚书记情感的流露，自己也很受感染，我说道：“他这么正直的好人，文革也受到了冲击？哪是为什么呢？”

朱师傅讲出原委：“问题出在是否给职工家属，在兰州修建家属院的事情上，三年自然灾害结束，局里拨下来40余万元给兰州地区职工家属建房子。处派人调研后，提出根据上级安排，二处早晚要离开兰州，待下一个新工地再给家属建房，就将此建房资金退了回去（是否退回，现已无法考证）。文革中，这件事在兰州地区职工家属中传的沸沸扬扬，尤其是住房紧张或没有房子住的这部分人，将这笔账都记在尚政委头上，他没少为这件事挨批斗、做检查。”

在兰州办事处待了这么些年，我有条件了解二处兰州基地的前世今生，也清楚职工家属住房的具体情况。把这件事放到当时经济环境和社会背景下分析，尚政委不应担这个责任，应该是集体决策。1959至1961年铁山专用线施工中，国家经济凋敝，仓促上马又很快两次下马。施工钢筋水泥紧缺，当时的戴统三处长提出：为了几千名职工家属，我们要自力更生，想方设法自救图存……一直坚持施工，直到国家下了酒钢停工令，嘉镜线才在1961年底二次全线停工。节俭办企业，花国家的钱能省则省，是当时每个二处领导者的基本原则。 

1961年底机关搬兰州，因工作需要决定买辆小汽车，尚政委为此跑到城关区曹家巷汽车旧货市场，围着一辆有七成新的嘎斯69左转右瞧，最后决定买这辆二手车。看好后他领着物资科长一行人去讨价还价，当尚政委他们将买的旧小车开进机关大院时，几个同事异口同声：“老尚你也真是太抠门，买车还买个旧的。”给自己挣了个“老抠”的名声，无论同事怎么调侃，尚政委总是坦然笑对。                         

尚政委“抠门”，但对职工群众可是一片赤诚之心，在镜铁山二次全线复工生产高潮期间。职工写信反映，在白石嘴隧道施工的某队支部书记因工人犯了点小错，给工人嘴上抹屎，尚政委知道后，立即派公安科长薛引祥带人调查核实，与两个当事人见面谈话，了解到工人所犯错误，批评教育或给予处分，就可以起到教育本人，警示其他职工的作用，绝不能用侮辱人格的方法惩罚工人。公安科将调查报告上报后，尚政委专门召开党委会研究决定：撤销这位指导员的职务，并要求他本人给受害职工赔礼道歉。在望子桥施工时，一工人因事故导致肝裂，当时工地医院做此手术，条件、技术不完全具备。尚政委知道后，立即给酒钢领导打电话，请求支援。酒钢迅速派外科专家来工地医院做技术指导，双方相互配合，成功做完这例难度很大的手术，挽救了这位工人的生命。

由于笔者这些年与基地离退休职工、家属接触较多，时常听到一些子弟讲，当妈的去世时感到天塌地陷，感情上接受不了，甚至抑郁；爸爸去世也悲痛，但伤心程度和母亲比要差许多；一些老干部、退休职工回归家庭后也有一种无奈的说法：子女与妈妈亲，对妈妈嘘寒问暖时时关心，对自己好像无所谓，因此深感冷落、凄凉。两代人之间这种情感的相互欠缺和渴望，归根到底还是施工单位工作性质使然。对这一点尚援朝也自有一些看法。他说：自1958年处机关，由大坝搬嘉峪关冰沟，再搬兰州至1966年离开兰州。这八年之间，处机关虽然于1961年驻扎铁路西村，但二处所属施工队伍分散在甘、宁、青三省（区）兰州铁路局管内各条线上，东到韩城（西韩线维护），西到嘉镜线，南抵青藏线天峻县关角隧道，北抵宁夏平罗潮石线，二处先后在24条干线、支线、专线、站段线上施工。尤其是既有线施工，安全问题犹如虎口拔牙，稍有闪失就会酿成惊天事故。这么多点线施工，在兰州机关调度室，整天电话铃声不断，身为单位一把手的父亲，在晚上能有条件睡上安稳觉吗？我非常理解工程单位的特殊性，父亲一直就与全家聚少离多。天伦之乐就如同奢侈品，可望而不可及。

1961年1月14日是除夕，兰州机关召开工作会议，结束时老爸要求与会领导、工作人员，把家里的春节生活安排好，吃完团圆饭后，务于当晚12点前坐夜车上铁山。与会者邹定贤生前也曾讲过这件事，全家团圆时其乐融融，非常开心，但到点拔腿出门真是难上加难！我告诉妻子尚政委和大家坐同一趟车回铁山时，妻子二话不说收拾行李送我出门。这次来兰州参加会的50余人，没人留在兰州过年，全部按时抵达铁山工地各自岗位。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领导身体力行，效果会更好！ 

