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Brody Mullins & Luke Mullins
翻译｜慧诺
▲ 美国华盛顿“游说一条街”K街的路牌；图源：Politico
选举日后第二天的清晨，华盛顿的政治圈还在努力消化特朗普意外胜选的冲击，一位资深的共和党策略家已经开始行动。尽管吉姆·科尔托维奇（Jim Courtovich）并不是“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运动的热情支持者。
作为一个在华盛顿政治圈内扎根一生的人物，科尔托维奇代表了特朗普竞选中所批评的那种“深层国家”（Deep State）集团。在共和党初选中，他曾资助特朗普的主要对手、佛罗里达州前州长杰布·布什（Jeb Bush，译者注：曾任佛罗里达州州长，前总统小布什的弟弟），而在大选中，他甚至没有投票。
然而，就在2016年11月9日的清晨，这位职业说客——他的客户包括高盛、波音和沙特阿拉伯——向客户和记者发送了一封电子邮件。在邮件中，他赞扬特朗普这位“民粹主义领袖”，尽管其多次公开蔑视华盛顿和游说行业。科尔托维奇写道：“特朗普将为首都带来前所未有的变革。他承诺要‘抽干沼泽’，消除那些通过关系和秘密交易进行的旧有模式。”
紧接着，科尔托维奇向特朗普的竞选团队捐赠2700美元——这是美国法定范围内个人政治捐款最大金额，尽管特朗普已经赢得选举。同一天，他在推特上分享了他对这场政治巨变的看法：“选举后的华盛顿：破碎的梦想与新星的诞生”，科尔托维奇写道，“新旧交替，一如既往。”
这句话完美地捕捉了特朗普胜选对华盛顿游说业务造成的混乱。这场胜利导致了自1980年保守派革命以来K街权力格局最剧烈的一次重组。突然之间，华盛顿的每一位政治家和交易者都在争相为新政府的成功布局，忙着与特朗普的圈内人建立联系，声称自己是“MAGA”运动的长期支持者，并制定新策略以从当选总统那里获得利益。整个华盛顿的游说行业似乎在一夜之间进行了自我重塑。
然而，科尔托维奇的转变早在几年前就开始了。在他长期合作伙伴埃文·莫里斯（Evan Morris，译者注：时任基因泰克公司的华盛顿办公室负责人，主要从事游说工作）意外去世，以及与医药科技企业基因泰克（Genetech）的丰厚合同消失后，科尔托维奇不得不寻找新的收入来源。凭借他著名的魅力和坚定的野心，他成功地找到了新的商业伙伴，获得了新的资金，并成立了一家全新的公司——SGR政府关系与游说公司。
现在，当联邦调查局继续调查其与莫里斯长达十年的财务关系的同时，科尔托维奇正在展开另一次职业转型：将自己塑造成特朗普的盟友。“Sphere Consulting（科尔托维奇的一家游说公司）无与伦比的人脉网络和独特的商业模式”，他在11月9日发给客户和记者的邮件中写道，“正是为这一天准备的。”
这是一个狡猾的策略，而且在短时间内，它似乎确实奏效了。
2 四面楚歌：多重挑战中，科尔托维奇成功开发新客户
科尔托维奇的角色从埃文·莫里斯的合作伙伴转变为特朗普的顾问，一切似乎刚好发生在莫里斯去世前，当时他们的主要客户基因泰克公司的合同开始减少。当科尔托维奇得知美国国税局（IRS）正在审计他的公司时，资金的稳定流入就已中断。
2014年10月，科尔托维奇与IRS官员会面讨论审计问题。科尔托维奇最终与IRS达成协议，支付了一大笔钱来补缴税款。会后，他感到如释重负。
然而，这种轻松感并没有持续太久。几个月后，2015年2月25日，科尔托维奇收到了他的会计师的紧急邮件。“我不想吓你，但这真的很严重，”她写道。原来，IRS因为“未解决的还款时间表”冻结了科尔托维奇公司约400万美元的银行账户，金伯利在邮件中告诉了科尔托维奇这一消息。
科尔托维奇将邮件转发给了莫里斯。“真是说曹操曹操到，”他写道。“看来他们想加快还款计划。”第二天，莫里斯为科尔托维奇的公司签署了一份新合同，基因泰克公司支付了75万美元作为咨询费，这是他们十年合作的最后一笔交易。
自2005年以来，莫里斯为科尔托维奇带来的数千万美元合同，这是他生意的大部分。随着这一收入来源的消失，科尔托维奇开始寻找新的收入渠道。2014年底，他联系一位前合伙人，探讨新的商业想法。
几年前，科尔托维奇曾与西蒙·查尔顿（Simon Charlton）合作，代表一个富有的沙特投资基金进行游说。查尔顿和科尔托维奇一样，都是时尚、有魅力的人，喜欢享受生活。他们曾在伦敦和迪拜共进晚餐，查尔顿也开始与住在科尔托维奇家附近的CBS王牌主播简·克劳福德（Jan Crawford）约会。
