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百晓生谈历史
不知大家记得与否，2022年12月，新冠病毒感染潮暴发，原本普普通通的退烧药布洛芬一度一粒难求。
这一现象，不仅让布洛芬摇身一变，成了新冠“神药”，连带着生产布洛芬的药企也跟着鸡犬升天。
自2022年11月以来，亨迪药业股价一路暴涨，其间四次涨停；进入12月后，亨迪药业涨势依旧，股价累计涨幅高达219%。
有媒体计算，亨迪药业的持股人刘益谦家族在短短时间赚24亿，近两个月赚了五六十亿。
与之横向比较，颇为神秘的张核子遭受疯狂谩骂，异常高调的刘益谦为何能独善其身？
这件事说来话长……
2014年4月8日，香港苏富比中国瓷器及工艺品春季拍卖会，一件由玫茵堂珍藏的明成化年间的斗彩鸡缸杯，价格从几千万，一路飙升，最后以2.81亿港元成交，折合人民币2.4亿元。
这个价格，创下当时中国瓷器拍卖纪录。
到底是谁有这么大手笔？
没错，正是刘益谦。
付款时，他的黑金卡刷了二十多次，才拿到那只比酒盅大不了多少的鸡缸杯。
结果，刘益谦擦都没擦，顺手用这件价值不菲的古董，泡了一杯陈年普洱茶，一饮而尽。
收藏大佬马未都说：“他喝的不是茶，而是仙气……”
一个小小的鸡缸杯满足不了他，2014年11月，刘益谦以3.48亿港元拍下一幅有600年历史的丝绣唐卡；2015年，他以1.7亿美元，约11亿元人民币拍下了意大利画家莫迪利亚尼的作品《侧卧的裸女》。
此外，他还以3.08亿元人民币拍得王羲之的草书《平安帖》；2.25亿港元到手张大千的巨作《桃源图》等艺术珍品。
刘益谦曾自述：我每年搞收藏的花费不低于十亿人民币。
彭博社直接将他比喻为“中国最俗气的亿万富翁”。
面对“俗气”、“土豪”这样的评价，刘益谦倒丝毫不介意。他意味深长地说了这么一句：反正我家里的古董多到堆不下。
为此，在2012年和2014年，他与妻子王薇先后在上海的浦东、浦西，开办两座“龙”美术馆。
“龙”美术馆如今已成为国内规模最大、藏品最具价值的私立美术馆之一，平时收取价格低廉的门票，每月设有固定的免费开放日。
民众感叹刘益谦出手阔绰时，不禁思考：这么多藏品的价值早已超过百亿元人民币，他哪里来这么多钱的？
江湖上的故事有100件的话，估计刘益谦独占七斗。
1963年生于上海的刘益谦，只上到初二就肄业。同学和老师不解，他脑袋灵光，继续读下去，将来很可能会考上一所不错的大学。
刘益谦却讪笑“我赚钱去了，不读书”。
在后来的日子，他当过出租车司机，开过杂货店，真正让他赚到第一桶金的，却是股市。
1990年，上海豫园商城发行股票，每股100元，刘益谦买了100股。一年后，豫园商城的股价被炒到10000元一股，刘益谦果断出手，赚了100万元。
90年代初的100万元意味着什么？相当于100个“万元户”！对于一个还不满30岁的小伙子而言，有了这100万，可以买房娶妻生子，剩下来的存到银行吃利息，岂不美哉？
但对刘益谦而言，这100万他要继续拿去投资。又花了十年，这“第一桶金”犹如滚雪球一般，帮助他在2000年成立了“上海新理益投资”。
那时的刘益谦个人资产早已深不可测，除了喜欢购买股票，扎根投资市场，他还喜欢买房子和艺术品。
刘益谦曾对媒体表示：我在上海有数百套房产，具体有多少，已经记不清了。
据公开资料显示，其中比较知名的是刘益谦早年购入的汤臣高尔夫别墅，地处浦东腹地，紧邻内环高架，占地约两亩。
2008年，刘益谦还在汤臣一品A栋顶层花7540万元买入了一套557平的大复式；2010年，刘益谦又以5.34亿的价格，买下了上海环球金融中心69层、70层的办公物业。
相比于自己在艺术品方面的投资，买房真算不了大钱。
而在其主业的商业领域上，刘益谦的生意做得越来越大，截至2023年底，刘益谦不仅拥有天茂集团、国民技术、广晟有色、云从科技四大上市公司；他还是长江证券的第一大股东，国华人寿也在他的麾下。
企查查上，与刘益谦有关联的企业超过220家，涵盖化工、医药、保险、金融、地产、人工智能。
亨迪药业只是刘益谦在2019年花了不到两亿元所进行的一场小投资罢了。
就是这么一个小投资，却溅起了滔天巨浪……
2022年上半年，刘益谦大笔持仓的长江证券、亨迪药业、天茂集团处境都不太妙，市值大幅缩水，三家公司的总市值跌去了160亿人民币。
其中，亏损最大的正是亨迪药业。
亨迪药业是布洛芬原料药生产企业，它在2021年12月上市，可在短短半年时间，跌幅高达40%，市值已经蒸发了36亿元。
原因倒不难理解，很多人在疫情三年里几乎都没感冒发烧，那就不会去购买退烧药。可当时谁也没想到，随着防疫政策的转变，布洛芬摇身一变，在2022年底成了新冠“神药”。
近一个月时间，真是一粒难求，亨迪药业股价一路暴涨。有媒体计算，根据刘益谦家族持有的1.53亿股亨迪药业股份，从11月1日开始后的半个月，就已经赚了24个亿。
如此迅速的累积财富，刘益谦应当是走了大运，但疫情这三年，造就的财富神话又何止布洛芬？
要说典型中的典型，还得是核酸检测企业，其实尤以“核子基因科技”，最受外界诟病。
这是因为大多数核酸检测公司虽然标榜自身是生物科技企业，且弄出一套普通人根本看不明白的专业术语，实则在研发上的投入与收入根本不成正比。
说白了，不少核酸公司的研发经费远远低于销售费用，反倒广告和宣传费用占据大头。
再加上“核酸作假”事件的爆发，普通民众自然对这些核酸检测企业产生反感，认为它们是大发“国难财”。
随着核酸检测逐渐退烧，以亨迪药业为代表的一批药企异军突起，在短时间内赚得盆满钵满。
和之前的核酸行业相比，老百姓对于药企的股价暴涨却要平静得多，更不会无端辱骂企业背后的控股人。因为在疫情三年中核酸检测是“必须”，退烧药包括其背后的药企则是“可选择”的。
我们都知道，一家药企从成立到研发直至背后上市，背后是由几代人的心血凝聚而成。可核酸行业多是在疫情之后成立的，研发成本远远低于销售成本。
更有甚者认为：一些核酸检测公司在背后推波助澜，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不能一棍打翻一船人，至少老百姓对于核酸检测公司的看法是负面大于正面的。
反观药企与疫情瓜葛不深，且存在要正面得多。当防疫政策进行转变之后，每个人都要买退烧药来对抗疫情，所以产生了大量的需求，反馈到资本市场对药企的判断，导致其股价上涨。
在此期间，老百姓是自发去买药，不存在任何“强制”“必须”或“强买强卖”的行为，药企和普通百姓之间形成了明码标价的正常市场行为，一方生产，一方选择性买或者不买。
其中出现的买不到药、黄牛催生天价药的事件，与药企没有多大关系，算是中间流通环节出现问题。
怪来怪去，老百姓都不会怪到药企的头上，反而希望药企能加大马力，多生产一些退烧药，亦不会去骂刘益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