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5年前首次出版两卷本《现代资本主义》，而现在的第二版，只要看一眼目录便可知道，这是一本全新的著作。原书的材料这里采用的还不到十分之一，即便是这一微不足道的部分大多也采用了全新的思路架构。我之所以还保留原来的书名（我并不太喜欢这一书名），实因要借此表明本书所论述的基本问题，仍同从前一样，即一个根本问题及其相关的一系列基本思想。此外，从内容上讲新版也是一本新著，阅读本书的人看过第一章，便可以察觉出来。至于本书在新的形态下所承担的任务，我不想在此序言中加以说明；因为我已经在第一卷第三章中作出表述。相反，我想在本书的开端便向读者解释两点：与第一版相比，新版的重要差异之处；以及我在本书中试图就其科学特质所采用的观点，抑或换言之，我在本书中对事物所采取的立场。第一，新版在材料上有了很大的扩充。第一版对历史发展仅有片段的记载，新版则力求展现欧洲各民族整体经济发展的一幅图景。因此，我现在的阐述是从加洛林时代（Karolingerzeit）开始直至现代，其中尤其是对早期资本主义时代，例如16、17以及18世纪给以特别详尽的表现，而第一版对此几乎全然忽略。我在阐述中的取材主要来自以下各国的经济生活：意大利、法兰西、大不列颠、瑞士、荷兰、德国和奥地利，至于西班牙、葡萄牙、斯堪的纳维亚和俄罗斯则很少进入我的观察范围。而欧洲各国在亚洲、非洲及美洲的殖民地则理所当然地值得关注。同样，各卷在材料上的分配也和从前不一样。现在的第一卷除了概念上的导言之外，还包含对前资本主义的经济和现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基础的阐释，第二卷则描绘了早期资本主义时代的经济生活，此卷内容丰富广泛，全然是重新写就的。此后出版的第三卷应当描述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资本主义的完成。第二，第二版在架构上亦不同于第一版，其构造要复杂得多。这并非一种“即兴的升高符号”，而是一部严密对位的交响乐，旨在激励读者投入更多的心力。第一卷第二十章试图通过复杂的对位处理提供一种透视。倘若这种处理材料的新方式会被斥为笨拙及条理不清的话，那么至少本书还能避免被批评为轻率且无思考的一类。在判断上，这样的批评坚持突出唯一一点，并对全书处以类似如下的点评：此书为一部“地租论”。而我本人更为渴望的是，在研读过本书之后读者留下的最深印象是，生动地感受到围绕现代资本主义起源这一词语所包含的极为广博的问题。自今以后，倘若凡是在青草地上建造的资本主义“发展史”——如同弗利茨·格利希（Fritz Gerlich）新近的著作那样——变得不可能，而如著名的历史学家冯·比洛（v. Below）那样公然将一些轻率的冒进行动称许为“一种有益工作的赞歌”那一类事情更不可能出现的话，我尤其会感到满意。在近来的著作中我以一种自觉的专断凸显出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方面，对于此种方法人们却从根本上予以否定；他们摇晃着聪明的脑袋，开始怀疑一位作者的理智：此人今天讲城市地租，明天又是贵金属生产，后天则是犹太人，然后是奢侈，继而再谈战争对于现代资本主义产生的作用。然而他们丝毫没有察觉到，这里涉及的只是部分的研究；他们没有看出，我运用这种探照灯方法，目的无非在于让读者的视线每次集中在问题的一个方面，以便在一段时期集中精力去研究这一类别的问题。现在我将这些单条缝制的线索组织成一个整体，从而指出，并非仅仅是我所认定的那些，还有更多的势力参与构造了现代资本主义。第三，在方法上，第二版尽可能地避免第一版那种也许是最糟糕的缺点（附带说一句，批评家无论怎样严厉地指责我，却没有一位察觉到这一点，只有马克斯·韦伯在私下的谈话中曾多次指出过），即将理论的与经验实证的考察方法不可容忍地混合在一起。这一缺点在论述手工业的章节中格外明显，但是其他地方也令人不快地时常出现。现在我论述每一单个问题时，主要关注的是将理论的部分与经验的部分加以分离，并将这种双重考察的做法严格地贯穿在全书之中，对此，我在导言的第三章中还要详细说明。我极为重视这一更新，并同时希望在方法论上能够因此推动我们的科学进步。由此，我又要提到在序言中论述的第二点：本书（及其作者）对国民经济学的各种“趋向”或“学派”或“方法”所采取的立场。