2014年，科尔托维奇和查尔顿在科尔托维奇位于华盛顿、价值380万美元的房子里共同举办了一场豪华夏季派对。记者、政府工作人员和国会山的职员们在装饰着新鲜切花的后院凉亭里参加派对，工作人员提供阿根廷牛肉、蒸贻贝和法国葡萄酒，宾客名单超过一百人。晚餐后，一支名为“吉普赛皇后”的法国流行乐队为宾客们献上一场热烈的表演。纽约时报的普利策奖得主莫琳·道（Maureen Dowd）甚至与乐队共舞。
就在IRS追讨欠款的同时，科尔托维奇向查尔顿提议合作成立一家新的游说公司。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当两人讨论项目细节时，科尔托维奇告诉查尔顿，成立这家公司需要多少钱：400万美元——这个数字恰好与IRS冻结在他银行账户中的金额相同。查尔顿对科尔托维奇的税务问题一无所知，同意成为新游说公司的隐形合伙人。
回到迪拜后，查尔顿向阿尔戈赛比（Al Gosaib）家族的成员提了这个想法，沙特的投资者同意为这项业务提供资金。2015年3月，科尔托维奇和查尔顿草拟了一份业务协议，概述了新公司SGR的条款。查尔顿提供了来自沙特投资者的400万美元启动资金。科尔托维奇将负责公司的日常运营：寻找客户并推动他们的政治目标。两人各自持有公司约50%的股份。
根据合同，来自沙特投资者的400万美元融资将分为两部分。大约200万美元用于新公司的启动资金，另一半用于购买科尔托维奇在游说领域的关键工具：靠近美国国会大厦的一处房地产，科尔托维奇可以在那里与立法者社交，并招待记者。
同月，科尔托维奇使用沙特资金全款购买一处在国会山的价值165万美元的联排别墅，开始将其改造成理想的聚会场所。该房屋几乎完全用于聚会。由于它位于住宅区，科尔托维奇告诉朋友，他雇了人在垃圾收集日把垃圾桶拿出去，这样看起来就像是真的有人在此居住一样。
3 金玉其表：莫里斯离奇去世，揭开说客“光鲜”生活的“暗黑”真相
几个月后，2015年7月9日，人们在弗吉尼亚的一家高级高尔夫俱乐部发现了埃文·莫里斯的遗体。
遵循犹太传统，莫里斯的葬礼迅速举行。7月12日，数百名哀悼者聚集在北弗吉尼亚的犹太教堂，他们来自莫里斯生命的不同阶段：老同学、大学朋友、前东家Patton Boggs游说公司的同事、基因泰克公司的说客，甚至还有当地警长办公室的成员——他们曾处理过莫里斯的自杀事件。科尔托维奇没有出席，他在莫里斯去世的第二天就飞往伦敦出差了。代替他出席的是他的合伙人杰夫·泽莱尼（Jeff Zeleny），当时泽莱尼已经是CNN的驻白宫记者。
在悲伤的氛围中，葬礼笼罩着一层神秘的色彩。许多人并不清楚莫里斯的死因。当拉比向哀悼者宣布莫里斯是自杀时，人群中爆发出惊呼。
安德鲁·莱泽罗（Andrew Lazerow），一位华盛顿律师也是莫里斯的朋友，是致辞者之一。他回忆了与莫里斯共同经历的奢华冒险，比如他们全家去迪士尼世界的旅行，住在四季酒店。这让一些朋友开始怀疑莫里斯是如何负担得起这样奢侈的假期的。
一位国会山的工作人员参加过莫里斯家的晚宴，那是由名厨David Chang承办的。莫里斯声称这是为了庆祝他的40岁生日。然而，在葬礼上，这位工作人员得知莫里斯去世时只有38岁。
在招待会上，莫里斯的遗孀特雷西听到她丈夫的高中和大学同学回忆着多年来莫里斯讲述的各种非凡故事。从年轻时起，老朋友们告诉特雷西，莫里斯就有夸大事实的习惯。他编造了关于发生过的事件的细节，并且创造了很多并不存在的故事。现在，当他们与特雷西讨论他的虚构历史时，一些莫里斯的高中和大学同学开始感到内疚。如果他们早些时候就采取措施应对莫里斯的谎言和夸大，或许他们的老朋友今天还活着。
葬礼后的几天里，特雷西越来越感到不安。她的父亲曾是一位成功的医生，甚至曾为NBA球队服务。然而，即使奋斗一生，这位知名医生也没能积累到像莫里斯在基因泰克公司十年间所拥有的财富。为了揭开真相，特雷西和她的朋友们联系了莫里斯在华盛顿的一些前同事，包括名烟店的老板马特·克里姆（Matt Krimm），那是莫里斯喜欢在工作日下午接电话并抽雪茄的地方。
莫里斯曾告诉同事们，除了为基因泰克公司从事游说工作外，他还拥有至少两家华盛顿餐厅的股份。其中一家是位于华盛顿切维切斯附近的高档酒吧，莫里斯声称他和克里姆共同拥有。然而，克里姆表示莫里斯并不是老板。莫里斯还虚构了自己是华盛顿市中心高档餐厅Marcel's的共同所有人的说法。