据尚援朝回忆，从他记事起到父亲退休回归家庭这20多年，老爸在家里待的时间加起来不到三年，最长的一次是他1965年底下令离开二处调铁一局乌鲁木齐机关。1966年春节算是在家过了个完整的团圆年，大年初五一早起来，老爸就张罗着收拾东西，我说单位定会有人拿着车票开车送您。可老爸认为步行十几分钟就到站台，开车送多此一举。他将大包袱往肩膀上一挎，让我扛着黄帆布提包去火车站送他。我俩来到列车的软卧车厢，我爸挎着包袱就要上车，被列车员挡住：“请出示车票。”“车票一会儿有人给送过来。” 我爸忙着给列车员解释。列车员说道：“没有票说什么也不能上车。”上不了车，老爸生气了，也不说话了，把大包袱往电线杆跟前一放，坐在包袱上等车票。不一会儿，爸的老首长王世泰、兰州铁路局局长赵滔、二处党委书记崔福泰等领导，坐汽车来送站。大伙与老爸说说笑笑，崔福泰与父亲开着玩笑：“尚书记，你就这么急！大伙没来送你能走得了吗？况且没有票你绝对上不了车。你怎么走？”“我想距离火车站就两步路，能省点就省点”“唉！你走省上的领导还要来送，你把事情想简单啦。”老爸笑笑，与大伙一一握手告别，登上了西去的列车。

老爸走了没两天，给家里打来电话，告诉妈妈，他调离兰州单位所分的干部房子，家属是没有资格住的，已经给兰州办事处讲好，让给调整一般的家属房居住，让我们好好配合。这就是老爸，他离开了，决不能让我们再沾公家便宜，叮嘱赶快搬家。

小孩子们都喜欢过年，我们兄妹也是如此。逢年过节就盼着老爸能回来。多么奢求爸爸妈妈和我们兄妹三个，欢欢喜喜过个年啊！六十年代前期，记得爸爸曾在家里过了两个春节。一次是正月初一，二处戴统三处长、成文淑总工程师等几个领导结伴来家里，一进门就喊着，给嫂子你们全家拜年啦！老尚，弄上几个凉菜，我哥几个喝两杯。爸爸顿时有点蒙圈，好在妈妈早就做了准备。很快几个凉菜上桌，爸爸的几个同事就边喝边聊，谈笑风生。然后他们一起出门，去给兰州地区及周边工地的职工家属拜年！

还有一次正月初一，甘肃省副省长、原西北干线工程局长王世泰等几位来家里拜年，只待了一会儿，共同碰了杯酒，就和老爸一块儿，去给兰州铁路局领导，及坚守一线生产的工人们拜年。爸爸在兰州过年，但很少待在家里，好像家只是旅店，偶尔回来住几天。他心里只装着职工家属，装着施工工地，人在小家，却心系大家。

千里寻父，一路曲折。尚援朝回忆：1966年5.16通知下发，文化大革命风起云涌，群众运动如火如荼，某些领导昨天还在主席台上做报告，第二天就被揪出来批斗，大字报铺天盖地，让人目不暇接，各种消息满天飞，让人黑白难辨。我们家所住平房的窗子，正对着铁一局兰州办事处办公室门。九月的一天，杜万清主任突然敲响窗子，给妈妈说老尚在局里出大事了，最好家里人去乌鲁木齐看看。情况突发，让全家乱成一团。妈妈说，你爸爸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从不乱花单位一分钱，就连一张纸一个信封的光我们家都没沾过，怎么就出事了呢？妈妈和我商量：“老大，你爸爸好长时间没来信了，我得去局里找一找、你在家照顾弟妹。”“妈，我做不好饭！这些天在车站、车上全是大串连学生，站台上的旅客根本挤不上去，要不我去找爸爸！”，经反复斟酌，决定由我去乌鲁木齐。妈给了我80元钱，25斤全国粮票，送我到了车站。十四岁的我还算幸运，在几个小伙伴协助下挤上了去乌鲁木齐的火车……到南站下车后，打听到了铁路局机关所在的二宫，找到爸爸的办公室。门口大字报贴满，厚度足有十公分，找人打听尚永俭无人晓得，没办法我先住进了招待所。第二天无意之中撞见了机关食堂工作的舅妈，我知道舅舅在局机关电务段工作，只是没来得及找他们。舅妈问我，你怎么跑来局里了？我将事情的前因后果说了一遍，舅妈说，没办法你舅舅也被关进去了，你不要着急，吃饭来食堂找我，容我打听打听。过了几天，舅妈打听到爸爸在南站货场劳动改造。在舅妈的精心安排下，我总算见到了分别近八个月的老爸，看到爸爸围着的围裙，手里拿着卸车的铁钩子，满脸沧桑，憔悴万分，我泪流满面，哽咽着说不出话来。爸爸看着我笑道：“你怎么来这里了？”我说完原委，爸爸说：“儿子不要伤心，爸爸这不都好好的嘛。”我破涕为笑：“那您怎么不给家里写信报平安呢？”“自从到南站货场被监督劳动改造，负责人要求我们，只能写检查，不能写信，况且写了信也邮不出去。”自己年纪小，对文化大革命认识比较模糊，搞不明白爸爸在单位从来不搞特殊化，一心扑在工作上，家里事再大也是小事，一贯的当甩手掌柜；单位事再小也是大事，半夜电话叫，穿上衣服就走，怎么就突然变成了坏人？这些疑问一直纠缠我好多年，直到文革结束才搞明白。找见父亲，见他身体没什么大碍，就想着赶快回兰州，没想到去和父亲告别时他却说，你晚走两天我们一块儿回兰州。经落实原来是二处派人来局机关，要将父亲揪回宁夏潮石线交代问题进行批判，却给了我与父亲同回兰州，能与家人能见上一面的机会。父亲被揪到潮石线大磴沟后，群众组织再没挖出父亲什么问题，文革结束后，上级澄清了强加在父亲身上的罪名与错误，平反并推翻了侮陷不实之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