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
南与北[1]
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一个热门的题目是对“国民性”的讨论。这个讨论，较为一般人熟知的是从文化与国民心理的角度出发，少为人注意的是生理与地理的角度。前一角度多半离不了对儒家性质的研究，对专制主义或权威主义人格的批判，导致“全盘西化”或“东西文化整合”的结论。这些无疑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惯常的论述。后一角度，则会将批儒、崇儒、传统、西化等问题变得无关宏旨。
从清末至五四时代，在西方直线进化的观念传入中国之同时，“种族退化”（racial degeneration）的学说也跟着传入。从人种的角度看问题，假若把中国几千年演变至今的种族看成是一个退化了的人种，那么，不论实行的是儒家还是社会主义，都会朝着不良的方向变质。种族理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曾经在中国流行过。这类理论的漏洞很多，而且因纳粹德国的失败而失去信誉，成为自由主义学者忌谈的禁区。
然而，中国近现代史上出现过的种族理论，作为历史，仍有研究的价值。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还出现过种族理论与南北地理观结合的学说。至于用南与北的角度谈中国命运的，在改革开放年代又重现于《河殇》这部电视政论片里。时至近日，南北论似乎有衰竭的趋势，为发展了的东部和落后的大西部的对立所取代。南北论的话语支配了中国的思想界达一个世纪，似乎到了把它归档的时候，也出现了做一篇“南北论源流考”的时机。我们从产生学说的历史背景开始谈。
[1]本文最原始的核心是曾在香港《二十一世纪》总第10期上发表的《中国区域发展的差异：南与北》，后来演变成2002年出版的英文书The Chinese National Characrer:FromNationhood to Individuality中的第五章。这次改写和两者都不尽相同，长度介于两者之间，章节加以重排，也包含了一些新材料。
汉满矛盾变成南北对立
在建立现代“国家”之前，中国原本系一统“天下”，因此各地域之间的差别就特别显著，尤其是华南与华北，简直有点像南北两个半球的对比。到了近代，虽然出现了一致对外的要求，但南北之间的歧视仍然很强烈。这个地域观念在清末的改革和革命运动中至为明显地表达出来。
1897年，湖南的维新派成立“南学会”，梁启超视之为议院的胚胎。一方面，维新派认为它是古代“封建”理想的再现，用来制衡中央集权，另一方面，也可视作现代式“市民社会”的萌芽。[1]但从学会的名称上看，维新派显然认为改革的原动力并非来自保守的北方。这或许是从革新的立场看问题。但即使不采此观点者，也可看出在清末南北已经势成水火。在1904年，一位政治评论员认为：
成为千古未有之奇祸者，则莫如今日所谓南北之见是已。夫今日之世，孰不察其为南北争权是世也哉。上而宫廷，中而执政，下而群士百寮，其行事之间，出言之顷，皆隐若有一南北之见，亘于其中，而近日所传政府将有取于中央集权，质而言之，实即南北争权之明证，所谓以南方之财，练北方之兵，其朕显然，固有终不可讳者，此其为害，亦烈矣哉！
他把当时朝野的所有争执溯源至光绪初年朝廷南北两派重臣之争，“而南北之分一变而为满汉之分，再变而为帝后之分，于是推之于外交，而有［亲］俄［亲］日之分，措之于政见，而有新［政］旧［政］之分”。南北仇视又因清朝政府在最后几年实行现代化“中央集权”进一步恶化。[2]
该论者把当时隐伏的危机看得很透彻。庚子之乱（1900）后，清政府的现代化措施是朝着“中央集权”的方向，如统一军权、铁路收归国有等等，尤其是“以南方之财，练北方之兵”，引起南方诸省的不满。慈禧太后去世（1908）以后出现的皇族内阁，在汉人眼中又变成排汉的满人反动。反满运动很自然起于南方。早于1903年，陈独秀在安徽即拟成立一国民同盟会，以“联络东南各省志士……庶几南方可望独立”。[3]1905年，孙中山在东京成立的革命同盟会，事实上也只包括东南和中南的广东、浙江、湖南三省的革命组织。1909年，革命派的文人组成诗社曰“南社”，标出“钟仪操南音，不忘本也”。[4]一位美国学者指出：对革命阵营的国粹派和南社来说，江南不只是一个地理名词，它也具有“超时间的美学或道德意义”，长江变成了一道“严夷夏之防”的天堑。[5]
华南是否汉族意识较华北为发达，姑且勿论。也有人从南北秘密会社性质之不同，来论证华南利于接受新式的革命。光复会的陶成章即从这个角度出发，说出有南北两种对立的政治文化，以及它们对革命事业的利与弊：
中国有反对政府之二大秘密团体……一曰白莲教，即红巾也；一曰天地会，即洪门也。……凡属长江以南，俱属南部，称曰南方；凡属黄河以北，俱属北部，称曰北方。南方之人智而巧，稍迷信，而多政治思想；北方之人直而愚，尚武力，而多神权迷信。……故白莲之教，盛于北，而洪门之会，遍于南。其间唯江北之地，接近黄河流域，遂兼有南北风气，教与会并著。……盖教盛于北，而不盛于南，此实由南北人思想不同而然，非可强合也。……［教］以用术愚人第一要义。政体尚专制……虽相隔数千里，可以遥制之，故主教能首倡起义，则其徒之响应也必多……惟用迷信……故多能保守秘密……洪门借刘关张以结义……既崇义气，力求平等主义，故彼此皆称兄弟。政体主共和，同盟者一体看待……故党势最易扩张……然各山堂分峙，虽有交通，不相制约……故不能保守秘密……职员之组织法，全系军国民制度……为白莲教之所不能望其肩背……若论运动，则开通教门也难，结连党会也易……若论运用，则驾驭教门也易，而驾驭党会也难……若论形势，教门之徒，迫近京师，然教通海口也难；洪门之党，易通海口，然其隔京师也颇远。现今之革命党，亦交接洪门者多……[6]
革命运动的组成基本上是会党、新军和知识分子的三结合，由后两者为革命运动提供了“现代化”的因素。1911年的辛亥革命果然采取南方各省向北京宣告“独立”的形式。中国之南北形同敌国，日人桑原骘藏也作如下评论：“中国的北方人民，对于异族，不很排斥……元末所起的反乱，清末所起的革命，都是从南方爆发，以南方成功的。”[7]
[1]Prasenjit Duara，Rescuing Historyfrom the Nation：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Modern China（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5），pp.154—156.
[2]未署名：《论南北之成见所起》，载于光绪三十年七月三十日至八月初六日《时报》，收入《东方杂志》第10号（1904），第233—241页。
[3]陈万雄：《新文化运动前的陈独秀，1879—1915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29页。
[4]转引自陈敬之：《首创民族主义文艺的“南社”》，台北：成文出版社，1980年，第2页。
[5]Laurence A.Schneider，“National Essence and the New Intelligentsia，”in Charlotte Furth edited，The Limits of Change：Essays on Conservative Alternatives in Republican China（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p.86.
[6]陶成章：《浙案纪略》，收入柴德赓等编：《辛亥革命》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第99—100，106，110页。
[7]桑原骘藏著，杨筠如译：《由历史上观察的中国南北文化》，《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第1卷第2号（1930年4—6月），第301—302页。
民国时代的南北战争
辛亥革命造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因此“中华民国”的成立乃由两方的协商而成。南北和议的地点是上海，结果是清帝逊位，但大总统一职必须让给袁世凯。南方虽然成功地发动了革命，其果实却被北方的保守势力篡夺。袁世凯违背诺言，拒绝在南京就大总统职，死赖在北京，乃因为北方是他的地盘。袁的北京政府基本上无法征收南方赋税，因此袁势必重操清“中央集权”政策，对盘踞在南方的国民党势力用兵。1913年袁扑灭国民党的“二次革命”是北对南的一场胜利。但袁在1915年的帝制复辟，却被云南起义所打断，北方的统一尝试又再度被南方势力阻遏。
袁世凯死后，中国分裂为南北两个政权。1917年，孙中山为了对抗段祺瑞的北洋政府，在广州发动了“护法运动”，段氏抱武力统一的宗旨，对南方用兵，开始了另一回合的内战。1918年，北洋政府直系的吴佩孚攻克了长沙，但段祺瑞却让皖系囊括湘省。忿忿不平的吴佩孚因此提倡南北议和。[1]在徐世昌总统积极推动下，议和在上海举行，但举行了八次会议后至1919年5月破裂，盖受到巴黎和会与五四运动的冲击。[2]此时南北政府内部的分裂都明朗化，岑春煊把孙中山逐出南方军政府，待到1920年下半年，岑春煊也垮了台，遂单方面宣布解散军政府并宣布南北和平统一，但孙中山返回广州后，恢复军政府，并继续和北方周旋。[3]孙死后，广州的国民党政权发动“北伐”（1926—1928），推翻北洋政府。但国民党并未能真正控制北方，北洋残余势力还未消灭，日本蚕食华北的野心已露。因此，北伐以后名义上统一中国的只是一个南方政权，定都于南京，有效控制的地方也只是长江下游。
一位美国的中国史学家认为，国民党政权之所以选择南京，除了远离日本在东北造成的威胁，又比较接近华南革命根据地和华东的金融中心等考虑之外，还有很浓厚的地域偏见：“然而，国民党的动机里也包含对北京的强烈不喜。国民党一方面把民国的失败怪罪在该城及其居民的头上，并表示担忧，怕他们自己的运动会因与故都接触而被污染。甚至在要求该市市民支持国民党路线的演说中，国民党的领袖们仍禁不住谴责该城包藏满清、军阀和共产党的混合影响。”[4]
“满清”“军阀”诚然是保守势力，“共产党”却是革命势力，而其源起可追溯到在北京爆发的五四运动。在民国初年，北方的政治势力虽然保守，北京却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这是由于北京是首都，又是北大的所在地，全国精英云集的缘故。五四运动虽然起于北方，但到了6月，其中心已移到上海。北京虽然是现代中国激进的“新文化”形成气候之地，但到了20世纪20年代，上海很自然地成了文化激进主义集大成的场所。
南北相轻反映在1924年发表在《妇女杂志》上的一篇小品寓言中。该故事说一只苏州的猫随主人搬到北京城郊的西山，开始吃不到鱼，并发现北方的猫从来没听说过鱼，认为它们是“一群疯猫”，该猫自己则尽量“保持它‘南方猫’的文明态度”，后来它决定自己到溪水边去抓鱼，看到自己在水里的倒影，以为另一只猫捷足先登，遂纵身入水里和它抢，结果淹死了。[5]这里用两类猫反映出南方人看北方人是愚昧落后，但在北方人眼里，南方人则是虽文明而虚矫，到头来是聪明人为聪明所误。
北方的中心地位即使在滑落中，北方背景的知识分子仍存歧视南方文化之倾向。当中国的“性博士”张竞生堕落为江湖郎中，周作人认为这个演变是他从北京搬到上海的结果。[6]周作人说上海的文化是“买办流氓与妓女的文化，压根儿没有一点理性与风致”。[7]周作人的大哥鲁迅也视上海文人为“才子＋流氓”。[8]周氏兄弟其实是浙江人，但在北方住久了，而且曾是新文化运动的健将。周作人是源起于北京的文学研究会的会员。鲁迅的“才子＋流氓”则是暗指成立于上海的创造社。文化研究会和创造社之间的文人相轻，其实也是变相的南北之争。
当鲁迅挖苦上海文人的时候，他本人其实已经迁居上海。20世纪20年代末，上海明显地取代北京成为文化激进主义的前卫。云集上海的创造社和太阳社左翼文人提出“革命文学”口号，存心想取代上一个年代兴起于北京的“文学革命”。“革命文学”运动导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1930）。在20世纪30年代初，左联的精神指导瞿秋白即提出1927年以后的时代是五四的否定之命题。文化激进主义的重心虽然往南移，南北对立如故。1933年，由上海的苏汶和天津的沈从文发难，又爆发了一场南北文人相轻的“京派”和“海派”之争。[9]
显然，北伐以后，国家虽然名义上统一，政治与文化中心都有南移的倾向，而南北的敌对却依然尖锐如故。北方在南人眼中已变成了落后与混乱的同义词。极端的南方沙文主义可以广州中山大学历史教授朱谦之为代表。他在1932年发起“南方文化运动”，认为北方文化已经衰老，“要使中华民族不亡，唯一的希望，无疑乎只有南方，只在南方，即珠江流域”。[10]
从另一方面看，南京政府从未曾有效地控制北方。青年党的李璜在1929至1931年北上考察，觉得除东三省外，北方的生活程度大大不如南方。
更可忧者，是在精神方面，北人对于南人，在此次国民革命之后，怀着一种嫉视心理，革命而既以主义相号召，而要称作“北伐”，这足使北人感到南宋之对金人，把北人当着异族看待，何况更将北京改成“北平”呢！
李璜指出：北方对南方的离心很容易为日、俄两强邻所乘。[11]
日本侵略者确实把华北当作是一个特区，认为它将落入自己掌中的可能性大于归向南京。中、日双方之争夺华北，终于导致1937年的卢沟桥事件，中日战事全面爆发。但争夺华北者不限于南京与东京。中国共产党在华南失败以后，也辗转长征至华北。最后，中共以落后的华北为新基地，重建农民军，待日本势力在华北崩溃，苏联填补入东三省的势力真空时，遂掌握了各种有利因素，由华北出发征服全国。
[1]林桶法：《民国八年之南北议和》，台北：南天书局，1990年，第65页。
[2]林桶法：《民国八年之南北议和》，台北：南天书局，1990年，第158—160页。
[3]林桶法：《民国八年之南北议和》，台北：南天书局，1990年，第235—236，254页。
[4]David Strand，Rickshaw Beijing：City People and Politics in the 1920s（Berkeley，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p.10.