这些揭示提出了一个更深的问题：如果莫里斯没有这些（来自酒吧、餐厅等的）外部收入来源，那么他是如何维持奢华消费的？
特雷西和她的亲人并不是唯一对此产生怀疑的人。莫里斯去世后不久，代理基因泰克公司的律师事务所吉布森·邓恩·克鲁切尔（Gibson, Dunn & Crutcher，以下简称GDC）派了一支律师团队前往该公司的华盛顿办事处。在悲剧发生的当天，莫里斯正在接受自己的律师们的审问，并迅速离开办公室。当基因泰克的员工仍处于震惊之中时，GDC律师们进入莫里斯的办公室，寻找更多信息。
在办公室里，律师们发现墙上挂满了莫里斯与各种民主党名人握手的照片，包括前总统克林顿——这位曾激励他从事华盛顿职业生涯的人。律师们详细记录了莫里斯的所有物品，收走了他的电脑和办公桌上的文件。其中一位GDC律师注意到办公室墙上的一张奇怪的照片。这是莫里斯长期商业伙伴科尔托维奇的照片，科尔托维奇笑容满面，穿着衬衫和领带。照片来自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o，文章称赞科尔托维奇是华盛顿最成功的“名场面制造者”之一。
但与办公室里其他照片不同，这张照片没有框起来，而是从出版物上剪下来，贴在了飞镖盘上，并且被飞镖射穿——正好穿过了科尔托维奇的额头。
4 你情我愿：大企业的资金，如何在说客与政客间流转
在接下来的几周内，GDC的律师团队对莫里斯负责的企业开销进行彻底审查。他们检查银行记录、财务文件、商业合同，以及莫里斯的手机和iPad数据。调查结果显示，在莫里斯管理基因泰克华盛顿业务预算期间，他将大约2500万美元的合同资金转移到三家与科尔托维奇有关或控制的公司：National Media、Sphere Consulting和Kearsarge Global Advisors。
尽管涉及金额巨大，但这些合同的描述却异常模糊。合同中往往没有具体说明公司应完成的工作目标，以换取高额费用。有一份合同仅要求进行“竞争情报收集”和“每周媒体监控”。另一份合同则支付数十万美元用于“舆情监控”，而科尔托维奇所做的不过是设置谷歌提醒，收集提及基因泰克的新闻文章，并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莫里斯。
GDC的律师们希望科尔托维奇能解释这笔资金的流向。然而，在两次会面中，尽管科尔托维奇态度友好，却未能提供有价值的信息。据知情人士透露，科尔托维奇对于他为基因泰克工作的提问总是避而不谈。在第一次会面中，他坚称自己从未向莫里斯汇款。
会面后，GDC的调查人员发现一个关键线索：在审查莫里斯的个人银行账户时，他们发现账户余额为1100万美元，其中包括由科尔托维奇或其公司开出的支票存入的1000万美元。进一步调查揭示了一个模式：每当基因泰克开始支付莫里斯与科尔托维奇谈判的合同款项时，莫里斯就会收到科尔托维奇或其公司的支票。
当GDC的律师们再次要求科尔托维奇会面时，他改变了说法。这次，他声称与莫里斯有一种特殊的财务安排，始于2005年他们开始合作时。科尔托维奇表示，基因泰克希望莫里斯作为其新任年轻游说者，通过向华盛顿的智库、慈善机构和社交活动捐款，建立自己的政治影响力。
科尔托维奇称，基因泰克的高层认为，如果这些捐款看起来是来自莫里斯个人的银行账户，而非公司预算，会更好看一些。因此，按照科尔托维奇的说法，公司高层授权莫里斯使用个人支票为公司的公关和政府关系活动提供资金，而科尔托维奇随后会用从基因泰克获得的资金，按照莫里斯安排的合同报销这些费用。科尔托维奇坚称，他只有在收到详细记录费用的书面发票后，才会向莫里斯支付报销款项。之后，科尔托维奇拒绝继续讨论。
律师们已经有足够的证据，他们联系了旧金山的执法部门，报告了一名员工从基因泰克挪用数百万美元的情况。接下来的一个月，联邦调查局华盛顿办公室正式启动关于公司欺诈的调查。FBI发出传票，采访了几十人，开展监视，并扣押了计算机、文件和电子邮件。
10月，GDC的四名律师在华盛顿与FBI和司法部的官员会面，根据FBI报告，提供了有关“埃文·莫里斯和[姓名被删除]之间潜在回扣计划”的调查结果。熟悉调查的人士表示，文件中被删除的名字正是科尔托维奇。律师们提交了一份包含调查结果的300页报告，认为这些证据已足以构成联邦犯罪案件。