今天倘若还有人只知道将我们的学术趋向划分为“抽象理论的”和“经验历史的”学派，那就没有办法了，他会站在本书的对立面。因为，纵然他有着最良好的意愿，也无法从中分辨出两个“学派”或“趋向”或“方法”中的哪一个。今天，凡是想遵循新路径的每一种社会科学工作都是如此。这本不足奇，因为在我们看来，“历史的”与“抽象的”国民经济学之间的对立业已、抑或应当失去一切意义和一切作用。现在如果还有一些狭隘的天才青年国民经济学者在我们的科学工作中提出诸如什么“理论的”趋向，有意识地与“历史学派”所代表的研究原则对抗，那也无非出于某种因袭关系，将“理论”这一概念强行限制在研究一种纯粹是特定的系列问题上，这些问题旨在维持与发展科学研究中所谓的“经典学者”建立的概念模型，以及凭借此种概念模型去维护与发展那种采用孤立的方法所提出的诸现象（正确的思想进程）的“规律性”。现在对于这种所谓的“理论”——尤其是抽象且孤立的方法——的价值，无人能比本书的作者评价更高。谁肯下功夫去研究，便会发现本书在无数的节段采用了这一方法：例如他翻阅第一卷第三十三章，这一章完全是按照这一方法写就的。然而，迄今被称为国民经济学的经济生活中的社会科学，其本质与内涵已经在这种抽象与孤立化理论之中遭致枯竭，抑或仅仅是：着手这样的构造成为此项科学一种类似于独立考察的部分，在我看来也是决不能容许的。谁若是相信这样，那就等于将一位只会计算建筑材料承载力之类的人称为建筑师，而究其实此人仅仅只是一位从事某一工种的劳动者。同样，在国民经济学中仅仅从事抽象工作的孤立论者也不外乎是一位从事零部件制造的劳动者，恰同他的对立面——一位仅仅搜罗事实的研究者——一样。唯有将二者结合在一起才能构成科学的国民经济学的整体，我们现在看来这完全是自然的；至于“理论”与“经验”二者的关系犹如同一物体的形态与内容一样，确定这一点，几乎是十分平常之事。（将第一卷第三十三章和第三十五章加以对比，就会特别明白我的意思：第三十三章采用了孤立法来确定货币的价值与价格之间在“理论上”存在的“规律性”，而第三十五章则运用这一模型探讨了一定历史时期贵金属生产与价格形成之间的实际关系。）其实，早前所谓“历史学派”的领军人物已代表了这一主张；在我这一代所有那些为我们的科学研究注入活力的学者中，这一主张在今天已占主流。而他们中间无一人能被冠以那种陈旧的“理论家”抑或“历史学家”的称号；正如年轻一代有才华的代表人物一样，他们理所当然地都是“理论家”与“史学家”。本书同样也是理论的与历史的。在我们这一时代的研究趋向中，一个特点是重新强调“理论的”问题（在其他科学中如此，在社会科学中依然如此）；人们直截了当地将此称为“理论兴趣的复兴”。这是不无道理的。不过，就我们的科学而言，不可将“理论”这一名词限定在上述的狭隘范围之内。对国民经济学来说，倘若“理论的复兴”意味着一种新生、一种进步的话，那么，这种进步的代表人物肯定不是那些坚决高举“抽象的”研究旗帜的个性强硬人士。谁在发展李嘉图（Ricardo）的公式中（我愿再次强调说明，我认为此等公式很有用、很有效能，不过前提是需要知道这些公式有限的认识价值，尤其要知道，只有在按照历史特征划分的经济制度范围内，一切抽象论与孤立论才具有一种意义），我要说的是，谁在维护并发展这种概念模型中看到我们的科学任务，谁就毫无疑义地可以——倘若他还有才干的话——成就一番有益的工作；不过，他并不是一位革新者、一位有活力的人、一位改革家。毋宁说他是一个模仿者。人们所称的现代理论的复兴——和一种哲学的复兴同时发生——完全具有另外一番意义。就研究现象的“意义”、研究认识的“意义”比先前更为兴盛而言，我们的时代变得更为哲学化。但是，就概念的清晰、材料系统的梳理尤其对个别知识的综合又比先前更为注重来看，各种领域的科学以及社会科学则更为理论化。零星分散的研究结果需要综合地归纳，我在这种需要中真正看出我们时代的特征。持续不断增加的材料堆压在我们的胸口，最终形成一种难以承受的压力，并且迫使我们力求在可能的情况之下加以摆脱。倘若我们并不愿意抛弃一切“科学”，逃往“远方”，剩下的唯有尝试唤醒死的材料，采用有序、系统的分类法赋予它们新的活力，并加以运用。除此之外，别无他途。我亦愿此书能够作为这样一种精神解放的尝试，因此抱以特别的兴趣来注意概念和系统的构成，并借此掌握与用活材料，这些材料正是多少世代勤勉搜集而成的。