[5]张人权：《西山的猫》，《妇女杂志》第10卷第10号（1924年），第1606—1607页。
[6]Charles L.Leary，“Intellectual Orthodoxy，the Economy of Knowledge and the Debate over Zhang Jingsheng.s Sex Histories，”Republican China，vol.18，no.2（April），p.120.
[7]周作人：《上海气》，《谈龙集》，上海：开明书店，1927年，第159页。
[8]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296页。
[9]汤逸中：《“京派”与“海派”之争》，收入朱正编《鲁迅研究百题》，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48—455页。
[10]朱谦之：《世界观的转变——七十自述（二）》，《中国哲学》1980年第4期，第492—493页。
[11]李璜：《学钝室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165页。
“南北论”学术传统的形成
上述历史背景有利于了解近代以来学术化的南北论之兴起。这个论述并非始于近代，实源于传统的经世学派。梁启超在1902年作《中国地理大势论》，仍有经世学派谈“形势”之余味，但除此之外，其观点却是不折不扣现代化的。梁以中国大河流域皆东西向，因此造成南北的划分，各异其风俗，甚至造成不同的哲学、经学、佛学、辞章、美术音乐传统。中国历史发展的重心是由北而南：黄河流域是古代中国之重心，自宋以后重心则移至长江流域，“江浙固今世文明之中心点也”。身为广东人的梁启超却看好岭南：“自今以往，而西江流域之发达……此又以进化自然之运推测之，而可以知其概者也。”[1]
在1905年，与梁打擂台的反清之《国粹学报》亦连载刘光汉论南北思想文化自古不同的长文。[2]刘光汉即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培，他对中国愈到近代愈南盛北衰的看法，基本上与梁启超的相同。刘认为南北地位之转移开始于“五胡乱华”时代，而长江之水利便于黄河流域，也利于南方之逐渐发达并超赶过北方。刘进一步用南北文化气质的不同来重新解释先秦诸子百家、汉代的经传注疏、宋明理学、清代之考据学、历代文艺，甚至阴阳谶纬之学。
在梁启超和刘光汉的论说背后，或许也有日本的影响。日本的艺术评论家冈仓天心曾从中国南北不同的气质研究中国文化。[3]冈仓天心一类的思维可能也影响了曾旅居日本的王国维。后者在《屈子文学之精神》一文中提出：南方人性冷而遁世，北方人性热而入世；南方人善玄想，北方人重实行。故前者创造了富于幻想色彩的庄子散文，后者则导致了“诗三百”的抒情短制。他更重视人文背景的不同：“前者贵族派也，后者平民派也；前者近古派，后者远古派也；前者国家派，后者个人派也。”[4]
把中国化整为零为多元文明的看法，在近代实起源于梁启超，这个判断大致上是妥当的。梁把中国分为黄河、长江、珠江三个地区文明，酷似他在另一文中把欧洲也整整齐齐地分作三个分支：“拉丁民族，其全盛时代在过去；条顿民族，其全盛时代在现代；斯拉夫民族，其全盛时代在将来。”[5]后来，力主中国文化起源一元论的唐君毅摇头叹息地说：“近人因受西方文化之来源为多元观念之暗示，亦有论其为多元者。如梁任公先生极早即有中国南北二支文化思想之论……”[6]视其为始作俑者。
一般来说，斯拉夫民族的东欧地区除外，西方文化乃由拉丁民族与条顿民族组成，此一现象成为了中国南北两支文化论的模型。茅盾在其1929年发表的神话研究中，仿照西方希腊神话与北欧神话两大系统，把中国神话亦分作南北两系，并且连内容和精神上也去比附希腊与北欧的神话。[7]林语堂在1935年发表的《吾国与吾民》之首章即曰《北与南》，其中说：“华南人与华北人在气质、体质、习惯上之差别，其程度可能与欧洲的地中海民族与北欧民族之差异相同。”[8]
南北论又与其他的类型学结合。在20世纪40年代，李长之的一部研究古代史的著作也在古代中国看到周文化与楚文化的南北对立。似乎参照了尼采的“太阳神型”与“酒神型”二元对立说，亦可能仿照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学，李认为：“周的文化可说最近于数量的、科学的、理智的、秩序的。……楚文化和这恰可以作一个对照。它是奔放的、飞跃的、轻飘的、流动的……这两种文化，也可说一是色彩学的，一是几何学的。……简单一句话，周文化是古典的，楚文化是浪漫的。”[9]
“古典的”与“浪漫的”本来是曹聚仁用来形容现代文学里“京派”与“海派”的用语。由此可见南北论之贯穿古今。现代文学中的南北论，在20世纪40年代又为胡兰成重新提出：“北方文学的中心是北平，作品的风格比较深湛，来得静，而以上海为中心的南方文学则是活泼的，不免粗浅。”[10]夏志清在60年代用英文著述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还见用南北派别的角度看问题。夏氏用老舍代表北派，其特色为“个人主义的、率直的、幽默的”，用茅盾代表“比较女性化的南方，浪漫的、感性的、抑郁的”。[11]
中国文化到底是一元还是多元，对本文的关注来说无关宏旨。我们并不认为不该把南北两支文化比附为地中海与北欧文化，而是认为比拟不当的地方在于位置颠倒。西洋史自文艺复兴以来，地中海区即逐渐被阿尔卑斯山北的地区之发展所压倒。中国历史的发展却正好相反：近一千年是一部南方兴起、北方没落的历史。
这一点乃民国时代学者之共识。较著名的是丁文江的研究。他拿了二十四史上有传的“历史人物”，做了一个各省人才分布的统计，求证宋代以前中国文化的重心在北方，而“江苏、浙江两省在南宋以后，变成为中国文化的中心”。[12]做同类人才之地域分布的研究者还有朱君毅、张耀翔、潘光旦等，结论大致上与丁文江相同。[13]
傅斯年曾指出丁文江的统计有问题，因为他把民国的省份作为单位去统计历代的人物分布，误差很大。不过，傅指正的是丁的方法不够严谨，却并没有推翻近一千年来南盛北衰说。傅本人则提出“永嘉南渡前为‘第一中国’，隋唐以后是‘第二中国’”的理论，并认为“中国历史与中国人种之关系是很可研究的”。[14]
丁、傅等文皆写作于20世纪20年代，当时承世纪末的余绪，人种理论仍盛行，用人种解释历史很时髦。用“人才”的多寡来衡量一个地区的历史性升降其实是一种从优生学看历史的观点。从西方的世纪末起，优生学研究常运用人才的地理分布之统计去衡量各地人种的优劣。类似中国学者研究科举中举者的地理分布，法国学者也用巴黎沙龙（the Paris Salon）在1896年度颁布的奖状之地理分布论证：“萨伏依（Savoy）、阿尔卑斯的普罗旺斯（Alpine Provence）一带的崎岖高地、庞大的东比利牛斯（eastern Pyrenees）地区以及奥凡尔涅高原（Auvergne Plateau），与不毛的不列颠尼（Brittany）半岛一般，在艺术本能方面出奇地缺乏，艺术发达于法国所有的河流低地。”德国学者特赖奇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则对德国做出同类研究。[15]
[1]梁启超：《中国地理大势论》，《饮冰室合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饮冰室文集》之十，第90，100—101页。
[2]刘光汉：《南北学派不同论》（1905），《国粹学报》第2号，第8—10页；第6号，第1—8页；第7号，第1—8页；第9号，第9—12页。
[3]冈仓天心：《支那南北の区别》（1894），《冈仓天心集》，东京：筑摩书屋，1968年，第309—311页。
[4]引自杨东平：《城市季风：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北京：东方出版社，1994年，第23页。
[5]梁启超：《欧洲地理大势论》，《饮冰室合集》第2卷，《饮冰室文集》之十，第104页。
[6]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第4版，台北：正中书局，1982年，第2页。
[7]玄珠（茅盾）：《中国神话研究ABC》，上海：世界书局，1929年。
[8]Lin Yutang：My Country and My People（New York：The John Day Company，1935，revised in 1937），p.17.
[9]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香港：三联书店，1984年重印1946年版，第4页。
[10]胡兰成：《随笔六则》，上海《天地》月刊第10期（1944年7月），收入唐文标编：《张爱玲卷》，台北：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第173—175页。
[11]C.T.Hsia，A History ofModern Chinese Fiction，2nd edition（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1），p.165.
[12]丁文江：《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原载《努力周报》，摘录载于《东方杂志》第20卷第5期（1923年3月10日），第129页。
[13]朱君毅的《现代中国人物之地理教育与职业的分布》及张耀翔的《清代进士之地理的分布》皆载于《心理》第4卷第1期（1925）。潘光旦之《武林游览与人文地理学》收在他的《优生概论》下篇，重庆：商务印书馆，1946年。
[14]傅斯年：《评丁文江的“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1924），《傅孟真先生集》第1卷，台北：台湾大学，1952年，第96—102页。
[15]Ellen Churchill Semple，Influences ofGeographic Environment，on the Basis ofRatzel.s System ofAnthropo-geog-raphy（New York：Holt，1911），p.19.
外国人的“南北中国”说
西方人的南北中国论其实始于马可·波罗，他把华北称作“Cathy”，华南称作“Manji”。[1]到了近代，南北中国论作为一种学说，成为当时中外学人的共同看法。在上一节里我们已经提及艺术评论家冈仓天心，他可能是近代这类说法之最早者，并指出他可能是梁启超、刘光汉、王国维等人同类看法的灵感泉源。稍晚，日本的桑原骘藏也发表类似丁文江等人的观点：“魏晋以前，中国文化的中枢在北方；在南宋以后，中国文化的中枢，完全移于南方。”他也用科举“登科者的多少”，作为一个地区升降的“总风雨表”。他复指出：“中国北区野蛮的夷狄之侵入，和中国南区优秀的汉族之移往……足以解释南北盛衰的原因……”桑原的论点虽然和丁文江等同，但他的着眼点却是为日本的大陆政策服务的，因此他别有用心地指出：“北方人的血，混杂了许多异族人的血……所以中国的北方人民，对于异族，不很排斥。”至于南方，则“成为被夷狄侵劫所胁迫的汉族的避难所。……所以在南方攘夷保种的风气很强”。[2]
桑原的同胞，也是他的批评者内藤湖南于其《新支那论》（1924）一书中提出东亚文明中心转移的学说。他认为：在古代，东亚文明的中心在华北。明代以后，先前是非汉族地区的江浙变成了新的中心。目前，中国本部的中心似乎已转移到了广东——另一个前蛮族地区。但在现代，东亚整个地区的中心则转移到日本。内藤氏乃其自身时代的产品，因此很自然地用“世纪末”以来风行的文明没落论立论。在他心目中，中国在宋代已经达到了“现代”，因此在目前是处于颓废没落阶段，而现阶段的西方亦将步中国的后尘。这就让现代化较晚的日本去承担领导一个新的世界文明的任务。[3]文明中心由中国转移到非中国地区的说法便利于内藤把整个东亚当作一个单位，于是作为东亚文明母胎的中国遂被认为没有“建国”的必要，区内的政治领导权就不妨让给日本。
曾为德共党员的魏特夫（Karl A.Wittfogel，中文名曰“魏复古”），在其1931年的《中国的经济和社会》（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Chinas）一书里，也提供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南北中国论。他在整部中国历史里辨认出三个“农业生产中心”以及它们中心地位的转移取代：从西北到东北，再由北方移到长江流域。魏氏此说为冀朝鼎进一步发展，冀氏同时亦从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处抽取灵感。他看出中国的“关键性经济地区”从西北转移到长江流域，因此后一地区在水利工程方面逐渐取代了前者。[4]
在同一段期间内，魏特夫的同胞汉学家理查·威廉（Richard Wilhelm）亦云：“旧中国文化充分发展为一种北方的形态，和一种南方的形态……北方的文化形态配合于黄河流域。黄河的下游不能通行。愈近海滨，便愈加困难。所以这种文化似乎起源于大陆。要到后来，才达到东方与海。”[5]在本文后段将指出，这个说法就是后来的《河殇》之所本。
20世纪20—30年代流行地理决定论，西方学者所著的中国通史亦多从讨论地理开始。美国学者来德里（赖德烈，Kenneth Scott Latourette），在其1934年出版的《中国人：他们的历史和文化》（The Chinese：Their History and Culture）一书中，以《地理及其对中国人的影响》为首章。它强调华南与华北的截然不同：华北，尤其在内地，雨量不足，下雨也不均匀，冬天寒冷，而且还有风沙问题。“华北事实上逐渐延伸入真正沙漠状态主导的地区。”因此，华北种植季节较华南为短，常出现旱灾和饥荒。寒冷与风沙迫使人们长期处于室内，燃料的缺乏使人们养不成沐浴的习惯，凡此种种，与饥荒频盈，都对人们的健康造成损害。种植季节之短也使人无所事事，造成“士气的松弛”。至于长江流域和更南地区，冬天气温较温和，没有风沙问题，室外活动和沐浴都比较频繁，雨量也较充分，种植季节较长，“消除了农夫在冬季里的懒惰性”。此外，饥荒亦比较少见。因此，“长江流域和更南地区平均上在原创性和领导能力方面都较高”。[6]
美国的中国近代史泰斗费正清（John K.Fairbank），在其著述的中国史教科书《美国与中国》（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中，也是以《北与南的对比》开始。该书之1948年初版的第一章是政策性的导论《我们的中国问题》，导论在第三版后删去，于是原本开始进入正题的第二章“The Contrast of North and South”正式变成首章。换而言之，费正清的整部中国史也是由南北论展开。这一章仍含有地理决定论的余味，基本上与赖德烈同调，例如说华北比华南干旱，水的供应也比较不确定。[7]在其近期为《剑桥中国史》写的章节中，费正清从南北中国论发展出两个中国论：“大陆中国”与“海洋中国”。我们将在篇尾讨论。
[1]George Babcock Cressey，China.s Geographic Foundations：A Survey ofthe Land and Its People（New York and London：McGraw-Hill，1934），pp.13—14.