到那时，基因泰克已经开始追回莫里斯的一些标志性财产，公司认为这些财产是莫里斯利用从公司偷窃的钱购买的。例如，基因泰克的律师在旧金山的高等法院提交了文件，表明莫里斯用基因泰克的资金购买了136.5万美元的加州湾区Mission Street的公寓和一辆5.7万美元的GMC育空SUV，这些钱通过一个未具名的“乙方”洗钱。
在详细调查中，基因泰克的律师提供了二十多张退票和银行转账记录，显示莫里斯曾将大约400万美元的基因泰克合同款项汇入“乙方”控制的账户。同一时期，文件显示“乙方”又向莫里斯的个人银行账户汇款了约300万美元。基因泰克的律师表示，“基于这些证据，可证明莫里斯用基因泰克的资金购买了SUV和公寓。”法院同意了，判决将相关资产归还给基因泰克。
在华盛顿，工作人员清空了莫里斯办公室里的昂贵雪茄盒。基因泰克还扣押了他定制的Hacker-Craft奢华游艇，将其运到巴尔的摩的一家码头并挂牌出售。当冷藏卡车驶入莫里斯位于Belhaven的家时，一队搬运工从地下室取出了超过5000瓶珍藏酒，并将它们打包进运输箱。
之后，另一队工作人员来到莫里斯家，将他的两辆保时捷装上大卡车。莫里斯在去世前不久购买了这些跑车，它们是他最在意的财产之一。在纽约皇后区的童年卧室里，年轻的莫里斯曾把一张保时捷的海报挂在墙上。
5 利欲熏心：无视主办方的可疑背景，政客记者积极前往“派对狂欢”
有趣的是，此时华盛顿圈内几乎很少有人知道，科尔托维奇正在接受FBI调查。2015年9月9日，尽管FBI调查更加深入，科尔托维奇依然在他所谓的“国会山之家”（Hill House）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开幕派对。
在这场派对上，出席的嘉宾包括加利福尼亚州的共和党国会议员埃德·罗伊斯（Ed Royce，译者注：时任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ABC新闻的政治主任里克·克莱因（Rick Klein），以及来自《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CNN和Politico等知名媒体的记者和电视制作人。
记者、立法者和国会工作人员尽情享乐，却浑然不知科尔托维奇的这个豪宅背后的金主是沙特投资者，其目的就是对所邀请的贵宾施加影响。派对中，有人捕捉到罗伊斯议员与路透社记者、一《金融时报》华盛顿分社社长交谈的瞬间。科尔托维奇将这张照片收录在宣传册中，用以吸引新客户。销售材料中夸耀科尔托维奇与主流媒体记者有着“无与伦比的联系”。
科尔托维奇在给卡塔尔政府的信中写道：“我们在与这些媒体的个别记者建立关系方面投入巨大。这些私人关系使我们能够为客户争取到公正的报道，而非仅仅是公关宣传。”宣传材料还称，国会山之家是“举办政策和媒体活动的理想场所”，能够提升客户品牌。科尔托维奇吸引潜在客户的销售策略非常明显：如果你希望在华盛顿获得记者或立法者的支持，雇佣我就够了。
这一销售策略，在面临华盛顿问题的公司和外国政府中引起共鸣。科尔托维奇与底特律的住房抵押贷款巨头Quicken Loans签约，该公司当时正因不当贷款行为受到美国司法部的起诉（该公司后来支付了3250万美元以解决这些指控，但未承认有任何不当行为）。10月，科尔托维奇的新公司同意为安道尔的前私人银行Banca Privada d'Andorra辩护，该银行最终在美国财政部指控其为外国官员和俄罗斯黑帮洗钱后倒闭。
2016年9月，科尔托维奇的公司与沙特签订了每月4.5万美元的合同，目的是阻止一项允许恐怖袭击受害者起诉袭击者庇护国的法案。科尔托维奇也由此站到“9·11”袭击中失去亲人的家庭的对立面。合同显示，沙特王储的外事及媒体顾问卡塔尼聘请了科尔托维奇，而卡塔尼后来参与了《华盛顿邮报》记者卡舒吉的谋杀案。
科尔托维奇并非唯一为阻止这项法案的华盛顿行动者，卡塔尼还聘请了托尼·波德斯塔（Anthony Podesta，译者注：游说公司Podesta Group创始人，他是民主党大佬、克林顿幕僚长、奥巴马政府法律顾问、拜登政府国际气候政策顾问约翰·波德斯塔的兄弟，也是华盛顿最有影响力的说客和筹款人之一）。为了反对该法案，科尔托维奇会见了他的派对嘉宾罗伊斯议员，不过未能说服，法案也得以通过。
6 狭路相逢：“老油条”说客的迟钝，难敌“素人”新总统的强势