本书（以及类似、性质相近的书）中所显现的科学依旧为“国民经济学”，或是毋宁为社会经济学，抑或什么类似的说法，这种围绕词语的争论显属无聊。正确地说，这一科学有别于50年前被曼彻斯特学派（Manchesterschule）的代表人物所命名的国民经济，即那种不堪历史或哲学重负的学科，而是为着日常状况去处理日常经济问题（多半是商业问题），亦即那种常识性的问题，那种从市场到市场、从实践到实践的科学，或是那种生意经，也可以被称为商会秘书的国民经济学。我绝非要去质疑这种极为有用的日常市场学问。现在我所竭力主张的纯粹是人类的经济科学。那种商会秘书国民经济学充其量只是经济学广大范畴内的一种，而且这类技能性学说的数量在愈变愈多。此外还存在着一种科学，这种科学认为经济生活应该被归入人类社会巨大的相互关联之中并将此视为己任（这只有在历史的哲学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这种科学才是一种真正的科学。我们无法同意将人们至今称为国民经济学的科学重新置于它在50年前的地位，因为德国的大师——无论是所谓的“历史学派”，还是什么社会主义流派——都已开启了他们的改革之道，他们的基本成果应该是我们不可丧失的财富。我的著作不为某个政治的、经济的或者社会政策的党派服务，对此其实并不需要特别明确的强调。这原本不言自明。现在有一种不良的征候，令人想起美国的状况，而近几十年以来在德国也已出现，人们对于科学界代表人物的区分并不根据他们的科学方法与成就，而是按照他们的政治观点。倘若从那些代表实际利益的人物来看，这原本不无道理，因为他们这一类人本来就不需要知道何为科学。但学术界也陷入这种无聊的境地，则是令人高度担忧之事。我以为，只有那些毫无见地且内心并无科学的人才会在评判一位科学人士时如同参加国会选举一样提出什么“亲近企业家”还是“亲近工人”如此之类的问题。倘若我对支配本书观点的表述并不完备的话，也不再想用一句话来表明我对历史研究与历史学家所采取的立场。在专业的史学家圈子里，将本书第一版文本视为一部拙劣且错谬之作，这就足以说明一切。史学家们在其否定的批评中相当大部分不无道理。第一版各处包含着恶劣的错误，必定让他们采用各种凶猛且激烈的方式来加以反对与排斥，因为他们习惯于彻底绵密的手法并且在历史学家的一种严格的学派中发育出来。我希望，第一版中那些缺憾在第二版中大部分已消除。但是我并不承认史学家们那些否定的批评全然有理。倘若他们在批评中避免一种充满敌意的腔调，对于事实当然能有所裨益。不过，对于许多公开批评本书的史学家，我所责备的并非这种腔调。学生要保持先生开启的论调，实在义不容辞。一位年轻的博士生研究一年经济史问题，时常在他的小册子不为人注意之处向我表示，他“自然”不想和我的观点发生丝毫关系。这令我几乎兴奋起来，让我看到某些大学的良好风气。（其实这些观点对他撰写论文还是常常有用的。）然而说到底，这毕竟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许多史学家拒绝认可我在书中所运用的历史表现方式，亦即我的结构论与概括论方法。对于这种见解，我想提请注意的是，探寻历史的世界显然有两种可能性，或者问：曾经发生过什么，或者问：曾经重演过什么。就事件的唯一性来看，可称前者为特殊历史，就事件的重复性来看，可称后者为社会学问题。总之，二者皆有道理，所有的历史编纂都可以采用这两种提法。按照考察的对象时而可以注重这一提法，时而注重那一提法。传记与状况史表现的是最外表的对抗。在经济史中，这两种方法都可使用。但这里也不存在着非此即彼，只有一种“不仅……而且”。必须强调的是，在历史和社会学的研究中需要特别厘清一些特征之时，不仅需要有益的经济史作为补充，而且完全需要将其作为基础证据。只有确定哪些经济现象具有普遍性，亦即可以重现的，才可以有把握地表明我们所考察的问题的特殊性在哪里。本书的特点就在于将经济现象的普遍性问题一直扩充到可容忍的最大限度。这种限度系由南欧与西欧民族——他们自民族大迁徙以来就是欧洲历史的代表——所构成的文化圈。仅就这一点来考察，前述问题又是一个特殊的历史问题：只有一部“现代资本主义”历史，而没有一部通用的资本主义历史。在这个曾经存在过的文化圈内各民族的每一种特点皆已被忽略，这里不禁要问：哪些导致现代资本主义形成的经济现象是欧洲各民族所共有的？我不仅认为这一提问完全有理，而且如同我曾经的说法一样：弄清楚经济发展中欧洲的这些普遍特征，是在探讨那些较小群体的经济命运时有望获得丰硕成果的必要前提。