[2]桑原骘藏：前引书，第300、301页。
[3]Tam Yue-him，“An Intellectual.s Response to Western Intrusion：Naito Kōnan.s View ofRepublican China，”in Akira Iriye，edited，The Chinese and Japanese：Essays in Political and Cultural Interactions（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0），pp.172—174.
[4]Chi Ch.ao-ting，Key Economic Areas in Chinese History，As Revealed in the Development ofPublic Worksfor Wa-ter-Control（London：George Allen and Unwin Ltd.，1936），p.11.
[5]Richard Wilhelm，translated by John Holroyd Reece，The Soul ofChina（New York：Harcourt，Brace，1928），p.354。译文引自悟生译：《东方与西方——德国理查·威廉所著〈中国的精神〉》一书最后的一章，上海《学术界》第1卷第3期（1943年10月5日），第14页。
[6]Kenneth Scott Latourette，The Chinese：Their History and Culture，1st edition in 1934（2nd revised edition，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42），p.12.
[7]John King Fairbank，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48，1958，1971，1983）.
南北地形与人种的关系
威廉、赖德烈、费正清等人有关中国地理方面的论述，今天看起来已成常识，其实用现代地理角度对中国做出一个全局性的看法，在前清同治年间才形成，奠基者是德国人斐迪南·李希霍芬男爵（Freiherr 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05）。他从1868年开始，在华做七次旅行考察，行踪遍各省，替民国时代丁文江的地质研究所的工作打下了基础。[1]
中国地理学家忻启三对李希霍芬的学说介绍如下，也可能加入自己对南北人种的观点，形成一个对中国地理和人种全局性的看法。他指出：中国南北的地质史是完全不一样的，南方的地形比较新造，因此北方已经是风成的黄土大平原，而南方则仍然为山地及其间的谷地和长江一带的堆积平原。北方少宜于航业的海岸线，南方海岸线凹凸曲折，实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多湾海岸。北方大平原邻接中亚，受其沙漠风沙之吹袭，形成黄土，也造成河流中含有大量的砂砾，冬季则因酷寒的西北风造成寒冷与干燥的气候。南方的地形则是西藏大山脉的延伸，全无中亚的影响，由于来自西方的空气很湿润及有雪水的关系，所以华南有全年水量充足的大小河川，便利航行。[2]
忻氏又指出：北方人比南方人为高，头形则北方人多长头（dolichocephalic），南方人多宽头（brachycephalic），中部人多中头（mesocephalic）。用头形指数来定义人种始于瑞典解剖学家安得斯·雷齐乌斯（Anders Retzius），在19世纪末成为一种风尚。[3]在美国，威廉·里普利（William Z.Ripley）在1899年发表的有名的《欧洲的人种》（The Races ofEurope）一书宣扬欧洲三大人种——北欧种、阿尔卑斯种、地中海种——的说法，也是用头形来定义的。[4]这股西方的学术风尚影响很大，以致原本是用来衡量欧洲种族的三分法也成为了中国人头形分类。李济在1928年把“长头”分成长头窄鼻（dolicho-leptorrhinic）和长头宽鼻（dolicho-playtrrhinic）两种，前者在山东较普遍，后者则多见于甘肃和广西。他认为“宽头”在长江流域占支配地位，而江苏乃其“最纯粹形态的中心”。两者之混合是“中头”，在全人口中出现得最多。[5]
忻启三的三种头形分类可能是来自李济，但他是否从头形指数蠡测种族的纯粹性则不得而知。忻氏文中认为南方人种比北方人为纯正，乃透过“血液试验研究的结果”。当时的体质人类学里流行的技巧，就是用O、A、B、AB血属出现的多寡来判定种族。[6]此外，忻氏从李希霍芬对南北地理的差别中，看出南方的人种较北方的纯正。北方同化了许多塞外民族。南方则开发较迟，从北方来的移民未及把原住民吸收同化，因此双方面都保持其纯正的血液。南方的语言也没有北方那样统一。四川方面，因早有由陕西移民过去，而云贵一带的汉族，又都是从四川移民过去的，所以北方语系的势力一直达到西南。但东南沿海多山的地带就不同了，吴、越、闽、粤各有自己的语言，与中原语系不通，也互不相通。[7]
北方人的血液比较不纯，清末的排满运动已有强烈的暗示，前述的桑原骘藏亦提及。丁文江也认为“经过南北朝人种混杂之后，北方的民族，绝不是纯粹的汉人”。[8]种族理论在当时很流行，而种族理论又不可避免地与南北地理扯上关系。
[1]Charlotte Furth，Ting Wen-chiang：Science and China.s New Culture（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pp.39—40.
[2]忻启三：《我国南北方之地理观点》，南京《方志月刊》第8卷第7—8合期（1935年8月），第55—56页。
[3]William C.Boyd，Genetics and the Races ofMan：An Introduction to Modern PhysicalAnthropology（Boston：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53）p.298.
[4]Mark H.Haller，Eugenics：HereditarianAttitudes inAmerican Thought（New Brunswick，NJ：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63），p.55.
[5]Li Chi，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An Anthropological Inquiry（New York：Russell and Russell，1928），p.49.
[6]Boyd，op.cit.，chapters 8—9.
[7]忻启三：前引书，第56—59页。
[8]丁文江：前引书，第133页。
优生学与人文地理学的结合
在20世纪20年代末，兴起一派把南北论与优生学结合的学说。优生学创始于达尔文的表弟高尔顿（Francis Galton），在19世纪末期开始盛行。与优生思想有关的“种族退化”观念在清末已经传入中国，变成报章杂志上鞭笞国人不长进的口头禅。优生学原理在中国获得大量介绍，则在第一次国际人种改良大会（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Race Betterment）于1912年在伦敦举行之后。在1916年，《新青年》的一位编辑李亦民介绍了这一次大会，并高度推荐美国加州与印第安那州已通过的“阉割法”，认为这是“阻遏恶质子孙”的良方。[1]
鲁迅在1919年将中国文化比作祖传的“先天梅毒性病”，并警告不长进的中国人父母：“将来学问发达，社会改造时，他们侥幸留下的苗裔，恐怕总不免要受善种学（Eugenics）者的处置。”[2]同年，丁文江有介绍优生学——他称为“哲嗣学”——原理的文章。[3]从1920年开始，鲁迅的三弟周建人大量地发表“善种学”的文章，并成为这方面的专业人士。1930年，他发表了一本有关这方面的文集《进化与退化》，鲁迅为其作序。[4]
周建人的“善种学”是广义而且折中的。他并没有强调高尔顿派的优生学与孟德尔（Gregor Mendel）的遗传理论之间的歧异。前者是建筑在魏斯曼（August Weismann）的胚种形质（germ plasm）说之上的，有泛遗传论的倾向：亦即认为智力、天才、愚劣、犯罪倾向、品格德性都可以遗传。孟德尔的定律只能说明单基因，亦即某一简单特征的遗传法则。此外，卫斯曼—高尔顿一派的学说是完全否定拉马克（Jean-Baptiste Lamarck）的有机体从环境获得的特质可以遗传的观点，他们把环境的作用只限于“选择”某些先天的特质，让其可以生存并传后，至于不能适应环境的另一些特质则不让生存而遭淘汰。周建人的“善种学”则有浓厚的新拉马克主义色彩，也强调后天因素。
五四时代的优生学思潮，除了折中性之外，也不成为一种帮派，而被各路人士引用。周建人的长兄鲁迅自不待说。搞古史与民俗研究的顾颉刚也喜欢谈优生学，[5]连陈独秀在1920年转向马克思主义的当儿，还认为“优种论”有一定的进步性。[6]但是，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随着马克思主义的运动化与教条化，优生学也朝同一方向发展。它一方面受到前者的批判，影响已不像早期那么广泛，另一方面亦凝聚成派别运动。[7]这个运动的代表人物就是潘光旦。
潘光旦是主张遗传乃全属先天因素，把环境的作用只限于“选择”与“淘汰”的正统派优生学家。他对中国地理与历史对人种塑造之看法，基本上追随美国的埃尔斯沃思·亨廷顿（Ellsworth Huntington）。亨氏是耶鲁大学的地理学教授。他在20世纪20年代担任美国地理学家协会（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的会长，至30年代又任美国优生学会（American Eugenics Society）的会长，是兼两门学科之所长的学术泰斗。
当时，西方的地理学潮流也是从自然地理趋向人文地理，提倡环境势力说，以及用地理去解释历史和政治。人文地理学（human geography，又称人生地理学）或人地学（anthropogeography）这类学科的兴起虽然在20世纪，但这方面的思想却有悠久的传承。自18世纪以来，西方地理学家便逐渐注重地理和人生的关系。孟德斯鸠（baron de Montesquieu）、亚力山大·洪堡（Alexander Humboldt）、卡尔·里特尔（Carl Ritter）等首先倡导，至19世纪，德国的F·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奠定这门学科的基础。至20世纪，则由法国的保罗·维达尔·德·拉·白兰士（Paul Vidal de la Blache）与尚·白吕纳（Jean Brunhes）、美国的爱兰·森普尔（Ellen Semple）代表。这些学派在中国都有介绍。[8]
由人地学造成的地理决定论走入死胡同，如今已经衰落，但是它在其他地方却开花结果，例如法国史学的“年鉴学派”即是，该学派因以得名的刊物名称即来自白兰士的《地理年鉴》（Annales de Géographie）。[9]在1938年，罗家伦还引用年鉴学派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的《大地与人类进化》（Le Terre et L.Evolution Humaine）一书，批判地理决定论，认为地理环境只是提供了各种可能性而已。[10]
[1]李亦民：《欧美人种改良问题》，《新青年》第2卷第4期（1916年12月1日），第7页。
[2]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1919年10月），《鲁迅全集》1981年版第1卷，第134页。
[3]Furth，Ting Wen-chiang，p.71.
[4]鲁迅：《〈进化与退化〉小引》（1930年5月5日），《鲁迅全集》第4卷，第250—252页。
[5]Laurence A.Schneider，Ku Chieh-kang and China.s New History：Nationalism andthe QuestforAlternative Tradi-tions（Berkeley，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1），p.258.
[6]陈独秀：《马尔塞斯人口论与中国人口问题》，《新青年》第7卷第4期（1920年4月），第7页。
[7]Schneider，op.cit.，p.268；Frank Dikotter，The Discourse ofRace in Modern China（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pp.177—179.
[8]胡焕庸：《约翰白吕纳之人生地理学》，南京《地理杂志》第1卷第1期（1928年7月），第5—15页；《西洋人文地理学晚近之发展》，南京《地理杂志》第2卷第3期（1929年5月），第1—8页。另详见鞠继武：《中国地理学发展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第207—208页。
[9]Peter Burke，The French Historical Revolution：The Annales School 1929—1989（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p.21.