大约在2016年大选结束后的六周，特朗普抵达佛罗里达州西棕榈滩，与高尔夫传奇人物“老虎”伍兹进行了一场高尔夫球赛。打完18洞后，特朗普走进俱乐部会所，沉浸在自己意外获胜的喜悦之中。他对每一个上前的人握手、微笑，热情地打招呼。但是，当斯坦顿·安德森（Stanton Anderson）走上前自我介绍时，这位未来的总统立刻变得冷淡。
安德森并不是普通的高尔夫爱好者，而是美国商会（US Chamber of Commerce）的高级顾问。这个有着百年历史的贸易组织是美国企业界在华盛顿的主要代表，其总部就设在白宫对面，代表了大约80%的《财富》杂志百强企业的利益。从1998年到2016年，商会在游说上花费了15亿美元，是任何其他利益集团的三倍。商会致力于推动商业友好的政策，包括降低税收、减少监管、增加国际贸易，以及争取对美国企业有利的外国劳动力移民政策。
在2016年的竞选期间，商会的长期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多诺霍（Thomas Donohue）将特朗普对企业国际贸易和移民政策的批评视为对美国工业的严重威胁。与其他避免直接冲突的企业领袖不同，多诺霍选择了强硬回击。他在彭博电视的采访中表示，特朗普“对贸易实际上几乎一无所知”，商会也在推特上表示特朗普的贸易计划将导致“更高的物价、更少的工作机会和更弱的经济”。
这些批评激怒了当时还是候选人的特朗普。在缅因州班戈的一次竞选集会上，他指责商会“完全被一群根本不关心群众的人控制”。尽管如此，大多数企业领袖并不担心特朗普，因为他们确信他会输给希拉里·克林顿。
然而，即使在特朗普意外获胜后，包括安德森在内的许多企业代言人，仍然判断特朗普的民粹主义愤怒只是竞选口号：他们期待特朗普入主白宫后会缓和他的反企业言论，采取更符合大企业优先事项的贸易和移民立场。因此，当安德森在高尔夫俱乐部遇到当选总统时，他试图缓和企业界主要代表与新总统之间的紧张关系。他走上前，介绍了自己在商会的角色，并伸出了手。
特朗普则拒绝握手。“你们竭尽全力阻止我，”这位未来的总统冷笑道，脸色涨红，“我没忘记。”
这一互动反映了企业与新总统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选举后的几周里，特朗普加大了对大企业的攻击力度。2016年12月，他承诺“降低药品价格”，导致制药公司股价下跌；他还威胁要取消从波音公司购买新型空军一号飞机的计划，因为成本超支。次月，他批评丰田汽车公司计划在墨西哥建造一座新工厂，用于生产销往美国的汽车。他在推特上写道：“绝不可能！工厂必须建在美国，否则就付高额边境税。”
特朗普的“反企业”怒火也引发了K街的恐慌，他们尚未准备好应对特朗普接管华盛顿。根据《华盛顿人》（Washingtonian）杂志的一篇文章，在2016年大选前，企业和特殊利益集团因预测希拉里胜选，已雇佣了包括波德斯塔在内的许多民主党游说者和顾问。现在，特朗普胜选后，他们又急于招募共和党人，但面临一个问题：华盛顿的共和党影响力人物中，很多人并不在特朗普的圈子里。
许多曾经在传统共和党大佬如杰布·布什领导下茁壮成长的活动家，就是特朗普的公开批评者。许多人甚至拒绝为特朗普站台。特里·布莱克（Terry Blake）就是其中之一，这位经验丰富的共和党游说者在20多年前曾帮助特朗普打入华盛顿，但2000年由于不满特朗普未支付游说费用而与其断绝关系。当特朗普重新成为美国政治的一股力量时，布莱克依然拒绝表示支持，反而为前俄亥俄州州长约翰·凯西（John R. Kasich）工作。
大多数其他共和党游说者也遵循了布莱克的做法。因此，特朗普的“反建制”运动基本上没有依赖那些熟悉华盛顿的典型内部人士。正如一位共和党顾问所说，“你几乎可以这么看，分为共和党人、民主党人，接着你得找到第三方的人，那就是特朗普的人。”
就像里根胜选为游说公司Black, Manafort & Stone打开了大门一样，特朗普的当选也创造了一批新的K街权力掮客。突然间，任何与特朗普有关系，或者能够合理声称与他有关的人，都可以自我塑造为影响力人士，并收取高额咨询费用。许多特朗普竞选团队的成员被游说公司招募，而其竞选经理科里·鲁安多夫斯基（Corey Lewandowski）等人则创立了自己的咨询公司。公司和游说公司为了获得新总统的青睐和接近机会，纷纷付出巨额费用。