我的著作并不排除特殊性研究，它可以涉及一个整体国家，也可以是一个单个的乡村：相反，这样的研究才能结出硕果。人们只有在通晓欧洲经济史之后才能够撰写德意志、法兰西、英格兰等国的经济史。一位数学家将各种数值中反复出现的字母导出并置放在一个括号的前面，所以他不会讲ab+ac+ad……而是讲a（b+c+d……）， 因此我也采用同样的办法，从欧洲所有的经济史中——它们都是欧洲与各国自身特性的产物——发现欧洲的音符，并且在其特殊的形态中加以追踪。每一位历史学家经过深思熟虑后，必定会在狭义的历史研究之外认可这种方法。此外他的确必须明白另外一点：解决一个问题——如同我曾经提出的那样——需要运用一种科学的工具，当然历史学家在解决他所熟悉的问题时并不一定要用它。这种工具就是经济生活中系统科学的灵巧模型。只有对全部科学材料进行深入的钻研，才有可能发现诸现象中最为普遍的联系。唯有一个理论上受过全面训练并且尤为熟知现代经济生活的国民经济学家，才能够撰写现代资本主义的起源史。当然，这可能也是一位历史学家的专业行当。可惜的是，尤其是在较为年老的历史学家圈子内这种观点还没有被普遍接受。否则就不会发生下面的事情，即如著名的历史研究学者亨利·皮伦（Henry Pirenne， 于1913年伦敦史学家大会上）在全球专业同行面前作关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演讲，其中暴露出他对此竟然一无所知，令人震惊。近几十年来一切辛勤耕耘的思想结晶在这位学者面前全然无踪无影，面对我们花费三十年的时间冥思苦想的问题，此人却表现出一种孩童般的天真态度。此种类型的经济史学家必须消失，否则我们不能前进。实际上，他已经一半属于过去的时代，这可以从各国一些青年经济史学家的研究中反映出来，对于我们提出的问题，这些著作并不是宽宏大量地置之不理，而是从自身的立场出发，凭借着热忱与专业知识加以抨击。我坚定地相信，像我这样的工作对于后起的一代——史学家亦如此——非但不是无用和错误的研究，而且对于他们自身狭义的经济史研究也是一种必要的补充。我终于需要提到比较不那么重要的一点：我的引证方式。这也遭到众多批评家的反对（我的书中有什么不被反对！）。人们所提出的种种疑虑为我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会，可以简短地介绍我的引证方法。首先是引证的分量，有人称引证太多，书中堆积了太多“死材料”。对于这种批评，我的回答是，我本人并不知道堆积着“死材料”，并且相信，我的每一引文都是活生生的。如读者所见，我的几乎所有引文都是来自原始资料，即便是经过文学加工的材料也是如此。只有在例外之处我才会引用其他学者的观点，这并非出于轻视，只因我想在我的著作中尽可能地排除一切争论，就我的经验来看这些争论毫无用处。但是，那些原始引文我则大量征引，而且尽可能地是原文，目的是让这些列出的现象铭刻在读者的心里，并且深刻体验列举的这些个别案例。我要持续不断地将现实生活中最为透彻的图景呈现在读者的眼前，唯有如此，才能让人们不至于去厌恶极端的一般化。我所殚精竭虑的是从最为内部的特殊性中推导出最终的普遍性。为此，我必须给出完全具体的见解，借以确定完全普遍的特性。因此，大量充实的资料必不可少。此即引文数量常常繁多的缘由。另一种人认为我的引文太少，亦即这一处或那一处没有指出参照这种或那种著作及原始资料。对此我并不认同，因为我完全清楚自己并没有掌握应该考察到的全部文献。鉴于研究的领域甚为广博，这也是非常困难的。若是有人向我指出，我在此处或彼处忽略了一件重要的文献（前提是，此原始资料可以在一处重要的地方矫正我的研究成果），对此我会不胜感激。相反，倘若已经提及12种著作，还剩有也许并不那么重要的第13种著作没有提到，而这一种恰为批评者所掌握，我则以为在这一点上纠缠就未免吹毛求疵，而这种办法往往是有些批评家，甚至是有名的批评家所乐于采用的。此外，在探索问题（本书亦属此类）时，原始引文的完备性并不是强制性举证的一个必要条件。还有些人认为本书的一个弱点是，我只引用原始资料的印刷文本，而不指出其还有手抄本。我对他们的回答是，倘若我沉迷于档案的搜寻之中，本书就一定不会完成。欧洲经济史的许多问题至今还很模糊，而且只有研究档案才能使之明朗，这无疑是正确的。