[10]罗家伦：《民族与地理环境》，《罗家伦先生文存》第2卷，台北：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国史馆，1937年，第142页。
北温带说
西方的人地学对中国的南北论有关联者是“北温带说”（the north temperate zone theory）。因此，在讨论潘光旦和亨廷顿之前，必须交代一下这个学说的历史背景。在西方近代初期，开始意识到北欧地区兴起有压倒地中海地区之势，其较早者有16世纪法国的史学家布丹（Jean Bodin）。[1]这种意识加强了文明乃北温带之恩赐的说法。该论说源于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至近代为英国哲学家洛克（John Locke）复兴。在德国，该论说则为赫尔特（Johann G.von Herder）和黑格尔（G.W.Friedrich Hegel）等人所采纳。黑格尔说：“历史的真正舞台乃是温带地区，甚至可说是北半部。”[2]赫尔特的北温带论则是这类理论中带有种族主义色彩之最早者（详下）。在法国，北温带说启发了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他把东方文化的不变性质归咎于它们所处的南方部位及其炎热气候。[3]
在1902年，梁启超已提及亚里士多德和洛克的北温带说。[4]梁当时崇拜的瑞士政治学家约翰·卡司帕·伯伦知理（Johann Kaspar Bluntschli）亦认为北温带说源远流长、言之成理，因此在他的国家学说中亦带上一笔：“热带地区的国家（从赤道至纬度23度28分）和寒带的南北极地带（纬度66度23分以上），相对处于它们之间的温带地区来说，对国家的发展不利。”此外，“几乎所有重要国家的首都都处于温带之正中，其平均气温在摄氏8度与16度之间”。[5]无怪乎梁启超在1904年论道：“地理学家言，完备政团之发生，必在温带，盖热带浴天惠太厚，故其民偷窳而生计不发达，寒带蒙天行太酷，故其民瘠苦，而生计不发达。”[6]
1903年一份倾向革命的中国留日学生杂志亦说：“热带之地，物产滋盛，人民所需之材料便于搜采，所被之衣服不求温厚，所居之家屋，勿须坚致，谋生太易者，每难发达其进取之心，其性近于怠惰。寒带之地，百物不繁，人民竭终岁之力，仅足以给生活而无暇学问，其性近于愚犷。温带之地，寒热适均，人民必须动作而后有衣食，其性勤敏而勇敢。盖生人本来之物质，无一非秉受天然而来，气候之殊异，实握性格偏差之关键，而因以觇世界进化之迹。”[7]
在西方，赫尔特可能是北温带说的现代种族主义版的先驱者。他辩称只有“由温带气候塑造出来的完好人类”才能产生欧罗巴独特的“修养和人道”。[8]但并非所有提倡北温带说者都得出对欧洲人有利的结论。英国优生学家皮尔逊（Karl Pearson）即得出悲观的结论：因为“高级人种”只能居住在北温带地区的关系，总不可能有效地对热带地区进行殖民，于是就不得不让较低和繁殖力较强的人种——中国人、印度人、黑种人——占有世界其他部分。[9]但总的来说，北温带说倾向支持北欧人种（Nordic）优越论，例如像英国种族主义者豪斯顿·史图华特·张伯伦（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在其1911年的《十九世纪的基础》（The Foun-dations ofthe Nineteenth Century）一书中所提倡者。
说起来，皮尔逊和张伯伦等都是梁启超和康有为的同代人。当时的学说风尚确实能解释梁为何讨论起“完备政团”的地理基础来。至于康有为，则在其《大同书》里没头脑地用了一种白人优越主义版的北温带理论。他说：
若非洲人之黑面银牙，尖腮斜面，固由传种，亦半由生长热地，居住山谷致之也。南洋群岛，地近赤道，华人英人来此，居之岁月，皆为疲损，色变黄黑；又汗出太多，聪明亦减。若印度万里平原，多热少水，故人被日光，积成黑面，目多圆突；其英人久居于是，传至子孙，面变黄黑；华人之杂婚传子于是者亦然；岂非地气使然哉！若加拿大地当五十度，落机雪山，日照于面，故华人生子多红白明秀；欧洲各国地近寒带，故多白；南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在三十余度，地在温带，故面色稍黄；是皆地气所感成。然则犀角端盈与顽邪穷固，皆地所关，而天下之人皆出于胎，胎生既误，施教无从。然则胎教之地，其为治者之第一要欤！今欲定胎教之地皆立于温冷带间，以受寒气而得凝固，得红白而去蓝黑，以为人种改良之计。[10]
康有为和张伯伦虽然都主张白种人优越论，但他们的意见差异很大。在康氏心目中，世界人种中的害群之马不是犹太人，乃是黑人。他衡量种族优越的标准很肤浅，因为它只是凭主观的审美印象。他对优生学的遗传理论亦相当无知，以至于把地理当作了决定因素。张伯伦的理论则与之相反，他认为：当一种优良血统在历史上成形，具备了可辨认的种族特征后，就应当力图保持它的纯洁性。对张伯伦来说，雅利安种——尤其是条顿民族——乃“选民”，不是用来和别种人混同的。至于康有为的“大同”，则是“去种界”，让所有人种都变成白种人这样的一个“同”法。两者的差异乃一者为犹太基督教的选民说，一者为儒家的天下主义。中文里的“大同”就是大家都变成一样的意思。但张伯伦害怕的正是优良血统被败坏，纯种退化成杂种（mongrels）。张伯伦对康有为式的“大同”评价如下：“罗马帝国晚期的无人种、无民族的浑沌乃是一个有害的、致命的状态，乃违反自然之罪恶。只有一线光明照耀在此堕落的世界之上——它来自北方。”[11]
在美国，张伯伦的北欧人种神话受到麦狄逊·格兰特（Madison Grant）等人的响应。格兰特在其《伟大种族的消逝》一书中，认为北欧人种既是统治者又是征服者，南方种族则是农夫，此外就是在艺术才能（亦即是女性化的才能）方面较优胜。[12]在20世纪20年代，格兰特在美国参与特惠北欧移民，限制其他种族移民入境的运动。
在要求政府选择移民族群的运动中，美国优生学会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美国国会在19世纪80年代已经通过排斥华人的法令，至20世纪20年代又通过排斥日本人的法令。20年代可以说是这类种族歧视法令之高峰期，而美国优生学会亦于1926年应运而生。它主张一方面限制东方人与拉丁民族入境，另一方面放宽对“北欧人种”的限额。该会许多成员为国会通过的移民法令提供优生学理论根据。但在进入30年代后，该会逐渐摆脱格兰特一类人的种族主义倾向。[13]从1934至1938年任该会会长者是亨廷顿，卸任后他又任会董至1947年。亨氏是耶鲁大学教授，乃人文地理学家，于1923年曾任美国地理学家协会会长。亨氏的著述乃结合人文地理学与优生学的典型例子。他对华南华北之差异也曾做出人种学的解释，在民国时代有一定的影响。
[1]J.B.Bury，The Idea ofProgress（London：Macmillan and Co.，Ltd.，1920），p.38.
[2]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translated by J.Sibree，The Philosophy ofHistory（New York：Dover Publica-tions，Inc.，1956），p.80.
[3]Semple，op.cit.，p.18.
[4]梁启超：《地理与文明之关系》，《饮冰室合集》第2卷，《饮冰室文集》之十，第106—107页。
[5]J.K.Bluntschli，The Theory ofthe State（Oxford：at the Clarendon Press，1885），pp.211，212.
[6]梁启超：《新民说——第十九节：论政治能力》，《新民丛报》第49号（1904年6月28日），第8页。
[7]未署名：《地理与国民性格之关系》，《湖北学生界》第3期（1903年），第4页。
[8]George W.Stocking，Jr.，Victorian Anthropology（New York：The Free Press，1987），p.20.
[9]皮尔逊的意见见于他的《国民生活与性格》（National Life and Character）（1893）一书，引自Richard Hofstadter，Social Darwinism in American Thought（Philadelphia，P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45），p.160。皮氏之书为梁启超1912年的一篇文章所引。
[10]康有为：《大同书》，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年，第196页。
[11]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translated by John Lees，The Foundation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London＆New York：J.Lane Company，1911），vol.1，p.320.
[12]Madison Grant，The Passing ofthe Great Race，or the Racial Basis ofEuropean History（New York and London：Charles Scribner.s Sons，1918），pp.227—229.
[13]Haller，op.cit.，pp.155—157，174—175.
亨廷顿与潘光旦
亨廷顿在20年代和格兰特共事过一阵，进行特惠“北欧人种”移民的游说。亨氏开始时是一个服膺“北温带说”的地理学家，该说在当时乃人生地理学的金科玉律。美国人生地理学泰斗森普尔即说：“世界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尤其是最重要的历史发展都是属于北温带的。”[1]在1915年出版的《文明与气候》一书中，亨廷顿说，对工作和健康来说，最适宜的气温乃“总温度很少降于最适宜（人类）心理的华氏38度之下，或高出最适宜（人类）体质的华氏64度之上”。因此，最理想的状态存在于年平均气温华氏51度左右的地方，例如：伦敦、巴黎、纽约，以及北京。[2]
但在1915至1923年间，亨廷顿从强调环境的因素转而强调先天遗传。“在这八年内……我视自然和社会环境两者都时常发挥选择作用，在任何行业或地区里把特别的人挑选出来，或加以保存，或予以消灭。我在《种族的性格》（The Character ofRaces）一书里把这个论说条理化。”[3]1918年，美国优生学的老前辈查尔士·达文波特（Charles B.Davenport）成立高尔顿学会（Galton Society），亨氏即为创会的会员。[4]高尔顿派就是一面倒地强调遗传，全面反对拉马克的环境决定论。因此，亨氏在《种族的性格》（1924）一书中说他相信“种族该词最严格的定义就是只透过遗传来定义”。但作为地理学家，他又得说地理因素与社会条件亦“对决定一个民族的性格具有很大的影响”，因为它们“选择某类加以保存，又选择某类予以消灭”。[5]因此，书中虽然做出“人类里的众独特族群的性格有赖遗传、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这种貌似折中的论调，其实不论哪一类环境都只具过滤先天遗传的作用，亨廷顿立论的出发点乃不折不扣地属于卫斯曼、高尔顿、皮尔逊的一脉相传。
作为高尔顿派的亨廷顿势必强调遗传决定论，但作为“北温带说”的服膺者的亨廷顿又不得不把这个明显的环境决定论塞进他的理论架构里去，结果就不免造成混淆。他一方面辩称一个种族“不论其原来性格如何”，只要他们移民到斯堪的纳维亚，该地的“自然选择过程”就会把“好奇、个人主义、内省、自我伸张，以及获得欲诸品质”保存下来。但“有些种族，例如黑人，处于如此环境下则会被消灭，因为他们在另一个环境里已经获得了相反的品质”。因此，“一个不胜任的种族可能会发现遭环境压迫，但同一个环境对北欧种（Norse）来说则会很刺激”。[6]给读者的印象是：环境这个因素，只有对能力尺度相近的种族来说，才会造成差异。亨氏认为：假设所有欧洲人的“遗传能力”相等，北海地区的人“就常常优胜于东欧和南欧”者，因为“平均来说，北海地区国家的才能之士精力会更充沛”，他们在“温凉爽快的气温”中会享有较好的健康。[7]
亨廷顿曾于1923年访华。[8]在他翌年发表的《种族与性格》一书中，以四章的篇幅谈中国，用的角度是南北的人种对立，为中国优生学家潘光旦所译介。现在，让我们先介绍潘光旦的背景，然后再仔细分析亨廷顿的观点。
根据他的写传人介绍：潘光旦毕业于清华大学，于1922年赴美国留学，先后在新罕布什尔州汉诺华（Hanover）镇达特茅斯大学（Dartmouth）和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攻读，主修生物学、古生物学、遗传学，于1926年得硕士学位。他从1923至1925年连续三个夏天，在纽约州长岛冷泉港的优生记录馆（Eugenics Record Office）和卡内基研究所（Carnegie Institute），参加优生工作人员训练班和从事其他有关研究。[9]优生记录馆成立于1910年，创立者为美国优生学老前辈达文波特，因此该馆成为优生学运动的中心。美国的优生学运动虽然偏重孟德尔的理论与方法，而不应用高尔顿和皮尔逊的统计方法，但坚持的乃是高尔顿的社会信条，那就是“种族与祖先崇拜”。[10]
潘光旦也采取这个信条，视优良遗传为社会进步之基础。作为一个正统的优生学家，潘氏对遗传的立场是不折不扣的卫斯曼主义者（高尔顿派的理论基础就是卫斯曼学说）。潘氏坚决反对拉马克的后天从环境处所获的特征可以遗传之说，称之为“假的科学”。[11]以海底岩穴里的盲鱼为例——梁启超曾于1904年举同一例子，但用来论证环境的影响——潘氏说海底岩穴只不过“选择”视觉有缺陷的鱼留下来繁殖，而“视觉没有缺陷的鱼势必比较活泼，势必向有光线的方向发展”，可能是透过秘密通道游走了。[12]潘光旦和亨廷顿是同路人，正是他把后者的华北华南人种差异说介绍到中国来。
[1]Semple，op.cit.，p.611.
[2]Ellsworth Huntington，Civilization and Climate（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15），p.220.
[3]Ellsworth Huntington，West ofthe Pacific（New York and London：Charles Scribner.s Sons，1925），pp.viii-ix.
[4]Haller，op.cit.，p.73.
[5]Ellsworth Huntington，The Character ofRaces，As Influenced by Physical Environment，Natural Selection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New York and London：Charles Scribner.s Sons，1927），p.6.
[6]Ibid.，p.218.
[7]Ellsworth Huntington，The Character ofRaces，As Influenced by Physical Environment，Natural Selection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New York and London：Charles Scribner.s Sons，1927），p.233.
[8]Geoffrey Martin，Ellsworth Huntington：His Life and Thought，（Hamden，CT：Archon Books，1973），p.198.他的旅华游记在West ofthe Pacific一书中。
[9]全蔚天：《潘光旦传略》，《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5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86—487页。
[10]Donald K.Pickens，Eugenics and the Progressives（Nashville，TN：Vanderbilt University Press，1968），p.53.