同特朗普的“关系”变得如此重要，以至于某个游说者迈克尔·埃斯波西托（Michael Esposito）通过夸耀自己与特朗普的“强大个人和职业关系”，将自己公司的收入增加近六倍。事实上，埃斯波西托曾是民主党成员，与新总统或其家族并没有实际联系。当《华盛顿邮报》的记者揭露这一骗局时，FBI突袭了埃斯波西托位于K街的办公室，对其诈骗展开调查。最终，埃斯波西托并没有面临指控。“特朗普政府任职初期，游说行业呈现出一种‘狂野西部’的状态，”共和党游说者马修·约翰逊（Matthew Johnson）解释道。
7 花样翻新：从“地理围栏”到当面谈判，干涉特朗普决策若干“妙招”
特朗普的上台显著地改变了美国政策制定的格局。此前，重大政策决策通常由联邦政府官员主导。但当这位亿万富翁入主白宫后，他亲自接管了原本由内阁部长、联邦机构或国会委员会负责的政策决策。
特朗普绕过华盛顿政策制定机制的主要手段是行政命令，这使他能在不经众议院和参议院立法程序的情况下推行政策。他利用行政命令推进了“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的议程，包括扩大能源生产、加强边境安全、削弱奥巴马医改、撤销清洁空气法规等。总体而言，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签署了220项行政命令，创下自卡特总统以来四年任期内最多的记录。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资深公关策略师埃里克·博维姆（Eric Bovim）说。“在奥巴马时期，政府像一个精密调校的乐器，各部分协同工作，发出统一的声音。你需要与每个人合作以达到和谐；在特朗普时代，更像是一个单人乐队——总统在白宫草坪上不停地弹吉他，压倒所有其他声音。”
这种变化迫使K街的游说者们放弃旧策略。他们开始运用所有工具——从传统媒体操作到先进的数字战术——试图影响特朗普的思维。在华盛顿的影响力游戏中，这种策略被称为“一对一观众”策略。
游说者们在《纽约时报》、《纽约每日新闻》、《纽约邮报》和《华尔街日报》等纽约地区的大报上刊登广告，试图吸引特朗普的注意，因为他们相信这些是特朗普关注的媒体。同时，他们还利用某些新闻文章传递给新总统的独特方式，试图推动客户的议程：在2017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白宫的通讯团队每天早晚都会准备一份称赞特朗普的新闻合集，而总统几乎总会阅读这份“内参”，这恰恰为K街的游说者提供机会。此外，一位共和党顾问表示，他会定期在右翼网站布赖特巴特新闻（Breitbart News）上发布有利于其公司客户的文章，然后将这些文章发给白宫的一位朋友，让他们把这些文章收入合集。
游说者还试图利用“地理围栏”（Geo-fencing）等新技术来塑造总统的思维。通过当时特朗普最喜欢的社交平台推特、脸书和YouTube直接发送广告。当特朗普在华盛顿时，他们会把广告发送到覆盖白宫和特朗普国际酒店的IP地址；当特朗普前往新泽西的高尔夫俱乐部时，他们会把广告发到那里；当他去海湖庄园时，他们会发送到佛罗里达的俱乐部。K街的顾问们还向其女婿库什纳和大女儿伊万卡在华盛顿的家发送数字广告，试图影响他们的看法。
一些公司则瞄准了如Michel Richard等华盛顿的高端餐厅，“守株待兔”希望白宫的高级助手偶尔前来就餐。
针对特朗普的“一对一策略”的核心在于总统对电视的沉迷。选举结束后，顾问们开始购买福克斯的Fox & Friends这档保守派晨间节目中的广告时段，因为总统对其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但如何让一个老人观看关于乙醇补贴的广告呢？他们决定使用特朗普在竞选期间讨论该问题的旧录像，让他成为广告的主角。一位共和党说客解释道：“总统最喜欢的话题就是他自己。还有什么比给他提供他最痴迷的东西更能吸引他的兴趣呢？”
企业游说者采取了类似策略，在他们猜测总统可能观看的节目中播放广告：无论是他喜欢的节目（如福克斯新闻的Sean Hannity Show）还是他讨厌的节目（如MSNBC的Morning Joe和NBC的《周六夜现场》）。甚至民主党人也参与其中。波德斯塔协助为一个沙特利益团体制作了一轮电视广告，希望说服特朗普结束美国与卡塔尔的密切外交关系，并选择在2017年7月的英国高尔夫公开赛期间播放了这些广告。