不过，现在依据印刷本原始资料已经可以完成一种清晰的整体概貌。必须先有这种概貌，以后的研究才能获得更为丰硕的成果。我想，阅读一下本书就会证明，只要精心钻研现今的印刷本原始资料，就会获得何等丰富的新启迪。围绕着我的引证方式与方法还存在着众多怀疑的喧闹，即我的引文是否由自己找到，而不是从其他著作里借用。对此，我的说明是，一种范围甚广（历史学家亦如此，并且恰恰是在他们中间）所喜用的惯技，是从其他作者处抄录引文，而不说明是借用。我始终认为这是对知识产权的一种窃取。人们从他人处参考一段引文，本来应当加以说明。但这一点终究不能实现。然而，纯粹从科学的规矩来看，必须力求一点，即在引用每一处材料时，亲自用原文来加以对比（在无法获取著作时，可让一位学生或好友来查对）。我在撰写本书时，亦将这一原则奉为准绳。另一类同样不良的习惯在学术界也蔓延甚广，即在其文献索引中列出的著作，作者却并没有看过。就我们现今的图书索引技术而言，随意开出长串的书目，并非难事，但这却只能让门外汉以为博学，而内行人则会将此视作抄袭，因为书目本就源自其手。对于如此的不良行为，应当采取一种默认的规范加以遏制，即：当人们并不充分了解引用这本书究竟有何用处时，就不要将此书列入文献索引之中。就我的经验而言，只有当文献索引中的书目同时包含相关的导言，才会对读者，尤其是初学者有益。正因为如此，我倾心于尽可能地对每一种引用的著作附上极为简短的说明，以便于读者对其中的内容多少有点概念。有些批评家对本书中的个别部分加以指摘，我会在本书的特别之处就此作出一些事实上的阐释，并以为这样的做法较为适宜。然而，花费精力去研究我的思路的批评家，则为数不多。为着这种事实的利益之计，我希望，针对第二版这样的批评家人数能够增多一些。而大多数批评家不知是缺乏好意，还是没有理解力，对本书丝毫没有重要的议论。姑且假定他们是在否定本书罢。我愿将老歌德的话写给他们作为座右铭：“面对批评，人们既不可阻拦，也不可抗拒；对此必须挺身采取行动，如此方可使其渐渐消停下来。”一种可资慰藉的意识是，在科学领域凡是批评甚嚣尘上之处，生命的泉源便极少喷涌，凡是精神上生气勃勃，便没有任何批评，即便最为敌意的批评能够予以摧毁。【内容简介】
《现代资本主义》是维尔纳·桑巴特所著的一部深入剖析现代资本主义起源和发展历程的著作。全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回顾了前资本主义经济，从加洛林时代起，探讨了自足经济、手工业经济时代，以及向交换经济的过渡。下编则聚焦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基础，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形成，以及国家、军事、重商主义、工业与商业政策等方面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书中还讨论了技术进步、贵金属生产与运动、市民财富的形成、物品需求新形态以及劳动力获取等多个维度，为理解资本主义提供了全面的视角。
【作者简介】
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 1863－1941），德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历史学派”最后的代表人物，20世纪早期欧洲大陆重要的社会科学家。桑巴特曾和马克斯·韦伯一同参与创立德国社会学会的工作，并合办了《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杂志。他对社会学理论的主要贡献集中在经济社会学和宗教社会学领域，并借用马克思的观点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社会结构，特别是阶级结构和资本主义精神。桑巴特一生著述甚丰，代表著作有《现代资本主义》等。
【目录】
第五时期从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初期（1545至1620年左右）第一节犹太人在早期资本主义时代作为企业家的主要成就五、 货币借贷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