[11]潘光旦：《优生学原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1949年版之重印），第31页。
[12]潘光旦：《优生学原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1949年版之重印），第36页。
逆境、人种退化与“选民”
似乎任何大理论，应用到中国身上，都会造成“例外论”（exceptionalism）。从清末至五四时代提倡的达尔文进化论，结果变成去论证中国几千年是一部“退化”的历史。后来用唯物史观去解释中国历史，也变质成“迟滞”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论。亨廷顿学派的北胜于南的通例，应用到中国身上，反而变成了去解释在中国为何南方压倒北方。亨氏说：
南北情境不同，原是人文地理学上常有的事，所以不同的情状，各地也大致相似，但是中国的“南北情况”恰恰和普通所见的相反。通常同一地域之内，大抵纬度数目低一些的部分的人文进步要比高一些部分的稍逊一筹。换言之，就是离开赤道较远的要比较近的占便宜。所谓较远，当然也有限制，气候严寒，生活艰苦的地方便谈不到人文，更谈不到进步。这种纬度数目的大小和人文进步的迟滞的关系，在欧洲、亚洲西部、印度，以及北美洲都可以看出来。其在南半球，也是如此，南美洲人文领袖的国家要推阿根廷和智利，在非洲，便推南非诸邦。但是中国的人文状况，却是进步在南，而比较不进步在北。除了西洋人新近移植的若干地段外，其他在赤道南北二十五度以内各地的人文进步，似乎没有一处可以比得上南中国的。只此一端，便足以证明中华民族确是世界上最有能力的一个民族了。但是从北纬二十五度以北，尤其是在三十五度至四十度之间，那种人文凋敝的情形，除了亚细亚洲的中部以外，恐怕在全世界上也寻不出一个敌手来。[1]
中国文明确实起源于北温带，但该地区的优势早已成为明日黄花。于是“北温带说”无法解释中国这个变态——这个变态，在“南”与“北”成为“低度发达地区”和“发达地区”的同义词的现代世界里，变得尤其刺眼。亨廷顿认为中国的特异性乃一连串人文地理学的因素造成。
华北虽然地处北温带，又是中国文明的摇篮，但因为邻近欧亚大草原之故，后者的干旱韵律周期性地驱使游牧民族侵入华北。亨氏认为：每一次蛮族入侵，都造成汉族大量往南移民。“扬子江流域当然最先受这种民族更替的影响，以后逐渐南推，以至于广东，云南、海南岛、台湾等处。更后，在东南各省的华族又向南移植到印度支那、爪哇和马来半岛等，即今华人称为南洋的地方。”[2]但造成中原旧族往南大迁徙的原因，除了蛮族之外，还基于华北区荒年的频盈。
华北之所以是常出现荒年的灾区，乃因为大旱和大水交替出现。华北的气候特别干燥、缺水，常造成大旱。“中国北部的雨水，大率集中在夏季的几个月内；要是来得迟一些，谷类的初期生长就得靠人工的灌溉。要是到阳历七月还没有雨，或雨水很少，这一年的收成就要绝望。”因缺雨而造成的大旱，在华南和东北都不常见。“大旱之外，中国北部又常有大水，这也是荒年的一个原因。”[3]华北所有的树林，已经砍伐殆尽，而地势又十分平坦。亨氏说：“我在各国游历过多年，足迹所经的平原亦复不少，但没有见过比中国北部水灾区再平的了。”[4]因此，一旦出现不规则的大雨，就易形成水灾。很不幸，黄河亦是世界上灾情最重的河流。它淤泥充积，河床高出两岸，一旦上游供水过多，就会出现泛滥，甚至改道入海，过分平坦的华北平原立成泽国。
因此，华北是一个天灾加上人祸的大灾区。每当中国历史经历一次这类灾难周期，就产生一次“自然淘汰”过程。不能适应华北这种环境的无能分子先被消灭掉，剩下来的都是很能节省、吃苦耐劳，但也很自私、保守、短视这类“消极的品性”。这个过程又“淘汰”掉身心两方面发育最健全的女子。遇到荒年，她们总是最先被卖掉。如果卖入城市大户人家，农村就损失掉这些因素；如果卖入妓院，整个民族就损失掉这些“做母亲的最好的原料”。种种原因加起来，“中国北方人一天比一天蠢；中国北方很少看到好看的女人，至少要比南方少得多；中国北方人也极端地看不起女子”。[5]
然而，具有积极进取品性的人，则索性离开这个环境，他们往南跑。到了近代，又多了另一个出路，那就是往东三省跑。这类长途跋涉的移民旅程，也形成一种“淘汰”，能抵达目的地者自然是体质最坚强、头脑最机智者。到了今日，南方比北方先进，而在北方，东三省也是比较先进的地区。换而言之，原先在华北平原这个“北温带”创造文明的优秀民族，其最出类拔萃的部分都被迫离开了华北地区。
北方入侵的外族对于中国人的血统虽然也有贡献，但是良性选择作用一旦停止，或者征服者与被华北逆境选择出来的消极品性之血统婚配，“退化的现象，退归平庸的现象，就立刻可以发生”。[6]相对北方来说，“华族南迁的历程中，比较的没有和土人发生血统上的结合，却迟早往往把他们歼灭了”。[7]南方的汉族不只是最古老的，也是最经“挑选”的。亨氏认为“中国南方的特点，似乎是最纯正的华人所造成的”。[8]
他特别看好经历过三次移民考验的客家人，认为他们是华人中的精英。第一次发生在五胡乱华时期，这些原居河南的中州旧族从中原迁徙过了扬子江，至今日的浙江、福建、江西等地。第二次的客家移民发生在唐末，天灾人祸，便有许多河南人结了队向南迁徙，来到福建的山地里。“这第二批客家人，在福建居留了差不多有四百年，从没有和四围的本地人结过婚，所以保全了他们血液的原状。不比第一批的福佬，很早就和土人混合。……结果也许把他们原有的品质降低了些。”[9]第三次是13世纪，一方面蒙古人入侵，一方面出现了荒年，客家人口大部分遭劫而死，劫余的则从福建迁移到广东的梅州。此外，到梅州的，似乎还有在4世纪时先到江西的客家人。这批经历淘汰作用三次之多的中原旧族“一直到现在，也差不多没有和四围的土著在血缘上发生过关系”。[10]而“他们的毅力，爱清洁的习惯，对于妇女的尊重，以及教育程度的卓越，都是难得的特点。他们和比他们早到南方的移民，就是现在围着他们的土著，很不相同；好比这些比较进步的南方土著，与现在还在北方的中国人的不同一样”。换而言之，他们“能够不和别族相混，因而保全他们血统上的纯洁”。[11]亨廷顿赞同一个研究客家的英国传教士之判断，认为“对于前述中华民族的奋发和进步，客籍人的贡献，将见一天大似一天，这是可以断言的”。[12]亨廷顿亦看好东三省北部的华人，因为他们“不是普通的中国人，是直隶山东两省中选剔出来的最精干的中国人”。[13]
亨廷顿与美国历史学家特纳（Frederick J.Turner）、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Toynbee）都有交往。亨氏批判特纳，说他昧于历史上民族迁徙所具有的天然淘汰作用。[14]但他本人的观点仍类似特氏的“边疆说”（the frontier theo-ry），即美国民族性在开拓边疆过程中形成的学说。亨廷顿和汤因比都对文明的兴起和衰落感兴趣，两者都不满于用“种族”或“环境”任何一单因去解释历史。汤氏把两者结合的尝试稍异于亨廷顿，表现为环境做出“挑战”，文化做出“响应”这个笼罩性公式。[15]汤氏尤其强调“民族大迁徙”（Volkerwanderung）——汤氏此概念来自德国人文地理学家拉采尔——认为这种迁徙形成的挑战，对文明起源具有决定性作用。他指出：太舒适的环境会导致惰性，而逆境则对人群提出挑战，激发它们创造性的“生命冲力”（élan），文明得以建设，但环境太恶劣的话，人的响应能力就会被摧折。后一种说法似乎适用于华北地区的情形。汤氏认为环境对人的挑战应该是适度的（optimal），但如何适度法，他却无法说准——这个缺失似乎亦表现在亨廷顿的学说中。
当时的潮流的确是用种族、环境、人才，以及柏格森式“生命冲力”著书立说。在汤因比对历史哲学做出构思之同时，中国的梁启超亦提出具有创造力的少数人用“心力”抗衡环境的说法。[16]但在这类当时通行的时代性包装背后，亨氏和汤氏学说都反映出源远流长的犹太基督教背景——“选民”透过“出埃及”（exo-dus）的考验而诞生，这个概念的基型是《旧约》中的《出埃及记》，因此遂带上《旧约》式光环。亨廷顿即把华南的客家人聚落比作抵达新英格兰的清教徒。[17]在1935年他对自己的亨廷顿家族做了研究，该家族就是新英格兰清教徒的后代，得出如下结论：“任何经历淘汰与隔离的种族群，都比未经这道手续的同基因群来得优越。”[18]他的客家编年史亦类似他笔下的犹太人历史，今日的犹太人是从犹大（Judah）和本雅明（Benjamin）两族传下来的。这在原本的十二族里硕果仅存之两族，使“选民”得以持续，乃因为他们拒绝像“失踪的十族”一般和周围的民族混同。[19]汤因比亦持有类似的犹太人观：“在古代的叙利亚（Syriac）文明里，以色列的邻居民族都坠入了熔炉中，经历充分的时间都被重新陶铸，被刻上新的形象和印记，唯独以色列丝毫不受这个由历史经手的炼金术影响，这个炼金术的容器就是那些大一统国家和大一统教会，以及民族大迁徙——至于我们这些外教人（Gentiles），无例外地都轮番受到这个炼金术重新陶铸。”[20]
[1]Huntington，Character，p.158.译文见于亨廷顿著、潘光旦译：《自然淘汰与中华民族性》，上海：新月书店，1929年，第25—26页。
[2]亨廷顿：前引书，第6页。
[3]亨廷顿：前引书，第56页。
[4]亨廷顿：前引书，第57页。
[5]亨廷顿：前引书，第101页。
[6]亨廷顿：前引书，第22页。
[7]亨廷顿：前引书，第6—7页。
[8]亨廷顿：前引书，第47页。
[9]亨廷顿：前引书，第116—117页。
[10]亨廷顿：前引书，第119页。
[11]亨廷顿：前引书，第120—121页。
[12]亨廷顿：前引书，第119页。
[13]亨廷顿：前引书，第126页。
[14]Huntington，Character.，p.243.
[15]Arnold J.Toynbee，A Study ofHistory，vol.1（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34），PartⅡ，section C，subsections（a）and（b）.
[16]梁启超：《近代学风之地理分布》（1924年2月），《饮冰室合集》第5卷，《饮冰室文集》之四十一，第50—51页。
[17]Huntington，Character，p.197.
[18]Martin，op.cit.，p.189.亨廷顿的家族史是在After Three Centuries：A Typical New England Family。
[19]Huntington，Character，pp.130—134.
[20]Toynbee，op.cit.，vol.2，p.55.
人地学史观的流行
人地学史观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基本上是枘凿的，后者强调的是社会生产力。在中国，却有马克思主义者从南北论角度看中国历史发展，那就是冀朝鼎——虽然他的观点近似“亚细亚生产方式”说。冀氏势不免对亨廷顿持否定态度，并把一个地理区域继另一个地理区域而兴归因于“水利活动”的增长，而这个增长又由于“一个地区在政治和经济上的重要性”。[1]
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中国思想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很大，但人地学史观亦有一定的听众，虽然它的听众比前者小得多。就人地学史观本身的发展来说，这段期间甚至还可以说是进入全盛时期——我们不该忘记，这段期间正是至今享誉未衰的年鉴学派的奠基期。在中国，这个事实也反映在论者众多之上。前文论及20年代上半期，已指出丁文江、傅斯年等人的历史研究里有人地学的启示。
王造时乃1936年被国民党囚禁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在二三十年代之交，他常在《新月》杂志上发表文章，而潘光旦则在同一份刊物上发表他的优生学观点以及对亨廷顿的翻译。这些文章对王氏的影响至为明显。他认为中国人自私自利的“国民心理”有很大一部分得归咎于：
生产方式，几千年没有改变，而又时常遇到旱灾水灾的大荒年。……兼之每到一个大荒年，北方半开化的民族，便要乘机侵入；南面无业的游民，便要乘机揭竿为乱，引起一个绝大的纷乱砍杀。结果连可以耕种的，也不能耕种，全国只有穷饿。我们可以大胆地说，我们个人的祖宗，总有受过灾荒穷困磨难的。在这生存竞争强烈的情形底下，若是我们损己利人，解衣推食，那么我们一定要被淘汰。反而言之，若是我们完全不管他人，自私自利，收刮钱财，预防穷困，我们生存的机会，自然要多得多。……因此，我们得到一个公例就是：在这种贫困社会里面，凡自私自利的观念愈强的，生存的机会愈多。多经一次荒年，多深一分自私自利的心理。[2]
傅绍曾在其《中国民族性之研究》（1929）中认为：“民族性”乃由遗传与环境决定，而环境则分自然环境（地理）与人事两项。但在两者之间，傅氏更重视自然环境对民族性的决定力。他把中国人分为四类：（1）扬子江、西江流域之食米的中国人；（2）黄河流域之食麦的中国人；（3）蒙古、青海、西藏等民族，为食肉的中国人；（4）满洲民族则介于食麦与食肉之间。第一类人居地气候温和、雨量充足、物产饶富，因此养成文柔有余、刚毅不足之性格，其文化胜于武功。第二类人居地气候较寒，雨量少，水旱无常，饥荒常现。加上食麦的关系，故身体壮健、意志坚强、富于进取心，性格上阳刚阴柔兼备。第三类人居地平沙万里，或水草如洋，气候则热风如焚、寒风如刀交替。人民以畜牧为生，以射猎为特长，故其体格雄伟、性情骠悍。第四类满洲人则兼具第二、第三类人之长，其文化及于汉族而胜于蒙藏，其武力则及于蒙古而胜于汉族。以上为由“自然环境”决定的“自然民族性”。[3]
但傅绍曾又在其上加了一个由“人事环境”决定的“习惯民族性”。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人的共同性格乃是“守分安命、顺时听天”，养成“快乐”“宁静”“无为”等惰性。但傅氏用“习惯民族性”这个概念缔造一个统一的民族性的做法，却是背离了人地学前提，回到国民心理学思考路子上去，同时亦陷入这类思考的二律背反里。例如，他说中国人的“民族精神”完全被孔教所掌握，自秦大一统以来，君主支配一切，因此儒家教化在老百姓身上乃朝家族主义的“自扫门前雪”“不谈国事”的方向发展。正因为中国的“民族精神”是被儒家统一的结果，反而造成中国普遍的“民族心理”之荡然不存。[4]
傅绍曾这种折中人地学和国民心理学的尝试，正足以显示人地学继国民心理学而兴之趋势。前者的得势在清末民初，后者则在20年代至40年代。
[1]Chi，op.cit.，p.29.