特朗普总统的不确定性以及这些最新游说战术的效果存疑，导致了更多的游说支出。从2016年到2018年，游说支出总额增加了9%，达到35亿美元。尽管K街花费了数百万美元策划这些新奇战术，事实证明，影响特朗普的最佳方式仍是直接勾搭其家人或助手。
不过，像福克斯新闻创始人默多克能直接与特朗普对话的人，其游说效果最佳。据《名利场》报道，默多克曾亲自敦促特朗普开放更多联邦土地用于水力压裂，特朗普的确在不久后就发布公告，允许在超过1000万英亩的联邦土地上进行水力压裂。同时，默多克还推动特朗普利用政府的权力打击谷歌和脸书，因为它们分散了福克斯的观众注意力并抢走了广告收入；在随后的几年里，由特朗普任命的联邦贸易委员会官员和司法部启动了针对谷歌、脸书及其他科技公司的反垄断调查。
从某种意义上说，特朗普时代短暂地逆转了过去近四十年来定义现代游说行业的“媒体化”趋势。K街的操盘手们放弃了那些复杂的“外部攻略”，而转向传统的“直接对接”。这位曾承诺“抽干沼泽”的总统，实际上让游说行业回到了1930年代华盛顿充满秘密交易的房间里。
8 鸡犬升天：搭上特朗普，K街内外涌现更多“新赢家”
在特朗普时代，佛罗里达州的说客布赖恩·巴拉德（Brian Ballard）成为最大的赢家之一，他利用与总统的长期关系赚得盆满钵满。巴拉德曾为特朗普的佛罗里达商业利益上进行游说，并在竞选期间为他筹集了数百万美元；大选后，他也迅速在华盛顿开设办公室，大肆宣扬与新总统的密切关系，并签下包括亚马逊、美国糖业和卡塔尔政府在内的一系列游说客户。在特朗普四年的任期内，巴拉德和他的小团队通过服务超过120家公司和外国政府，收入超过1亿美元。
巴拉德的大部分工作就是促成与总统或其高级顾问的一对一对话。例如，当私人监狱公司GEO集团希望推翻联邦对私人监狱囚犯数量的上限时，他们聘请了巴拉德。经过巴拉德与几位特朗普官员的谈判，这一上限被取消，GEO集团与政府的合同几乎翻了一番，达到了9亿美元。
科尔托维奇是少数几个与特朗普核心圈有联系的华盛顿影响力经纪人之一。在2016年选举的最后阶段，他开始为特朗普MAGA运动中的一位重要人物工作——迈克尔·弗林（Michael Flynn）。弗林是美国退役的三星将军，通过著名说客保罗·马纳福特（Paul Manafort）的引荐，成为了特朗普竞选团队的国家安全顾问。
弗林公开表达对希拉里·克林顿的厌恶，使他在特朗普支持者中极受欢迎。与此同时，他的咨询公司Flynn Intel Group也吸引到新业务，例如土耳其裔美国商人Kamil Ekim Alptekin控制的荷兰公司Inovo，该公司与土耳其政府的高层人物有联系。
2016年8月，Alptekin的公司同意支付弗林的公司超过50万美元，以调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主要政治对手居伦。居伦是当时住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土耳其伊玛目，被埃尔多安指控策划了当年夏天的事件，尽管这一指控始终未得到证实。
在这项努力中，弗林聘请了科尔托维奇，试图说服美国将居伦引渡回土耳其。在2016年11月8日选举日当天，科尔托维奇的公司利用其在媒体中的联系，在《国会山报》上刊发了由弗林撰写的意见文章。
在这篇社论中，弗林没有透露，他对居伦的批评正是在他接受50万美元报酬，策划一场旨在帮助土耳其总统的影响力运动时发出的。而且，弗林也没有按照美国《外国代理人登记法》的要求，在司法部注册为外国代理人。虽然这一点当时并未引起注意，但弗林未能进行此类披露，最终证明是灾难性的。
特朗普当选后，科尔托维奇努力加强与特朗普白宫的联系。11月中旬，他在“国会山之家”又举办了一个“庆祝选举”的聚会。除了常规的记者和工作人员，客人还包括与特朗普有联系的几位人物，如特朗普总统竞选团队的幕后人物尼克·欧文斯（Nick Owens）、特朗普未来国务卿蓬佩奥的助手帕特里克·弗莱明（Patrick Fleming），以及弗林的商业伙伴比扬·基安（Bijan Kian）。凭借这些同特朗普的联系，科尔托维奇计划再签订一些新的客户和项目。