[2]王造时：《中国社会原来如此》，《新月》第2卷第5—6期（1929年7—8月），第14—16页。
[3]傅绍曾之《中国民族性之研究》一书的摘要引自大谷孝太郎：《近代支那人精神构造の研究》，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支那研究部，1935年，第661—664页。
[4]绍曾之《中国民族性之研究》一书的摘要引自大谷孝太郎：《近代支那人精神构造の研究》，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支那研究部，1935年，第664—667页。
张君俊之人族改良纲领
亨廷顿在中国的信徒，除了潘光旦等人之外，还有张君俊。张与潘一样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毕业生。张专攻心理学和宗教哲学，回国后任教授，并任中国防痨协会的总干事。但他在未赴美前已对优生学感兴趣，并于1923年已发表了一部提倡人种改良的《东方民族改造论》。[1]他在1935年发表《中国民族之改造》一书，翌年发表续编。在抗战期间，他又发表《民族素质之改造》（1942）和《华族素质之检讨》（1944）等书。
张君俊著述的年代正是日本人侵华步伐加紧，中华民族危急存亡之际。他想：中国人必定是一个有毛病的民族，因为“面积中国比日本大三十倍，人口比日本大八倍”，但“反被一个地小人少的日本所挟持”。[2]在张君俊笔下，中国人是一个退化了的民族，他退化的比喻又势必是“衰老”与“女性化”：“中国民族很少勇气，全国男女皆呈一种虚弱的胆怯样子，男子十有九皆带几分女性，故少雄赳赳的气概。这种胆怯退缩的神气，在在象征衰老与病态。”[3]
张氏为了论证中国人“体力不充实”，引用近期教育部一份对全国12955名学生的体格调查为证——这些人张氏归入“中产阶级以上”，亦即应该优于常人，但结果令人气丧。在这群人里，身体发育完全的才6166人，“不到全数的二分之一”，但总的来说，在体格这方面是北方胜于南方。在北平大学的1632名抽样里，身体完全发育的是1097名，达三分之二。南京中央大学的1285名抽样里则只有278名达到这个状态，换而言之，只有四分之一。“南方与北方较，竟成为一种相反的情形……”。从营养的角度看，在12095名学生中，只有5754名或少于半数达到甲等营养，但北方人食麦比南方人食米较有营养。[4]
张君俊悲叹在1936年柏林奥运会中，中国派出139名选手出席，结果“我国代表不折不扣表演一场‘全军覆没’”。[5]他认为：中国人种退化可归咎于智力与体质发展的分离。华北的中国人胜于体质但弱于智力，华南的中国人则相反。结果是华族作为一个整体来说体质和智力都发达不了。他认为体质退化者道德亦退化，因此中国人的道德也败坏，而南方人较北方人尤败坏。
张氏视南方的智力高于北方为一个不辩的事实。他根据丁文江、朱君毅等人的历史人物地域分布之研究，发现在15089名历史名人里，“长江流域七省的人物，超过南北中国［指岭南与华北］一倍有多”，主要是明代以后的剧烈增加。[6]但张氏不赞同丁文江的多原因的解释。他坚持亨廷顿的人种学说，认为华北优良品种大多迁出该地，造成人才流失。张氏亦反对朱君毅的环境说，认为遗传才是最决定性的因素，反映出他是卫斯曼与高尔顿一派而不是拉马克派的。
张氏不知是否把长江流域的智力上的优越归因于该地区汉族的“纯粹性”。他用一种当时的体质人类学里流行的技巧，用O、A、B、AB等血属出现的多寡来判定种族。根据张氏的说法，江浙两省抽样A素与B素皆不旺，但血清内不含凝集素［指agglutinin］的百分比很高，“然则他们的血，皆比任何各省民族纯净多了”。[7]但这句话实在暧昧得很。我们同样不清楚他是否把北方智力的落后归咎于杂种化，虽然他把北方体格的较优和北温带扯上关系则很明显。
张君俊视南北气质为两极对立。对张来说，体质强壮才有好的道德品格，因此，“北方人无论做事说话，大抵都很豪爽，不像南方人枝枝节节弯弯曲曲，口不从心，言不顾行。这种性格很有西洋民族的意味”。[8]“南人是很狡猾的，尤以江浙人为代表。南人之狡猾，亦有他的出发点。一切北人南渡，大半为比较聪明的分子，他们初来的时候，未尝不带着北方豪爽气，及至环境变迁，身体亦遭气候之摧残，大有今不如昔的样子……”[9]“北方人礼尚特甚，故守秩序的意识，异常特殊。这也许因中国的老牌圣贤都是北产，一切文化都是奠基于此……简直成了一种遗传的民性。”张氏认为这种守秩序的精神是一种沉着毅力的表现。至于“南方人本身虽告衰老，但他们仍有儿童时代的性格，故不惯守秩序，而反多轨外之行动”。[10]北方人也很有服从精神，“他们服从威权，他们服从制度，他们服从习惯。……南人却不然，他们口里讲服从，心里不一定诚意的服从，一旦有机会可以不服从，他们便表示不服从。……现在中国的团结能力异常脆弱，便是因大家无诚意的服从心……这种性情，尤以南人为代表”。[11]“北人还有一种风尚，是南人不大讲求的，这便是尚义侠，重言诺。”“北方民族还有一种民性与南方不同的，便是重实行。南方的脾气，多半尚口讲。北人遇着文明方法不能解决的困难，多半出于硬打……南人多不然，他们既不敢出于硬打，只以村妇打街骂巷的手段，来发泄他们的牢骚。……尤以湖北人最巧于这一套。”[12]简言之，“北人无论如何，总比南人诚实。南人也无论如何，总比北人虚伪”。[13]
但，另一方面，“北人之保守，南人之进取，也是北中国与南中国的根本区别”。北方的社会仍带有封建的色彩，南方人不安分，因此华侨向海外发展、弘扬革命、孙中山的革命，都起于南方。可惜，“凡具有伟大眼光的民族，总是在保守中有进取，进取中有保守。但中国民族却不然，竟把两种特性彼此分离，不使他们合作”。[14]“北人迟钝，南人敏捷，也是一件显而易见的事。北方民族因历代的异族之攻击，凡有才智而能脱身的，无不向南迁徙，作他们的永久住所。已遗留下的民族，大半是些无远见或不够冒险的分子。……北方还有一仇敌，是南方没有的，那便是每年的黄河水灾。这种黄祸，每年把些民族向南驱逐，其中比较聪明的，自然能想法在外创造乾坤，而谋独立生活。还有许多迟钝的笨伯，离乡别井，便毫无凭借，若不赶快回家，只有流落异乡的结果；所以他们只好仍回老巢，过那初民的生活。”[15]
张君俊大体上服膺亨廷顿的北温带说以及华北逆境学说，他自己的创新则在诿过于黄河，以及北方良种迁入南方后体格衰退的命题：
北方民族质量之退化，黄河应负最大部分的责任。中国民族之不振，亦是黄河之所赐……须知北来之侵略，中国无法制止，实因黄河年年为灾，摧残了民族之体力与智力，故敌人可以乘虚而入的缘故。……现在请讨论南方的衰老原因罢。北方民族之南渡，以为脱虎口归慈母，其实他们是脱虎口投狮口……他们逃入北纬三十三度以南的长江流域，这便是自投罗网了，这个次热带的气候，确不利于民族之生机与健康，任何体魄充实的民族，在这带住久了，他们必流为饶具女性的民族。[16]
亨廷顿确曾认为北方人体魄胜于南方人，但他并没有如张君俊一般把体魄和道德扯在一起。亨氏事实上认为华北的灾荒频盈造成自私无情的性格，他对南方人的评价反而较高。因此，南方人因体魄不行而导致道德堕落的命题乃张君俊的发明。
张君俊的种族特色名为科学研究的结果，其实是一张凭印象凑成的单子。他将种族特色归因于遗传质体的天然淘汰，也是无法验证，论证方式松弛。例如，他说从华北迁徙到华南的人种都较聪明，因此他们的子孙亦用较“圆滑”的手段对付环境，养成狡猾的性格。张氏进一步说：“须知民族之豪爽性，为实践道德之基础；民族之狡猾性，为实践道德之仇敌。”[17]这个论点与亨廷顿的论点起冲突。亨氏认为天然淘汰过程是把最能应付环境挑战的人挑选出来，让他们达到目的地。张氏的南方人圆滑说甚至与他自己的南方人较进取说相矛盾。的确，令人大惑不解：体质荏弱、尚空谈而不重实践的南方人，如何会有冒险精神开拓东南亚？
张的理论虽然站不住，但其著作在保存当时统计资料方面仍有价值。它们显示出华中“各年级的身长及体重，皆不及北方人”，而华南则更逊于华中，“然则民族身长与体重，是愈南愈减了”，但总的来说，英国人之身长超过中国北方人。[18]北方人体质优胜亦表现在生机（生命力）方面。有关成人的死亡率，张君俊根据上海的一家人寿保险公司的统计，“南人的寿险，是比较的危险，故他们对于南人投保的，另加一成保费”。他根据一份1930年的儿童死亡率的统计，其数字显出：北平市每1000人里，死亡率是221，而出生不到一个月便死的占全部死亡的54.4%。至于南方，总的来说超出北方三倍。[19]
张氏认为“气候与生机，发生一种相连的关系：气候适宜，生机力量便增加，气候不适宜，生机力量亦随之而减少。……现在所有民族生机占极高潮的，无不位置在北纬33度至60度之间”。[20]不幸，在中国，这个几与美国面积相等的区域，人口不下1.6亿，其“生机力量之劣，文化成绩之坏，确是世无伦比！”究其原因，乃因为“中国北方优秀民族多已南迁”。[21]张氏引用亨廷顿《文明与气候》一书：“以工作与健康为根据，最好的气候，莫如平均温度不降在38度（华氏）以下，或超过64度以上。最合理想的，莫如全年总平均51度左右不远。”[22]张氏指出：北平的年平均是53度，近于理想的温度，而各种条件算起来，最理想的该是山东芝罘。[23]
华南则处于北纬33度至20度之间，“与中国南方同纬度的，有缅甸、安南、暹罗各一小部分，其他如印度、亚［阿］拉伯、伊［埃］及、北非洲、墨西哥，及中美小国……凡在这一带内的民族，不论东西半球，皆是不能自拔，并且不能独立生存；他们如是，中国南方民族，亦莫不如是”。[24]广州在实质上处于热带之内，温度最高平均超过71度以上的共有10个月。在南方“这种长时期的高温度内，所在民族之体内细胞，无时不是过度紧张来应付自然环境之需要。他们体内所充斥精神能力，也只仅够体外高温度之要求，所以南人对于一切需要过度体力与智力之工作，皆不能肩负”。[25]
华南的湿热亦助长病菌与寄生虫的繁殖。疟疾绝迹于西北而繁殖于长江下游与四川一带。钩虫（Hookworm）则繁殖于江苏、浙江、安徽、湖北、广东一带。血丝虫（Filaria Bancroti）则只产于长江两岸，尤以长江下游为甚。日裂体虫（Schistosomiasis Japonica）一般称为“长江流域热症”“汉口热症”“九江热症”。姜片虫（Faciolopsis Buski）和肝吸虫（Clonorchis Sinensis）亦产生在长江流域及南方各省。[26]北方的公共卫生与私人卫生都不及华南，但北方人的疾病反而少于南方。长江流域的住院率是黄河流域的二倍。长江下游生病的情况劣于上游，江浙两省则为全流域之冠。珠江流域的住病院率则是黄河流域的一倍半。[27]
张君俊虽然是湖南人，但对整个南方的看法很少是正面的。他指出处于北纬33度至20度的世界各国共享的“同带病”：缺乏政治能力、无力抗拒北方民族的征服、对科学无贡献。甚至在美国，南方数州“对于美国文化，可说没有丝毫贡献。凡美国的发明家、科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等，无不出于北方。一切大的工业，也多在北方”。[28]张氏认为“墨西哥之人好乱，摩纳哥人之喜斗，非洲北岸的人，都有这些癖性，阿拉伯人之抢劫，犹太人之属窃，波斯人之多疑，印度人之易惑，缅甸人之尚谲，广东人之好游与唱高调”都是亚热带的同带现象。[29]
张君俊的人种改良纲领包括：从在胎儿与婴儿食品中增加多富钙质的食品和运用维他命，到敦促政府鼓励南方人才移民华北。但更基本的社会工程则是计划遗传。张氏提倡“与日本通婚，尤应和欧美联姻”。[30]计划遗传亦包括用法令限制婚姻，以及设立“隔离的制度……把一切痴狂、弱脑、聋哑、残废，及不治之花柳、作恶的犯人，和其他浓厚精神病者，分类隔离，男不近女，女不近男，务使他们无丝毫传播劣种的机会而后止”。但张觉得隔离政策并非万全，因此又主张更彻底的“命令式的阉割”。[31]这些措施固然是不人道，但张氏认为人道主义本身是一个有问题的主张，它假借“人类的生存权利”之名，让劣种流传。“在我国民族里，百分之四十，或有‘生存权利’；百分之六十，只有‘灭亡权利’可言。”[32]在优生法方面，张氏以战前的纳粹德国为模仿对象。
在抗战期间，张君俊变得更悲观。日本的入侵造成华北的良种第三度的历史性迁徙（前两次是西晋之末和宋室南渡）。但这一次，他们被迫向“不利于民族健康的西南地理环境移植”。[33]战时首都重庆的气候对人类活动限制十分之大，“一年只有四个月最宜于用脑力的紧张工作”，在其他“八个月中，所在地的人民，无昼无夜，无不多在半催眠的状态中的样子”。他武断地说：“若以重庆的地理环境，根本无法产生有绝大成绩的爱迪生。”[34]张氏此语说于美国大量生产冷气机的前夕，冷气机的应用后来有便于发展南方“太阳地带”（the sun belt）。
张君俊的气温带决定论比亨廷顿的还要严峻。亨氏的学说其实复杂得多，例如他必须解释哥伦布以前的美洲的“异常”现象：为何土著文明不发生于气候较适宜的北温带，亦即今日美加地带，反而产生于南方的墨西哥和秘鲁。[35]
[1]张君俊：《中国民族之改造》，上海：中华书局，1935年，第280页。
[2]张君俊：《中国民族之改造》，上海：中华书局，1935年，第181页。
[3]张君俊：《中国民族之改造》，上海：中华书局，1935年，第188页。
[4]张君俊：《中国民族之改造》，上海：中华书局，1935年，第199—200页。
[5]张君俊：《华族素质之检讨》，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年，第5—6页。
[6]张君俊：《华族素质之检讨》，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年，第30页。
[7]张君俊：《中国民族之改造》，第24页。
[8]张君俊：《中国民族之改造》，第125页。
[9]张君俊：《中国民族之改造》，第126页。
[10]张君俊：《中国民族之改造》，第127页。
[11]张君俊：《中国民族之改造》，第127—128页。
[12]张君俊：《中国民族之改造》，第128—129页。
[13]张君俊：《中国民族之改造》，第130页。
[14]张君俊：《中国民族之改造》，第131—132页。
[15]张君俊：《中国民族之改造》，第132页。
[16]张君俊：《中国民族之改造》，第214—215页。
[17]张君俊：《中国民族之改造》，第126页。
[18]张君俊：《中国民族之改造》，第56、59、60页。
[19]张君俊：《中国民族之改造》，第77—78，80、81—83页。
[20]张君俊：《中国民族之改造》，第85页。
[21]张君俊：《中国民族之改造》，第86页。
[22]张君俊：《中国民族之改造》，第88页。
[23]张君俊：《中国民族之改造》，第102页。
[24]张君俊：《中国民族之改造》，第100页。
[25]张君俊：《中国民族之改造》，第115页。
[26]张君俊：《中国民族之改造》，第135—148页。
[27]张君俊：《中国民族之改造》，第160—161、164页。
[28]张君俊：《中国民族之改造》，第174页。
[29]张君俊：《中国民族之改造》，第175—176页。
[30]张君俊：《中国民族之改造（续篇）》，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第168页。
[31]张君俊：《中国民族之改造（续篇）》，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第171—175页。
[32]张君俊：《中国民族之改造（续篇）》，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第194页。
[33]张君俊：《中国民族之改造（续篇）》，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第7—8页。
[34]张君俊：《中国民族之改造（续篇）》，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第23页。
[35]Huntington，Character，chapter 7.
林语堂似是而非的南北对立论
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1935）在美国大行其道。该书之成功很大一部分归功于林氏卓越的英文写作与幽默风格。但该书其实乃中国20年代初以来思想界流行的一些论题的拼凑。林氏书中的思想并非原创，但在把当时中国思想界关心的话题介绍给英语读者这一点上，则有功。
该书谈中国民族性，首章之首节是《北与南》，说明林深受梁启超、丁文江、潘光旦等人以及“京派”“海派”论争的影响。该节开始的修辞则有另一种讨论的痕迹，即有关“时代”的话语，特别是“时代性”与“永久性”，天才与群众的讨论，它源自五四时代，到30年代则成为一种陈腔滥调。林说：“研究任何时期的文学或任何历史时代”，最好的方法是用代表该时代的“个人［天才］”去命名它。但是，“在研究一个国家时则不能忽略普通的人［群众］”。但普通的中国人是谁？中国人并没有民族的统一性，南人与北人的差异之大，有如地中海民族和北欧民族的差异。[1]这个比喻很可能又是从茅盾1929年的中国神话研究处借来的。
林氏其实是在编织一些概念成语，显出国民性讨论也有风格主义（manner-ism）可循，亦即把一组有限的主题重炒或洗牌重组。林氏的运用南北两极论，是为了把中国民族“退化”的问题做较有利的解释。“退化”这个在当时也很流行的概念，成为了他首章第二节的标题。林对中国人是否“退化”持有相当暧昧的态度。他说：“并非肮脏本身而是害怕肮脏才是人类退化的标记。”[2]——后者是指西方人的洁癖。和白种人比，中国人对冷、热、痛楚和一般声音嘈杂都显得较麻木。林引用阿瑟·史密斯（Arthur Smith）来论证“一件确令西方人羡慕的事可能是我们的神经”。[3]但林氏在把退化这个概念相对化后，他又倒过头来肯定中国民族退化论观点：“在中国，人已适应了一个要求耐力、抵抗力和负面力量的社会与文化环境，因此他失去了很大一部分征服与冒险的心理和身体力量，而他的祖先在原始森林中时则是有这些能耐的。”[4]
在林的说法里，种族退化大体上波及东南沿海一带或江南的住民，他们“脑力发达但体质衰退，爱好诗歌，贪图逸乐，男子柔滑而发育不全，女子则纤细而神经质，以燕窝汤和莲子为食，生意眼精明，文墨精通，但怯于战争，在别人的拳头还没打下来之前已经在地上打滚并喊叫妈妈，他们乃晋末夹书画逃过长江的书香之家后代，当时中原受到蛮族入侵”。可幸种族退化被北方的中国人所抵消。后者“习惯于简单的思想和艰苦的生活，高大结实、壮健，热诚而有幽默感，吃大蒜，好开玩笑，乃自然之子”，他们比起南方人来“在每一方面都更蒙古化和更保守”。林氏指出中国历代的征服者从无来自长江以南。[5]
林氏认为衰老的中国民族曾承受两次“蒙古”输血，每一次都是约八百年一番历史周期之终结。第一个循环始于秦朝，终于南北朝时期（公元前221—公元588）。第二个始于隋代，终于蒙古入侵（589—1367）。现代周期则始于明代，还未结尾，但下坡路已开始，显于太平天国之乱和首都从华北迁至华南，正如前两次所发生的一般。[6]但林氏避免下结论：第三次人种更生可能和日本人的入侵共时。
林氏的说法是“种族长寿大部分得归功于这种外族血液的混合”。[7]换而言之，其他的历史民族只有一个生命周期，唯独中华民族有三个之多。林氏这个说法似乎亦非原创，恐怕是从顾颉刚处得来。顾氏在1926年说：
中国民族的衰老，似乎早已成为公认的事实。战国时，我国的文化固然为了许多民族的新结合而非常壮健，但到了汉以后便因君主的专制和儒教的垄断，把它弄得死气沉沉了。国民的身体大都是很柔弱的；知识的浅陋，感情的淡薄，志气的卑怯，哪一处不足以证明民族的衰老。假如没有五胡、契丹、女真、蒙古的侵入，使得汉族人得到一点新血液，恐怕汉族也不能苟延到今日了。现在世界各强国剧烈地压迫我们，他们的文化比我们高，他们再不会像以前的邻族一般给我们同化；经济侵略又日益加甚，逼得我们人民的生计困苦到了极端；又因他们的经济侵略诱起我们许多无谓的内争，人民死于锋镝之下的不计其数；眼看一二百年之中我们便将因穷困和残杀而灭种了！在这一方面着眼，我们民族真是衰老已甚，灭亡之期迫在目前，我们只有悲观，只有坐而待亡。但若换了一种乐观的眼光看去，原还有许多生路可寻。满蒙回藏诸族现在还在度鱼猎畜牧的生活，可以看作上古时代的人民。就是号称文明最早的汉族所居的十八省中，苗猺獞僰等未开化的种族依然很多，明清两代“改土归流”至今未尽。这许多种族还说不到壮盛，更哪里说得上衰老。就是汉族，它的文化虽是衰老，但托了专制时代“礼不下庶人”的福，教育没有普及，这衰老的文化并没有和民众发生多大的关系。所以我们若单就汉族中的知识阶级看，他们的思想与生活确免不了衰老的批判，但合了全中国的民族而观，还只可说幼稚。[8]
抗战时期的战国策派亦认为中国得天独厚，有三个生命周期，但这个斯宾格勒学派（Spenglerians）的论据是文化形态学的内在逻辑。林语堂的论证则是种族主义思想，表面上与张君俊的说法类似。但在张氏的说法里，南北两极化造成智力发展与体力发展的分家，影响到整个中国民族素质的降低。对林氏来说，南北差异却有利于种族复兴。
但把《吾国与吾民》的文本做深一步探究，林氏的真正论证并非南北对立论，后者只是一个修辞的表层，包藏的是更根本的自然与文明的对立。对林氏来说，北方人的种族元气还完整，并非由于他们居住于北温带，而是由于他们“乃自然之子”。与北温带说的内容相反，林氏说：“在南方的广东，我们又会遇见另一个不同的民族，在他们身上种族元气亦显而易见。他们吃起来像个人，工作起来也像个人。他们勤奋、无忧无虑、好花钱、好斗、好冒险、进步、脾气坏，在中国文化的表层底下维持了一个吃蛇的土著传统，显出有很浓厚的古代华南的百越之混血。”[9]五四以来，民俗研究引起对拜蛇的越文化之注意，因此林氏可能亦受了这方面的影响。[10]
林氏灵感的泉源主要不是人地学，而是欧洲世纪末以来文明与自然对立、文明脱离自然而趋于没落的话语。自然与人工的对立乃文学颓废派的中心命题，林氏从文学方面受的影响恐怕更直接。林氏的文本中即有这方面的暗示。他举例说明用伟人之名命名整个时代，就“想到罗马颓废时代的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与陆勋（Lucian）”。[11]他指的是罗马文学的白银时代——世纪末法国的颓废派则自视为该时代文学的文艺复兴运动。在20世纪20年代，林语堂与《语丝》和周氏兄弟的关系都很深。但林氏的观点可能亦有优生学方面的灵感。在林氏写书的30年代，美国的优生学运动，在高尔顿认为都市生活对人的遗传材料——胚种形质（germ plasm）——有害的学说影响下，开始倡导“回归农庄”运动。[12]30年代类似的运动包括：纳粹德国的“血与土地”（blut und Boden）运动、日本的“农本主义”和中国的乡村建设运动。林氏的折中式的思考也可能把这类极现代的思潮与道家思想等同，盖他本人也有道家的倾向。他的这种等同，就是索性不理会道家式植物化的自然主义和西方动物式自然主义间的差异——后一种美德即是林氏称颂的“蛮族”身上所具有的。
林氏的道家暗喻是显而易见的。他称颂传统中国的统治阶层，说他们“对文明有发乎自然的不信任”，说他们保留有一定程度的原始主义。“他们不只是来自乡间，也回归乡间，盖乡间生活一直被当作理想”，这个理想“深植于中国人的普遍意识”，因此“必定是今日种族健康的极大部分原因”。林氏似乎被浪漫的自然神话所迷惑：“接近自然就有身心健康。乡间的人从不退化；城市的人才退化。”[13]
但中国人历史悠久，因此也势必过度“文明”。他们的毛发、皮肤和声音都显出“几千年来的文明室内居住”。中国男人不长胡子，“这个事实使大部分中国男人不知有运用私人剃刀这回事”。在中国，男人胸口长毛是闻所未闻之事。中国女人皮肤比欧洲妇女细嫩，但她们的肌肉也相对松弛，“这个理想是透过缠足制度有意栽培的，缠足亦有其他方面的性感作用”。林氏把这种教养方式比作广东新丰的养鸡场，在那里鸡被终身关闭在黑暗的笼里，不让它们有活动空间，养成“极端细嫩”的鸡肉。中国人的声音也失去了欧洲人的那种“完满洪亮的质素”。[14]凡此种种，皆显示出颓废。
为了包含一连串的矛盾，林氏似乎树起一个以“南北”为名的两极化对立。在这个格式底下，林氏既可以说中国民族虽然已经退化，但仍能获得再生。它亦使林氏能统一互相矛盾的说法：中国民族是衰老的，他们对待人生的态度是“老奸巨猾”，[15]但换一个角度，中国漫长的历史却只是“一个延长的童年”。[16]
对维持自然和文明的辩证法来说，林氏的南北论格式其实是多余的。“野蛮民族的来临”这个命题也是多余的，因为他已经从中国本土的精英阶层身上发现原始主义的因素。此外，他亦把中国文化的稳定性归因于两个本土因素：“家族制度透过多子多孙的方法让他们［中国人］生存下去，而科举制度则发挥一种质的选择，让才能能够延续和繁殖。”[17]林氏这个优生学论点亦是抄袭得来，但他没有注明出处：潘光旦。在20年代末，潘光旦替在五四时代一度被打倒的家族制度和科举制度恢复名誉，认为它们对中国文化异常的持续性有功。[18]
林氏笔下所谓南与北的意义是十分随意的。同一个南北论格式可以导致完全相反的结论。例如，德国的理查·威廉即认为“反归自然”乃道家式的南方之特征，但这个南方并非和儒家式的北方对立，而是彼此相辅相成。[19]
[1]Lin Yutang，op.cit.，pp.16—17.