在弗林即将成为特朗普的国家安全顾问时，科尔托维奇也获得了俄罗斯最大国有银行联邦储蓄银行（Sberbank）每年5万美元的合同。Sberbank在2016年与波德斯塔断开关系后，决定在2017年1月聘请科尔托维奇。第二个月，科尔托维奇帮助埃塞俄比亚达成180万美元的年度协议，承诺阻止国会通过一项谴责该国“侵犯人权行为”的决议。
根据前特朗普竞选助手尼克·欧文斯的说法，科尔托维奇甚至向阿尔巴尼亚总统提议，如果支付100万美元，他可以安排总统与特朗普合影，从而获得特朗普支持的表象。尽管这一提议没有付诸实践，但其他游说从业者也对科尔托维奇的大胆行为感到震惊。
随着海外客户名单的增长，以及包括波音、高盛和Quicken Loans在内的美国大公司客户的加入，科尔托维奇重获成功。随着特朗普掌控联邦政府，科尔托维奇展现出了一种“成为华盛顿内部圈子核心”的信心。
2017年1月，他与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罗伊斯在华盛顿市中心的BLT Steak餐厅共进晚餐。同月，科尔托维奇出现在面向青年高知群体的SiriusXM卫星广播节目中，介绍了自己推进客户在华盛顿利益的独特方式。他在节目中解释说，举办晚宴聚会“可以与政府官员交流，实际上能传达一些观点”。一位资深的华盛顿记者对此表示赞同：“我认识的一半人都来自这些的聚会。”
9 后记：K街“风云人物”的近况（截至2024年初）
游说业传奇大亨汤米·博格斯（Tommy Boggs）被安葬在华盛顿特区的国会公墓，这个小墓地坐落在阿纳科斯蒂亚河岸边，距离国会大厦大约两英里远。他的墓旁竖立着一块纪念石碑，纪念他已故的父亲、前众议院多数党领袖黑尔·博格斯（Hale Boggs）。每年，在汤米逝世的周年纪念日，他的许多老同事都会聚集在棕榈餐厅，回忆往事，共同举杯缅怀。
2023年3月，保罗·马纳福特（Paul Manafort）同意支付超过300万美元，以解决司法部对他未申报二十多个海外银行账户的民事诉讼。这些账户是他多年前在乌克兰工作时所持有的。马纳福特的律师向媒体表示，尽管他的客户可以选择在法庭上抗争，但马纳福特更希望摆脱与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Robert Mueller）的纠缠。律师表示，“保罗已经放下过去”。
早在2022年，CNN从一组丹麦纪录片制作团队那里获得了一段视频，显示特朗普的长期顾问罗杰·斯通（Roger Stone）在2020年选票统计前就开始讨论如何质疑选举结果。“去他的投票，直接上暴力吧，”斯通曾这样说。这段视频后来被提交给国会，作为调查2021年1月6日国会大厦暴力事件的特别委员会的证据。
游说行业传奇“布莱克-马纳福特-斯通”团队的另一名成员查理·布莱克（Charlie Blake），在原团队解散后成立一家新的游说公司，并担任主席直到最近。其公司最近改名为“Prime Policy Group”，曾为包括AT&T和联邦快递在内的众多企业客户提供服务。2010年，他被选入美国政治顾问协会的名人堂。与前伙伴不同，布莱克对特朗普持批评态度。
在原公司解散约四年后，托尼·波德斯塔（Tony Podesta）在2021年底重返游说行业，为某电信巨头提供帮助，赚取100万美元收入。他还为保加利亚的一家石油天然气公司和利比亚政府提供游说服务。2022年5月，美国国家艺术馆将他列为最大捐助者之一，将他的名字刻在大理石墙上。2024年初，他以820万美元的价格出售了他在华盛顿的豪宅。
埃文·莫里斯（Evan Morris）去世后，他的遗产在多方的和解协议下被瓜分。他的遗孀卖掉位于弗吉尼亚的房子，带着孩子们离开华盛顿，重新开始教学工作。
与此同时，托尼·波德斯塔的前妻希瑟（Heather）现在经营着华盛顿第五大游说公司Invariant。2022年，公司收入达到3800万美元，客户包括苹果、家得宝和SpaceX等。近年来，她在加州度假小镇圣莫尼卡购买了一处价值770万美元的山间小屋，并在2023年秋天再婚。
*文章摘自2024年新书《K街之狼：大金主取代大政府的隐秘历史》（The Wolves of K Street: The Secret History of How Big Money Took Over Big Government）第20章和尾声，文章有删节，小标题为翻译者自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