[2]Ibid.，p.23.
[3]Ibid.，p.27.
[4]Ibid.，p.24.
[5]Lin Yutang，op.cit.，pp.18—19.
[6]Ibid.，pp.29—30.
[7]Ibid.，p.34.
[8]顾颉刚：《古史辨自序》，收入顾颉刚编：《古史辨》第1册，北京：朴社，1926年，第89—90页。
[9]Lin Yutang，op.cit.，p.16.
[10]Wolfram Eberhard，The Local Cultures ofSouth and East China（Leiden：E.J.Brill，1968），p.380.
[11]Lin Yutang，op.cit.，p.16.
[12]Pickens，op.cit.，pp.59，96.
[13]Lin Yutang，op.cit.，p.36.
[14]Ibid.，pp.26—27.
[15]Lin Yutang，op.cit.，pp.52—57.
[16]Ibid.，p.140.
[17]Ibid.，p.35.
[18]潘光旦：《人文选择与中华民族——两个制度的讨论》，《新月》第3卷第2号（1929年4月10日），第1—20页。
[19]Wilhelm，op.cit.，pp.357—358.
区域类型学的风行一时
林语堂的南北论，除了作为自然和文明之间的紧张的一种修辞粉饰之外，还有其他的功能，它是一面大伞，把所有的区域性差异都包进去了。除了黄河、长江和广东这三个区域之外，林氏特别提到湖北人，他们“永不气馁”，号称“九头鸟”。他亦特别提到湖南人，“他们在军事上杰出［指湖南产生湘军之类］，也以锲而不舍著名”。[1]这种用南北论来概括区域性差异的做法，亦为哥伦比亚大学训练出来的人类学家胡先缙所沿用。
在40年代末期，胡氏为坐落于哥伦比亚大学的当代文化研究计划（Research in Contemporary Cultures）预备了一份有关中国地域性差异的文件：《华北与华南的差异》。她用“华南”一词包括长江以南的全部产米区，并指出：虽然在地理学和环境学的意义上来说，存在着一个“华中”地区，但在社会风俗上来说，“在中国人心目中，他的国家只有华北、华南之分”。[2]
胡氏遵从当时学术界的共识：自从宋代以来，长江流域开始占上风，在科举制度方面，南方提供了大多数的中举者，因此在政府方面占压倒性多数。南方在文学、学术、艺术、商业、工艺和科学等方面都占领导地位。在现代，在大学里，不论是教职员还是学生的人数，南方人皆占多数。[3]
在气质方面，华南与华北的区别至为显著。“北方人比较沉默，脑筋也较迟钝”，南方人则“脑筋敏捷，谈吐和行动上都较快捷”。南方人较容易激动，也勇于改进。南方人虽然喜争吵，但脾气很快散发掉。相形之下，在北方，如发生这种情形，一般会诉诸调解，因此很少发生骂街或家里的争吵，但一个人到了极怒时最易倾向暴力行动。北平人特别精于调解两极的争端，北平的警察被调到上海，因为他们善于调停人力车夫和顾客间的争执，纵使他们不谙于上海方言，脑筋也比较迟钝。[4]
总的来说，北方人，如身为下属的话比较听话，而南方人则比较坚持一己的“权利”。当兵的人大部分是北方人，因为他们比较能接受纪律，体格也比较强壮。南方人由于自利意识高度发展的缘故，互相妒忌心较明显，家庭纠纷也较北方为甚。在华南，街市比较嘈杂，讨价还价时的嘴脸也比较不好看。在华北，受良好训练的店员一般来说对顾客的态度较好。[5]
胡氏乃中国“面子”问题的权威。[6]因此，她亦深入探讨南北“面子”观的差异。她认为中国人把“面子”分成“面子”和“脸”两个方面。南方的行为模式偏重竞争和在人际关系上提高一己的声望，因此对“面子”的考虑压倒一切。为了达到上述目的，他们会比北方人更不要“脸”。北方人则比较看重“脸”。为了“面子”，南方人会在朋友面前表现大方好客，但私底下可能很节省。北方人则只对最好的朋友表现好客，但总的来说，他们会用节省的外表行为来掩藏一己的财富。[7]
胡氏认为华南与华北的妇女亦有极大的不同，但她倾向于把这些差异两极化。南方的妇女“脾气较坏、较易激动、较多言、言辞和动作较快，可能比男人还快”。她们在衣着和化妆方面都比较多姿多彩。她们对旧家族模式的容忍度亦低于北方的姐妹们。她们在言谈上比较尖酸刻薄，也倾向于用自杀方式做出抗议。相形之下，北方妇女“比较安静和好脾气”。“她的动作是安静的，她的衣着也极不显眼。”她们倾向于平淡。北方妇女对夫家也较南方妇女听话。[8]
顺着梁启超和刘光汉的思路，胡氏也涉猎南北艺术风格的不同：“北方的艺术是凝重、静态，强调对称的；华南的却是优雅、活泼、愉快的。”[9]胡氏认为，南方人总的来说比较有艺术倾向。[10]至于两地的烹调术，华南的也比较精致，南方人的味觉和嗅觉都比较敏锐。胡氏亦提供有关南北两地“清洁习惯”的细节。她的某些观察是饶富趣味的，不是土生的民俗学家可能就不太留意。例如：“南方人认为北方人肮脏，因为他不常洗澡，而北方人却认为南方人不文明，因为他用洗过了脸的水洗身体其他部位，甚至把鞋子放在桌上。”[11]在暴露身体方面，南北妇女的态度也绝不同。北方妇女不介意在公众场所光上身，但对腿部和脚则是掩藏的。许多过了中年的妇女甚至在夏天的时候当众暴露乳房。儿童则常常赤身露体。在华南，不论成人或儿童都穿衣服，但她们对赤脚则不太在乎。[12]
胡氏亦讨论南北方彼此对对方的类型化。南方人看不起北方人，在他们心目中，北方人“迟钝、愚蠢、粗鲁不文、缺乏想象力，机智不足”，即使他们承认北方人在性格方面较稳定和诚实。而在北方人眼中，南方人则是既狡猾又诈欺。[13]
胡氏亦深入探讨各省的差异。和张君俊与林语堂一般，她认为湖北人特别爱争论而赢得了“九头鸟”之名。她似乎赞同张君俊的看法，视长江流域一带的人较北方人为缺少毅力和不可靠。[14]在她心目中，北方人中山东人办事最彻底、最有坚持性，也最固执，他们在可靠性方面的名誉压倒邻居的河北人。但东北的山东人——在东北他们占大多数——在性格方面则不同。在这里，胡氏援用亨廷顿式的论点：“移民一般来说不符合他们家园的行为模式”，因为他们一般具有“不服权威而好冒险的精神”。因此，“相对华北人整体来说，他们被认为较不可靠，亦倾向于机会主义”。为了达到目的，东北的山东人不惜运用暴力和诡计。[15]
胡氏认为：湖南人则会为原则而斗争。他们在坚持信念方面闻名。在现代中国，该省份既出产了众多的革命领袖，也出产了有名的保守派。[16]另一个省份河南的原住民亦以偶发性暴力出名，虽然总的来说他们被认为脑子迟钝。[17]
德国民俗学家艾伯华的一份1965年的调查显示胡先缙的类型学之持续。该份调查再度肯定：在中国人心目中有一种“北方人类型”，其最典型的代表是山东河北一带的住民。这类人被认为是“率直、诚实、简单和有持久力”。在中国人眼中，另有一种“扬子江类型”，以江浙一带最具代表性，他们一般被类型化为“聪明、敏捷、狡猾的生意人”。还有一种“西南类型”，以湖南为中心，但亦包括豫南，“这类中国人情绪化，性格暴烈”。[18]
南北论的痕迹，在许烺光的《美国人与中国人》（Americans and Chinese）（1953）一书中亦可觉察。许氏虽然视中国与美国为两个对立的文化形态，但他亦考虑到中国本身内部的区域性差异。可预料地，他心目中的区域性差异又是保守的北方与进步的南方的对比：“在华南与西南，中产之家的良家妇女抛头露面，甚于华北者。在后一地区，妇女跑到田里给父兄和丈夫送午饭，但一般来说自己本身不在田里面工作。在南方，农夫的妻女多和她们的男人一起干活。”[19]
[1]Lin Yutang，op.cit.，p.19.
[2]Hu Hsien-ching，“Difference between North and South Chinese”，美国国会图书馆特藏组玛嘉列·米德文件——当代文化研究部分（MMP RCC），G 22，v.3，Ch 38，p.1。
[3]Ibid.，pp.7—8.
[4]Ibid.，pp.1—4.
[5]Ibid.，pp.4—5.
[6]Hu Hsien-ching.“The Chinese Concepts of‘Face’”，American Anthropologist，46：1（1944），pp.45—64.
[7]Hu，“Difference”，pp.5—6.
[8]Ibid.，pp.6—7.
[9]Ibid.，p.8.
[10]Ibid.，p.8.
[11]Ibid.，p.11.
[12]Ibid.，pp.11—12.
[13]Hu，“Difference，”，p.16.
[14]Ibid.，p.17.
[15]Ibid.，pp.21—22.
[16]Ibid.，p.18.
[17]Ibid.，p.21.
[18]Wolfram Eberhard，“Chinese Regional Stereotypes，”Asian Survey，5：12（December 1965），p.598.
[19]在此处我引用许书第3版Americans and Chinese，subtitled Passage to Differences（Honolulu：The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1981），p.65
尾声
1989年之后，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受到顿挫，因此，邓小平在1992年亲自前往华南以及东南沿海的经济特区巡视，为改革开放打气，发表了南方讲话。历史的时针似乎又回到了清末：变革的原动力来自南方，而政治中心所在地的北方则是保守的。
但是，历史的时针难道真的是固定了的，还是已经走了几圈，恰好回到了原点？1994年出现了一部南北论的最新样本，也可能是这类论说最后的一个样本：杨东平的《城市季风：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1]它用上海和北京这个“双城记”故事作为经纬，来勾画出中国近现代史的大变动。该书指出：一个世纪以来，上海和北京是轮番地成为全国革命中心的，中国的革命性变革无疑始自华南，但至1949年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革命中心已经转移到北京，这个领导权在“文革”期间又为上海所夺。但变革是否即“进步”，杨东平对此具爱憎双重感情，他视“文革”期间旧北平知识分子群的消逝为旧中国文化精神的湮灭，和解放初年北京城墙以“反封建”之名被拆毁一般，勾起他的悲怆情怀。
《城市季风》讨论一个世纪以来两地的不同风格、生活习惯、建筑和文学，师承的是民国时代“京派”“海派”之争，更往上溯则是冈仓天心、梁启超、刘光汉、王国维、李长之等人的南北文化歧异论。杨东平新添增的部分是改革开放以来“新海派”和“新京派”的兴起。他也用南北论来观照中国的性别问题。在这里，亦勾起他的爱憎双重感情。书中似乎庆幸上海的女性角色少受历次政治运动的影响，她们重安适的家庭生活和物质享受，并保留了女性的风情和韵味，但同样的上海都市环境却造成男性阳刚的隳沉，以及两性关系里的阴盛阳衰。北方整个地来说似乎是男性化的，但男性“阳刚”的方式是耍“痞子”，女性则是政治化、抗拒婚姻，但在爱情里保持天真和幻想。整体来说，中国的性别对比是阴盛阳衰，在这里，杨东平的看法基本上有民国以来人种退化说的余味。他的解决方案之一是将两性受中学教育的地点作广泛的对调，似乎亦有康有为和张君俊的影子在：前者希望人种移民到北温带后会变白皙，后者曾敦促政府鼓励南方人才移民华北，以便重新振兴华北。
在《城市季风》的最后一章“三足鼎立：90年代新格局”里，作者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的兴起，足以与北京和上海分庭抗礼。这与梁启超在1902年看好“西江流域之发达”和朱谦之在1932年把中国的复兴寄望于“珠江流域”遥相呼应。但广东省的兴起似乎是一个更大的图像的一个小部分而已。
在20世纪末，情况已经逐渐明朗化：中国在新世纪甚至新千年面临的难题是发展大西部。就今日中国来说，整个东部，从东北、华北、华南到岭南都已经发展了起来，跟不上的是整个大西部。这个新形势，是否会像民国时代的南北战争造就了南北论的风行一时般，将促成一种东西两极论的诞生？该有这个可能。我们实在必须探讨：为什么古代的关中富庶甲天下，但至宋代不只落于江南之后，甚至也不如关东？这该与“运河中心时代”之滥觞有关。如果大运河造成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人口重心的东向位移，那么，清代中叶后朝“通商口岸时代”之演变则是重心进一步地移向东海岸。总的来说，这与世界史的海洋时代的来临有关，这个时代该始自蒙古大帝国散架后印度洋地区的兴起，相应的是内亚洲丝绸之路的没落。耐人寻味的是：中国历代来自内亚洲的外患也有从西北方朝东北方位移的倾向，其端倪已见于安史之乱，从宋代开始直至民国，可说亡国的契机皆来自东北，因此，近一千年来的国都皆必须同时定在运河的北端和东北国防线上，亦即北京。这诸般现象非本文范围所能及，将在我的新研究计划《中国千年回顾》里予以深入探究。
[1]杨东平：前引书，共564页。
